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早期新诗人的异国文化行旅与新诗写作的关系，当属“新诗发生学”的研究范畴。近年来，围绕新诗发生学的研究已具规模，形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共生的学术态势。多数研究者注意到新诗人普遍具有的海外经验，将其视为作家创作的背景资料，但较少从新诗诞生的推动性要素入手，围绕海外体验与新诗生成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实际上，海外经历不仅增长了诗人的学识，还磨炼了他们对多元文化样态的感知能力，激发了行旅主体的思想演进和观念更新。他们扮演着观光客、旅行家抑或漫游者的角色，沉浸在异国的文化情调和文明氛围之中，在追求新鲜理念、观察海外风景的同时，也将观景体验与行旅感受作用于新诗观念的生成过程，创作了大量描绘异国形象、记录行旅游踪、抒发文化感思的作品。可以说，早期新诗的创作实绩与海外作家的行旅体验密切相关，将“异国体验”或“文化行旅”作为研究方法，持续观照新诗域外抒写的意义乃至走向，或许能够串联起百年新诗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拓展我们对当下诗歌的认知视野。
一、旅行之能效：情境意识与想象力的
双重提升
在域外旅行中，早期新诗人体验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时空转换，获得大量新锐的感觉经验。如李怡所说，在诗人的域外体验中，最为重要的是“自我空间意识的变化”“是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调整”①。诚如斯言，跨洲越洋的行旅，使诗人亲身参与到世界性的时间与空间架构之中，他们对陌生的异域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全新的体认。特别是在出行途中，诗人位于文化空间的叠合点上，新奇的思绪时常纷至沓来，由此诞生出一系列“道中所作”或是“写于某某轮船”“写于某某海上”的作品。郭沫若的《海舟中望日出》、康白情的《一个太平洋上的梦》《天乐》、孙大雨的《海上歌》、周无的《过印度洋》、邵洵美的《漂浮在海上的第三天》、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作品，都是远渡留洋或是归国途中的即兴之作。在充满变动的行旅过程中，交通体验给予诗人难得的契机，便于他们在与既往经验拉开足够的距离之后，利用相對封闭的环境尽情展开诗思。同时，现代交通体验还提供给诗人全新的观物视角。胡适曾写有《飞行小赞》一诗，叙写他乘坐飞机观看城市风景的感受。虽然诗歌的写作地点并非海外，但诗人的观物方式在当时的旅行抒写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乘飞机由高空观景，人与风景便不再是以往那般平视的关系，而形成了人对风景纵向的、由上自下的俯瞰视角。人眼检视到的风景成为地图般的微缩景观，瞬间就被观察者收入眼中，这自然和前人那种动辄数日方能览遍城市的体验截然不同了。
观察视角的改变，审美视野的延伸，导引新诗人步入全新的时空情境。他们的文化心理大都经历了“乡人—国人—世界人”的衍变，因而确立起超越前代文人的全球意识，进而触发了想象思维的革新。不过，单就风景体验而言，负笈异乡的写作者大都受传统人文观景旨趣浸染，他们最初的海外旅行仍以自然风光为目标。诸多诗人的交集聚合在“游湖”上，像王独清和苏雪林，都有游览法国来梦湖的经历。前者写下诗歌《来梦湖的回忆》，后者则把游湖见闻在小说《棘心》中加以呈现。至于胡适、陈衡哲、任叔永等留美诗人频繁的游湖之旅，尤其是“凯约嘉湖诗波”，更是成为引起新诗变革的催化性因素。留美期间，俞平伯与好友闻一多同在科多拉多学习，经常相约游览仙园、曼尼图山、七折瀑等景点，还曾选择自驾游出行。留日期间，郭沫若、田汉、成仿吾、张资平等文人曾在房州海滨度假，同样留学日本的穆木天、陈豹隐、郑伯奇则寄情于乡野情趣。他们游走在静谧的夜空之下、山海之间，体悟着人与万物的和谐相生，文字间也氤氲着幽婉清新的韵味。在早期新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以自然审美为主导的域外游历疏解了他们对海外环境的陌生感，使他们可以较为顺畅地适应异国的氛围，进而释放想象的灵性，为观察视野的进一步打开酝酿着可能。
伴随着行旅体验的加深，诗人们逐渐发现了风景的多重样貌，并将这种体验内化至新诗情境的打造过程。以郭沫若为例，游历博多湾的风景激活了诗人“我的血和海浪同潮”②的生命体验，1919年9月，诗人第一次遭遇“二百十日”大型台风，目睹变化无穷的大海“狰狞”的一面，他对大自然的认识和观察的视角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波涛翻滚的景象给予诗人力量的启迪，悠闲宁静的“如镜的海面”“光海”“晴海”，还有“博多湾水碧琉璃，/银帆片片随风飞”③的“静态”风景被《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恣情舒展、狂放不羁的流动风景所取代。诗人为此自释：“没有看过海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大海的人，读了我这首诗的，或者会嫌它过于狂爆。但是与我有同样经验的人，立在那样的海边上的时候，恐怕都要和我这样的狂叫罢。这是海涛的节奏鼓舞了我，不能不这样叫的。”④从日本的海与风中，诗人觅得“宇宙万汇底印象”与“灵感”⑤的微妙联络，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作为使新诗体相兼备的方法。可见，风景由静到动的变化，改变了诗人述景遣情的速度感，为新诗情境植入了“动的文明”之特征。诗人找到了新诗的生成法则，并以其“压不平的活动之欲”⑥，把灵感寄托于万丈的光芒、新生的太阳、狂跑的天狗等意象上，诗风为之一变。
从真实的旅行观察中，郭沫若发现了“变动”的风景，进而抓住了诗境提升的机遇。与这种源自视觉层面的体验相比，还有一部分诗人汲取了域外文化中对风景业已形成的知识资源，以此作为认知世界的“装置”，从心理和想象层面读解现实、构筑诗境。例如，在欧洲的风景美学中，希腊与阿尔卑斯、北欧与南欧均具有稳定的象征意义，构成西方文学的风景想象传统。前者代表典雅之美与雄壮之力，后者则对应着纯粹的自然美和奔放的人性美。这种西方风景想象的固型化传统与中国诗人发生精神联系之后，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新诗人认知风景的视界，便于他们深入而具体地理解当地的文学与文化。在信函中，郭沫若曾与友人探讨无锡惠泉山的风景是否具有“希腊的风味”⑦，还尝试以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北欧美、南欧美观照他所看到的日本风景。彼时，郭沫若并没有到过欧洲，却以欧洲的“风味”理解现实的风景，着实值得品味。再如徐志摩、王独清、郭沫若等诗人尚未去过埃及，却都留有言咏埃及文明的诗篇。1922年9月，徐志摩乘船经过地中海时，写下《梦游埃及》和《地中海中梦埃及魂入梦》两首。古埃及的精灵“点染我的梦境”，“尼罗河畔的月色/三角洲前的涛声/金字塔光的微颤/人面狮身的幽影！/是我此日梦景之断片，/是谁何时断片的梦景？”⑧这首诗是典型的“神游”之作，切合了中国诗歌的传统想象模式。诗人对埃及的深奥遐想，或者说专门针对埃及的“神游”，恰恰也是西方诗歌的想象母题，在济慈、拜伦等诗人笔下已吟哦不绝。埃及的国家形象和历史兴衰，融汇了西方人对古典文明的神秘辉煌与颓败萧索的宏大联想。以异国的埃及作为观察的“装置”，徐志摩捕捉到了西方诗歌维度中的这条线索。借助中国诗歌“神游”的方式，他构建起超验性的情境。智性的思考与浪漫的幻想，都被诗人融入“文学梦”的内部空间，彰显着他对西方风景美学和中国古典诗学两种经验的驾轻就熟。亦即说，诗性的旅行培养了诗人综合性的想象能力，他们凭借对现实风景的凝视，对风景“知识”的摄取，重新编排语象元素，整合文化记忆，由此开启了对民族文化心理和自我身份意识的反思，也锻造出了崭新的、属于新诗的想象情境。
二、海外行旅抒写之于新诗发生的意义
域外风景的洗礼，异邦文学的滋养，打开了诗人的文化视野，他们获得了多重感官的体验，并将这种体验汇聚于文本，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像郭沫若、胡适、徐志摩、宗白华、闻一多、穆木天、李金发、王独清、蒋光慈等早期新诗人，都把行旅视为重要的写作资源，创作出一系列海外特质显扬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家未将行旅抒写视为重心，却也留下了异域气息浓重的诗篇。如冰心《倦旅》、陈豹隐《和东林定湖同游东京郊外》、陈衡哲《散伍归来的“吉普色”》、成仿吾《海上吟》《归东京时车上》、冯乃超《不忍池畔》《岁暮的Andante》、傅斯年《心悸》《心不悸了！》、傅彦长《回想》、康白情《旧金山上岸》、梁实秋《海啸》、梁宗岱《白薇曲》、刘半农《巴黎的秋夜》《柏林》、刘廷芳《过落机山》、陆志韦《九年四月三十日侵晨渡Ohio河》、罗家伦《赫贞江上游的两岸》、邵洵美《To Sappho》、孙大雨《纽约客》、田汉《银座闻尺八》《咖啡店之一角》、王光祈《去国辞》、郁达夫《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俞平伯《东行记踪寄环》《Baltimore的三部曲》、张资平《海滨》、郑伯奇《落梅》、周太玄《过印度洋》、周作人《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等文本，形成了域外抒写的汇集效应。回望早期新诗人的域外写作，它从海外文化的视角影响着新诗的发生与建构，为新诗赋予了别样的文学气质，其意义至少在三个层面有所体现：
一是在对风景的塑造中，发掘出“异国”意象的多维内涵，将“异国”从形象上升到诗学主题的层面。“异国”是诗人体验现实行旅的具体场域，也是他们释放现代意绪的客观对应物。异国游历的独特经验，使写作者的世界认知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深层转换，为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诗学主题的“异国/异乡”熔铸了诗人对故土的怀恋、对游子身份的忧思、对新锐文化的好奇、对域外人文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都市文化投合与疏离并存的悖论式认知态度。同时，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无意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立于美学层面，为“异国”意象倾注了大量心力。如李金发、王独清那样，作家把欧洲的城市意象引入象征主义诗歌，其文本色调的朦胧与文字的奇诡，均超越了传统诗歌的修辞模式。从新诗历史发展维度考量，早期新诗人发现了异国的奇异风景（尤其是第一次进入中国文学视域的国家意象），并根据他们各自的知识储备与写作习惯，在借鉴域外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普遍对异国形象进行了“本土化”的加工、改写，既充盈了早期新诗的意象空间，又丰富了新诗的美学构成。
二是借助在异国游走的文化迁徙感受，建构起新诗中第一代“漂泊者”形象序列，触发后继诗人展开对“孤独”情结的集中抒写。置身陌生的文化环境，游子们脱离了对惯习中的时间和空间的依附感，他们受到异域文化的强势冲击，对生活的把控感愈发脆弱，便很有可能走向对现实乃至自我认知的迷茫。这种漂泊体验，几乎每一位出游的诗人都经历过，他们往往寄情于诗，抒写漂泊者的孤独与空虚，眷恋自己的故土和母国，此类诗篇不胜枚举。留美的闻一多便说自己是“不幸的失群的孤客”和“孤寂的流落者”⑨。留日的成仿吾则慨叹“故乡何处？/让我回去了罢。/一个人行路无依，/我心凄惨，我愁我怕！”⑩。无论是“不幸”还是“凄惨”，均是出洋诗人的典型心理特征。他们的诗文里总会出现一个游走中的“漂泊者”形象，其抒情意绪大都指向“生之迷惘”带来的冷漠与哀愁。在陌生的、与前文化结构断裂的异国时空中，社会主流价值观与伦理观的巨变，使诗人的“本我”与“自我”发生冲撞，抒情主体因拘谨而倍感不安，于是他们通过内向性的自我言说，表达身处异乡的迷惘和忧思，以及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异国城市中独自徘徊的苦楚、疲劳与颓唐，其间多氤氲着感伤情调和“倦游”气息。
透视域外文本中的“漂泊者”形象，他们的漂泊心绪大多于旅途中诞生，尚未从“迷失自我”的现象游移到它的本质，抵达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人格寂寞。不过，也有一些诗人在漂泊者视角的引领下，找到了发现自我的有效途径。如刘半农的《夜》11，便是一首注重将漂泊经验转化为正向价值的诗歌。1920年的一个夏夜，诗人从伦敦大学学院乘公交车归家，抒情者在夜间“独自占了个车顶”的时空体验，使他远离了嘈杂的日间人群经验。他从“人群”之中抽身而出，在巴士上意外获得了属于自我的精神空间。海特公园的树木、沉寂的市声和渐次熄灭的街灯，与诗人的寂寥感形成同构。经由漂泊体验，他竟发现了“伟大的夜的美”，从而将个人的孤独引入宏大的审美境界。再如创作《沙扬娜拉》《再别康桥》等诗歌时，徐志摩以凝聚式的构思方式，品味着审美意义上的“孤独”。在漂泊的行旅中，诗人沉入对自我的再次发现。以“孤独”为起点，现代诗歌的精神主体有了多元的情感方向。后来者如戴望舒、废名、林庚、冯至等人，皆沿袭了这一审美向度，使新诗对漂泊者的抒写形成了稳定的脉络。
三是在建构“体验的现代性”之过程中，与域外诗学形成共时性的交流和对话。远洋跨洲旅行条件的改善，将世界各地联结成巨大的整体，中华传统的地域文学由此获得了融入世界文学（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主体）发展脉络的机会。中国新诗人可以拥有与西方现代诗人相同的观察视野，并通过诗文与之形成互文式的潜在对话。比如，当人们谈及里尔克的名篇《豹》时，大都将巴黎植物园中的这头困兽理解为诗人对人类命运的自谓。困兽与牢笼，人性与物质社会，达成了互喻的逻辑联系。从旅行视角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国诗人竟然也拥有和里尔克一致的游历体验。1923年10月，刘半农游览巴黎植物园后，写下散文诗《熊》，诗中写到一只向游人乞食的白熊，还有另一只正在生病的黄熊。抒情者同情这两只处于困顿中的猛兽，但它们那“铁钩般的爪与牙”以及“火般红的眼”12，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怀有怜悯之心的观众——一旦这些病兽接近了人，无论它们是否处于饥饿和病困，都决不会像人同情它们一样去亲近人类。刘半农表达了对人性和獸性的反思，虽然与里尔克的观察物象和思考角度殊异，但他们在猛兽笼前驻足停留的那一刻，便在同一个地标留下了空间叠合的印迹。诗人们对人性做出的不同维度的思考，使之在保持游历行为同一性的过程中，又各自开启了属于他们的精神空间。无论是刘半农还是里尔克，巴黎之于他们皆为异乡，他们都是跨越了母语的行旅者，在共同的观看角度上获得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清醒认知。共同性视角的获得，使王独清、李金发与波德莱尔一样遁入巴黎的都市，使徐志摩、邵洵美与拜伦、济慈一道缅怀古罗马的荣光，使郭沫若、穆木天、田汉和日本现代作家一起涌入大正时代“登山热”的潮流。借助类近的“物观”体验，抒情主体进入异国风景的结构内部，形成旅行者的“凝视”眼光。他们沉醉在异国经验之中，凭借对“震惊”感受的吸收与转化，建立起足以标明存在感的精神形象。这种观察异域的文化姿态始终存在于诗人的抒写实践中，并汇集成为他们读解异域、认识自我的一个焦点，也为中西诗学的交流互渗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三、“新与旧”的并行和“诗与文”的互文
域外行旅之于新诗的激发意义，吸引人们主动关注行旅者的精神世界，细致洞察旅行文本的诗学空间。当我们从域外行旅角度考量新诗发展时，还应该注意保持一种客观性，将现代中国新诗视作统一体，而不是把抒写域外体验的诗歌和其他产生于国内文化语境的文本作为相异的认知对象。在本文已经形成的一些结论之外，关于域外行旅与新诗乃至新文学发生的相关话题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掘进。比如，新诗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同时，接续古典文学的文言体诗歌并没有完全告别历史舞台。尤其是旧体记游诗，它依然活跃在“五四”以降的新文学空间内，演绎出连贯的诗学线索。这正说明古体诗与新诗对行旅经验的抒写并非简单的“以新易旧”，新诗不断对行旅经验进行着想象和表现的“现代性”转换，这种转换同样存续于旧体记游诗中。在白话文学占据主流的新文学语境里，仍有一部分文人延续了晚清域外纪游文学的写作传统，在旧体记游诗的路径上执着拓进。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坛涌现了吴宓的《欧游杂诗》、苏雪林的《旅欧之什》、李思纯的《巴黎杂诗》《柏林杂诗》、胡先骕的《旅途杂诗》、吕碧城的《信芳集》等纪游诗集，都以旧体写成。以苏雪林为例，1921年，诗人赴法留学，期间曾与友人一起旅行，“看卢丹赫山，访古堡，观石窟瀑布，诗兴忽飚发，数日间为长短十余首”13。诗人将欧洲的奇山异景、名胜古迹乃至面包咖啡、公园喷泉都融入纪游诗作中，其文本脱胎于晚清域外记游诗“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实验传统，又深受“五四”文化浪潮和异域体验的影响，文本情感真挚，会通古今，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美学特质。像苏雪林这样兼用文言与白话进行写作的新文学家并不少见，如郭沫若、俞平伯、郁达夫、刘半农等，都在从事新文学写作之外，常以古体记游诗复归传统文人情怀，将异域风景化为中国情调，抒发怀古幽思，吐露惆怅乡情。郭沫若曾说自己“在学生时代对着博多湾时常发些诗思”，“在用白话写诗之外，也写过一些文言诗”14。1914年8月，他第一次领到留学生的官费（奖学金），立即选择去房州度假。在无风的天气下，北条的镜之浦如明镜般清澈平静，此般风景带给诗人极大的喜悦，遂作《镜浦真如镜》《飞来何处峰》《白日照天地》三首五言绝句，以骋游历欣悦之情。俞平伯乘船赴美经日本长崎时，作有新诗《长崎湾》（属于组诗《东行记踪寄环》第二首）和旧体诗《长崎湾泊舟》，这种新旧“并行”的现象，很值得仔细分析。
当新诗人运用白话材料构筑语言空间时，是何种因素促使他们不时回归传统的文言抒写？或许正是独在异乡、愁绪难解的文化忧思，激活了诗人思想中的古典文人情怀。异邦的风吹草动、花鸟虫鸣、一点一滴都足以撩动他们的情思，使其从旧体诗词中找寻情感上的慰藉，即所谓“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5。胡适有过如此的感受，说他“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16。穆木天也曾言及自己在京都的经历，说他和郑伯奇由石山顺濑田川奔南乡时，看到沿途的瑰丽风光，大家一致认为“当地景致用绝句表为最妙”，因为“自由诗有自由诗的表现技能，七绝有七绝的表现技能，有的东西非用它表不可”17。这“有的东西”究竟为何物，或许正是潜隐在诗人心中的田园精神和怀乡情结。当异邦的风物感染到诗人后，他们便情不自禁地将自然作为精神的寄托，把山水变成了另一重“自我”的载体，从异国的自然风景中，与古典中国的山水精神相逢。特别是当他们遭受到生活中的不如意，如感情的茫然无措抑或理想与现实的隔阂时，异域山水就成为他们愉悦身心、治愈创伤的一剂良药。诗人纷纷以乐游山水的心态阅览风光，追求轻盈洒脱的美学意境，延续了古典“游”文化的传统。同时，他们的文本又纳入了新鲜的视角和现代的情感，可谓用文言文写作的“现代的新诗”18。由此看来，旧体诗与新诗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两者有着共通的精神背景，也具有各自存续发展的空间和路径。新文学中的旧体记游诗推动了古典诗学的现代衍变，也为新诗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除了域外记游诗在白话与文言两个向度上“新与旧”的并行，新诗人的域外行旅抒写往往还存在“诗与文”的互文。像郭沫若、徐志摩等诗人，常常将一次旅程体验用诗和散文的方式交织呈现。郭沫若曾写有散文《自然底追怀》，诗人回忆了早年行旅作诗的经过，以及在房州北条洗海水浴、游历冈山与东山、与成仿吾往东岛旅行等经历。散文文体的充裕体量，可以涵容诗人在新诗体式中难以述尽的情绪，全面阐释行旅的具体背景乃至景物的微末细节。再如徐志摩的《雨后虹》《我所知道的康桥》，两篇散文都写到诗人从幼时起对自然的热爱，并详细记录了他在康桥边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观景的过程。文字中表露出的对自然之美的倾慕，对天边云彩的迷恋，对康桥建筑的赞颂，与诗歌《康桥西野暮色》和《再别康桥》等名篇形成互文。只有读了徐志摩的散文，才能理解他诗歌里描写的乃是康桥实景，也能深切感受到文本内景物渐次排列的秩序，正是来源于写作者在散文中描述的那种“实际观测”的体验。如果比照徐志摩在特定旅行中的散文和诗作，则可梳理出一系列形成对应的文本：如散文《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对应诗歌《西伯利亚》，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对应诗歌《翡冷翠的一夜》……比较这类作品，会发现诗人的“独行”体验正是借助了两种体裁、双向路径，方才得以自足。从新诗初诞期开始，以“散文+诗歌”记录旅行的写作模式被越来越多的文人借鉴，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多数情况下，诗人侧重通过诗歌抒发观景时产生的瞬间思维感觉，在个体化的象征空间内打磨语词，现代气息浓重；
而当他们试图详尽记述旅途中的交通和景物信息，乃至反思國民精神或文化差异等现实问题时，又会选择散文的体式，以之承担更多的信息功能和社会功能。我们往往要兼顾诗歌与散文（游记）文本，才有可能对诗人的行旅想象确立全面、立体的认识。
四、异国行旅：百年新诗的又一线索
新诗现代性的重要环节是体验的现代性，通过异国体验和文化行旅，诗人的知识结构、文化心态、身份认知、述景策略等要素，都作用于“体验现代性”的成长过程，并进一步助力了他们的写作，尤其是在作家的现代感受力生成、诗学精神主体形成、美学体系构成等方面表现尤甚。阅读富含异国情调的新诗文本，我们不仅看到了纷繁多姿的异邦风景，也捕捉到兼具行旅者和文学家身份的诗人对域外行旅做出的差异性反应（包括心理的与文学的）。这些反应在不同代际的诗人笔下持续累积，不断强化，向未来延伸，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先锋性、现代性之外，形成了一条绵长清晰的线索，演绎出百年新诗的重要传统。
纵览新诗发展历程，以行旅体验为核心的异国文化要素对新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五个时段。首先是本文着力探讨的新诗发生期。现代诗人乍履他乡，所观多为陌生风景，崭新的文化要素和知识因子渗入他们的认知空间，不断涤荡着陈旧的观念积习，使作为实践主体的抒情者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观察视角和情感体验。伴随着域外要素对新诗影响的深入，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如艾青、戴望舒、冯至、辛笛等诗人，也将游学海外的所见所感融入诗歌创作。他们大都承续了早期新诗人抒写异国的思维路径，其观察风景、组织情感的方式也存有共通：或是捕捉对异域物质文明“歌颂”与“拒斥”并置的文化认识，抒发漫游者的孤独意识和怀乡情思，或是将观察海外风景的旨归定位于对故国文化的再次发现，文本中的风景结构和诗义结构大都可归入“现实——记忆”相对照的组织模式，潜隐着海外游子对现代化国家应然形象的期待。
随着战时背景对域外行旅造成的阻滞，直到1949年后，诗人海外出行的规模才有所恢复。受限于内部条件和国际环境的种种限制，私人出游被官方机构主导安排的“集体出访”取代，围绕特定主题的群体创作，成为1949—1966年间诗人参与域外交流的主导形式，这也构成新诗域外行旅写作的第三阶段。如郭沫若、艾青、冰心、冯至、萧三等诗人，都在参与国际会议或是集体访问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个人立场和生命意识的潜在渴望，与现代文学中崇尚个体发现的思想传统形成暗合呼应。这种意识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内在矛盾，在冯至、艾青等作家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冯至利用再次赴德的机会反思里尔克对他的精神浸染，艾青也在出访南美的旅行中，回归了沉潜许久的“内面”自我。他写下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礁石》等诗篇，视野宽广，洞察力强，兼具艺术和思想价值，成为“十七年”诗歌的文本典范。
新时期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异国行旅文化在新诗中强势复苏。一方面，大量的复出作家以官方身份参与海外访问，写下一系列“海外风光诗”或“异域抒情诗”。如艾青出访德国、奥地利、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留有《特根恩湖的早晨》《维也纳的鸽子》《威尼斯小夜曲》《纽约》《银座》等数十篇作品。其述景、咏怀的方式，基本契合了诗人在当代文学初期的思维路径，在“归来”作家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旅行政策日益完善，为私人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像杨炼、北岛、多多、严力、张枣、宋琳、翟永明、王家新、欧阳江河等诗人，都有长期旅居海外的经历。一些人选择了定居海外，或是以教师、驻校诗人等身份，频繁穿梭于中西之间，获得了与本土文化语境“互视”的跨文化视野。诸如多多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英格兰》、杨炼的《面具》、北岛的《旅行》《过节》《磨刀》等诗作，书写下文化迁徙者漂泊孤悬的生命状态，以及他们对母语的怀恋、对文化中国的缅想、对自我身份的持续辨认。潜藏在“异国风景”背后的，是国族、无根、恋地、在地、西方、东方这类话题。借助“海外”的文化镜像，新诗的话语空间得以延展。
21世纪以来，域外行旅文化与新诗展开了新一轮的互动。今天，人们无须竹杖芒鞋，便能快捷地穿行在大洲之间，参与到世界旅行的大潮中。由地理位移带来的文化迁徙，构成了文学写作者必要经历的共性体验。“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旅行——不论是具体的或是虚拟的，跨国的或是跨网络的旅行——成为常态。”19“远涉重洋”“背井离乡”的“苦旅”意味疏淡了，“文化乡愁”也逐渐退出了域外抒写的情思空间。诗人们不再將旅行视若“扬弃旧我、再造新我”的唯一契机，他们多怀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心态，更愿意从域外风景中汲取即时性的经验，随时展开移动的跨界想象，以便更为自由地调动记忆“文件”，进行极具开放性的编码、合成，从而使诗歌情境的层次趋向立体多元，也在全球化语境中抵达了人类文明意识的多重样态，为文本植入了世界主义的元素。
总之，作为早期新诗研究的一个视角，异国体验与文化行旅是新诗发生的推动性要素，值得定向深入考察。从新诗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一要素，可见它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形成同步，并在新诗运行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都留下了坚实的印记。通过串联、辨析异国行旅要素在这些节点上的特征，可以揭示出各对应点之间组构、融合的内在逻辑，串联起新诗发展史中的述景策略衍变、精神主体建构、风景美学延展、比较视野生成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加深我们对新诗的理解。
【注释】
①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0-71页。
②郭沫若：《浴海》，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70页。
③14郭沫若：《追怀博多》，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335、335页。
④郭沫若：《论节奏》，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357页。
⑤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1月18日，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4页。
⑥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10-111页。
⑦郭沫若：《创造十年》，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125页。
⑧徐志摩：《地中海中梦埃及魂入梦》，载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4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75-76页。
⑨闻一多：《孤雁》，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页。
⑩成仿吾：《故乡（Religious emotion）》，《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
11刘半农：《夜》，载《刘半农文集》，线装书局，2009，第228页。
12刘半农：《熊》，载《刘半农文集》，线装书局，2009，第281页。
13苏雪林：《灯前诗草·自序》，台湾正中书局，1982，第2页。
15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第96页。
16胡适：《老残游记·序》，载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584页。
17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载蔡清富、穆立立编《穆木天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第262页。
18周作人在评价沈尹默由新诗转向旧体诗写作时，指出他的旧体诗与普通的新诗只是“内涵的气分（氛）略有差异”，实际上“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参见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7日。
19王德威：《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载《悬崖边的树》，译林出版社，2019，第155-156页。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域外出访写作研究（1949—1966）”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BZW147；
南开大学科研资助项目“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ZB22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