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川北佃农家的少年，看起来有些老成——眉峰上扬，颧骨高突，巴蜀男儿，盖有英气矣。
少年大号唤作朱代珍，祖母和乡邻更愿称其“阿狗”“狗娃子”。后来，少年参加科举考试，“朱代珍”成了“朱建德”。再后来，他去往云南，决意再次改名。这个名字，日后震动华夏，如雷贯耳，也成为民族记忆中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朱德”。
在川北老家时的朱德。
朱德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川北农家小院。（本刊记者 付玉梅 / 摄）
回首他的年少岁月，可以推测，风吹日晒的田间劳作、机敏好动的豪爽性情，定然使他拥有一身黝黑的肤色。他站在四川盆地火热的日头下，望着周遭耸立的重山，这无尽的屏障，似乎把村子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年少的他格外留意一条通往山外的路，常常跟在过路的外乡人后头，直到人家将他赶回去，他还一步三回头地顾盼路的尽头。那里，是屏障裂开的一道缝隙，背后藏着的，是彼时的少年难以想见却充满好奇的光怪陆离。
202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这个小山村，站在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的展览板前，与年少的他“相遇”。我们想探寻：当初那个少年是如何越过山丘，如愿见着不朽，成为举世皆知的“朱老总”的？从这里出发，一头扎进近代中国波澜壮阔又波谲云诡的舞台中，哪些人与事，共同镌刻出这个闪亮的名字？
一进山，豪情扑面而来。谷雨时节，川北的山林裹满绿色。路面不算宽，时不时闪出几个农户，背着背篓。司机一路飞驰，娴熟地踩下一个个急刹车。遇见下山的熟人，摇下窗，用方言开吼：“认不得我咧！”高亢的嗓音和笑声飘荡在山谷里。坐在后座，记者使劲拉着紧绷的安全带。
约莫40分钟，记者抵达四川省仪陇县琳琅村，朱德出生在这里。眼前这座青瓦房面的三合院，原是一个丁姓地主废弃的粮仓，后来租给朱德一家栖身。房子西侧有一个六面都是板壁的仓屋，就是朱德呱呱坠地的地方，简陋的木板床、桌椅、衣柜都挤在昏黄的灯光里。
朱德生活在一个很能吃苦、又有纪律的佃农家庭里。他称祖父为“中国标本式”农民，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则是家中指挥全局的人，一声吆喝，谁也逃不过，轮番下地、喂猪、割草、放牛。他后来回忆：“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好像根本不知道饿。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
如果要在童年里找些甜蜜时刻，朱德会回想起巴掌大小的芬芳野花，以及炎热夏日里可以一头扎进去的小河，还有母亲的摇篮曲——“月如眉，月如弓。月如眉，月如镰。不似眉头常皱。”
母亲钟氏共生下13个孩子，朱德排行第四。家里“养不起那么多张嘴”，只活下来6个男孩、2个女孩。两岁时，朱德被过继给了伯父朱世连，成为养子。
朱德从未怀疑过母亲的爱。在记忆中，她从未责骂过他一句。可是，她总为家事忙得不可开交。唯有在哼唱摇篮曲时，母亲才专属于他，还会边唱边用眉毛给他做表情。
钟氏体格健壮，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常年干活，面色黝黑，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写着贤惠和忧愁。朱德曾说，自己长得很像母亲。不只是样貌，他在性格方面也与母亲很相像。钟氏性情温良，从不发脾气，对上孝敬长辈，对下爱护子侄，和妯娌、叔伯关系也打点得很好，大家都很敬重她。
钟氏自幼生活在一个江湖艺人家庭，从小就跟着父母跑码头，饱尝人间辛酸。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却总是同情比自己更穷苦的百姓。遇到叫花子上门时，她总设法给点吃的，还要说上几句宽慰的话。朱德认为：“母亲同情疾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
“钟氏虽然养育着众多子女，日夜忙碌，但始终秉承着勤劳的习惯、待人的善心、温顺的脾性，朱德也在耳濡目染中习得。尤其是有耐心、有同情心，这两点几乎构成了朱德一辈子的品德底色。”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宝璋告诉记者，母亲给朱德带来的赤子之心，伴随了他的一生。
父亲的形象则有些不同。生父朱世林是个脾气火爆、容易冲动的汉子。养父朱世连治家严谨，干活勤快，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时常得为全家打主意。
席聘三先生開设的席家砭私塾。
唯独在一件事上，朱世连大方得出人意料，那就是对朱德的教育。朱德6岁那年，伯父颇有远见地提出，拿出省吃俭用存下的钱，送他去家族药铺垭私塾读书。朱德回忆：“家里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但是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家人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钟氏虽然没有文化，也十分支持朱世连的决定。她甚至提出把朱家三兄弟都一起送去读书，并主动包揽“娃儿们干的那点活计”。
上学那日，朱德被眼前的排场吓到了。天还没亮，全家都起来了。三兄弟随着伯父像执行神圣的使命一样出了家门，全家老小把他们送到门外，肃立，目送他们远去，直至背影消失在朝雾里。
感受到家人的重视，朱德也争气。他在私塾里年龄最小，但记得的字最多，一年下来，已能熟读《三字经》《大学》《论语》。家族私塾很快不能满足他的求学欲，家人于是将他送到更大的丁家私塾。
朱家三兄弟出现在丁家私塾那日，一场“战事”埋下伏笔。这里的学生多是地主家的孩子，看到这样“低下”的新同学，十分不爽。一日，有人趁先生不在，故意大叫：“啰啰啰……三条猪潲水不吃，跑来吃书……”满堂大笑。朱家兄弟愤怒了，虽然人数不占上风，但从小劳动练就的身板发挥了作用。他们将十几个人打得狼狈不已。
先生赶来，戒尺落下，板子重重地打在朱家兄弟手心。
朱德又恼火又委屈，打架时没哭，这时却哭了起来。他想不通，为什么霸凌的人受到保护，抗争的人反被惩罚？他不服，从此更加硬气。
只是，个人反抗的作用在当时是极其有限的。9岁的朱德很快受到一次极大的打击。租种地主的田地要交纳租粮，朱家本就入不敷出，还得供孩子上学，地主突然要卡脖子加租，朱家再也掏不出了。那年除夕夜，地主的管家直接上门，逼他们退佃搬家。朱家只能被迫分居两处，朱德生父带领一家迁居陈家灣，朱德则随养父母搬到朱家在大湾的老屋。
与敬爱的母亲分别了，朱德悲痛不已。“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如今，游客从丁家粮仓到朱德在大湾的新“屋头（四川方言，指房子）”去，要爬一条长长的石阶，再坐观光车绕几段山路。下车后，映入眼帘的还是一座川北三合院。记者站在院子里抬眼望去，依旧是层层高山，与旧“屋头”景致相差不大。但对朱德来说，他的处境已完全不同。
因为生活困难，朱德到大湾后失学了，心情也很沮丧。伯父不忍埋没他，待安顿下来，就跑去借钱供他读书。事实上，当初他选择回到大湾老屋，就是考虑到附近有一间私塾，听说里面的教书先生很好。丁家的蛮横让伯父更加坚信：家里一定要培养出读书人，否则世代的命运将永远如此。
教书先生叫席聘三，年过半百，两次考秀才未中，索性回家设馆教书。他很愿意接纳穷人家的孩子，实在交不起学费的就缓交或免交。他见到朱德，觉得这孩子眼神中带着韧性，印象很好。他是一个仗义执言、犀利幽默的老先生，常把做官的人骂得狗血淋头，被朱德称赞为“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
顺庆府中4HIeM/M2Hbaf57RCwaoPdHE06p9p1YoLSO0y2dytchc=学堂。
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
朱德重回学堂时，外面已然时局动荡。川北山区收到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足足晚了一年，直到1896年，席聘三才好不容易弄来一份由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手抄本，带到课堂上朗读。他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激昂怒骂，朱德也跟着落泪。
伯父得知朱德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后很欣慰，特意叮嘱：“席先生是正直坦诚的人，他讲过的话千万不要出去乱说，否则会带来麻烦。”
朱德连连点头。为了听更多国家大事，他拎着一壶米酒去先生家做客。几杯酒下肚，席聘三从黄巢起义讲到太平天国，叹息道：“现在的世道太坏了，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老百姓就好比是小虾米。”“为民除暴，才有光明世界！”
年少的朱德热血沸腾，一路快跑回家告诉伯父。伯父看着眼前的朱德，觉得他突然长大了。
从10岁到18岁，朱德都坚定地跟着席聘三学习。他读书不再仅仅是为了家人，而是有了新的方向——救国。
一个世纪过后，记者站在他奔跑过的土地上，望向他的房间，确切感受到那个少年对成长的渴求。他的卧室在二楼，不对外开放。墙上有一个不规则长方形的洞，导览员介绍说，这是他为了夜里读书通光而凿出来的。此时正是晌午，附近的农家乐飘来火热的辣子呛味，混着犀利的川音和暴烈的阳光。在这样滚烫的地方，朱德骨子里的热血心性开始迅猛生长。
“朱德在少年启蒙阶段遇到席聘三，无论是在知识学习还是人格培养方面，受到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当时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席聘三虽在山村中，对外面情况掌握得并非完全清楚，但他积极获取信息，发挥了教育的作用，对学生的冲击是很强烈的，使他们意识到国家贫弱就要挨打。朱德由此深刻接触到爱国主义教育，建立起报国之心。”吴宝璋说。
成年后的朱德读腻了“子曰”“诗云”，渴望变化。席聘三与家人鼓励他去参加科举考试。出发那天，一如儿时上学第一日光景，家人齐齐来给他送行。朱德背着旧包袱，步行了37公里，来到仪陇县参加县试。这是他19年来第一次离开家乡，钻进屏障背后的大世界。
这场考试很轻松，成绩也喜人：朱德在千余人中考进了前二十名。接着，朱德赶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又中榜了。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考试上，而是被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吸引走了，里面有新教材、新教具、新知识。
省试临近时，一纸诏令传来：废止一切科举考试。朱德觉得这是“天助”，借机提出想去读新式学堂。这次，伯父罕见地没有支持他：“到手的功名丢了，谁不痛心！”那夜，朱德和伯父都没有合眼。天未亮，朱德就起床去找席聘三，请他劝说伯父，最终得到应许：家里支持他去读新学堂。
朱德跨过了新旧教育的分割线。在顺庆府中学堂，朱德发现世上的新知识多得很，眼界大开。他接触到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为之士，比如学堂的校长张澜，就是中国同盟会的创办人之一。
张澜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喜欢。他讲课内容十分直白，比如：“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朱德被同盟会的历史吸引，偷偷借到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第一次接触到“革命”字眼。张澜先生的话不停在他脑海中回响。他将壮志写进了毕业时赠友人的诗里：“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私塾教育带给他扎实的诗文底子，他日后为人熟知的是军事家的一面，鲜为人知的是，他的诗文也很漂亮。
1907年初，“因为怕要亡国了”，操练习武在年轻人中蔚然成风。朱德得知成都新建了一批学堂，决意要过去，并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体育学堂不大，师生总共也就200余人，但朱德在这里依然能感受到暗流涌动。彼时，同盟会被清廷定为禁党，只能进行秘密活动。
有一天，一本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不知由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从纸张痕迹看，它显然经过许多人的手。他读完后，又悄悄地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并焦急地盼望有人来与他接头。当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这年底，他从体育学堂畢业，被一位老师推荐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个封闭的山区县城尤其如此。守旧分子跑去县里告状，称朱德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闹得学堂差点被查封。他们又雇用流氓恶棍来捣乱。朱德不堪忍受，只能教学生学习武术自卫。
朱德日后说起这段往事：“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
这是他头一回投身到社会中独立谋生。他想通了：“教书不是一条生路！”旋即，毅然辞职。
不久后，他收到一封从成都寄来的信，老同学敬镕约他一同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他答应了。
蜀道难，难出川。
朱德没有告诉家人。他先去了成都，然后一路向南奔昆明。以今天发达的交通方式走这条路线，也得花一天时间：先驱车1小时从大湾抵达邻县营山县，才能换乘3—5小时的高铁到成都，紧接着又是5—7小时的高铁或两小时的飞机到昆明。
那时的朱德，全凭一双铁脚板。1909年春节刚过，在仪陇通往成都的驿道上，走来一位身背布袋、脚蹬草鞋的青年。他一路健步如飞，5天就走到成都，只用了普通人一半的时间。与敬镕会合后，两人又是徒步，取道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滇境，再经昭通、东川到达昆明，足足走了70余天。
如今，4月下旬的春城昆明，街头有大片绿荫，与淡紫的蓝楹花、紫红的杜鹃花交映。朱德第一次到云南也是这个时节。若有人遇见他，想必会好奇地问：“是什么让你不惜瞒着父母、徒步千里也要来这里？”
“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朱德在动身前将心声写进了《赠诸友》：“志士恨无穷，只身去西东。投笔去从戎，刷新旧国风。”
“这是一种坚定想要改变中国现状的志向。”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张文清告诉记者，从教育救国到军事救国，朱德在云南时经历了思想上的一次重要转变。
1909年，清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在昆明设立陆军讲武堂，效仿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培养体系，希望培养一批新式军事人员。朱德、敬镕二人正好赶上招生季，但报考后，只有敬镕一人被录取。
这中间有一段小插曲。敬镕后来透露，讲武堂不喜招收外省籍学生，他偷偷改成了云南昭通府的籍贯才被录取。而朱德用四川原籍报名，就落榜了。那时，朱德带的盘缠几乎花完，只能先入川军步兵标当兵。一两个月后，他再次报考讲武堂，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这才考入讲武堂丙班步兵科。
入学后，朱德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很快就露馅了，差点被开除。时任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知道这事后说：“籍贯错了，改过来就可以，不要为这个问题把一个不辞千里来报考讲武堂的有志青年拒之门外。”朱德这才化险为夷。
今天，沿翠湖公园西侧走，讲武堂的橙黄色建筑很是显眼。记者穿过门楼，看见一个宽阔的操场——朱德当时就是在这里挥洒汗水，进行实操训练。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要求非常严格。在操场上，他们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人将各个动作做到纯熟才能结束。学员上课、操练与生活都在讲武堂内。“朱德在讲武堂度过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时光，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正规的军事院校，接触到先进的军事思想，积累了实战训练技巧，大大培养了他的军事才能。”张文清说。
讲武堂正大门。
1911年，朱德（前排左一）与讲武堂丙班步兵科部分同学合影。
朱德自己也说：“这段时间我学习得很舒服，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
1910年夏天，他留下一个“名场面”。日本和法国的领事提出要参观讲武堂，名义上是“观摩祝贺”，其实是“黄鼠狼拜年”，想对清政府的新军一探究竟。李根源收到消息后，对全体师生训话：“你们如同走上战场，要以拼命精神去扬国威！”
操练当天，丙班一队学员朱培德担任指挥，表演了队形变换，动作整齐划一，精神饱满，赢得阵阵掌声。接着，丙班二队学员朱德指挥学员进行刺杀表演。
朱德一声口令：“散开！”“杀！”众声一词，响彻长空，150人如棋盘一样横竖成行。
表演开始后，朱德怒目圆睁，宛如置身在战场上，气势逼人：“向前，突刺！”
“杀！杀！杀！”
操场上卷起一股风暴，检阅台上的两国领事看得目瞪口呆。经此“一战”，朱德与朱培德收获“模范二朱”称号。
在面对同学师友时，朱德可不是这般怒目圆睁的形象。或许这就是母亲在他身上留下的影子。“朱德从年轻时起有一种包容的品格，待人宽厚仗义。他进入讲武堂时已经23岁，在同届学员中年纪偏大，又因为身心经历过艰苦的历练，因此他在群体中总显得成熟，能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别人。”张文清说。
张文清在讲武堂已经工作25年了。她见过数不清的军事迷，因为瞻仰“朱老总”的风采而特意前来“打卡”，毕竟讲武堂是朱德军事生涯的起点。
这里，也是朱德 “成为革命者的起点”。
1910年下半年，清政府的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从丙班学员中挑选了100人编为特别班，将一年的课程压缩至8个月。朱德被选中了，由此还结识了一位即将带领他登上中国军事舞台的风云人物——蔡锷。
蔡锷有“神童”之名，在长沙师从梁启超，后来东渡日本学军事科学，以“中国士官三杰”的赫赫声名毕业，回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督办军事学堂。
讲武堂学员进行队列操练。
时任云贵总督李经羲把蔡锷调到云南，安置在设于讲武堂的教练处，等待派遣。初见蔡锷时，朱德觉得他像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不苟言笑，每天除了工作就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朱德感到，此人绝不简单。
当朱德发现蔡锷只比自己大4岁时，更是震惊，也更为敬佩，便以请教为由，经常去他的办公室借书报看。“有些报纸来自他的家乡湖南，有的则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其中有一些来自香港和东京，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并主张武力推翻清廷。”朱德曾回忆。
蔡锷虽然允许朱德在他那里读报，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从不表露意见，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
进入讲武堂不久后，朱德就加入了同盟会。他多年后回忆：“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成员，也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却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讲武堂南楼阅操搂。
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希望得到对革命活动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
时机很快来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9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准备起义。接着，他们又在10月22日、25日、28日三次秘密开会，歃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10月30日，即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夜里的12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朱德生命中的第一仗到来了。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8月提前毕业，朱德是其中之一，被分配到蔡鍔部下当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的副目，相当于副班长。没过几天，他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
重九起义中攻打的军械局。
10月30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发生了场意外。晚上9时左右，准备起义的北校场士兵在抬运子弹时，遇到值日队官（即连长）的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几个军官，起义因此提前发动。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身在巫家坝的蔡锷当机立断，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无巧不成书。原本在通信不发达的当时，北校场提前发动起义，南校场是无法马上得知的。但北校场的清军报告给了李经羲。由于蔡锷深藏不露，李对他很信任，马上就来询问他有何对策，蔡锷因此能第一时间作出全局起义的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
另一厢，朱德所在连队的队官担心“造反”会被“灭九族”，临阵脱逃。朱德站了出来，痛斥清政府的腐朽，号召男儿建功立业，将散掉的士兵召回大半。蔡锷当即指定朱德暂替连长职务。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攻打云贵总督衙门。其四周高墙壁垒，铁门紧锁，易守难攻。朱德带着左队还未逼近，守敌的机枪已经响了，吐着火舌射向四方。朱德跑去炮营请求支援，发现只剩下一门重炮和三发炮弹，他说：“足够了！”
蔡锷（1882年—1916年）
“轰！轰！”两声巨响，震得大地颤抖。硝烟散开后，起义军战士一阵欢呼，大门被轰开了。紧接着第三发炮弹命中，总督衙门大门全被摧毁，在一片杀声中，朱德率左队冲入。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曾利用同乡关系对他们做过革命工作，因此他们很快就缴了械。
接下来是追捕李经羲。通过审讯俘虏，朱德得知他逃匿至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便带人前往，将萧家大院围个水泄不通。有的士兵等不得，要冲进去，被朱德拦住。
朱德沉着喊话：“李经羲，你只要下令云南新军都投降，就可以免你一死。有立功表现还可赎罪！”
李经羲当场答应。朱德将他带回向蔡锷报告：“此事如能成功，就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到时可以把李经羲送出境。”蔡锷权衡利弊，认为这是上策，采纳了朱德的建议。
不久，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独立。“朱德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都在重九起义中初露锋芒。”张文清说：“曾经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了。”（感谢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对本文的支持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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