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祎 李要南 兰彦芳 黄万胜
(武汉商学院体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56)
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教育培训行业，对全社会展开狂轰滥炸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的过度宣传严重扰乱了教育生态环境。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当前要从严治理校外培训行为，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以下简称“双减”）［1］。这不仅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教育“抢跑文化”“剧场效应”“超前教育”等功利思想，以及校外培训机构资本“野蛮生长”的纠偏举措，更是强化学校育人主体地位、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行动［2］。
课后延时服务是一项为帮助家长解决学生接送问题，增强学校教育综合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备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作为课后延时服务的重要构成内容，积极开展体育素质教育对于学生巩固课内知识技能、培养运动兴趣、增强身体素质、塑造健全人格尤为关键。然而，中小学校体育师资、运动场地、绩效保障、管理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尚未做好课后体育教学服务的充足准备，呈现出不重视、内容少、参与低、时效差等问题［3］。因此，搭乘“双减”政策的东风，提升中小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质量，加快促进青少年补齐体质健康短板与享受体育运动乐趣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以体育人，融通互育”的教育价值功能，就成为该文所要研究与探讨的核心要义。
2.1 国家政策强力推进，构筑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法治保障
自国家“双减”政策出台后，各地政府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对中小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时间、内容、方式、经费保障等方面作出了具体工作安排，如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减轻校内学业负担压力、“赋能增值”课堂教学质量、丰富“1+X”课后服务活动等［4］。据《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数据显示［5］，在遵循家长和学生自愿原则的前提下，90%以上的学生能够参与课后服务，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63.3%的学生未参加非学科类培训，“双减”政策在国家密集的政策文件推进下基本落地生效。然而，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并非是让“双减”仅仅摒弃过去繁重的校内外学业压力，而是要让学生从中减压的同时，增加受体育、艺术、音乐、劳动等非学科素质教育的时间和机会，即实现“双减”“双增”合力育人的教育诉求。“双减”政策为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给予了充足的开展时间，体育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培养良好意志品质、增强社会交往能力、提升学习主观幸福感等方面的决定性地位将更加突出。
2.2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拓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空间
面对应试教育高压指挥棒的长期束缚，我国义务教育一直存在短视化、功利化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逐步侵蚀了学校作为教育教学主阵地所应具有的初心与使命。在2021年教育金秋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指出，2020年全国67%的中小学生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22%的学校存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时长不够、体育课被占用的现象，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近20%，近视率为52.7%［6］。大量研究证实，缺乏体育运动锻炼是导致中小学生肥胖率、近视率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而这背后则是沉重学业枷锁的羁绊。“双减”政策正是将本该属于自由探索、身心健康发展的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深切体会到学习的愉悦、童年的幸福，让教育真正回归本源。蔡元培先生在谈及体育与德育的关系时曾说：“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从人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学校体育是培养中小学生爱国奉献、团结向上、努力拼搏等意志品质，实现身强体壮、良习养成等目标的关键课程。作为学校体育课程体系的延伸与发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三点半难题”，更重要的是实现“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体育在五育并举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2.3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质增效
2020 年9 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当前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竞赛活动，扩大校内、校际体育比赛覆盖面和参与度［7］。体教融合应是体育与教育在价值、功能和目标上的充分融合，其对打破体育与教育壁垒，促进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以及保障青少年运动员享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等具有重大意义。推动全体青少年健康成长是体教融合的根本宗旨，这无疑与“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武汉市硚口区作为湖北省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一直坚持以区校园足球协会为平台，由政府出资购买服务，聘请专业足球教练员在全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足球普及推广、精英训练和师资培训活动，校园足球体教融合，为“双减”赋能的天然优势得到充分彰显［8］。“双减”政策之下，以学生为中心，以运动项目“教会、勤练、常赛”为载体，以健康成长为目的的体教融合育人理念赋予了课后体育延时服务更具内涵、更有质量、更加高效的教育教学发展空间。
3.1 体育教育价值认知偏差，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动力缺乏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然而，在现行以升学教育为导向、以考试分数为标准的模式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难以迅速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以知识学习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仍占主流，部分学校体育工作仍旧是“说出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出来不要”，表现在体育课程经常被文化课占用、体育教师处于学校边缘地位、指导课外体育活动未被计入教师总工作量、课后体育活动缺乏经费和人员支持等方面［9］。与此同时，不少家长担忧双重减负会让自己孩子成为政策的递减实验者，把本应该三点半后接受校外小班培训的时间用于学校的照料与服务，妨碍学生文化成绩的提高。可想而知，在这种理念下，相关通知中所要求的“一校一案”全部开展课后服务也只会沦为部分学校和家长的纸上谈兵，“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体育教育价值无法得到普遍追求与充分重视。
3.2 体育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开展阻滞
“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田径、篮球、足球、跳绳等传统体育项目已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运动需求，跆拳道、击剑、武术、网球等逐渐成为学校体育的新宠儿。与学生尽情享受体育运动乐趣相比，校方和体育教师则压力重重，多所中小学校长反映，目前课后体育活动已由过去的1周1次拓展为1周5次，原有的体育教师人数和场地面积难以承载得起全校学生的课后体育教学工作，而若要引进专业退役运动员进校兼职体育教师，又面临经费紧张的尴尬处境，体育教师结构性缺编现象普遍。据了解，中小学体育教师不仅要承担常规性体育课程、学生大课间与校队的早午晚训练，还要参加各级教研课、培训会，如今再加上每周3～4次的课后体育活动，让本就羸弱的体育师资力量不堪一击，教师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为确保体育教育工作质量，让广大中小学生熟练掌握1～2 项运动技能，小班化、分层式教学训练逐步成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开展的重要方式，但随之而来的校内体育场地不足、体育器材设备不齐全等客体供给新问题又不断涌现，导致课后体育服务的效率、力度和强度均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3.3 体育教育工作绩效保障欠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难以持续
课后服务费用一般由学生每月缴纳，不足部分由省市及财政给予适当补助，这对解决眼下困扰学校经费不足、师资薄弱、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给予了教师更多的慰藉与动力，也让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如学校可以邀请高水平专业教练员前来授课，开展花样跳绳、跆拳道、马术等极具特色的运动项目培训，举办多种类型的体育赛事活动等。尽管如此，囿于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普惠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少的问题，再加之逐渐上涨的人力、物资、管理等各项成本要素，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并未能满足实际需求，部分学校尤其是基层学校甚至已面临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课外赋能难以提质增效。教师若在工作时间变长、工作量增加的情况下仍基本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则势必会加剧本就身心俱疲的工作状态，诱发抵触、倦怠、焦虑等不良情绪，降低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幸福感。
3.4 体育教育管理机制有待健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监管乏力
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开展，从上至下涉及省市区级教育局、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学校、家长、第三方公共服务及其他相关社会力量，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监管体系统筹、服务质量评估、运动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管理协调机制。首先，课后体育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还未纳入政府层面的常规化监督评估体系，缺乏完备的质量监测标准，而学校目前将工作的着力点聚焦于如何丰富课后体育服务活动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上，尚不具备监管意识。其次，尽管许多政策文件强调要定期开展考核评估，并将课后服务质量作为相关部门及学校履职尽责的重要依据和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因此相关成效评价机制、评价方案、督查督办等制度欠缺。最后，体育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类安全隐患，而许多学校为了确保学生的绝对安全，因噎废食地选择不开或者少开课后体育活动，学校体育“强度低、负荷小、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突出，特别是运动安全一票否决制的存在，极大地束缚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活动的有效落实，但归根结底仍在于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事故防范与处理管理制度的欠缺［10］。
4.1 树立正确体育教育价值，充分发挥体育综合育人功能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学校体育课程的延伸与拓展，学校对此要秉持高度重视的责任主体意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健全体教融合育人机制，做到：（1）科学设置学校体育教育体系，坚持推进“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教学模式，做好课堂体育教学与课后延时服务的有效衔接，确保学生在课内掌握基本运动能力的基础上，能够积极投身课后体育服务，不断进行复习与巩固训练，最终熟练掌握1～2项体育运动技能。（2）学校应在广泛调研的前提下，尊重学生体育运动兴趣，统筹校内校外两种资源来开展多姿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持续拓宽体育服务内容，创新体育服务方式，尽可能满足学生个性化体育运动发展需求［11］。（3）学校要逐步深化体育教学方法改革，鼓励教师加快运用新的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帮助学生获得“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体育运动价值，真正实现体育培育人、滋养人、锻炼人、塑造人的综合育人功能。
4.2 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拓宽体育教育资源供给渠道
为缓解师资力量不足的掣肘，中小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引进社会资源广泛参与。（1）通过购买第三方社会服务的方式，积极构建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社区体育、校外青少年运动俱乐部、政府体育场馆等单位的多种合作方式，择优引入优质体育教育资源，实现师资、场地、器材互惠共享，化解校内体育场地冲突矛盾。（2）统筹增加体育教师编制数量，为优秀退役运动员准入给予政策倾斜。与当前紧缺的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量庞大的退役运动员深陷“就业难”困局。职业运动员具备高水平体育运动技能和科学训练方法，学校对此可采用“先上岗后培训”的方式吸引他们加入，再经综合考察，为优秀运动员开辟入编通道。（3）多渠道筹建课后体育服务师资库。教育部门可联合体育部门，通过招聘或遴选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退休体育教师、具备中小学体育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学生家长等群体，充分整合区域内优质体育教育资源，探索实施“教师轮岗+顶岗实习+志愿参与”的课后体育服务模式。此外，还可通过企业赞助、社会公益组织捐助等途径来为基层农村学校引入教育资源，补齐体育场地、体育器材等方面的短板，促进教育公平。
4.3 完善工作绩效保障体系，强化体育教师主体责任意识
作为承担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主力军，体育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情绪直接决定着服务质量的好坏。为最大程度地调动广大教师参与的积极主动性，提出如下建议。（1）设立课后体育服务专项经费，强化课后服务资金保障。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特别要针对基层农村地区模学校制定相关保障政策，确保教师享有应有的报酬补偿权益。（2）赋权学校绩效工资分配，量化课后体育服务工作总量。学校应出台更明确的体育教师课后体育服务工作量及其报酬的量化指标，并将教师参加课后体育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定、表彰奖励与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依据，强化体育教师指导课后体育活动的责任意识［12］。（3）尊重教师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自主选择权，重视精神激励和人文关怀。从保护体育教师群体权益的底线思维出发，学校还应关注教师精神层面需求，可通过增设多项课后服务荣誉表彰称号、搭建体育教学服务舞台、加强优秀事迹的媒体宣传力度等方式让教师的才能和工作得到充分认可。
4.4 健全监督管理评价机制，全面提升课后体育服务质量
政府应设立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工作小组，落实专人专管责任分配；
联合体育行业专家，从管理制度、硬件设施、师资保障、课程建设、满意度调查等维度制定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质量评估标准，并将其纳入政府层面的监督评估体系；
着重加强对第三方体育服务机构的管理，在遴选机构资质、课程设置、师资质量、信用信誉、资金监管、疫情防控等方面明确要求，规范指引，不断筑牢教育体系内部监管防线。学校内部应从体育教育教学的整体调度出发，落实课后体育服务质量监督评估工作，构建包含“背景—投入—过程—结果”环节的全过程服务管理评价机制；
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课后服务有机结合，通过搭建“学校—家庭—社会”沟通桥梁，实行多元主体协同共管。在体育运动风险管理上，学校应尊重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运动技能形成规律，健全课后体育服务意外伤害防控机制，加强全体师生安全教育和急救措施，明确安全责任主体划分，补足校园体育意外伤害和场地责任类的相关保险产品。
“双减”政策旨在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重塑学生健康成长教育生态，为学校体育改革发展赢得了空间，也为中小学生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该文旨在厘清良好教育生态和深化体教融合，为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创造的发展契机，并分析其开展过程中体育教育价值认知、体育教育资源供给、体育工作绩效保障、体育教育管理机制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今后中小学更应树立正确的体育教育价值观，充分发挥体育综合育人功能，在此导向下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扩大师资、场地、器材等方面的体育教育资源供给，持续完善课后体育服务的工作绩效保障体系和监督管理评价机制，推动课后体育服务从常态化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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