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朝阳，陈 亮
(1.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2.河南师范大学中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 453007；
3.汉阳大学艺术体育学院，韩国 首尔 04763)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新发展阶段[1]。对科技工作者而言，将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推动科技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科学研究的目标导向。然而，当下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实践中仍存在着暗箱操作、“马太效应”、缺乏回避机制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等评价错位问题[2]1593，评价机制与方法应用也多采用复制、照搬模式，这既不能较好地贯彻分类评价、多维评价的评价理念，也无法充分体现体育人文社科成果的学术价值。为打破评价困境，促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应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为依托，以《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等为指南，优化评价方式，健全评价体系，破除成果评价中的障碍。基于此，本文循着“梳理脉络、厘清现状、探寻原因、提出展望”的研究思路，回溯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发展历程，分析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研究主题，并结合评价实际，探析成果评价优化的内外动力逻辑，为建立健全契合中国特色和学科发展特征的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提出研究展望，从而进一步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
1.1 文献资料法
借助中国知网、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数据库，以“人文社会科研成果评价”“体育科研成果评价”“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等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并查阅相关专著，梳理历年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报告、通知，为系统分析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发展背景、探索过程与研究现状提供支撑。
1.2 问卷调查法
采用分层比例抽样方法，以专业体育院校、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作为机构抽样划分类别，利用中国知网检索2011—2021年体育科研成果数量排名前五的研究机构作为问卷调查总体样本来源(检索时间为2021年11月30日)，以高校体育教师为主要调查对象，编制并向其发放《中国特色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认同现状》问卷，通过线上方式共发放31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9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6%。经统计分析，问卷量表信度系数(Cronbach’α系数)为0.95，KMO ＝0.962，Bartlett球体检验X2＝4 382，P＜0.01，各维度AVE值大于0.5且CR值大于0.7，问卷信效度较高。
1.3 专家访谈法
专家遴选既要充分考虑其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也要符合本研究访谈的4条基本标准，即经历丰富、学识匹配、精力允许与开放反馈。另外，考虑到访谈专家作为咨询主题上的同质性群体，而自身却是不同研究领域的异质性群体，故专家数量控制在10～15名[3]。因此，邀请学校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及体育社会学等研究方向教授(正高级)共10名，采取半结构访谈方式，灵活选择单独访谈、会议采访、视频电话等形式，以评价的政策、机制与方法为主要访谈内容，旨在了解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现实困境、机制改革与方法创新等情况(表1)。
表1 专家基本信息Table 1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d experts
科学评价研究的发展历程也是科学评价方法的发展历程[4]56。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以体育科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为探索主轴，以不同评价方法的应用权重为变化指针，以不同历史阶段的学科地位为分段标准，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即评价空白阶段(1949—1953年)、评价起步阶段(1954—1977年)、评价规范阶段(1978—1996年)与评价改革阶段(1997年至今)(图1)。
图1 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发展历程Figure 1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valuation of achievements in spo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1 评价空白阶段(1949—1953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科学研究尚未有专门的科研机构与研究队伍，科研实力弱小[5]。当时国内的体育运动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开展，体育科学研究也有模仿、借鉴的对象，但体育科学研究成果依然寥寥，优秀的科研成果基本没有[6]。1950年7月，隶属于全国体育总会的《新体育》创刊，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才有了较为正式的学术传播阵地。这一时期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一是因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尚未正式开展，成果十分稀少，几乎没有可评的优秀体育人文社科成果；
二是体育学科没有稳定的研究群体与机构；
三是体育学科归属不明晰，成果方向、内容以所属门类为主，体育的学科地位不高；
四是学术成果交流渠道缺乏，除了部分体育研究人员私下探讨交流的理论观点、教学经验成果之外，较为正式的学术交流途径是通过《新体育》杂志探讨学术成果。
2.2 评价起步阶段(1954—1977年)
我国第一次正式的、较大规模的体育科研成果评价始于1956年2月的中央体育学院第一届体育科学研讨会。成果评价形式以会议报告为主，重在促进学术交流，兼具学术评价属性。同时，我国体育专业出版社和学术刊物的相继创立也有力推动了体育科研成果交流和评价发展。如相继于1954年成立的人民体育出版社和1957年创刊的《体育文丛》。这一阶段体育科研机构从无到有，人才培养初具规模，体育科研成果也有了较为稳定的成果产出，如论文《女子体操中的跳跃预先后摆的教学法》(1959年)、《对跳远技术几个问题的力学分析》(1960年)等，著作《伤科诊疗》(1962年)、《伤科按摩术》(1964年)等。
此外，在体育科学初步发展的同时，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也随着我国科研成果评价的发展逐步形成。其中，评价模式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暂行条例》(1955年)与《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1961年)为主要遵循依据，由政府部门组织鉴定，并以专家评议作为主要评价手段，行政意图是评价目的和需求的主旋律。
2.3 评价规范阶段(1978—1996年)
十年“文革”期间，体育科学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直至1978年开始恢复。1980年12月，我国首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论文报告会召开，与1964年首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相比，其成果数量与质量有了显著提升，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大。然而，成果评价方面也暴露了诸多不足:科研成果没有具体的适应学科特色的评价规范，评价流程仍模仿和借鉴其他学科等。1985年7月，《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实施细则(试行)》印发，从制度上保障了体育科研成果评价奖励工作的正常进行。1987年2月，《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条例(暂行)》《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管理条例(暂行)》公布，完善并规范了体育科研成果的产出与管理工作。1989年7月，《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审议通过，明确规定了成果的评定方式、手段与范围，如科研成果需要提供被引用情况报告，作为成果的辅助评价部分等。而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引入也表明，我国体育科研成果评价已从单纯的同行专家评审迈入了文献计量指标打分辅助评价的阶段。
之后，为满足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需要，1991年国家体委政法司先后发布《国家体委软科学研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体委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加强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与评价工作。1993年国家体委着手评选体育软科学优秀成果专项奖，“以奖励促发展”，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在此阶段，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逐步形成了以《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为初始指南，以其他类别成果评价标准细则为补充的评价体系雏形。而此时的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也表现出从单一的基于专家知识和经验进行的定性评价，过渡到利用量化指标尝试多种方法评价的阶段。
2.4 评价改革阶段(1997年至今)
1997年体育社会科学成为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社会科学一级学科，学科地位的提高促进了体育科学全面发展，这对体育科学的学术评价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关键节点。之后，随着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和北京奥运会科技备战需要，我国体育科研成果评价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2002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发布，完善了体育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制度。此外，因体育管理体制逐步改革，由政府指导评奖的《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于2004年被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设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所代替。该奖的设立不仅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剪影，也开创了我国体育界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的先河[7]。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与成果评价逐步迈上了新台阶。201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发布，创新科研项目立项制度，并将科研成果是否满足具体运动实践要求作为主要的成果评价指标。另外，从《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到《“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2021年)，大力推动了体育特色学科体系、科学人才队伍以及科研项目成果评价体系建设。
21世纪以来，国家统筹规划的各项战略布局及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8]，同时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需求也愈发旺盛，成果评价实践规模亦日益扩大。然而，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乃至整个学术界都面临着同样的科研成果评价问题，如过度量化、重数量轻质量、以刊评文等[9]。对此，结合国内外学术评价现实背景，在相关体育科研管理及科研奖励政策指导下，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正处于评价改革阶段，将逐步形成一套更为规范、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机制。
3.1 成果评价体系机制的研究
目前，成果评价体系机制研究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的是蔡有志团队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系列成果。他们就评价标准[2]1594、评价体系框架[10]、评价指标体系[11]等方面，从理论构建与应用实践两个层次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内容，探讨了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此外，也有学者就当下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机制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杨洪辉等[12]指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应遵从4项基本原则，即科学性、优化性、实用性、学术性原则。李建英等[13]认为要完善体育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从而促使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而曹春宇等[14]则对当前体育科学研究现状进行反思，鲜明地指出现阶段的体育科研成果评价缺乏科学性和监督体系。
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机制研究已有了初步探索和实践，然而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完善。例如:评价主体、评价程序、评价规范以及再评价等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此外，研究内部所表现出的理论线索与问题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部分研究忽视了基本的评价原则与标准，存在“研究跟风”“学术浮躁”现象，期冀在研究中运用为人所不熟知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15]139，借此“拔高”自身的研究水准与成果水平，导致科研方法的滥用、误用。
3.2 成果评价方法实践的研究
我国关于体育科研成果评价方法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价方法的理念标准、实践创新两方面，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例如:杨世勇等[16]根据体育科研成果类型，提出了评价体育科研成果的一般方法；
徐桂林等[17]认为体育科研成果应分类型、分重点评价，使之尽可能满足评价需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利用指标计分辅助评审专家进行体育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同时，出现了利用数学手段评价体育人文社科的成果，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由罗书勤等[18]、邬燕红[19]、苗涛[20]等提出，他们通过评价实践中分析科研评价人员的心理活动、学术立场、知识经验等抽象活动及行为，提出采用模糊数学评价方法来评价体育科研成果。随着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在体育学科中推广与应用，引文分析、影响因子等客观性的评价方法也逐步应用于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过程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21世纪初以卢石[21]、刘文娟[22]、王会寨[23]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就SCI在体育科学研究评价、期刊评价指标等方面作了相应的科学计量功能分析。此外，刘先进等[24]则对当时国内常用的体育科研成果评价方法进行归纳，也提到科学计量指标评价方法的重要性。
分析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方法研究的演化脉络发现，其评价方法的变化走向大体与我国科研成果评价方法发展方向保持一致。然而，由于现阶段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方法的研究匮乏且实践创新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成果价值的呈现与转化。如部分访谈专家所述，当前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方法大多是简单借鉴其他学科的评价方法，更多的是学习怎么应用方法，而对评价方法的创新思考不够；
同时，问卷回收数据(表2)显示，科研人员对当下的体育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方法认同度不高，认为现有成果评价方法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成果价值，并且迫切需要进行改变。就现有研究与评价实际来看，随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科学评价理论的进步，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虽有所进步，但成果评价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连续性研究较差，缺乏稳定、持续的成果产出。同时，表2也显示出现有评价体系、方法手段有待改善，“本土化”思考稀缺，创新不足，亟需通过创新性研究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表2 科研人员对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标准与方法的认同情况统计(n＝297)Table 2 Researchers’ recognition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spor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chievements(n＝297)
4.1 外部动力:评价改革与学科发展的动力需求
4.1.1 学术评价改革的落实深化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等学术评价改革政策文件的密集发布，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25]。政策文件明确指出要破除“五唯”评价痼疾、量化指标崇拜等导致的科研成果评价不良风气，探索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也为进一步打破当前学术评价改革困境、优化科研成果评价提供了战略支持。
4.1.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升发展 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便在体育管理、体育史学等学科方向有所发展，但并不成体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美学等新学科的出现，加速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健全发展。尤其是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被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得到认可。至此，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当然，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进步的同时，成果评价机制也应当有所优化。
4.2 内部动力:同行评议与量化评价的改革需求
4.2.1 同行评议渠道梗阻 同行评议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我国[4]56。独立性是同行评议重要的内在特征，形式上的专家评议不等于实质上的同行评议[26]259。当下，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人情关系、马太效应以及行政权力等在不同程度地干扰科研成果评价的公正性和合理性[2]1593，而寄生于此的部分形式上的同行评议不能避免外在因素影响，也就不能将之称为同行评议。此外，同行专家数量的严重不足也是导致同行评议无法发挥正常效用的原因之一[26]260。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复杂性、关联性，致使本学科内部分专家的研究方向不固定，连续性、有深度的学术积累不够，同研不“同行”；
另一方面，体育期刊评审程序中，初审、二审多为非同行专业人士[15]139，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合理、正确地评定成果价值，同时也间接暴露了同行专家数量的短缺。
4.2.2 量化评价过度泛滥 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在进入量化评价阶段初期时，多采用客观指标量化评价，辅助评审专家进行评价，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之后，受国内学术评价大环境影响，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也出现了以刊评文、期刊崇拜、数量与质量关系颠倒的情形。分析国内部分高校发布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发现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均须发表在“高水平”期刊才能进行相应的评奖、评职称或者达到毕业资格等。而这些期刊是否“高水平”，其影响因子占据了巨大的权重。这就导致有些期刊故意减少发文量[27]，多采用约稿方式，以此提高影响因子，抬高期刊的排名，而这也间接地加大了体育科技工作者的发文难度。同时，量化评价的过分形式化也加大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压力，致使一些人想方设法地追求少见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以此达到自己的功利性目的。
5.1 注重评价的基础理论研究
5.1.1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基本问题研究国内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成果评价理论体系，缺乏对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本质认识和价值认知，这也导致成果评价的研究与实践没有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暴露出一些基本问题，如成果评价的独立性与相对性问题、程序机制完善问题等。这些问题穿插在评价中的各个环节，影响颇深。因此，把握当下学术评价改革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内涵和外延特征，完善发展成果评价方法论，使成果评价研究与实践由无序走向有序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5.1.2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原则和标准研究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原则与标准而言，创新是评价的第一要义，质量是评价的核心。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亦是如此，不过相较于自然科学成果评价，其评价过程更为复杂，评价结果更具主观性，这是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特点也是评价的问题所在。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如何做好统一基本评价标准、原则，实施好分类评价，避免评价目标失准、评价结果失真是相关研究人员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5.1.3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本土化研究 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本土化定位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研究与中国问题解决而进行的中国学术研究、经验总结与中国模式展示[28]。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应结合体育科学研究实际，配套完善以自身学科特征、研究特色为度量准则的评价体系，加强本土化研究，提升体育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的话语权。因此，树立本土化研究理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与评价体系，既是提升国内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力的基石，也是推动我国体育学科发展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5.2 注重评价的体系机制改革研究
5.2.1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分类体系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逐渐分化、演化成不同规模的学科群，对不断提升我国体育实力、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有重要作用。然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教育学门类下体育一级学科的二级分设学科已整整25年，在历经两次学科调整却仍无变化的情况下，就学科外部发展而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范畴与外延受到了严重制约，无法深层次推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29]。此外，审视学科内部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归属不明晰，学科边界日益模糊，也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不够细化、充实。因此，为深化改革体育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评价，应结合学科特点，逐步建立分支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加大体育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分类评价体系的研究力度，探讨代表作制度的具体实施。
5.2.2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诚信体系研究科学研究中学术不端行为涵盖范围广，影响深远。抄袭、剽窃、伪造注释、篡改数据等不良学术行为不仅加大了成果评价的难度，挤占了学术传播平台，造成学术资源浪费，同时也破坏了合理、正常的评价程序与规范。调查显示，我国体育科研人员对学术不端行为整体上持零容忍态度，但因学术研究内外部因素会有意或无意涉入其中[30]。杜绝学术不端行为，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和公平公正的成果评价环境，将是未来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5.2.3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错位和失范研究评价错位、失范现象往往与学术失范紧密相连。由于利益的驱使和学术浮躁心态的加重，部分科研人员忽视了研究成果价值的长期性和深远性，而盲目追求科研成果的量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新颖，导致学术研究迎合学术评价，为评价而研究。同时，学术评价也反过来更加看重量化指标，轻选题价值深度、重晦涩论证手法[15]142，形成学术研究的恶性循环。就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而言，打破研究困境、消除学术评价泡沫依然是重要研究课题。
5.3 注重评价的方法手段创新研究
5.3.1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方法体系研究当前，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方法体系研究较少，成果评价实践大多沿用其他学科的评价方法理念和手段，与自身评价不能完美契合，甚至会出现方法不当致使评价结果与评价预期相背离的情况。为此，立足于大量的体育人文社科实践，尝试应用不同评价方法，研究总结评价规律，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和学科特色的成果评价方法体系，将是改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现状的有效路径。
5.3.2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同行评议研究实践证明，同行评议虽然可以直观地反映成果价值，操作实施上可行性强，但是由于其本身方法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在成果评价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受同行的学识、价值取向与个人经验限制，评价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等。针对这些问题，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亟待完善同行评议方法，思考如何更好更快地推动传统同行评议(单双盲审、通信评议和会议评议等)向开放同行评议(开放评审双方身份、评审意见和稿件等)发展。
5.3.3 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数据科学研究大数据时代，我国对人文社科评价研究的探讨在以往的5种研究观点[31]之外出现了新的观点，即交叉观点，如对科学评价新机遇的利弊分析[32-33]、成果评价的新策略[34]等。这种观点强调以数据科学为代表的各类学科与成果评价科学的思想理念相交叉，关注知识、技术的融合应用；
此外，区块链技术也为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构建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推动了评价功能的转型[35]。鉴于现阶段体育科研成果存在应用不够、转化不足，学科建设研究相对滞后，体育学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等问题[36]，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如何突破研究瓶颈，解决发展困境，提高成果转化效率是推进体育科学研究迈入更高层次的重要助力。因此，尝试应用交叉观点中的新理念、新技术，创新成果评价方法手段，进而更加有效地评价成果价值，以评价促发展，将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新的研究方向。
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发展，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逐步规范、完善，实现了从评价空白到评价起步、评价规范、评价改革的多阶跨越。然而，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整体研究时间较短，受重视程度不高，研究规模与研究深度还无法支撑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持续优化与发展。同时，受当前成果评价方法、评价机制、评价环境等方面的制约，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实践出现了诸多问题。对此，一方面迫切需要以评价基础理论探索、评价体系机制改革和评价方法手段创新为主要研究方向，突破问题瓶颈，推动成果评价优化；
另一方面也应深入检视自身评价不合理、不规范之处，总结发展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成功经验，认真考证其他学科成果评价的先进方法与指标，做到针对性吸收、本土化应用，从而不断推动我国体育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