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康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国民党领袖，民国的开创者，徐谦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探讨徐谦与孙中山的关系，对于研究徐、孙二人的生平事业而言固然不可缺失，即对于廓清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环节也不无意义。在孙中山的人际关系中，徐谦曾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学术界对于徐、孙关系的研究尚十分薄弱，现有著述或失于简略(1)参见叶青：《大革命时期的徐谦》，《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李在全：《徐谦与国民革命中的司法党化》，《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年版；
李雅芬：《从翰林革命家到激进左派：徐谦重要的政治生涯(1903—1927)》，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或囿于片断(2)参见赵令扬：《从陈炯明事件看孙中山先生和徐谦的关系》，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62—2069页。，既不系统，又不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徐、孙二人的关系作一全面探讨，以促进相关研究。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孙中山曾自述“文之先人躬耕数代。”(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孙中山出生时家境拮据，生活极为贫困。迥异于孙中山小农家庭的出身，徐谦出自安徽歙县一个书香门第。他比孙中山小5岁，1871年6月26日，出生于客居地江西南昌。他的曾祖父徐宝善为嘉庆年间举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要职，祖父徐志导为道光年间举人，曾任职于江西督销淮盐总局，担任过保定府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贵州按察使等职位。其父徐祚为太学生，候选知县，以儒学著称，撰有《读史地理今释》等小册，只因英年早逝，未能博得更大功名。除直系亲属外，徐谦的叔祖父及叔、伯多人亦为举人，名闻于里。(4)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4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393页。可见徐谦家族自清中叶以来即已弥漫着强烈的书香氛围。
孙中山早年就读于檀香山、香港等地，系统接受西方教育。这使他远离科举制度，无缘于功名。与孙中山形成鲜明对照，徐谦在家风熏陶下，深受传统教育浸染，热衷科举，追逐功名。徐谦4岁时其父去世，但这并未阻断他科举致仕之路。他自幼饱读经史子集，养成深厚的旧学基础，通过乡试、会试，1903年终于成为进士。(5)沈仪彬：《简略年谱》，徐季龙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编：《徐季龙先生纪念册》，1941年自印本，无页码。徐谦成为进士之前的人生正是传统士大夫的必由之路。
不过民元以前徐谦与孙中山巨大的政治反差主要体现在各自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孙中山萌发反清革命思想后，1894年创建兴中会，1905年又组织同盟会，大张旗鼓开展反清革命活动。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以倒清为职志，当然成了清政府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相形之下，徐谦较之孙中山，大异其趣。徐谦成为进士后，先入京师大学堂所属之进士馆深造，专攻法律政治。因清政府正预备立宪，急需法政方面的人才，故该馆所开课程以西学为主，教习大多为大学堂教员。(6)《北京·进士馆再志》，天津《大公报》1904年5月30日。三年期满后，毕业会考，徐谦成绩被列为最优等。(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1907年4月光绪帝授其为翰林院编修，并记名遇缺题奏。(8)《上谕》，天津《大公报》1907年4月13日。时法部成立未久，各项事业均在草创之中，人手奇缺，徐谦即被调至法部，一方面主持法部律学馆(9)《要闻·奏派律学馆人员》，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7日。，培训新司法人员，一方面又在法部编查处担当重任，参与制订司法近代化背景下的各项规章制度。(10)《京师近信》，《时报》1907年4月11日。数月后徐谦被委为法部承政厅参事。(11)《法部预保裁判人才》，《申报》1907年9月10日。1907年9月，徐谦受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丞(12)《上谕》，《邸抄》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筹设京师各级审判机构，数月内处理积案千余件。(13)张一麐：《行状》，《徐季龙先生纪念册》，无页码。1908年8月，徐谦又一次受到拔擢，出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14)《谕旨》，《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三日，第三百二号。，跻身正四品官员行列。他是清朝职官，自然为清政府工作，就此点而言，他与孙中山的立场无疑是对立的。
与墨守成规的封建士大夫不同，徐谦性格刚烈，敢作敢为，识时通变，具有不断追求进步的良好品格。他早年饱览经史子集等传统典籍，同时亦曾兼涉西学。1903年他在殿试对策卷中，提出广兴学校、宏奖人材等具有改革思维的进步主张。他在进士馆学习期间，所学大多为西学。他积极参与的清末法制变革，所效法的正是西方文明体系下的有关规章。1910年他率团赴美参加万国监狱改良会议，往返途经美、英、法、俄等十几国，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感受。他的忠君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发生改变。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审时度势，认识到清政府不可救药，共和已为大势所趋，开始抛弃忠君观念，拥护共和，向革命势力靠拢。值得强调的是，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变化，系出于至诚，非一般政治投机者可比。武昌起义后甫及一月，徐谦即将家眷全部从北京迁至天津，同时向朝廷告长假。(15)《邸抄》，天津《大公报》1911年11月18日。11月下旬，他上奏清廷，反对朝廷确定的君主立宪方针，主张效法美国，实行民主立宪，他甚至大胆建议宣统帝“应示大公于天下，舍离君位，为国民一分子”。(16)《徐谦奏请清廷改民主立宪折》，《时报》1911年11月29日。同时，他以天津《大公报》为主要阵地，发表《调停政府与革命军之意见书》《中华联邦共和政府之组织》等文(17)《调停政府与革命军之意见书》，天津《大公报》1911年11月23日、24日；
《中华联邦共和政府之组织》，天津《大公报》1911年11月25日。该报发表此二文时，署明“×生来稿”。从后续的材料看，×生即徐谦。，鼓吹在中国建立联邦共和国。徐谦的这一主张与同一时期远在英、法的孙中山的诉求完全相同(1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562页。，可谓不谋而合。以共和取代帝制，成为徐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奋斗的共同目标。徐谦在思想观念上的趋新使他民元以后追随孙中山成为可能。
1912年1月徐谦在天津邀集一批志同道合者，组织国民共进会，“主张以完成共和政体为目的”(19)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1924年初版，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页。，推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为副会长，负实际领导之责。因1911年11月徐谦在北京发起筹备国民共进会时，王宠惠正在北京，即一同参与发起。徐、王二人均厕身法界，关系非同一般。1912年1月4日，徐谦等人自天津致电王宠惠，表示“国体解决在即，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如在北方，即以本会名义参与末议”，请王宠惠与南京临时政府诸公接洽。(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2月下旬，徐谦发表《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依照主权在民的观念，对未来的中央政权提出了设想，主张成立联邦共和国，立法、司法集中于中央，行政分权于地方。(21)《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国民共进会来稿)，天津《大公报》1912年2月26—28日。3月，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唐绍仪内阁成立，王宠惠担任司法总长，即以徐谦为司法次长。7月，王宠惠因故请辞，徐谦也立即辞去次长一职。徐谦与王宠惠同进退，显示出两人之间特殊关系。而王宠惠与孙中山私交甚笃，不久徐谦通过王宠惠，得以进入国民党中枢。
1912年7月前后，同盟会总务干事宋教仁为建立政党内阁以箝制袁世凯，与政纲比较接近的国民共进会等四个政团开展合并谈判，王宠惠、徐谦等人代表国民共进会参与谈判。至8月中旬，谈判顺利完成，决定五党合并后的组织名为国民党，并通过政纲五条。谈判之发起及经过、结果迭经宋教仁电告孙中山等人，经孙中山复电认可。(22)《国民党之五大政纲》，天津《大公报》1912年8月4日。
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不断电促孙中山北上入京共商国是，同时因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即，8月17日孙中山自沪启程赴京，开启民国成立后首次北京之行。8月24日晚，孙中山抵京，当夜即赴总统府访问袁世凯。25日下午，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数千人，徐谦为大会主持人之一。孙中山到会并发表长篇演说，对五党合并赞赏有加。随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7人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徐谦等30人被推为国民党参议，胡汉民、唐绍仪等10人为候补参议(23)《国民党成立大会纪略》，天津《大公报》1912年8月27日。，负责党中央事务。此次大会也就成为徐谦与孙中山结交之嚆矢，自此徐谦即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参与革命工作。
除指导国民党成立外，孙中山来京还有一个重大事务亟待解决，即与袁世凯商洽铁路计划问题。孙中山为了专事铁路建设，将国民党理事长职位交给宋教仁代理。鉴于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频繁，且多为重大事务，不可不留存纪录，9月初国民党公举徐谦每日至孙中山行辕将其言行撰作日志。(24)《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9月8日。徐谦实际上临时扮演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正是由于有此互动，孙中山加深了对徐谦的了解，也强化了徐谦对孙中山的尊崇，双方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
对于孙中山舍弃政事，专力社会事业的铁路计划，袁世凯正中下怀。9月，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10月初孙中山由京回到上海，筹备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作运行机关。14日，总公司正式成立，孙中山自任总理，聘徐谦为秘书，以十年为期，徐谦即出京赴沪，协助孙中山处理各种事务。(25)《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10月21日。孙、徐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12月中旬孙中山起草了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委托徐谦带至北京，与政府及临时参议院交涉，要求早日修正通过，以作总公司运作的法律保障。(26)《总统府十一日纪事》，天津《大公报》1912年12月13日。徐谦与孙中山电函往返，秉承孙中山意愿，向有关部门据理力争，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孙中山方面的权益。(2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7页。另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页。1913年3月，袁世凯以命令形式公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大体上满足了孙中山的诉求。12月的北京之行，为徐谦首次在外执行孙中山的重大使命。徐谦充分显示了他办事干练稳重的品格，终归有成，可谓不辱使命，未辜负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13年春，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积极筹组责任内阁，对袁世凯政权构成了重大威胁。3月20日，袁世凯与内阁总理赵秉钧指使凶徒在上海车站将宋教仁暗杀。宋案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迅速回到上海，认为袁世凯难脱干系，力主武力讨袁，但黄兴、陈其美、胡汉民等人执意“法律解决”，致孙中山的主张受挫。4月13日，孙中山、徐谦出席国民党在上海举行的追悼宋教仁大会。(28)《哀亡渔父先生》，《民立报》1913年4月13日。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44件，袁、赵为宋案主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孙中山极为愤懑，但因党内意见并不一致，故不得不与袁世凯虚与委蛇。此时徐谦日伴孙中山左右，深知孙中山的苦楚，于是决定出面，向国民代达孙中山的真实想法。26日他起草了一篇长达数千字的雄文，即27日发表在上海《民权报》上的《布告国民》一文。该文胪举民国成立以来袁世凯破坏共和的十四大罪状，指出宋案“证据昭然，政府作贼，以毒吾民，破坏共和，莫此为甚！”。呼吁国民不能再事容忍，应起而反抗，对此作恶多端之政府，“惟吾国民共弃之”。(29)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299页。这篇言辞犀利、态度激进的讨袁檄文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党内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派的主张，它也为后来的二次革命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动员的作用。此文的发表标志着徐、孙二人共同致力革命的情谊达到了新的高度。
然而二次革命爆发后，徐谦并未卷入其中。及孙中山等人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揭橥反袁大旗，徐谦留在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30)沈仪彬：《简略年谱》，《徐季龙先生纪念册》，无页码。，在1916年袁世凯暴卒前与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没有任何往来。这一时期，徐谦与孙中山的关系较为淡漠。徐谦日后曾自嘲：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欲称帝，“我无倒袁的力量，只能在社会上浮沉。”(31)徐谦：《从事“基督救国”运动的经过》，香港《大风》半月刊第61期，1940年1月25日。徐谦的政治态度本来十分激进，为何二次革命后有所退缩呢？揆其实际，固然有其母年逾古稀，其妻身怀六甲等客观因素，然而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与孙中山相处时间过短，与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不同，徐谦系脱身旧阵营参加革命，他与孙中山的感情尚非深厚，对三民主义的认同也极为有限，因而在政局激烈动荡的时期，政治立场难免发生变化。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徐谦闻讯欣喜若狂，即刻兑现对胞兄的承诺，受洗加入基督教。他重续与孙中山的友谊，再次投身革命阵营。7月至9月，徐谦以佐治为笔名，在国民党人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了5篇篇幅甚长的社论，他指出袁世凯称帝虽然失败了，但帝制余孽犹存，仍欲残害民国，国民应下定决心坚决维护民元约法。(32)佐治：《国人之觉悟》，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7月11日。在《论不党主义》一文中，徐谦力陈不党之非计，强调在此危机深重之关头，恰恰需要公正人士结成大团体，国家才有前途，“不党主义即亡国之阶梯，惟民党主义始能救亡”。(33)佐治：《论不党主义》，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7月19—20日。这些观念切中时弊，示国人以正途，与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完全契合。8月3日，徐谦列名孙中山等人的通告，将于8月13日举行追悼陈其美及癸丑以来殉国诸烈士大会。(34)《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5页。上述言行表明徐谦已重回国民党核心层。9月，徐谦再度被推荐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次长，他向孙中山请示可否，获得首肯。(35)张一麐：《行状》，《徐季龙先生纪念册》，无页码。1917年6月，府院之争引发政局激烈动荡，国会被解散，复辟闹剧即将袍笏登场。徐谦即辞去司法次长，回到上海。
1917年7月，孙中山于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徐谦在上海桴鼓相应，他在上海《民国日报》接连发表社论，指出北方段祺瑞等人窃得政权，均系自伪造的大总统令而来，因此没有丝毫正当性，北方政权根本上就是非法的，进而强调“护约法复国会惩祸首”实为“方今之急务”，但“必有一真政府存而后言之乃有效”，各方应从速组织真政府，以与伪政府抗。(36)佐治：《副总统代行职权之误解》，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7月6日；
佐治：《辩伪——伪令伪代总统伪总理》，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7月17日；
佐治：《组织真政府之必要》，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7月24日。徐谦的上述言辞在舆论上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筹组护法政权的计划。8月中旬，针对南下国会议员人数不足可能影响新政权的产生问题，徐谦致函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指出事机紧迫，不能囿于向例行事，以致为会议出席法定人数问题所困，应马上开会，正式议决组织临时军政府。他还建议军政府设立讨逆大元帅一人，副元帅二人，军政府之组织委之大元帅，“至大元帅当然请中山先生担任，各方皆可允服，而副元帅则唐、陆两人各任其一。”(37)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82页。这一方案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孙中山方面的权益，得到吴、王二人认可。后来护法军政府大致按徐谦提出的方案促成。
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护法军政府正式成立，翌日章太炎被委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但不久章奉命出使云南，以敦促唐继尧就任元帅，而秘书长位置重要，不便久悬，22日，孙中山特任徐谦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38)《大元帅令》，《军政府公报》第5号，1917年9月23日。，自此徐谦又伴随孙中山左右，成为其得力助手。军政府成立后，唐继尧、陆荣廷拒就元帅之职，孙中山任命的各部总长也大多持观望态度，久不到职，严重影响了军政府的正常运作。10月底，徐谦受孙中山委托，前往上海，动员外交总长伍廷芳及内政总长孙洪伊来粤辅佐。徐谦耐心做了大量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使二人改变了对军政府的消极态度。经徐谦协调，孙洪伊于11月初被委为军政府驻沪全权代表，正式参与军政府重大事务。(39)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同月底，伍廷芳及其子伍朝枢自沪抵达广州，受到孙中山热烈欢迎。同时财政总长唐绍仪也自香山乡间赶至广州。唐继尧并致电孙中山，表示对伍廷芳“来粤赞助，极为欣慰”。(40)《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077页。正是由于徐谦出色的工作，军政府面貌得以焕然一新。
12月，徐谦利用直、皖之间的矛盾，频访江苏督军李纯等人，欲联络直系中同情护法的势力以倒段。这一计划后来受多重因素掣肘未得实现。但他于此际利用同乡、同教的关系，与驻扎南京的冯玉祥建立起了联系。1918年初，冯部奉令援湘，自南京溯江而上，曾拟攻占安庆，因皖督倪嗣冲防范严密，未成事实。2月冯玉祥率部抵达湖北武穴，两度通电主和，宣布自主，脱离中央关系，彻底打乱了北洋主战派的战争部署。3月初，徐谦自上海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冯玉祥救时志向，孙中山即致信冯玉祥，勉其支持护法大业。(41)《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2、505页。
5月，在桂系军阀操纵下，军政府实行改组，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虽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权落入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实力派之手。孙中山愤而离粤，前往上海，从事革命理论著述，对于政务总裁一职，他最初并不愿就任。但国会议员再三敦劝，称孙中山纵不亲至广州，亦可遣派代表列席政务会议，以免岑、陆等人包办议和，出卖护法各省的利益。(42)《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2、505页。孙中山俯采此议，于是接受政务总裁职，委派徐谦为全权代表赴广州出席政务会议(43)《孙总裁通告派徐谦为全权代表电》，《军政府公报》修字第9号，1918年9月28日。，军政府即特任徐谦为司法部长。9月26日，徐谦于广州通电就任司法部长及孙中山全权代表二职。孙中山之所以委任徐谦为全权代表，首先是因为他对徐谦最为信任，值得托付，其次也考虑到徐谦与岑春煊私交尚可，由徐谦担任全权代表，有利于对桂系发挥相当程度的牵制作用。
徐谦就职后，重大事务均向孙中山请示，然后于政务会议采取相应立场，完全站在孙中山方面建言力争，未辜负孙中山的期许。最值得称道者厥为以下三事：第一，维护陈炯明。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所部最为孙中山所倚靠。1918年5月，援闽粤军自粤东进军福建，占领闽南漳州等地。孙中山赴沪后，陈部失其所恃，处境危险。10月，经徐谦力荐，军政府特任陈炯明为福州宣抚使仍兼援闽粤军总司令，从而使陈炯明控制闽南有了行政保障。更重要的是，经过徐谦力争，陈部的饷源得到了扩充，饷粮总数大幅增加，对此陈炯明极为满意。(44)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0年印本，第219页。陈部得以由20营壮大至60余营，成为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为孙中山后来重返广州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声讨徐世昌。1918年皖系军阀成立安福俱乐部，一手炮制了安福国会。9月4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对于这一公然敌视约法的行径，徐谦按孙中山来电所嘱，在10月4日的军政府政务会议上，要求对徐世昌下讨伐令，当场得到通过。后来军政府多次宣言，布告徐世昌罪状，认其非法，予以谴责，但因陆荣廷等人暗中阻挠，讨伐徐世昌令一直未能正式颁发。第三，筹设大理院。护法运动之初，护法各省法制机关不健全。1918年2月，孙中山咨请非常国会采用美国大理院制度，设立大理院，并于4月公布《大理院暂行章程》，但此事最终因孙中山辞大元帅职而未果。徐谦就任司法部长后，赓续孙中山未竟之志，于10月25日政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筹设大理院，获得通过。随后徐谦呈请拨付大理院开办经费，商洽大理院内部机构设置，并任命筹备员。1919年1月，大理院成立，护法各省终于有了最高审判机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厌战情绪强烈，欧美列强借机对于南北双方施加压力，要求停战议和。1918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下达停战令，宣称准备谈判。11月22日上午，护法国会议决，南北停战议和须以取消北方国会与总统为先决条件，并将议决咨送军政府。当晚军政府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响应北京政府停战令，通令前敌各军立即休战，与北方依法和平解决。此种处置对同日上午护法国会的议决避而不谈，也不经过咨请护法国会同意之手续，引起护法国会部分议员的强烈不满，但他们对实力派无计可施，于是攻讦出席政务会议并副署停战令的徐谦，引发巨大政潮。以凌钺为首的百余议员多次致信孙中山，认为徐谦未能履行孙中山全权代表之责，严重失职，要求以胡汉民替代徐谦。(45)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3卷，第483、486、491页。同时，于广州散发传单，刊登广告，对徐谦进行人身攻击。其实，在桂系占优势的情况下，徐谦个人无法左右当晚会议的局势，纵使反对亦于事无补。事后，徐谦迭次向孙中山作了汇报，解释其中苦衷，对此孙中山颇为谅解。对于徐谦因在广州备受攻击，欲辞去全权代表之举，孙中山极力慰留，称赞徐谦“任事诚挚”，“刚正不阿”。(4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4页。但徐谦鉴于广州环境恶劣，1919年1月底，毅然辞去孙中山全权代表职，谢持接任此职并以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徐谦回到上海，不久以中国基督徒代表身份赴欧出席巴黎和会。
1919年8月，因目睹桂系种种不法，孙中山愤然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同月底，徐谦回到国内后，立即致电军政府“孙总裁已辞职，谦亦请辞司法部长之职”。(47)《徐季龙致电辞司法部长》，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月3日。军政府挽留，徐谦再度致函政务会议，明确指出，本人辞职，“与孙总裁有连带关系”(48)《徐季龙辞意之坚决》，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月30日。，宣明与孙中山作桴鼓之应的坚定立场。10月徐谦应西方传教士之邀，赴天津出任教会报纸天津《益世报》主撰，截止1920年8月徐谦卸任(49)《佐治启事》，天津《益世报》1920年8月17日。，在将近一年时间里，徐谦最大的贡献，就是一改此报先前攻击孙中山的政治立场，转而使其成为有助于国民党发声的北方大报。
1920年8月，桂系种种倒行逆施致军政府摇摇欲坠，孙中山乘机策动陈炯明率部自福建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在各地民军响应下，10月陈部占领广州，桂系退回广西，从而为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政权扫清了道路。11月25日，孙中山偕徐谦等人离沪赴粤。11月29日，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孙中山等四总裁继续执行职务。在重新建立的军政府中，徐谦受孙中山倚畀甚殷。他除继续担任司法部长外，还兼任大理院院务、军政府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
由于军政府属于特殊形态政权，难以与北洋军阀争夺正统而获得列强承认，军政府收回关余斗争一再受挫。自1921年1月起，孙中山即致力于将军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但各方因利益之争，组建正式政府的计划阻力重重，甚至孙中山最信任的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均不赞同。4月2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改总裁制为总统制，几天后，又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民国非常大总统。时护法各省暗中反对者仍众，徐谦即拟致各省公函，说明政府改组之必要并派人分别疏通，显著减少了孙中山的阻力。(50)《孙文就职前之波折》，长沙《大公报》1921年4月29日。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军政府通告取消。因经济困难，机构调整，原司法部归并于内政部。同日，孙中山发布第一号大总统令，特任徐谦为大理院院长，11日又发布第三号大总统令，“司法行政事务，着暂归大理院兼管”(51)《命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大理院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处编：《司法公报》第1期，1921年12月。，实际上取消了司法部与内政部合并的计划。徐谦仍执掌司法及法院大权，属于孙中山最信赖的僚佐之一。
1922年6月，陈炯明指使所部在广州发动叛乱，要求孙中山下野。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指挥平叛军事。陈炯明叛乱前夕，徐谦回到上海。陈部发动叛乱后，徐谦在沪曾有数电至粤调解，孙中山并有电促徐谦返粤。(52)《徐谦来京之经过情形》，《申报》1922年7月16日。7月13日，徐谦致信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在广州的Norman，讨论陈炯明叛变后的局势及孙中山的出处等问题。20日Norman复信徐谦，介绍了参与调解孙、陈的经过及存在的困难。徐谦接Norman的信后，又转交在上海的宋庆龄，宋庆龄致函徐谦，对徐谦的磊落、坦荡及热诚深表谢意。(53)赵令扬：《从陈炯明事件看孙中山先生和徐谦的关系》，《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第2062—2069页。因军事平叛失利，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徐谦亲至码头迎接，慰问孙中山。(54)《孙中山抵沪之详情》，长沙《大公报》1922年8月20日。徐、孙两家均居住法租界，近在咫尺，徐谦日伴其侧，予孙中山甚大安慰。
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曾作深刻反省，同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他逐步卷起护法旗帜，转而推进国共合作，探索新的革命路径。在此背景下，他与徐谦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在护法运动期间，徐、孙二人尽管关系密切，但难免在一些具体政治事务上产生分歧。试举三例以作说明。徐谦1916年加入基督教后，宗教热情颇高。1918年起，他在广东、上海等地发起基督教救国会组织，宣传基督教救国主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孙中山虽亦为基督教徒，但他不愿意把基督教与政治运动连在一起，他对徐谦在三民主义以外另创基督教救国主义尤为反感。上海基督教救国会成立时，徐谦曾邀请孙中山前来演讲，遭到孙中山拒绝。(55)李雅芬：《从翰林革命家到激进左派：徐谦重要的政治生涯(1903—1927)》，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68页。1918年底，徐谦多次致函孙中山，劝其担任军政府赴巴黎和会特使，以挽回国权，孙中山以列强未承认军政府为由，拒绝前往。徐谦又请孙中山向军政府提出以他本人作为孙中山代表参与巴黎和会，孙中山一直未予回应(56)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4卷，第26—27页。，令徐谦大失所望。1922年6月，徐世昌被逼去位后，徐谦对时局曾拟一宣言，主张开全国和平会议。原稿呈孙中山后，因政见不合，被孙中山原稿掷回，徐谦即请假离粤赴沪。(57)《徐谦奔走直豫之真相》，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7月5日。这些芥蒂一时不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友谊，但日积月累，也会让双方交往蒙上阴影。
1922年8月孙中山避居上海后，曹锟、吴佩孚等直系要人认为和平统一时机已至，表面上赞成孙中山兵工政策的主张，并迭次邀请孙中山北上。10月，徐谦受孙中山所托，奔波于上海、河南、北京之间，磋商有关事项。孙中山提出两大条件，一为实行兵工政策，先裁兵，再统一；
一为1922年8月北京恢复的民六国会不合法，广州成立的民八国会才是合法国会。对于第一个条件，直系军阀坚持先统一，再裁兵，至于国会何者合法问题，系国会自身问题，不便干预，因而数月的磋商毫无结果。1923年初，张绍曾出任国务总理，再次标榜“和平统一”，多次派人联络孙中山。作为回应，2月28日，孙中山任命徐谦等4人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58)《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45页。，在上海专负与北方代表接洽事项。因曹锟、吴佩孚已转向武力统一，对和谈毫无诚意，南方亦不过虚与委蛇。7月双方和谈草草收场。徐谦即辞去和谈全权代表职务。(59)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下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编印，第988页。
表面上看，在陈炯明叛变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孙中山仍在重用徐谦。实际上，这一时期徐谦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孙中山倚赖徐谦的程度与护法时期的表现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孙中山认为最重要的事务系国民党改进与将陈炯明逐出广州重建政权二事，与北方议和不过一辅助事项。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随后通过国民党改进案。1923年1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及党章，任命大批国民党本部干部。在党事大举更新及党内人事安排中，徐谦被排除在外，未得预闻。1923年1月，负隅广州的陈炯明被同情孙中山的联军驱逐，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自上海重返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胡汉民、邹鲁、廖仲恺等人均得到重用，赵士北缺乏人望声名，亦被委为大理院院长。徐谦除了议和全权代表虚职外，未能在新政权中得到任何安排。7月徐谦辞去议和代表后就一直赋闲。
徐谦之所以被孙中山逐渐冷落，与他鼓吹中央行政委员制甚有干系。孙中山基于军政府时期总裁合议制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对委员制极为敏感，坚决反对。1922年11月，徐谦于《东方杂志》发表一文，提出废除总统，改行政委员制。(60)佐治(徐谦)：《依基督救国主义商榷之宪法要点》，《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10日。1922年底至1923年初，他又推动各地的基督教救国会吸纳当地其它社会团体加入，组成救国联合会，一时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纷纷涌现救国联合会组织，声势浩大。(61)《京津间之救国联合会》，天津《大公报》1923年1月23日。这些组织中不乏知名人士，如冯玉祥为北京救国联合会董事，柏文蔚、钮永建、李登辉等人为上海救国联合会董事。这些组织奉徐谦之主张为圭皋，一时委员制高唱入云。1923年初因徐谦对于委员制尚处鼓吹阶段，孙中山暂为隐忍，没有公开拂逆其意。
1923年6月前后，直系中的津保派为了给曹锟攫得总统宝座铺平道路，发动政潮，推倒张绍曾内阁，又由北京军警逼迫黎元洪放弃总统职位，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北方局势突变，尤其是总统大位暂时虚悬，徐谦认为实施中央行政委员制的时机已至，5月下旬，上海救国联合会草拟致全国军人及全国各团体公函，征求对于该会所提召开全国和平会议，产生委员制中央政府之意见。(62)《救国联合会对时局之表示》，《申报》1923年5月25日。6月14日，徐谦致电冯玉祥，称黎已出走，不可拥曹，劝其速统兵入京，自任狄克推多，解散国会，召集全国和平会议，解决统一问题。(63)《章太炎徐季龙之辩难》，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6月17日。徐谦明知孙中山对他的主张难以苟同，仍企求得到孙中山的支持。6月26日，他致函孙中山，详述委员制方案，并将孙中山比作曹锟，热衷总统大位。7月4日孙中山复函徐谦，指出“兄以曹锟比我，太属不伦”，强调“我对于委员制绝对反对，因曾饱尝七总裁之滋味，以后再不敢领教也”，劝告徐谦“从事于彻底之革命，切勿随俗浮沉。”(6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74页。徐谦不愿接受孙中山劝告，又致函孙中山，举俄以委员制而兴，瑞士以委员制而治二例，为今日中国必当行委员制佐证。孙中山立即复函反驳，“不知俄之委员，纯然革命党之委员，决不容有他党分子混迹其中，瑞士委员，纯然民治之委员，决不容有帝制军阀之列席其内”，今军阀官僚充斥国中，实行委员制尚非其时，目前只能毅然决然从事革命。(6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74页。孙中山还致电在上海主持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的谢持等人，指示“委员制徒滋纠纷，此项主张须慎重。”徐谦始终不愿听从孙中山劝告，继续我行我素，在上海鼓吹委员制(66)《国民救国会开会纪》，天津《大公报》1923年8月21日。，令孙中山大失所望。两人之间关系虽未决裂，但已降至低谷。
由于未得到实力派军政人物的呼应，8月委员制运动已难以为继。为了生计，9月初，徐谦离沪赴粤，担任岭南大学文科主任，讲授《诗词学》等课程。(67)《徐谦来粤掌教席》，《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7日。自此至1924年6月，徐谦一直生活在广州，但未能参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任何重大活动，更不要提安排党政职务了。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进行改组，安徽有6位代表与会，徐谦作为民元国民党的创办人之一，竟被排除在外。大会选举产生首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后成立了新的党中央机构，但徐谦已被投闲置散，均不得与闻。惟一让徐谦感到安慰的，就是国民党在党的层面上开始实行委员制。1924年4月，孙中山组织法制委员会，除戴季陶等个别人物外，多为无名之辈。徐谦作为法界元老，未能受邀。再者因国民革命勃兴，广州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徐谦在上海等地向来热心社会运动，在广州竟不得在群众聚会场合露面，心中难免苦楚。这一时期，徐谦与孙中山交集极少。目前所见到的材料仅有一次，即1924年4月底，因安徽张秋白等人呈控柏文蔚叛党，徐谦上书孙中山，调解安徽党员之间冲突。(68)《徐谦上大元帅书》，《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此案后经柏文蔚向孙中山声明并不赞同联省自治而注销。
1924年6月底，徐谦辞去岭南大学教职，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政大学校长。9月苏浙战争及第二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孙中山基于粤皖奉的同盟关系，在南方大举北伐。直系与反直系陷入混战。直系内部冯玉祥等人因与曹锟、吴佩孚矛盾尖锐，密谋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吴。事为北方国民党巨子王用宾探悉，10月16日，他急电南方大本营，请求特派徐谦为冯军慰问使，以尽快争取冯玉祥倒戈。19日，孙中山下令，特任徐谦为冯军慰问使。(69)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下册，第1141页。徐、孙二人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
10月23日，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等部改称国民军，控制北京后，罢免吴佩孚职务，囚禁总统曹锟，下令全国停战，准备召开和平会议。政变后，冯玉祥迭催徐谦北上，但因交通不便，徐谦至11月初才自上海赶到北京，充当冯玉祥的政治顾问。在徐谦极力推动下，11月5日，冯部采取断然行动，将溥仪驱逐出宫，扫除了复辟祸根。其时孙中山受冯玉祥等人邀请，正筹备北上。徐谦即将有关动态电呈孙中山，11月8日，孙中山复电徐谦“旧国会须解散，宪法须改订。革除弊政宜严，对于政治宽恕，冯君主张与文完全一致，处置清室一举，尤符民意。北京政治污浊，应充分洗涤，勿以苟且瞻徇，转遗后累。”(70)邱捷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5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4页。11月13日，孙中山自粤北上，途经上海、日本等地，于12月4日抵达天津法租界码头，登岸前夕，徐谦作为国民军代表上船表示欢迎。(71)《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86页。至此，徐、孙之间的友谊完全恢复。
1925年1月下旬，孙中山于北京协和医院开刀，确诊为肝癌。孙中山病重消息传到上海后，徐谦心急如焚。1月30日，他同在沪国民党要人孙科、张静江、李烈钧、邵元冲、戴季陶、谢持、居正等一起自上海乘轮北上探视，2月2日下午抵京，直入协和医院，但因孙中山极为虚弱，仅孙科、张静江二人得入病室与孙中山晤谈，徐谦等人则在室外翘望。(72)《谢持日记未刊稿》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76页；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后来孙中山病情更加严重，严禁会客，徐谦一直未有机会亲晤孙中山，但他时刻挂念孙中山的病情。2月6日徐谦赴张家口拜访冯玉祥，商讨了孙中山的病情。(7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3月12日，孙中山终告不治，与世长辞。徐谦极为悲痛，全程参与了孙中山治丧事务，尤其在3月19日孙中山家族举行的宗教祈祷礼上，徐谦致唁词，称赞孙中山“为中国基督教之发明者”，相信“他的灵魂确已追随上帝升入天堂”。(74)《记协和大礼堂家祷之一幕》，长沙《大公报》1925年3月25日。这应是徐谦作为孙中山老友所发肺腑之言。
4月，孙中山丧事结束后，徐谦回到上海，开启新的革命征程。
辛亥鼎革，与一般政治投机者不同，徐谦真诚拥护共和，这使他能够摆脱进士出身的束缚，投身革命事业，追随孙中山。又经王宠惠等人大力提携，徐谦得以进入国民党中枢，一再受到孙中山拔擢，成为孙中山身边最为重要的辅佐人员之一。但由于他系中途参加革命，加以个性强烈，对孙中山难以做到绝对服从，他也不能像朱执信、胡汉民等人那样彻底服膺三民主义，造成他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一波三折。不过双方尽管时生隔阂，但亲密与信任仍为其中主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最后时光里，两人关系复归敦睦。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徐谦继承其遗志，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坚定执行“三大政策”，成为国民革命后期与邓演达比肩的主要领导人，推动了革命的迅猛发展。基于徐谦与孙中山的交谊及孙中山逝世后他的政治表现，似可断言徐谦不失为孙中山坚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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