季娇 王璞
摘 要：在全球教育中，历史教育占据重要地位，是青少年追根溯源、形成国家认同的关键途径。历史教育不应局限于简单的事实传递，还需创造具有体验性的情境，以深化历史教育效果。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开展的学生档案项目开拓了历史教育的新场域、新主体和新方式。该馆通过实践、对话、研究、共享的机制，鼓励学生挖掘历史、记录历史和展现历史；
通过强化教学互动，建立个人与集体、个体与国家、过去与现在的联结；
通过个人叙事的视角激发学生产生历史共鸣；
通过提高教学一体化以完善馆校协同育人机制，让历史教育在真实生活中展现生命力，进一步提升历史教育的生态效果。该案例对拓展历史教育场域和改进历史教育方式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历史教育；
博物馆；
馆校合作；
历史共鸣
中图分类号：G4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4-8502（2023）02-0022-10
作者简介：季娇，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博物馆教育；
王璞，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一面镜子”等一系列生动的比喻强调了历史教育的重要地位[1]。历史教育是培育青少年家国情怀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重要使命[2]。目前，学校课堂是历史教育的主阵地。在教育过程中，传播史实性知识是历史教育的重点，这让历史教育具有强调记忆和重视灌输的特点。同时，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使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扮演被动的知识接收者的角色，缺乏与历史产生共鸣和构建历史与个体的情感联结的机遇。为了提升学史成效，历史教育需在教育场域、教育主体和教育方式上进行改革创新。
博物馆作为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3]，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教育优势。与学校相比，博物馆推进历史教育具有资源丰富、情景再现和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等优势。这些优势让博物馆能够拓展传统的历史教育场域、鼓励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创新历史教育方法[4]。基于资源互补的视角，学校应加强与博物馆合作，开创历史教育新局面。当前，我国馆校合作协同育人尚处于探索阶段，可能还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学生档案项目（student archivist project），从鼓励和引导学生开展口述史研究的视角，为学生和教师提供资源支持和方法引导，在帮助学生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理解战争对当代国民的影响、增强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的主人翁意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通过剖析该项目的设计思路、实施方案以凝练经验，为我国探索馆校合作方式和推进历史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一、学生档案项目的历史境遇：历史教育的逻辑起点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一历史事件给新加坡国家发展和人民身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创伤，被殖民的历史构成了新加坡国家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记忆需要传承，历史教育成为传承国家记忆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殖民的生活逐渐远去，不断涌现的新一代诞生于和平年代，仅凭个体当下的生活体验和影像书本资料的描述难以理解战争与殖民、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同时，战争直接经历者不断逝去，是历史教育资源的重大流失。新一代“历史冷漠”的蔓延和老一辈“历史见证者”的消亡，使国家记忆的传承面临着中断的危机。
为点燃青少年对历史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深入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新加坡历史的动力与兴趣，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针对14～21岁的青少年推出学生档案馆校合作项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推出的这一项目为以学校课堂为重要阵地、以教师讲授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历史教育改革带来崭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博物馆不仅是一种地标性的建筑表征，而且在构建知识型社会和公民终身学习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其历史文物研究、储存和展示功能，使得自身具有丰厚的历史物质资源和专业的研究队伍。因此，博物馆能够通过馆校合作的方式为学生历史素養的提升提供空间场域、学习资源和专业指导。
在本案例中，学生档案项目属于持续周期较长的馆校合作项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人和教育者引导青少年学习如何开展口述史研究，并鼓励学生在真实生活中对身边经历过战争的老人进行访谈，以此了解战争直接经历者和战争间接经历者的生命叙事。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指导学生对访谈收集的口述史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存档及多元化呈现。最终，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共收到120名学生提交的50份报告（其中97名学生组队合作）。这50份报告作为平民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被保存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中。同时，博物馆带领参与学生对档案材料进行二次加工，选取其中的6个故事及访谈视频片段，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2017年9月开幕的“见证战争：铭记1942年”主题展览中呈现。在展出期间，博物馆收到1 500多封观众来信和近10000张观众反馈卡，这些来信和反馈卡表达了他们参观该展览时产生的感想和共鸣。
二、学生档案项目的特征分析：历史教育的创新机遇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学生档案项目不局限于单纯的“教”与“学”，而是通过多样化方式赋予学生多重角色。博物馆借助自身的空间、人力、资源优势，引导参与项目的青少年不断在学生、亲人、新加坡人、研究者和策展人等多元身份中自由转换。因此，在该项目中，学生既是历史的学习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学生不仅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的客观史实，还感受到在战争中或战争后民众的具体生活体验；
学生不仅获得了与战争相关的事实性信息，还提升了历史研究的科学素养。因此，该项目改变了传统的历史教育模式，在博物馆的新场域中，展现了历史教育的生命力。
（一）鼓励多元对话：赋予历史教育实践导向
在传统的历史教育中，教师以教科书为载体，向学生传递史实。在这种传授式的教学方法中，教师是权威的历史知识拥有者，学生则是被动的历史知识接受者。教科书往往着重向学生提供历史事件的客观结果和单一化的事件过程，有限的课堂资源无法对事件过程和多方观点进行深入、全面呈现，导致课堂历史教学陷入“只见头尾，难窥其身”的架空状态。框架化的叙事、同质化的描述、强调记忆的考核方式均使学生对历史教科书甚至对课堂产生抵触。这一观点也在学生档案项目开展的前置性评估中得到印证。在项目开展的前期会议上，青少年参与者表示，他们厌倦了历史教科书中的惯常叙事方式。例如，在被占领期间，面对食物匮乏的困境，战争幸存者只能靠进食木薯和红薯得以生存等描述[6]93。因此，加强教科书内容与真实历史事件的联结需探索并汲取书本外的历史资源。
在学生档案项目中，博物馆通过开展口述史研究的实践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对历史的认知。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对话过程。首先，学生需要与战争经历者进行直接对话。通过直接对话，学生能够体会到自身是历史的记录者和建构者，由此培养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责任感。具体而言，在博物馆的支持、引导和鼓励下，青少年学生通过对身边直接或间接经历过战争的新加坡人进行口述史访谈，挖掘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作为个体生命所蕴含的故事，而这些个体正是平日生活中大家实实在在见到的邻居、前辈和亲人。这种联结感能够让学生真切地感知到战争对平民百姓造成的深远影响。
其次，学生需要与自我对话。学生需要基于收集的口述史资料进行反思和自我对话，以理解被访者讲述的故事意义。也就是说，通过鼓励对话构建的实践教学模式不是简单的对话聊天，而是让学生建立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资料阐释的系统性思维。这个系统性的实践过程让学生充分体验到自己收集的口述史资料不同于教科书上客观、宏大的叙述方式。相反，自己收集的资料具有故事性、情境性和体验性，这些资料是立体、有血有肉、有温度、有联结感、有生命力的。因此，在前期收集的对话资料的基础上，学生还要不断地理解被访者话语的意义，而这个过程恰恰是学生与自我对话的过程。
最后，学生需要与观众对话。在此项目中，虽然学生没有直接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但是在参与策展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学习站在一个观众的视角假想观众的偏好，这种与观众的想象性对话能够帮助学生思考如何合理地向他人呈现和讲述自己收集的故事，以更好地让属于个体的故事激发集体的情感共鸣。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最终对学生档案项目的成果展出，赋予了学生参与策展的共同创造者身份，开辟了国家历史叙事的新渠道，使得代际对话获得更深层次的意义。
因此，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学生档案项目通过鼓励对话的方式让历史教育具有实践的向度，从研究培训至实操演练，从史料搜集到成果展出，形成了完整的互动链，让历史教育具有了动态性。
（二）培育研究思维：保障历史教育科学本性
传统的历史教育存在着重结果轻过程、重史实轻方法的现状。因此，在历史教育过程中，方法论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如对如何传承历史、如何记录历史等问题的阐述常处于空白状态，因而造成了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面。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学生档案项目突破这一局限，通过指导学生遵循规范的口述史研究流程，以提高学生对历史记录科学性的感知度，为培养学生的研究思维进而理解历史提供重要保障。具體而言，该项目通过以下举措让学生感知历史教育的科学性。
首先，确定受访对象的筛选标准，确保口述史研究具有代表性。学生在博物馆老师的指导下，确定了受访对象的筛选标准。一是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年长受访者；
二是经历或见证了1942年新加坡沦陷的战争直接经历者，或者生活或家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影响的战争间接经历者。
其次，制定一致的访谈框架，明确口述史研究的边界和核心。访谈的目的是搜集个人化视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因此，访谈提纲以“战争经历”作为关键词进行设计，根据两种不同的战争经历者类型，要求学生选择具体的战争事件，有针对性地设计访谈提纲。例如，面对战争直接经历者，学生围绕新加坡沦陷等关键事件，让受访者通过个体化视角回溯个人的认知、情绪、行为和其他方面的感受；
面对战争间接经历者，学生围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财产损失、举家迁移、亲人逝去等物质伤害和精神伤害为访谈内容，探索战争给战争亲历者的后世家庭、生活、职业等带来的影响[7]。
再次，规范访谈流程，确保口述史研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下属的口述历史中心是学生档案项目的另一家合作单位。在学生开展正式的口述史访谈前，口述历史中心为学生举办了访谈和转录研讨会，提供了研究方法的专业指导[6]95。具体而言，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如何确定数据搜集范围、构建访谈结构框架、开展访谈活动和转录记载访谈内容等。经过专业训练后，学生能够掌握识别潜在合适受访者的技巧，学会设计访谈提纲与问题、主导并把控访谈走向、熟练完成访谈工作并形成完整的访谈文字与音频记录。
最后，严格遵守学术伦理道德标准，让学生理解历史研究的“人性”，让学生了解研究者和被访者分别拥有的权利和需要履行的义务，也学会尊重历史经历者和创造者。学生档案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受访者同意受访的表格和相关培训，以规范学生的研究行为。
综上所述，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流程和研究伦理道德等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本案例中，博物馆将如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引入对学生开展的口述史研究培训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培养了学生的研究性思维，让学生体会到历史是不断被挖掘、被记录的过程。并且，挖掘历史和记录历史的工作需遵循严谨、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学习，可能比让学生单纯记忆年代、人物、事件和影响更能促进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
（三）提供资源保障：创造历史教育共建机遇
历史教育不应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场域，因此历史教育不能由学校或博物馆单方面承担。馆校双方应该有效互补和衔接，才能实现历史教育的效果最大化。基于此，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在馆校协同育人方面的举措值得借鉴。为了让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展厅中获得有意义的参观体验，也为了辅助老师带领学生在博物馆开展有意义的引导式教学，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基于展览内容开发了内容丰富的教师教学资源包。
教师教学资源包以博物馆参观手册为主。该手册基于展览内容，分为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政治五个板块。五个板块分别挑选与战争主题相符且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或故事，并在每个板块最后提供一定数量的启发式问题，供教师在教学设计或引导学生参观和讨论时使用。例如，在文化方面，参观手册包含战争期间体现文化侵略的展品（包含电影海报、明信片等）。在相关展品图例介绍结束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设计了非常具有批判性和探究性的思考题。例如，战争期间，为什么侵略者要制作这些电影、明信片和海报？战争期间，这些宣传资料的目标受众是谁？战争期间，这些展品能否真实反映侵略者对待新加坡文化的态度[8]？
此外，该手册在结尾处提供了可供学生撰写参观感想的栏目（见图1）。通过学习单的方式，指导教师引导学生对比参观展览前后自身对日本攻占新加坡的认知变化，同时鼓励学生通过扮演历史学家等角色以提高参观效果（见图2）。
该手册不仅在历史教育内容上提供了详细描述和解释，还在教学方法上提供了多樣化的引导，让历史教育具有生动性、互动性和启发性。作为教学资源，该手册为馆校合作开展历史教育创造了新的路径。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手册为学校课堂教学的策划、准备、实施和评估提供参考。例如，教师可以基于手册的图例和问题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对相关内容进行具体的、有深度的讨论。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借助该手册带领学生在对应展览区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式参观学习。因此，该手册作为一种资源和媒介，让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共建具有了深度和可持续性。
三、学生档案项目的启示意义：历史教育的改革方向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学生档案项目赋予了博物馆多重身份，让博物馆在培育青少年学生的历史素养过程中发挥了多元作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作为教育平台，引导青少年学生发现、记录并理解身边的历史。作为联结纽带，该馆联络周边资源为学生学习历史提供多样化的资源保障；
作为展陈机构，该馆保存并展示学生作为研究者的劳动成果。向公众展示项目成果，一方面是对参与项目的学生及受访者的尊重，另一方面能够让公众感受到历史就在身边。由此看来，学生档案项目以博物馆为纽带，通过博物馆带领青少年学生开展科学研究、进行代际对话、参与策展等多种方式，赋予学生多元身份，发挥了博物馆的实践育人功效，为历史教育在教育场域、教育方法和教育资源等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方向。
（一）建构意义：建立个体与国家的命运联结
历史教科书容量与课堂学习时间的限制，使得课堂历史教育往往呈现出高度凝练和宏大叙事的氛围特征，这导致历史教育具有抽象性和数据化的特征。站在学习者的视角反思，面对大量的历史年份、人物数量、地域变迁和事件描述等机械静态的信息，学生最易产生的困惑即是：“这段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者”视角的被动学习，导致学生学习意义不清，学习价值不明，让其难以感受到“我”作为一个民众与战争受难者的关系，难以感受到“我”作为一个个体与国家命运的联结。
综合分析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学生档案活动策划发现，这个项目不同往常，另辟蹊径。通过多元化互动的方式，让学生在远去的历史与当前的现实之间，在感同身受的亲人体验与客观描述的研究者视角之间进行转换，让历史教育超越课堂，超越教科书，进而富有真实感和具体性。此外，学生通过口述史收集的展品被展陈在公众面前，是对其本人学习成果的极大认可。因此，这个项目通过多元互动的方式在博物馆空间中赋予历史教育生命的意义。一名参与该项目的高中生表示：“口述历史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极其丰富的经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是一个不断被讲述的故事，我们观看了无数关于日机轰炸新加坡的纪录片，也听了许多老人谈论当时的惨烈场景的采访。然而，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坐在老年人的对面采访他们，说出我们的问题和想法。”[6]97相比于书本平铺直叙的历史描述和博物馆历史遗迹的单一陈列，学生档案项目使历史的苦难再现于战争经历者的口述中，使战争的惨烈反映至现实的人，从而将宏观历史聚焦于具体生活，将国家命运联结到个人发展。这种联结是树立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首要步骤。因此，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学生档案项目的重要启示之一即是：在历史教育中通过体验获得意义，是强化学生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联结”的重要方式。
（二）叙述故事：塑造学习者的情感共鸣
历史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是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环节。涵养爱国主义精神，是建立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历史认同等共识的过程，是形成维护国家安全、领土主权、人民利益等共为的过程。从共识到共为，需要实现从“个体发展与国家命运相关”理性认知到“以青春小我融入强国大我”奋斗自觉的知行飞跃。理性认知是有效学习的前提基础。如前所述，历史教育中融入个人化的视角，能够让学习者从意义层面领悟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性，为有效学习提供重要支撑。此外，情感共鸣更是有效学习的动力保障。在本案例中，参与项目的学生正是通过搜集、整理和再现身边二战亲历者的故事形成情感共鸣，这也正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学生档案项目给予历史教育的另一点启示。
在口述史访谈过程中，学生需要在家庭和社区范围内寻求受访者，通过访谈身边的人以寻找历史线索，因此，受访者的回忆和讲述往往更能给学生和参观者带来情感的震撼。一名参观完展览的大学生在观众留言中写道：“听完受访者的战时故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们这一代人只通过故事、电影、电视节目或博物馆展览了解这场战争——只有在听完大卫（受访者）的故事后，我才切身感受到对一个年轻男孩来说，占领是什么样的。这听起来非常可怕和危险，好像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杀死一样……我开始意识到不要把任何安全或保障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永远感谢我们国家现在拥有的和平。”[6]98又如另一位参与项目的高中生回忆，在决定采访自己的祖父前，他“从来不知道祖父的个人经历是如此独特和有价值”[6]99。参加学生档案项目后，该名高中生发现自己与祖父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频率明显提高，也明白为什么祖父在经历战争期间的饥荒后经常坚持吃完他盘子里的所有食物。也就是说，个人故事的真实性，为学习者产生情感共鸣提供基点。
由此可见，建立联结与情感共鸣是历史教育成功的两个重要节点。通过建构意义建立个体与国家的联结是情感共鸣产生的前提，通过叙述故事产生情感共鸣能够加强个人与国家的联结，进而促进学生反思和感悟当代生活。例如，项目中一名学生说道：“尽管受访者没有给我们任何鼓励的话，我仍然受到她身上的毅力和韧性的激励。在国家沦陷的背景下，有些人完全失去了希望，甚至在战争期间自杀，但受访者对自己充满了希望……人们携手合作，互相照顾。他们尽最大努力生存下来，寻找食物和一个远离日本人的地方。”[6]98-99因此，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学生档案项目提供的启示是：历史教育可以借鉴叙述故事的方法，从历史切入，依托博物馆历史展品，让观众感受到展品的故事性，以“故事”的历史叙述方式激发观众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进行对比和反思，进一步产生对历史战争的敬畏和对当下和平的珍惜。
（三）协同育人：完善馆校双方联动机制
学生档案项目提供的建构意义和叙述故事这两点启示立足于学习者的个体层面。事实上，一个有效运作的教育生态系统还需要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在本案例中，通过馆校合作，博物馆方提供师资指导学生开展口述史研究，并基于口述史研究成果丰富展览内容。此外，博物馆方还为学校教师提供以参观手册为主的教学资源。这些具体的举措都为构建馆校合作协同育人机制提供了可能性。这些举措充分说明，好的历史教育需要突破学校的边界，积极运用社会文化资源，形成协同育人的共同体力量，以丰富历史教育的师资、素材、场域和方式。
历史不是象牙塔里的历史，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不是展陈架上的历史，而是每个人的历史，每个家庭的历史，每个城市的历史，每个国家的历史。学校和博物馆都在为“人”的历史教育服务。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有着强灌输性和高抽象性等特点。博物馆作为国家记忆的展陈空间，为教育提供了情境性和体验性的机遇。因此，博物馆和学校应该在教育中打破藩篱，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建立完善的馆校协同育人机制，提升立德树人的效果。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学生档案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对教育资源和教育策略进行了精心设计，有效调动学校、社会和博物馆的多方力量，形成强大育人合力，让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够跨越时空限制。相較而言，馆校合作虽在我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还存在大规模参观、走马观花、一次参观等重形式轻内容的局面[9][10]。对比我国馆校合作存在的同质化、表面化和硬融入的问题，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学生档案项目的做法为创新教育合作开展方式和内容，挖掘资源潜力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提供了借鉴。
合作机制在项目顺利进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馆校”而言，一方面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与学校合作，主动联系符合项目年龄和年级要求的学生，另一方面参与的学校积极配合，将学生档案项目正式纳入本校的工作中，并为学生专门安排时间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学校教师也在学生项目的整体进度和完成方面发挥了答疑解惑和指导作用。对馆内自身而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下属的口述历史中心为学生研究提供了统一的专业指导，包括举办采访和转录研讨会，以及分享研究的实操步骤和注意事项，如怎样选择合适的受访者以及受访者需要签署知情表格等[6]94。研究前的专业培训为保证项目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石。对“馆社”而言，项目的另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是名为“先锋一代办公室”的社区组织，旨在吸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该组织能够为缺少合适受访者的学生搭建与战争幸存者沟通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多方力量的合作，为学生开展项目汇聚了丰富资源，如遇到语言障碍问题时，学生能够及时获得有效帮助。具体而言，受访者中许多80岁以上的战时幸存者不会说或听不懂英语，学生能够向父母、亲戚、老师以及社区先锋一代办公室和长者活动中心的志愿者寻求帮助，以顺利完成口译和笔译等记录工作[6]96。所以，该项目的成功真正意义上是共同体合力育人的结果。
因此，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学生档案项目提供的第三点启示是：在我国拥有丰富的博物馆资源基础上，应该以项目为桥梁构建馆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开发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教育项目，为博物馆资源运用注入活力。这不仅是对历史教育发展诉求的回应，更为实现“大教育观”创造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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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s and History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rom the Student Archivist Project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JI Jiao， WANG Pu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y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education， which is a critical path for young people to formulate belonging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education is not simple transmission of historical facts. Instead， as an educator， it is critical to create authentic contex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make sense of how history is constructed. The Student Archivist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has set a valuable example to conduct history education in a meaningful approach. Through the new mechanism of practice， dialogue， research and sharing， the museum encourages students to excavate， record and display history;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aching interaction， it establish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l and country， past and present; From person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it stimulates students to form historical resonance; by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can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library and school， let history education show vitality in real lif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ffect of history education. This case thus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expanding the field of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forming the way of history education.
Keyword：
History Education; Museum; Museum-School Cooperation; Historical Resonance
（責任编辑：霍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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