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慧
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复杂演化，大国科技博弈的激烈程度不断提升，创新水平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将教育事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完善由科研机构、大学以及企业等主体组成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然而，尽管近年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不断提升，但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状况仍未得到明显缓解，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尚未形成顺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高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为优化产学研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现阶段，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和科研专项多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尽管学界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导致企业难以利用高校的基础研究成果提升创新能力。因此，充分利用高校的优质创新资源，打通高校研发成果向企业的转化，是推动企业创新产出增加的重要渠道，也是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议题。
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连接多方创新主体、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模式，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面对当前产学研模式下广泛存在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现有研究偏重于分析协同创新中政治关联、政策补贴以及制度设计等政府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关注高校的创新要素对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那么目前高校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是否有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委托课题与技术转让这两种产学研合作模式哪一种更有利于真正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深入分析。
为了回应以上问题，本文以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相较于现有研究，关键创新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和高校统计资料相结合深入论证了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
二是在理论假说部分提出了高校研究人员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显性渠道和隐性渠道，其中隐性渠道证实了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作用，这在论证基础研究重要性的同时也说明基础研究确实存在较强的正外部性，因此推动基础研究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公共部门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1.企业创新
近年来关注企业创新的文献众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文章关注企业的创新活动带来的价值，重点包括企业创新行为对企业加成率、企业生产率和企业价值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①刘啟仁、黄建忠：《产品创新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世界经济》2016 年第11 期；
陈维涛、严伟涛、庄尚文：《进口贸易自 由化、企业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世界经济研究》2018 年第8 期；
陈修德、彭玉莲、卢春源：《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与 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1 年第1 期。另一类文章则关注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既包括企业内部因素，如宽容失败的激励机制、股权结构、薪酬制度、股票流动性等，②Tian Xuan, Wang Tracy Yue, “Tolerance for Fail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7, No.1, 2014, pp.211-255; 杨建君、王婷、刘林波：《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基于行为动机视角》，《管理科学》2015 年第2 期；
Mao Connie X., Jamie Weathers, “Employee Treatment and Firm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Vol.46, No.7, 2019, pp.977-1002; Fang Vivian W., Xuan Tian, Sheri Tice, “Does Stock Liquidity Enhance or Impede Firm Innov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9, No.5, 2014, pp.2085-2125.也包括企业外部因素，如金融深化、营商环境、产业政策等。③张晓朴、朱太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国际金融研究》2014 年第3 期；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 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 年第4 期；
黎文靖、郑曼妮：《实 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经济研究》2016 年第4 期。这些研究对揭示企业创新活动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如何促进更多的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破除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成果与企业科技成果应用割裂的困境，现有研究则较少涉及。
2.产学研协同创新
随着技术复杂度以及创新主体多样性的提升，协同创新作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陈劲等认为尽管协同创新主要表现为产学研合作，但是这一过程并非自发，需要从宏观制度层面促进协同创新的合理组织和运行。④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科学学研究》2012 年第2 期。何郁冰则详细分析了战略协同、知识协同以及组织协同这三种重要的协同创新模式。⑤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科学学研究》2012 年第2 期。在实证分析层面，一类文献以省级区域为单位，考察了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各创新主体进行协同创新的绩效及空间关联；
⑥白俊红、蒋伏心：《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绩效》，《经济研究》2015 年第7 期；
叶伟巍、梅亮、李文、王翠霞、 张国平：《协同创新的动态机制与激励政策——基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管理世界》2014 年第6 期。另一类文献则以企业创新产出或创新绩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协同创新中其他创新主体行为的影响，但这一类研究偏重于解释政治关联、政策补贴以及制度设计等政府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①杨战胜、俞峰：《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理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4 年第6 期；
王康、李逸飞、李静、赵彦云：
《孵化器何以促进企业创新?——来自中关村海淀科技园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9 年第11 期。以上研究对于理清协同创新内涵、模式以及影响因素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文献尚未深入研究的一点是，高校和企业作为协同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那么高校作为创新链的上游，其研发行为将对企业的创新产出产生怎样的影响。
3.高校创新活动的影响
国外文献中有一系列研究分析了高校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Hausman 研究发现大学的创新活动有助于周边企业数量的增长和就业规模的扩张。②Hausman N., “University Innov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104, No.4, 2022, pp.718-735.Cowan 等研究发现，意大利新成立的大学增加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动，特别是会显著促进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行为。③Cowan R., Zinovyeva N., “University Effects on Regional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Vol.42, No.3, 2013, pp.788-800.Youtie 等利用案例研究发现当国家或地区步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阶段之后，高校创新的溢出作用非常重要。④Youtie J., Shapira P., “Building an Innovation Hub: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Roles i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Policy, Vol.38, No.8,2008, pp.1188-1204.Bramwell 等研究表明高校可以对周边企业提供正式及非正式的技术支持与合作，因此对其所在区域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比现实中观察到的更大。⑤Bramwell A., Wolfe D. A., “Univers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of Waterloo”, Research Policy, Vol.37, No.8, 2008, pp.1175-1187.国内文献中，刘志迎等从高校和企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的角度分析了地理距离对于协同创新的影响。⑥刘志迎、单洁含：《技术距离、地理距离与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效应——基于联合专利数据的研究》，《科学学研究》2013 年 第9 期。胡曙虹等发现高校通过产学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⑦胡曙虹、黄丽、范蓓蕾、肖刚：《中国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地理科学》2016 年第12 期。
4.文献述评
总体而言，国外研究中关注高校创新资源或创新行为对周边企业溢出作用的文献较多，而国内文献对企业创新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各类创新激励政策，对高校创新相关的研究则多关注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尚未有研究深入分析高校创新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此外，现有文献中对高校的研究更多关注高校向社会输送优质人才，很少有研究关注高校研发人员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上，高校研发人员是从事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群体，深入分析其对企业创新的溢出作用以及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假说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中，高校和企业在创新研发链条当中具有差异化优势资源，高校的优势是具有从事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专业人才、科研设备以及相关的知识储备，企业的优势是相对充裕的研发资金、技术成果试验应用场所并且贴近市场技术需求前沿，因此高校的研发成果转化需求和企业的技术研发源头需求构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现实基础。企业通过与高校协同创新可以与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合作、参与前沿基础研究、进入新技术领域以及开发新产品等，而高校则能够从产学研协同创新中获得经费支持、推进基础研究向市场应用的转化、探索新的市场需求领域以取得更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⑧Xia H., Weng J., Zhang J.,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n China:Impact of Innovation Input and Open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Science, Vol.14, No.1, 2021, pp.62-78.
根据新地理经济学和集群创新相关理论，协同创新效果会受到主体间空间距离的影响，地理上邻近的创新主体之间更便于开展合作。已有研究也证明高校创新成果的溢出具有一定的本地性。基于这些理论，一方面考虑到高校的创新资源优势主要为高水平的研发人员；
另一方面考虑到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实质性创新水平明显高于外观设计专利，而与高校协调创新将有助于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实质性创新活动，抑制非实质性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所在城市的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总体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具体到不同的专利类别层面，将促进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抑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高校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通过技术转让和项目委托等方式进行合作，即显性影响渠道。技术转让和项目委托这两种合作方式差别在于，技术转让一般是高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让给企业，企业利用购买的技术成果提升产品科技水平。这种合作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由于合作时间短、层次浅，较难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项目委托则是更加紧密的一种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下一般由企业提出研发需求并提供资金支持，高校负责组织项目团队，开展相关研究，并向企业提供研发成果。项目委托相较于技术转让能够形成更加密切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深入合作交流将高校的科研成果应用于企业，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高校研发人员通过承接企业委托项目和技术转让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且委托项目的促进效果强于技术转让。
第二类高校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机制是高校与企业之间非正式的沟通交流，即高校的隐性影响渠道。高校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体，对企业的隐性影响更多表现为基础研究的溢出作用。基础研究具有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①Scarrà D., Piccaluga A.,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From Big Science:a Literature Review”, Technovation, 2020, pp.102-165.可以分为可编码知识（显性知识）和意会知识（隐性知识）两类。②刘立：《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6 页。可编码知识主要表现为公开发表的论文及专著，而意会知识则根植于研究人员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可编码知识易于扩散和模仿，但意会知识多表现为难以言传的技术和经验，因此其扩散具有较强地理范围和组织关系限制。不论是基于可编码知识还是基于意会知识，隐性影响渠道在现实当中均难以准确量化，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高校研发人员的基础研究能力越强，其通过隐形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也越强。依照现行高校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体系，科技论文发表是反映高校研究人员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在机制分析阶段，利用高校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作为隐性影响渠道的代理变量，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高校研发人员通过基础研究的溢出作用促进企业创新产出。
（一）特征事实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可知，高校研发人员通过显性和隐性影响两种渠道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并且效果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为了对这一理论假设进行初步分析，图1 中展示了2007 年、2011 年、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和上一年度企业所在省份高等学校研发人员的数量。对地区间进行横向比较可知，高校研发人员规模大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也较高；
对年份间进行纵向比较可知，同一地区高校研发人员增长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增长成正比，并且这种趋势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东、河南、广东等东部和中部省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图1 分地区高校研发人员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总量
（二）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前述理论假说，本文构建以下实证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ln_innovationijt表示城市j中的企业i在t年的创新产出，核心解释变量 ln_eduempjt－1为企业所在城市高校的研究人员规模，模型中还控制了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两类变量，分别为Xijt－1和Mjt－1。考虑到创新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也为了避免创新产出反作用于实证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此处的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的水平。此外，实证模型还包括了城市层面的虚拟变量D_CITYi和年份层面的虚拟变量D_YEARt。
（三）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ln_innovationijt：本文利用城市j中企业i于t年的专利申请量来度量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并且考虑到不同类型的专利所反映的创新水平不同，实证过程在专利申请总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核心解释变量ln_eduempjt－1：企业所在城市中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专业t－1年时的研究与发展人员规模的对数值。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Mjt－1包括：企业年龄ageijt－1及其平方age2ijt－1，总资产的对数ln_capitalijt－1， 员工规模对数ln_laborijt－1，资产负债率ratioijt－1，利润率profitijt－1，所有制性质虚拟变量stateijt－1（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以及行业类别虚拟变量（两位码行业分类）。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Mjt－1包括：人均GDP 的对数ln_gdpjt－1，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的对数 ln_fdijt－1，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edu_sharejt－1，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tech_sharejt－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tertiaryjt－1。
2.数据来源
实证部分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四类：第一类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方法参考了聂辉华等和Brandt 等的研究；
①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 年第5 期；
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Zhang Yifan,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7, No.2, 2012, pp.339-351.第二类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数据库，获取了各项专利的基本信息、申请人和发明人信息等，并参考寇宗来等的研究将工业企业信息和专利信息进行匹配，然后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加总整合；
②寇宗来、刘学悦：《中国企业的专利行为:特征事实以及来自创新政策的影响》，《经济研究》2020 年第3 期。第三类是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该汇编资料中包含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自然科学专业的科技活动概况，本文从中获取了各高校的研究与发展人员、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技术转让签订合同数量及实际收入等，并加总得到城市层面的数据，作为后续实证回归的核心解释变量和机制研究中的中介变量；
第四类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主要用于获取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经过对这四类数据的匹配，最终得到2002 年到2013 年间的200 多万条企业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③限于篇幅原因，此处不在展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获取。
（一）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1 当中展示了企业所在城市的高校研发人员规模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由于不同类型的专利表征的创新水平不同，因此表1 汇报了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各自的申请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整体来看，企业所在城市高校研发人员规模的上涨对工业企业专利申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验证研发人员规模对企业创新产出促进作用的稳健性，本文在列（1）、（2）、（3）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对比可知，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有所减小，但是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分专利类别来看，高校研发人员规模的上涨会显著促进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同时会显著抑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所在城市高校研发人员每增长1%，企业整体专利申请量平均增长0.014%；
发明专利申请量平均增长0.015%，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平均增长0.020%，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平均下降0.022%。这意味着企业所在城市的高校研发人员规模越大，那么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能力将越强，因此会增加具有较高创新技术含量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减少创新技术含量低的外观设计专利。
表1 高校研发人员对工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来看，企业年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为倒U 型，即企业创新产出会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企业总资产规模、雇佣劳动力规模以及利润率的上升均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则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中，人均GDP、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比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升均会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而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续表）
考虑到不同级别的研发人员其研究能力和学术影响力存在一定差异，本文进一步将研发人员的范围缩小到具有高级职称的高校研发人员。一般认为越是具有高级职称的研发人员其学术研究水平也越高，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对企业的创新促进效果也应当更强。表2 当中展示了该部分的实证结果。对比表1 和表2 可以发现，具有高级职称的研发人员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明显大于整体研发人员，高校的高级职称研发人员每增加1%，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增加0.066%，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加0.040%，表明高校研发人员自身的研究能力越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表2 高校高级职称研发人员对工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二)高校研发人员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研究
为了验证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出的假设2 和假设3，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在显性影响渠道的验证过程中，ln_channeljt－1一方面用城市层面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科技经费中来自企事业单位委托的金额衡量，另一方面用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技术转让签订合同数和实际收入金额衡量；
在隐性影响渠道的验证过程中，ln_channeljt－1用城市层面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衡量。此处中介变量的测度均取对数。其他变量则与回归式（1）中的变量定义相同。
1.基于委托经费和技术转让的显性影响机制
表3 当中展示了利用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作为中介变量得到的显性影响机制，其中列（1）展示了中介效应的第一阶段即式（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高校研发人员规模对获得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高校研发人员规模每上涨1%，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上涨0.594%。在验证中介效应第一阶段显著的基础上，表3 列（2）到列（5）中分别利用专利申请总量和不同类别的专利申请量进一步展示了第二阶段即式（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加入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后，该变量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同时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专利申请的影响系数相较于表1 明显变小。这说明高校研发人员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渠道之一是通过承接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科技经费开展项目合作，从而将高校的研发成果转移到企业，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
表3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4 中列（1）到列（3）展示了以技术转让合同数作为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列（4）到列（6）展示了以技术转让实际收入金额作为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对比列（1）和列（4）可知，高校研发人员规模对技术转让签订合同数和实际收入金额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校研发人员规模每增加1%，技术转让签订合同数增加0.462%，技术转让实际收入金额增加0.438%，说明技术转让签订合同数和实际收入金额作为中介变量的第一阶段均成立。分析列（2）和列（3）以及列（5）和列（6）当中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较于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技术转让的中介效应尽管在统计学上显著，但是其本身对企业专利申请的影响系数很小，并且对比表1 和表4 可以发现，加入技术转让作为中介变量后，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专利申请的影响系数并没有明显变化。
表4 技术转让合同数和实际收入金额的中介效应检验
综合分析表3 和表4 可以验证假设2，即委托经费和技术转让作为高校研究人员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两种显性渠道，均可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委托经费的影响效果显著强于技术转让。这说明深入稳定的项目合作方式比时间短、层次浅的技术转让更能有效将高校研发成果转移到企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
2.基于科技论文发表的隐性影响机制
表5 中展示了以科技论文发表作为中介变量，检验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隐性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列（1）表明高校研发人员规模每增加1%，科技论文发表的数量增加0.639%，因此中介效应的第一阶段成立。列（2）到列（4）中，高校科技论文发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均为正，且此处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明显小于表1 当中的影响系数，说明高校研发人员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渠道之一是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作用。此外，对比表3 和表5 中以外观设计专利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委托经费对企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影响系数为正，而科技论文发表对企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相较于目标明确的项目合作，高校研究人员通过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渠道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加偏向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同时对技术含量低的外观设计专利具有抑制作用，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实质性科技创新能力。
表5 科技论文发表的中介效应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
尽管在前述过程中已经控制了诸多城市层面的变量，但依然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同时影响高校研发人员规模和企业创新产出，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缓解该问题并验证前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利用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讨论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高校扩招是从1999 年开始，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而推出的教育改革政策。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高校招生人数从1999 年开始快速增长。这种由于外生政策带来的高校招生扩张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本研究相关的一项准自然试验，许多研究将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如劳动收入份额、企业成本加成率、住房市场价格以及婚姻市场等。①张明昂、施新政、纪珽：《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大学扩招的证据》，《世界经济》2021 年第2 期；
毛其淋：
《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经济研究》2019 年第1 期；
吴要武、刘倩：《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 剩男?》，《经济学（季刊）》2015 年第1 期。这些研究在利用高校扩招这项准自然试验时，重点关注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张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其他方面。然而一个非常重要但被已有研究忽略的重点是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带来的高校教师规模的扩张。
图2 当中展示了1990 年以来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的规模及增速，可以发现，从1999 年高校扩招开始，高校专任教师数逐步增加，2001 年到2005 年处于快速增长时期，每年高校专任教师数的扩张规模在10 万人以上。这种专任教师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得高校生师比在招生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因此，高校扩招作为一项外生的政策冲击，其带来的高校专任教师数的扩张可以作为高校研发人员的工具变量。
图2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及增速
高校扩招作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对于不同地区高校研发人员的影响效果不同，为了刻画这一外生冲击在城市层面的效果，本文参考陈斌开等所采用的方法，②陈斌开、张川川：《人力资本和中国城市住房价格》，《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5 期。将城市高等院校的数量与全国高等院校扩招规模的交叉项作为城市高校研发人员的工具变量，用以检验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效果的稳健性。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城市发展带来的高校数量增加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在计算工具变量时，本文使用每个城市2000 年时所拥有的高校数量（即基准实证部分样本期前一年的数据）与当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的增量做交叉项得到城市层面的工具变量。①本文还使用城市高校数量与全国高校教师规模增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检验，结果与表6 相似，限于篇幅原因，此处仅展 示了对于高校研发人员具有更强外生性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观察表6 中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可知，高校研发人员规模的增长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专利申请总量的增长，分不同类别的专利来看，显著促进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同时显著抑制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与基准实证结果一致。
表6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二）更换解释变量
前述基准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的是城市层面所有高校理工农业类专业的研发人员。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验证前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这一部分将高校分为了两类，一类是“211”及省部共建高校，另一类是其他本科高校。
表7 当中展示了将两类高校的研发人员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其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结果。结果表明两种类型的高校研发人员均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效果也与表1 中的结论一致。同时可以发现，“211”及省部共建高校研发人员对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其他本科高校的研发人员影响系数。②本文还将两类高校的研发人员进一步限定为具有高级职称，结果发现系数符号及相对大小与表2 中的回归结果一致，篇幅 所限此处不再展示详细结果。
表7 分高校类型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续表）
考虑到工业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而不同样本间的异质性分析对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这一小节中将围绕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所属行业类别等多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8 当中A 栏展示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分析可知，高校研发人员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显著小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促进效果。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国有企业自身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有关。由于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考核要求偏重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没有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考核，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决策逻辑不同于非国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逻辑，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对于从事风险较大的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较低。
表8 当中B 栏展示了以企业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衡量指标得到异质性分析结果。此处以样本中企业总资产的中位数作为划分界限，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其企业规模虚拟变量为1，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其企业规模虚拟变量为0。交叉项前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高校研发人员对大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对小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企业的资金实力更加雄厚，能够分配更多资金资源与高校开展合作；
二是大规模企业的资质信誉较高，更加容易获得与高校的高水平研发人员合作的机会。
表8 当中C 栏展示了以企业年龄作为划分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同样，此处以整体企业年龄的中位数作为划分标准，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年龄虚拟变量为1，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年龄虚拟变量为0。高校研发人员与企业年龄虚拟变量交叉项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校研发人员对成熟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显著更大，意味着发展成熟的企业更有能力与高校展开合作，提升其创新能力。
表8 异质性分析
（续表）
最后，本文还结合企业所属行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考虑到对科技创新需求性的差异，此处将所有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和非高技术行业两大类，其中高技术行业的判定依据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行业分类标准。若企业所属行业为高技术行业则虚拟变量取1，否则为0。表8 当中D 栏高校研发人员与高技术企业交叉项前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校研发人员对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对非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表明高技术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利用高校的创新资源促进自身创新产出的增加。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提升其创新能力与创新产出对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战略意义。现阶段企业创新能力偏低的原因之一是企业基础研究不足，而短时期内想要提升企业基础研究能力难度较大。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移到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这也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文章将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和高校科技资源数据进行匹配，分析了企业所在城市的高校研发人员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结果发现，高校研发人员规模的增长显著促进了该城市企业的专利申请总量，分专利类别来看，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显著上升，而技术含量较低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显著下降。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本文利用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高校研发人员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渠道。从显性渠道来看，深入稳定的项目合作方式比时间短、层次浅的技术转让更能有效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移到企业，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增加。从隐性渠道来看，高校以科技论文发表为主要产出的基础研究对其所在城市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校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型成熟型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中更加有效。
根据前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激发高校研究人员与企业协同创新的积极性。现阶段我国高校积累了一系列基础研究成果，仅有少数能够实现产业化应用。应当通过优化高校研发人员考核激励机制，激发高校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促使高校的研发成果持续向企业转移，提升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能力。二是鼓励高校和企业以长期、稳定、持续的模式开展项目合作和联合研发，而非采用一次性的技术合同转让来实现研发成果的转移。稳定的项目合作或联合研发能够同时发挥显性渠道和隐性渠道的作用，真正提升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能力。三是提升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加强公共部门对基础研究的经费保障。基础研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正外部性，企业现阶段将自有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的动力不足，而高校的基础研究具有显著的溢出作用。因此，需要加强公共部门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由高校和企业作为共同支出主体，提升高校的基础研究水平和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四是优化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联合高校和中小企业开展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且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更能发挥战略性作用。应当通过提升创新相关指标在国企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在充分激发国有企业发挥制度优势与高校合作的同时，利用其市场主体优势联合创新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发挥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领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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