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霞云 朱康慈 黎志华
(1 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湘潭 411201) (2 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乡村教育振兴研究院，湘潭 411201)
经济压力是一个家庭的长期生活压力，也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最大风险。与一般儿童相比，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更高（Flouri et al., 2014; Lai et al., 2019）。多项研究指出，儿童行为问题与其早期所经历的经济劣势以及持续家庭风险密切相关（Gutman et al., 2019;López-Romero et al., 2015）。因此，考察低收入家庭中家庭因素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1.1 家庭功能与儿童外化问题行为
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指家庭成员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履行其职责、处理家庭问题和有效沟通的能力，是衡量家庭系统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标（Smilkstein, 1978; Zhang, 2018）。家庭功能也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并与其行为和情绪问题密切相关（方晓义 等, 2004; 赵陵波 等,2016）。拥有良好家庭功能背景的儿童往往有较低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较好的学校表现和较少的不良行为；
反之，家庭功能失调则易使儿童出现更多适应问题（赵欢欢 等, 2016; Ma et al., 2013）。根据家庭压力模型（family stress model），经济压力对家庭中的孩子和父母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扰乱了家庭关系和正常功能，限制了家庭成员有效应对压力的能力，并导致他们更易发生心理和行为问题（Conger et al., 2010; Li et al., 2014）。相关研究表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与其成长过程中家庭功能状况密切相关（Gard et al., 2020）。另有多项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儿童的行为问题发生风险比一般儿童更高（Gutman et al., 2019; Reitz et al., 2005）。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低收入家庭中的家庭功能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这有助于对此类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干预和预防。
1.2 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
同伴关系（peer relationship）是同龄人之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周宗奎 等, 2015）。家庭作为个体早期发展的重要背景，对青少年同伴关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早期社会交往行为的习得基本来自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并会影响其在青少年期的同伴交往模式（申晓梅, 2020;Boele et al., 2019）。实证研究也发现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给个体提供温暖与情感上的支持，也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获得社会规范（李曦 等, 2018）。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更容易面临因父母忽视、被留守、流动等风险而导致的不良家庭功能，并由此遭遇更不稳定的同伴关系或更多的越轨同伴交往（王玉龙 等, 2017; 张林 等, 2021;Woodward & Fergusson, 2000）。同时，同伴关系又是预测儿童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冰 等,2018; Bao et al., 2015）。如同伴间相互支持、关心和团结的程度越高，外化问题行为就越少（张永欣 等, 2018）；
反之，当同伴间友谊质量不高，支持水平下降，其问题行为随之增多（Tambelli et al.,2012）。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儿童希望的中介作用
希望（hope）是指个体对未来目标的积极动机状态，包括动力思维（agency thoughts）和路径思维（path ways thoughts）两个维度，前者指一种目标指向性能量，后者指用来达到目标的途径和计划（Snyder, 2002）。希望水平更高的儿童往往能更积极地应对困难，并减少其行为问题发生（杨新华 等, 2013; 赵娜 等, 2017）。以往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儿童的希望水平也越高（Yin et al.,2019）；
同时，另有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希望水平普遍偏低（Lei et al., 2019）。由此，本研究推测希望可能是家庭功能影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的中介机制。
1.4 同伴关系与儿童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同伴成为儿童交往的重要他人，如果儿童家庭功能不良，将转而寻求同伴的支持（范兴华 等, 2018）。同时，个体希望受到社会支持的影响，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促进个体的希望水平 （黎志华, 尹霞云, 2015; 赵娜 等,2017）。因此，本研究推测同伴关系作为儿童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显著影响儿童希望，并能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
综上，本研究假设家庭功能可能会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第一条路径为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外化问题行为；
第二条路径为家庭功能→儿童希望→外化问题行为；
第三条路径为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儿童希望→外化问题行为。据此，本研究将构建家庭功能影响低收入家庭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
本研究拟构建一个即时效应模型（M1）和一个延时效应模型（M2）。即时效应模型在首次调查时评估家庭功能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同伴关系和希望的链式中介；
延时效应模型进行4次的纵向追踪调查，纵向追踪评估T1时间段的家庭功能对T4时间段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T2时间段同伴关系和T3时间段希望的链式中介效应。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对湖南省36所中小学校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儿童进行为期18个月共4次的纵向追踪调查（关于贫困家庭的选取，参照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以201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026元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标准，具体参见：http://hnsfpb.hunan.gov.cn/xxgk_71121/zcfg/gfxwj/201904/t20190415_5315612.html）。本研究在基线调查阶段（T1）共测查399名儿童，因转学或请假等原因，第二次追踪调查时（T2）流失6人，T3流失6人，T4流失10人。最终获得377名中小学生的有效数据，其中男孩158名（42%），女孩219名（58%），追踪完成时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3.88±1.52岁。卡方及t检验结果显示，流失的被试与继续参加研究的被试，在性别比[χ²(1)=14.28,p=0.210]和年龄[t(376)=0.91,p=0.120]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功能
采用Smikestein编制的家庭关怀指度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 APGAR）的中文修订版（张作记, 2005）测量儿童的家庭功能。该问卷主要反映家庭成员对家庭功能的主观评定，共有5道题目。均为1～3级评分，1表示“几乎很少”，3表示“经常这样”。问卷总分反映家庭关怀指数情况，得分越高，表示家庭该项功能越好。本次调查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2.2 同伴关系
采用喻承甫等（2011）修订的中文版学校联结量表中的学校同伴关系分量表。问卷包含4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总分越高，代表学校同伴关系越好。在本研究中量表2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9（T1）、0.73（T2）。
2.2.3 希望
采用Snyder编制的儿童希望量表（Children Hope Scale, CHS）中文修订版测量儿童的希望特质水平（赵必华, 孙彦, 2011）。量表由6道题目组成，包括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2个维度。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1表示“从不”，6表示“总是”。总分越高，表明希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2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T1）、0.84（T3）。
2.2.4 外化问题行为
采用G o o d m a n编制的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 and Difficulty Questionnaire, SDQ）的中文修订版评估儿童行为问题（章晨晨 等, 2009）。该量表包含25道题目，可以评估情绪症状、品行问题、注意/多动障碍、同伴关系、亲社会行为5个因子。这5个分量表各包含5道题目，均为1～3级评分，1表示“不符合”，3表示“完全符合”。其中5道题目测量品行问题，5道题目测量注意/多动障碍，外化问题行为包括品行问题和注意/多动障碍（章晨晨, 2009）。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外化问题行为2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T1）、0.75（T4）。
2.3 研究程序与统计分析
追踪调查获得了儿童本人及其监护人的同意，由训练后的研究生担任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每次调查的问卷均当场回收。按照本研究设计和假设，于2017年12月（T1）对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希望以及外化问题行为进行评估，2018年6月（T2）评估同伴关系，2018年12月（T3）评估希望，2019年6月（T4）评估外化问题行为。
研究使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然后使用Mplus8.3进行路径分析，并分别对即时效应和延时效应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4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为33 %，小于临界值40%，说明各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
表1为各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儿童希望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家庭功能与同伴关系和儿童希望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与儿童希望正相关，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17～0.42之间。对各个变量的性别以及学段差异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所有变量在性别与学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之后的分析中将不使用性别以及学段作为控制变量。
3.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即时效应模型（M1）与延时效应模型（M2）均为饱和模型，即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等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自由度为0，因此不再估计其拟合指数，仅关注其路径系数（Steeger & Gondoli,2013）。
即时效应模型M1如图1所示。儿童T1的家庭功能负向预测T1的外化问题行为（β=-0.31,S E=0.0 7,p＜0.0 0 1），正 向 预测T 1同伴 关 系（β=0.57,SE=0.07,p＜0.001）；
儿童T1同伴关系负向预测T1外化问题行为（β=-0.21,SE=0.08,p＜0.001），表明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同时，儿童T1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T1儿童希望（β=0.51,SE=0.12,p＜0.001），T1儿童希望显著负向预测T1外化问题行为（β=-0.10,SE=0.03,p＜0.01），表明儿童希望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
并且T1同伴关系显著正向预测T1儿童希望（β=0.50,SE=0.08,p＜0.001），表明同伴关系与儿童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是显著的。
图 1 即时效应模型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n=377）
延时效应模型M2如图2所示。T1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T4外化问题行为（β=-0.19,SE=0.08,p＜0.05），表明家庭功能可以显著预测儿童18个月后的外化问题行为；
T1家庭功能正向预测T2同伴关系（β=0.48,SE=0.08,p＜0.001），T2同伴关系负向预测T4外化问题行为（β=-0.22,SE=0.06,p＜0.001），表明6个月后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同时，T1家庭功能正向预测T3儿童希望（β=0.33,SE=0.12,p＜0.01），T3儿童希望显著负向预测T 4外化问题行为（β=-0.1 2,S E=0.0 3,p＜0.01），表明12个月后的儿童希望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
并且，T2同伴关系显著正向预测T3儿童希望（β=0.24,SE=0.10,p＜0.05），表明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影响6个月后儿童同伴关系和12个月后的希望进一步影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
图 2 延时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同伴关系、儿童希望在家庭功能与儿童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伴关系-儿童希望起链式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由三条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各路径的效应值如表2所示。
4.1 家庭功能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低收入家庭中家庭功能在即时效应模型和延时效应模型中均能负向预测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表明家庭功能对儿童在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有跨时间的稳定性，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陈京军 等, 2014），说明家庭功能是影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的重要外部环境变量。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是个体对外部环境系统的消极反应，家庭压力模型指出，经济压力之下的家庭会面临更多风险因素，使得家庭系统更加脆弱，导致父母更多消极教养行为，亲子沟通不畅以及家庭关系紧张。如果儿童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行为上得不到很好的指引及纠正，就容易出现外化问题行为，如Arikan等（2019）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育儿压力呈显著负相关，而育儿压力将直接影响到儿童问题行为。
同时，本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减少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Ponnet（2014）研究指出，尽管儿童受到了经济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如果一些家庭表现出较好适应力，那么这种适应力可能比压力较少的家庭更具有保护性。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支持系统，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帮助使得儿童具有利用家庭内、外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控制，更加遵守社会规则，从而减少消极情绪和攻击行为（陈京军 等,2014; Fosco et al., 2012）。所以，良好的家庭功能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个促进其积极发展的重要资源，那些能够在压力时期保持良好运转和沟通的家庭，更可能培养出适应力强的孩子（Reitz et al.,2014）。由此，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帮扶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帮助，还应该注重对其家庭功能的干预和改善，政府和社会应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Escober Doran et al., 2012）。
表 2 家庭功能影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此外，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在延时效应模型中家庭功能对外化问题行为的效应值小于即时效应模型，这说明家庭功能的影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中被试的年龄在追踪完成时均已步入青少年。9岁之后的青少年早期被认为是一个“脆弱”阶段，其行为问题发生风险更高（Reitz et al., 2005）。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行为问题可能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如邻里环境、学校环境、同伴关系等（侯珂 等,2017; Ary et al., 1999; Simons-Morton et al., 1999）。而此时父母加强管理与控制不再是一个良好的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家庭功能影响效应的下降（Kerr & Stattin, 2000），这也说明在青少年行为问题的研究中需要关注更广泛的影响因素。
4.2 同伴关系、儿童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同伴关系和希望在家庭功能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机制，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影响同伴关系间接影响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根据间接效应模型，一种关系情境会通过另一种关系情境影响个体的问题行为，即家庭功能会影响同伴关系的建立，进而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表现（田菲菲, 田录梅, 2014）。本研究结果说明，家庭功能不良，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情感支持、父母监管教育等，更容易与不良同伴接触交往，进而引发消极冒险行为和偏差行为（王冰 等, 2018; Mann et al., 2015）。而良好的家庭功能使得儿童能有效获得来自家庭的支持，并容易从家庭教育和示范中获得人际交往的技巧，家庭成员相处模式也会进一步迁移到儿童与同伴交往过程中。也就是说，在低收入家庭中，支持性的家庭系统能够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促进儿童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从而减少其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率。
此外，研究结果也证明了希望在家庭功能与儿童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希望理论（Snyder, 2002）指出，家庭功能越好，父母越善于解决问题和进行有效沟通，在家庭成员互动过程中也更能促进儿童面对困难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提升个体的路径思维；
同时，当儿童遇到困难和阻碍时，良好的家庭功能能够使其在精神和情感上感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由此获得更强大的动力去追寻目标，从而提升动力思维（黎志华, 尹霞云, 2015）。由此，良好的家庭功能能进一步促进儿童希望提升，使儿童更容易从家庭中吸取心理能量和获取帮助，投入到促进自我调节的行为之中，进一步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杨青松 等, 2014）。此外，希望还受到生活中重要他人的影响（向碧华 等, 2016），而良好的同伴关系是儿童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同伴关系进一步影响儿童希望从而影响其外化问题行为。因此，培养和促进儿童希望，可以缓解逆境对儿童的不利影响，减少其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探究低收入家庭儿童问题行为的家庭影响及其机制，为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实证支持。同时，本研究在即时和延时效应模型中证实了同伴关系和儿童希望在家庭功能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影响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也给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帮扶工作一些启示：第一，重视低收入家庭儿童良好家庭功能的养成，在帮扶计划中给与相应的政策支持，为儿童拥有良好家庭功能创造条件。第二，重视儿童同伴交往技能的训练和干预，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帮助儿童获得更好的适应能力。第三，促进儿童希望的培养，可以通过学校进行希望特质训练，为培养高希望特质的儿童创造条件。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使用儿童自我报告的外化问题行为进行研究，但社会期望效应会使得报告主体有意遮掩自身的问题行为，或者只报告较为严重的问题行为（Butovskaya et al., 2007）。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多个主体的评定方法，可以更有效、更准确地得到被试的真实信息。第二，本研究虽采用纵向设计，但四次调查仅历时两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推论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作用关系。未来的研究可适当延长追踪时间，以便更好地厘清儿童外化问题行为发展轨迹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1）家庭功能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关系，且在18个月内有跨时间的稳定性。（2）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影响同伴关系和儿童希望间接影响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
猜你喜欢外化同伴效应铀对大型溞的急性毒性效应核科学与工程(2021年4期)2022-01-12红薯会给同伴报警青少年科技博览（中学版）(2021年9期)2022-01-01Clothing is what you are 衣如其人疯狂英语·新阅版(2021年10期)2021-12-08专题·同伴互助学习大学(2021年2期)2021-06-11懒马效应今日农业(2020年19期)2020-12-14语言接触视域下的汉语外化现象探微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5期)2018-11-06寻找失散的同伴青少年科技博览（中学版）(2017年10期)2018-01-19应变效应及其应用中学物理·高中(2016年12期)2017-04-22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河南新乡推进“德润新乡”建设工作的实践与启示中国领导科学(2015年11期)2015-07-01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努力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火炬(2014年5期)2014-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