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推动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斗争》(苏区版)以马列主义关于党报要开展批评的理念为指导，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对中央苏区在路线倾向、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宣传鼓动工作、扩红运动、查田运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了大量批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批评风格。虽然有些批评受制于“左”倾路线影响有不当之处，但其中大量的敢于较真碰硬，见物见人见细节的批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转变及工作作风的改进，对苏区各项建设的好转也起到了助推作用，对当今党报和党内政治生活如何增强问题意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一定启迪和参考。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倡和力行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这一作风和武器在中央苏区的机关报《斗争》中有鲜明体现。《斗争》1933年2月4日创刊于江西瑞金，由《党的建设》和《实话》两份党刊合并而成，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正式成立后,《斗争》实际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今学界对《斗争》有所研究，但对《斗争》为什么会形成批评风格的特征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成效与启示等少有专题研究。(1)郭丽萍的《〈斗争〉(苏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分析了苏区版《斗争》对“罗明路线”的批判；
王晓园、樊志成的《张闻天与〈斗争〉周刊(苏区版)》(《文史博览》(理论)2015年第18期)肯定《斗争》重视报刊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
谢红的博士论文《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研究》(湘潭大学，2017年)的附录中总结归纳了苏区版《斗争》中刊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并未对这些文章进行分析研究；
黄江军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形成——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苏区研究》2020年第2期)中简要提及过《斗争》，指出无论其中的批评产生的实效如何，这些来自高层和基层的批评声音已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共上下已将自我批评作为政治话语。本文试对《斗争》上刊发的具有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性质的文章和相关论述进行分析，从而探讨《斗争》批评风格的生成原因、内容体现、鲜明特点、成效与不足，以图为当今党报提高斗争性和斗争水平提供有益参考，也希冀对当下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一些启示。
与同时期的党报相比，《斗争》中有大量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但是其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批评尤为明显和具体，形成其独特的批评风格。这一风格的生成既与《斗争》对革命导师办好党报思想的借鉴有关，也与《斗争》对中国共产党办党报的经验总结有关，更与办刊人员与撰稿人员强烈的问题意识相关。
(一)对列宁办好无产阶级报纸理念的借鉴
1918年9月18日，列宁发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他尖锐地问道：“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骯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2)《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18日或19日)，《列宁全集》35，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列宁指出本国无产阶级执政后办的报刊大多没有斗争性和批评精神，不像革命报刊，机关报也不像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因此他强调，无产阶级即使执政后也要善于像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大力进行舆论斗争，揭发不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人和事。《斗争》直接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张闻天亲自担任主编，在办报的过程中借鉴并力行了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办报要有问题意识和敢于批评的理念。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加强报刊斗争性的文章曾被张闻天全文译介到中央苏区。1933年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里对列宁的办报思想进行介绍后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3)洛甫：《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12日)，第11页。
(二)对中国共产党开展报纸批评经验的传承
“报纸批评是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的报刊上的具体体现。”(4)周述波：《中国党报的传统：报纸批评》，《新闻前哨》2018年第3期，第59—60页。中国共产党运用报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并不是到中央苏区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了《向导》机关报，专门设置了“读者之声”专栏，主要刊载各地读者对《向导》周报的评价、建议。大革命失败后，《向导》被迫停刊，《布尔塞维克》代替《向导》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机关报，其中设置了“党内问题”栏目，要求党内同志就党内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八七”会议后，为了加紧党的政治宣传和鼓动，中央宣传部特决定宣传鼓动的工作大纲，要求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主编的对内刊物——《中央通讯》做到“解释党的政策，批评党的错误，登载党员对于党内问题讨论的材料等”。(5)《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192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且“苏区各类传播媒体的舆论监督，得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与保护”，(6)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7页。苏区的报刊越来越充满战斗色彩，“当时中共各大报刊营造出的自我批评风气也盛极一时”。(7)黄江军：《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形成——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苏区研究》2020年第2期，第50—61页。
(三)对现有党报批评不力的反思和改进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之初，此时在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舆论及时的监督和探讨解决办法。在《斗争》创刊以前，已有的党报党刊在舆论监督方面进行过改组，也开展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在为了党的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坚决斗争方面，还是非常薄弱，大多只是限于表面的报道和空洞的反对。比如中央苏区时期，中央及各级政府打倒官僚主义的声音虽然很大，但是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却很难在报纸上找到，就是“红色中华”上也难觅踪迹，在“红星”和“青年实话”上也是如此，这就不但不能用活的、具体的事实教育广大群众去打倒官僚主义，反而助长官僚主义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央苏区报纸上不仅难以找到反对官僚主义具体记载，在反对浪费、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开小差、反对反革命活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等方面同样难以找到具体记载，多是空喊多于具体事实的揭发，于实际工作无任何实际改善作用。所以“需要我们的报纸，如实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8)洛甫：《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12日)，第11页。《斗争》也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党的建设》和《实话》两份党刊合并而成，其主旨就是加大党报对现实问题的批评力度，发挥好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助推革命往好的方向发展。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斗争》的问题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中央苏区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及背后矛盾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反应，《斗争》的批评风格与问题意识共生，主要有如下体现：
(一)关于路线倾向问题的批评
一是对以罗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大量批评。以第三期《斗争》刊登的《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为开端，党内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第三期《斗争》几乎成为反对“罗明路线”的专号，博古在这期《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政治报告中提出，“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实行布尔雪维克的全线的进攻。”(9)博古：《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2日)，第10页。此后各条战线上反罗明路线的文章都不时在《斗争》上有体现，被点名批评具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代表不仅有罗明，还有邓小平、何叔衡、陈潭秋、谭震林、肖劲光等大批党、政、军人士。直至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期《斗争》仍连续刊文《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共同点都是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革命力量的不信任，对困难的投降，“取消苏区的罗明路线否认两个政权尖锐对立，轻视革命与红军力量的狄康错误是这个斗争形势下机会主义动摇的明显的例子。”(10)石心：《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6日)，第15页。张闻天等人当时还未完全挣脱“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也撰写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等文章，号召对“罗明路线”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二是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进行了矫正批评。张闻天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中指出，在苏区党内存在着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事实上对付有右倾问题的同志也总比对付有左倾问题的同志严厉些，“甚至反左倾错误的同志可以完全不受到批评与纪律的制裁。”(11)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第2页。因而导致极左主义者在党内思想斗争、检举运动、对付地主富农问题以及查田运动和执行苏维埃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都滥用权力。如“他们把每一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不论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怎样努力，不论他们对党与苏维埃有着什么大的功绩，他们一律称之为‘阶级异己分子’，从红色部队中与苏维埃机关中洗刷出去，把他们编入劳役队或罚做苦工。”(12)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第3页。再譬如将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或者只请过一两年后来没请的富裕中农分子，都放在富农一类打击。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斗争严重背离了客观实际，在党内外造成了严重的不安与混乱。党中央曾经多次指出要同这些“左”倾错误作斗争，但相关指示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张闻天指出：“必须使每个同志知道如何在实际斗争中纠正每一种过左倾向的具体表现，并且善于揭发每一左倾的实际内容，指出过左倾向，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它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党与苏维埃的整个利益的！”(13)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第6页。
(二)关于党的领导问题的批评
在第一期，邓颖超就撰文批评党仍未完全认识到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这一任务的迫切与重要，她指出大革命遭受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去争取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本应该让全党时刻警惕，但“这一重要任务还停留在党的文件上和同志们的口头上，还缺乏真正的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力的实际的斗争。”(14)邓颖超：《实际为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的检讨》，《斗争》第1期(1933年2月4日)，第15页。张闻天指出中央苏区的领导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即在党的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一切组织内，“常常没有一个负责的同志，或是只有一个负责的同志在那里包办一切，什么集体的领导是没有的。”(15)洛甫：《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斗争》第2期(1933年2月4日)，第6页。如在福建省内，宣传部、组织部、妇女部在名义上都有分工，但是负责宣传部工作的人很少注意宣传工作，组织部的工作也是如此，因而这些分工大都是有名无实的。更让他愤慨的是，面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大家并不觉得奇怪，不仅没有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反倒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张闻天看来，将“取消领导”比作“新的领导方式”是极其荒诞的，他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健全领导机关，将一切重要的问题放置领导集体中讨论、决定、执行，这才是“新的领导方式”，如此才能同当前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包办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等问题作斗争。为了能更好地纠正领导方式的错误，张闻天在第二、五、二十、二十八期撰写《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文，一再结合具体案例对新的领导方式的内涵、意义及路径进行了说明。陈云在第十八期发文《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结合农业工人会一个巡视员的具体案例对支部正确的领导方式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出席支部会议前不做调查和准备工作，一到会场提出一大堆基层无法一下完成的任务，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指导，抓不住关键环节，不仅指导不了工作，还会破坏党群关系，“这是最坏的领导方式”。(16)陈云：《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斗争》第18期(1933年7月15日)，第17页。同时，对党的领导在中央苏区各级党部、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和赤少队、不同群众及群众组织、文化教育中的软弱涣散问题及领导方式不恰当，《斗争》都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措施，要求苏区各个地方和部门都要注意加强党的领导，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三)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批评
在组织建设方面，《斗争》分期刊登了罗迈撰写的《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他认为共产党的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是团结群众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基本链环，是教育党员、训练干部的基本学校，健全的支部生活是能够把团结群众和教育党员两方面的斗争任务综合起来，融化起来，但现实生活中支部能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在我们那里很少很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17)罗迈：《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斗争》第9期(1933年4月25日)，第11页。在思想建设方面，罗迈也指出过去党内思想斗争方面因为没有分清错误的性质与实质，未区别错误的轻重程度，未通过犯错误同志的历史与平素的政治立场来决定斗争的态度，同时也未处理好党纪制裁与法律制裁的关系，从而作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比如一提反罗明路线，就把一些消极怠工的同志也当作罗明分子严厉处置，而在反对阶级异己分子时，把一些两面派，如一向作投机生意的胜利县土地部长从轻处理，而将一些偶尔犯了点小错误的同志，如仅贪污了几毛几元的同志却严加惩办。对于这些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斗争，罗迈强调，必须搞清斗争原则，“不然会使党内思想混乱，使党的团体趋于解体。”(18)罗迈：《粉碎思想斗争中平均主义的方式》，《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6日)，第2页。在作风建设方面，《斗争》刊发不少文章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作风进行了批评。《肃清“无用的文件”》《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两文对党内存在着用文山会海的工作作风代替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进行了批评，点名指出杨殷县从县到区，区到支部的工作方式都是千篇一律，每天忙于开会，层层传达上级会议内容，在会议中漂亮大话一套套，具体讨论看不到，“可以说官僚主义的作风深入膏肓。”(19)《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斗争》第63期(1934年6月9日)，第6页。《斗争》编者指出：“我们要求各省委答复我们，在那里怎样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斗争，在广大的党员面前作了这方面的什么解释工作？”(20)《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斗争》第63期(1934年6月9日)，第10页。
(四)关于扩红问题的批评
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扩大红军力量是苏区得以生存的重要保证。《斗争》不仅刊载多篇报道号召积极完成扩红计划，也对扩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邓颖超在《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中批评指出在过去和现在的扩红工作中，党和团内大部分同志还没有清楚正确远见的认识，没有将扩大红军当作是永续经常的工作，动员工作很有问题，不会协同其他工作进行扩红动员，不会动员党员，也不会动员群众，往往采用“完全脱离群众的官僚命令强迫方式”。(21)颖超：《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斗争》第7期(1933年4月5日)，第6页。如万泰县为了完成高额的扩红指标，“在寺下区一个党的会议中，一个反帝同盟主任不报名，就处罚苦工作伙夫。”(22)陈寿昌：《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斗争》第39期(1933年12月19日)，第11页。因为害怕不响应扩红的后果，“有部分群众上树(冠朝区)，上山，泅水逃到白区，自残(冠朝区有人敷药能使脚肿而且烂)等。”(23)陈寿昌：《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斗争》第39期(1933年12月19日)，第11页。第三十八期李富春撰文指出十月革命节突击运动遭受流产的根源，就在于党部忽视了面向群众的重要性，只知道机械地动员干部，导致了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自尽的严重现象，“在边区地方机关中，工作人员在敌人进攻面前逃跑反水的风气是很严重的，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24)董必武：《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6日)，第3页。也正是因为没有面向广大群众，许多地方发生不注意优待红军家属，不注意解决参军家属的实际问题，导致要么扩红困难，要么已经参军的逃跑、“开小差”，这又导致许多地方对“开小差”的斗争方式有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扩红任务更是难以完成。《斗争》十四期就刊登了邓发的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文章批道，有些地方对于“开小差”的斗争的领导是消极的，完全脱离了群众，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是简单的，“一看到开小差的逃兵，就辱骂或耻笑”，(25)邓发：《开展反对开小差的群众运动》，《斗争》第14期(1933年6月5日)，第6页。这导致开小差的同志归队非常之少，他们甚至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对此，邓发提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纠正单纯辱骂、耻笑、命令、捆绑逃兵归队的方式，尽量对逃兵进行说服教育，在政治上给予鼓励。
(五)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问题的批评
杨尚昆认为宣传鼓动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但是“过去苏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非常不能令人满意。”(26)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斗争》第2期(1933年2月4日)，第8页。他撰文批评指出，苏区党不仅未确立起宣传鼓动工作的组织系统，“从省委起一直到区委止，大多数是没有宣传工作系统的，所谓宣传部，顶多不过一二人，甚至有的地方根本一个人也没有。”(27)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斗争》第2期(1933年2月4日)，第8—9页。同时，宣传的内容过于单一，宣传的方式也太过狭窄，譬如在江西“省委通讯”所发表的“八一宣传工作的总结”中，出现关于“木标语”“竹标语”“壁标语”“纸标语”等数字，但却未体现宣传工作的内容，下级党部用这些数字来表示工作的优劣，上级党部也拿这些数字来决定下级党部工作的优劣，“大家这样习惯了，至于在这些数目下到底有什么内容，如何改善它们的内容，那是大家所不管的。”(28)洛甫：《关于新的领导方式(四)》，《斗争》第28期(1933年9月30日)，第11页。杨尚昆强调，一切宣传鼓动工作都需要有准备的去进行，需要具体领导，而不是官僚式的应付。“我们不需要挂名而不工作的‘宣传队’。”(29)昆：《宣传队应该如何工作的一个实际例子》，《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第16页。李富春对宣传鼓动工作中看不到宣传对象的差异，而是进行一成不变的刻板宣传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江西党的工作愈到基层愈是难以推进的原因就在于远离群众的具体要求。“正因为我们的宣传鼓动极端缺乏群众性，不能很好的去教育和说法群众，所以我们下层的党部和党员中有些就采取了强迫命令群众的方式，而成为江西党领导群众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30)富春：《江西党目前工作的几个中心问题》，《斗争》第27期(1933年9月25日)，第5页。
(六)关于苏维埃工作存在问题的批评
关于苏维埃的出版事业，凯丰撰文批评指出，很少人注意到正确地组织苏维埃出版事业的重要性，有的不急着出版的却出版得又快又多，有的急着出版的则又慢又少，有千百万的成年青年儿童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课本，却被拒绝印刷。对此，凯丰提出必须与之作斗争，“这里不单只包含一个没有正确的组织出版的问题，而且包含着对于苏维埃教育的忽视。”(31)凯丰：《我们的奢侈与我们的吝啬》，《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第16页。在第九期，陈云撰文指出，苏区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时出现极端的工团主义倾向，提出并不适合每个企业的笼统的集体合同，如：成人工人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多做工资加倍，星期日不做工资照给，工人的吃穿用度开销皆由师傅给，工人当红军，师傅发三个月平均工资等。在此等条件下，没人愿意带学徒或雇工人，失业工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此，陈云提出必须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斗争，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在查田过程中，苏区一再出现令群众不安的现象，瑞金城区、黄柏区洋古乡、踏迳区、博生县的某些乡皆出现侵犯中农的倾向，部分中农因为恐慌而逃跑躲在山上。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毛泽东对开展查田运动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有些同志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敷衍态度对待查田运动，有些同志则错误地分析阶级成分，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在对待中农群众时表现出“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工农检察部的同志在查田运动中也表现出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渡头区的工农检察科长对于区苏主席放弃查田运动不管，也不去批评他与检举他。”(3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第10页。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强调，“要警觉地注视运动途中的障碍物，只有发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去清除这些障碍物，才能推动查田运动更加迅速的前进。”(3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第12页。对于苏维埃存在的贪污腐化不良作风，《斗争》刊登多篇报道直接点名批评。《民众的敌人》一文就揭露了瑞京县苏和于都少共县委领导干部的腐败作风，县苏“财政部长蓝文勋，会计唐仁达、杨达财三人互相狼狈为奸贪污了二千八百余元，隐瞒群众退还的公债谷票和打土豪的罚款，贪污办公费，如虚报二百多元的纸，虚报油洋，虚报一千二百多餐客饭。”(34)凯丰：《民众的敌人》，《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第11页。对于这些不良恶行，《斗争》严厉斥责，强调必须“把瑞金和于都的教训在广大的群众中解释，将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顶点上去，提到保护苏维埃的财产上去，任何浪费苏维埃的一个铜片都是帮助国民党的奸细！”(35)凯丰：《民众的敌人》，《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第12页。
不同于《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其他机关刊物，《斗争》的政治性、理论性、斗争性尤为强烈，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批评风格，特点如下:
(一)目的明确
《斗争》始终坚持从党的立场出发，努力发挥自身作为党报应有的领导作用，其发文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的各项工作向好的方向转变。从上述《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点，即“站在自我批评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础上，经常来检阅苏区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一切工作，介绍党的组织理论，开展党内生活的讨论，帮助党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36)《开端语》，《党的建设》第1期(1932年6月5日)，第3页。党报委员会在第二期发布的一则党报启事也明确强调，“要使我们的党报变为真正党的领导的机关报，那不但需要党的领导者经常的写些指示文章，而且需要能够真正的反映党的下层的实际情形，也只有各级党部经常把实际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的缺点和经验告诉党报，党报才能更具体的起它的领导作用。”(37)《党报启事》，《斗争》第2期(1933年2月4日)，第12页。
(二)直面事实
《斗争》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做到用事实说话，从目前的现实出发，真正的去了解了实际情形再进行批评工作。在对苏区现行的《劳动法》进行批评时，张闻天深入实际，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这一《劳动法》规定的许多条文脱离了苏区的实际，指出它的执行造成贫农“老板”雇不起工人，师傅带不起徒弟，业主负担不起“福利”而停业等种种不良后果，“这一为了大都市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38)洛甫：《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10期(1933年5月1日)，第7页。除了从现实出发揭露问题，《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也做到了尊重事实，尊重群众，如一再指出扩红困难的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没有做到群众心里去，没有解决好红军的后顾之忧。在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后，《斗争》也敢于直面问题，以编委会的名义刊登纠正声明。如第六十三期公开声明：“本报六十二期社论对于粤赣省的扩红工作以及粤赣省的领导机关，由于当时没有充分材料，而作了过火的批评，事实上，粤赣党在中央代表直接领导之下，完成并超出了红五月的扩红计划，那时的过火批评，是不合事实的，因此是不正确的，特此更正。”(39)《编委声明》，《斗争》第63期(1934年6月9日)，第16页。
(三)鞭辟入里
《斗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犀利的，毫不含糊的，并做到批评深入，直至病根。如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中，张闻天不仅具体批评了极左主义的各种表现，还深入分析揭示这种极左主义存在的原因，即“在我们苏区内，由于经济的落后，由于小生产的农民占着人口的绝对多数，甚至在我们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也占着多数，所以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也常常不断的在党内反映出来。在革命战争紧张时期，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常常容易走到发狂，走到极端的革命性，但一受到挫折，立刻就走到灰心屈服与张皇失措。”(40)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第5页。这种找准“病根”的批评分析，更清楚地让人们看到，极左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既容易“左”倾也容易右倾，所以党内既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也必须要防止极左主义在党内泛滥成灾。再比如潘汉年指出杨殷县很多党员干部之所以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这是“机会主义的领导与官僚主义的作风闭塞了你们对一切实际工作具体化的思想”(41)《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斗争》第63期(1934年6月9日)，第7页。作怪。在《斗争》批评其他问题的表述中，均可以看出这些批评都是见人见事，内容极为具体，不像其他党报批评蜻蜓点水，点到即止或者对深层原因探讨浅尝辄止。直面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弄清问题的性质，使得《斗争》的批评风格具有深度的理论支撑，是其独有特色。
(四)批评与建设相统一
《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作的更好转变，因此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不了了之，而是在批评不足后进一步提出改进纠正的办法。邓颖超在指出党忽视领导权的问题后，接着便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为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其一是打击与肃清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念；
其二是在发展党员时要坚决向工人雇农开门，大胆引进工人雇农干部并耐心教育；
其三是必须将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任务具体化实际化。罗迈的《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一文指出，从现实来看，苏区各级的党支部生活显然是不够健全的，譬如党的分工和专责制度未建立，支部会议的内容与开会的方法存在问题，支部领导机关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区委对支部的领导存在包办、代替、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等。在指出支部生活存在的问题后，他从“要建立党的分工和专责制度”“支部的组织应该怎样”“支部各种会议的内容和还会的方法”“支部领导机关应当怎样工作”“加紧党员的教育与巩固党的铁的纪律”“区委应该怎样指导支部工作”等方面出发提出健全支部生活的建议。杨尚昆在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进行批评后，详细提出了彻底转变工作的办法，包括建立宣传鼓动工作系统，确保宣传品有时间性、地方性和充分的鼓动力量，广泛采用口头的、活动的宣传鼓动方式等。这些都是极具建设性的批评。
(五)敢于对自我批评进行批评
“自我批评对于我们的重要，正像空气太阳之对于人体。”(42)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第13页。在第二、三、四、八、十期《斗争》设置了“自我批评栏”，主要围绕各级的指示信、汇报、计划进行批评。例如，第二期自我批评栏刊登了一段福建新泉县委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人简单地汇报了新泉县存在“发展党员方式不正确”“支部生活不健全”等问题，然后以“因为县委的同志均出发去了，我对于整个情形不能详细了解只是能报告如此”(43)炳：《必须彻底改造的党的组织的一个例子》，《斗争》第2期(1933年2月4日)，第12页。草草了事，未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此，《斗争》严厉批评道：“党的组织糟到这样，但是县委同志却没有一个人在家，我不知道这些同志到底在忙些什么，这种领导方式该宣告破产了吧！”(44)炳：《必须彻底改造的党的组织的一个例子》，《斗争》第2期(1933年2月4日)，第12页。在第四期，《斗争》批评会昌县委作了千篇一律的自我批评报告，“这是旅行家的一些客观事实的描写”“我想我们要求的是活的报告，不是这类死报告”(45)炳：《硬化的千篇一律的工作报告》，《斗争》第4期(1933年3月5日)，第16页。。在自我批评栏中，编者还特别要求被批的党的组织，及时答复对于所批评到的问题采取了什么具体的办法去纠正，强调“自我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批评，而是为了党的工作的彻底转变。”(46)炳：《何等客气的要求！》，《斗争》第2期(1933年2月4日)，第12页。
《斗争》创办时正值极“左”势力在党内全方位盛行，路线问题事关全局，一个政党路线出问题，各项工作都要受影响。作为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后来也承认道：“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47)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7—19页。作为党的机关报，《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如屡屡刊文反“罗明路线”，事实证明其中被点名批评的同志大多革命的坚定性是不容置疑的。通观《斗争》73期来看，在面对苏区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斗争》后期其实很难做到像早期反“罗明路线”斗争时那样众口一词，“歧异对立的观点时常并存，甚至出现了纠‘左’力量与‘左’倾错误的斗争。”(48)郭丽萍：《〈斗争〉(苏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37—42页。除了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不大符合实际外，《斗争》对党执政苏区实际工作中的批评尽量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对苏区各项工作的改进起了一定警醒作用。“如果在苏区的工作在四中全会以后没有这一个大的改进，那根本就不能与国民党作长期的斗争，不能长征，不能在现在还保有这大的力量。”(49)《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1937年3月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总体来看，《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真正广泛运用报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
(一)充分发挥了党报的领导作用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还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就有过运用报纸来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行为，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弱小，没多大的话语权，在报纸上产生的舆论影响微乎其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陆续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机关报、党内刊物等，但在与国民党合作时领导权、主动权都在对方手中，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又不得不转入地下和国民党展开战斗。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即使想利用报刊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没有安全稳定的办报环境，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红色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很难实实在在运用“报刊批评”这一武器来推动党的事业发展。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组织将创办报刊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指示，机关、工人、青年、妇女、儿童、医疗卫生、文学艺术各级各类报刊纷纷创办。在良好的办报环境中，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广泛使用报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指出错误和不足之后，紧接着提出改进的建议，以更好地推动政权的建设和实际工作的顺利开展。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政治理论刊物，《斗争》有着其他报刊不具备的权威性，其不仅刊登大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还对其他报刊开展批评工作进行指示和评价，具有借鉴意义的文章《斗争》会及时转载，存在不足的报道编者也会作出犀利的点评。作为党报委员会的主任，张闻天指出“‘红中’一直到现在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但是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目的”，(50)洛甫：《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12日)，第12页。与这些机关报相比，《斗争》真正发挥了作为党报的领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真正广泛运用报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虽然当时没有足够的成熟的报刊批评经验可以借鉴，又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斗争》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它和这一时期的其他报刊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批评的基础，为后来的实践工作积累了经验。在一定历史意义上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组织基础到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奠基于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实践。”(51)黄江军：《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形成——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苏区研究》2020年第2期，第50—61页。
(二)促进了留苏派的觉醒
苏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缺乏属于自己的理论指导和经验，而《斗争》的撰稿人大多数又都具有留学苏联的经历，他们拥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强，但这种留学经历也使得他们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特殊的感情，容易将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生搬硬套到中国革命。《斗争》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政治理论刊物，曾经有段时间被当作宣传鼓动“左”倾错误路线的舆论工具，发表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的文章。如《斗争》第五十六期发表社论《国际十三次全会与中国革命》指出，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号召各国共产党“无情地铲除各式各样地机会主义，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不如此，共产党是不能引导工人群众来参加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社论强调这一号召完全正确。(52)社论《国际十三次全会与中国革命》，《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第2页。由于留苏派在当时党内和革命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他们的意见对苏区的革命建设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但是随着张闻天等人逐渐在实际工作中认清中国革命现实，越来越主张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苏区工作。任弼时在博古正式批判“罗明路线”时撰写《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对“进攻”的不同看法。杨尚昆后来回忆道，“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唯一一篇文章。”(53)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任弼时在文中提出:“这里我们在为着党的积极进攻路线的斗争中，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54)任弼时：《什么是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2日)，第16页。他认为进攻路线的执行不应该片面化、绝对化，有时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甚至是暂时的退却措施，也是为了消灭敌人，也是间接的进攻。对于什么是进攻路线的全部，任弼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是动员组织领导武装最广泛的工农劳苦民众，把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治斗争积极性提到最高的限度，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向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残酷的斗争，消灭和瓦解敌人的武装力量，推翻其统治，消灭其一切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企图。”(55)任弼时：《什么是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2日)，第16页。罗迈在《粉碎思想斗争中平均主义的方式》中也严肃批评道，记得去年与罗明路线作激烈斗争时，有些同志把罗明的路线当作所有机会主义动摇的公式，这种“把各种不同的事物当作一个样子看待，把党所指出的原则当作死板的公式运用”(56)罗迈：《粉碎思想斗争中平均主义的方式》，《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6日)，第1页。的平均主义在党的思想斗争中时常表现出来，严重干预了党的革命事业发展。作为党报委员会的主任，张闻天在从“左”倾到挣脱“左”倾束缚的过程中，运用《斗争》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极“左”现象和极“左”政策进行批评，这些文章“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反对所谓右倾为主题的文章，而且批评的范围也较为广泛。”(57)张树德：《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对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评，见证了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也“为后来在长征途中与毛泽东、王稼祥等共同提出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实际基础。”(58)张树德：《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三)推动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发生转变
虽然《斗争》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犯过“左”的错误，但是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实际调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时发现错误并敢于和“左”倾势力做斗争。他们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抵抗，是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斗争的一个缩影，引导中国共产党冲破“左”的桎梏，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向实事求是方向转变。在参与遵义会议的党员干部中，有十二位均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或笔名在《斗争》上发表过文章，他们分别是张闻天、陈云、凯丰、博古、杨尚昆、刘少奇、毛泽东、李富春、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邓发，文章总数多达八十余篇，其中带有建设性批评意义以及反对“左”倾错误的文章超过三十篇。(59)文中所做统计数字中，均为以个人名义撰写的文章，且续刊文章无论两次还是多次刊完，均以1篇计算。张闻天：《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莫克拉西》《苏维埃工作的改善与工农检查委员会》《关于我们的报纸》《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于都事件的教训》《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杨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关于夏耕运动》《宣传队应该如何工作的一个实际例子》；
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陈云同志给谢绍武同志的信》《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
凯丰：《平均主义是具体领导最凶恶的敌人》《苏区团的组织状况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奢侈与我们的吝啬》《按照新的生活着，按照新的工作着》《民众的敌人》；
李富春：《江西党目前的几个中心问题》《把扩大红军的突击到群众中去》；
邓发：《开展反对开小差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刘伯承：《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等。遵义会议后，在《斗争》上撰文批评党内有不好传统的同志继续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反思。刘少奇在1937年反省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时指出，有时党内同志做事只顾原则，“不去实事求是”，(60)《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1937年3月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思想方法有误。毛泽东1937年则指出党在十五年中一直存在着革命的好的传统，包括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作风上一切好的东西，不容否认，但也有不好的传统，主要是“左”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党内一些同志包括张闻天都是认可的，“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61)《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从党的立场出发，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
(四)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苏区党的建设
《斗争》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文章，对支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批评纠正，同时还对模范党支部进行介绍推广，这对苏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共的组织力和严密度虽因党员数量激增“有被稀释的现象，尚不足以遭到根本动摇。”(62)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6—97页。作为权威政治理论刊物，《斗争》对于过去苏区党内一部分同志忽视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缺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了解，要成为真正的布尔塞维克者是很困难的，并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必需加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我们要以这一武器去粉碎敌人，粉碎一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改和曲解。”(63)尚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斗争》第4期(1933年3月5日)，第8页。基于此，《斗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理论分析和说明，对广大党员进行了很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好地帮助了党员和干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等。《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作风的改进也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933年，中央苏区掀起了对“新的领导方式”的探讨热潮，《斗争》刊登大量文章，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高度出发，对阻碍中共与群众紧密联系的不当工作方法与作风进行批评纠正，提倡要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这些注重党群关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形成的重要内容。《斗争》指出苏区党的建设存的问题并积极改进，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党的建设方向，全方位提升了党的建设水平，增强了党在危急关头的战斗力。“《斗争》在传达中共中央政策，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宣传共产主义，总结苏维埃政权和经济建设经验，动员人民力量反抗军事围剿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64)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五)推进了苏维埃多项工作的好转
《斗争》对苏维埃工作中各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推动苏区治国理政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譬如，《斗争》对未彻底充分实行优待红军条例而引起扩红效果差、开小差的问题一再批评，促使《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出台，以政府政策的形式保证优待红属工作一定到位，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这样，已当红军的及新报名的战士，都不致顾虑家属的恐慌而开小差或集中不到。”(65)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第19页。在文化教育方面，《斗争》接连刊登《列宁的教育观》《阶级战争中的教育》等文章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批评纠正在教育战线存在的不足。1934年4月，《苏维埃教育法规》颁发，对苏维埃教育的各方面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使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而且过去文化大都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66)杨小冬：《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同时，《斗争》对经济斗争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批评纠正，也促使中共中央在经济、劳动等政策上作出一系列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譬如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到达苏区后，皆发现《劳动法》及其实施过程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倾向，在《斗争》中发表相关文章进行批评指正，并提出修改《劳动法》的建议。1933年10月15日，《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定》颁发，宣布实施修改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使得一些“左”的条文被纠正，工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被兼顾。此外，《斗争》又如一个“瞭望台”，将整个中央苏区都置于报刊舆论的监督之下，其不仅对苏维埃政权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进行全方位、宽领域的抨击，还重视刊登与反腐斗争相关的法令和条例，将舆论监督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更是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发出警示。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给予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也使得苏维埃被《红色中华》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67)《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9月11日，第3版。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批评是对问题的警醒，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助推器。《斗争》指出，“没有自我批评会使我们的工作停顿起来，会使我们的工作死板，迟钝与没有生气，使我们的工作永远落后，永远听不到党所敲着的警钟。”(68)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第13页。只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存在问题，党报对此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停止，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要成为常态，《斗争》对当今党报和党内政治生活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一是思想意识上要敢于进行实质性批评，不能流于表面。二是政治组织上要确保批评的公正性，防止失误现象发生。三是价值导向上要保证批评的目的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不是囿于私利，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对事不对人。四是方法程序上要保证批评的规范性，批评前、批评中和批评后都要坚持群众路线，还需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正确分析问题的性质，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对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批评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6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重要论述摘录》，共产党员网，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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