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适配改革开放之能动精神而将主体性原则引入理论体系之中以来，便须面对如何适当地处理能动论原则与决定论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1〕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孙伯鍨先生的独特贡献是以其“双重逻辑”说而开启了一条通过基于对相关经典著作的深入系统的研读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之思想进展方向与节点，从中探寻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一探索解决问题之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探索之路，从而也就富有成效地引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2〕孙伯鍨先生的这一探讨方式亦使笔者受益匪浅，缘于此，〔3〕特撰此小文俾使孙先生所开启的此一探讨方式得以进一步彰显，以使之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发展持续贡献其思想力量。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近几十年来所持续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如何理解和处理马克思哲学之中的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孙伯鍨先生以其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精深解读所阐发的“双重逻辑”说。也正是这一“双重逻辑”说在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陷入停滞不前之际，被引导向了一条可深入展开的正途。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事实上这一“双重逻辑”说及其研究方法，亦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启了一条富有成效的探索之路，引导了一大批研究者真正地“走进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座蕴量无穷的理论宝藏进行深度开掘。
要理解孙伯鍨先生所开启的这条思想探索之路的意义，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开始说起，这场声势浩大的大讨论的参与者数量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在学术史上都是空前的。虽然讨论的高潮时期已经过去，但至今每年仍有若干篇以之为题的讨论文章发表。这一大讨论的初衷无疑是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中能动性原则缺失的不满，意图为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进能动性方面，以使得改变世界的原则在理论逻辑上能够贯通，而不至于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即一方面肯定世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论性，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人能够能动地改变世界。但要从理论上说明人是能够能动地改变世界的，便须引进能动的主体性原则对苏联教科书体系中单纯的决定论原则予以限制。同时，这种限制又须为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则保留地位，而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滑向唯心主义。显而易见，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面临的这一问题是十分困难的。
这一问题的困难性从这一理论境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反复出现便能见出。它首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变革之始。人们不难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此时所面临的这一境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当时所面对的一方面是缺乏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持抽象能动性的唯心主义的理论境况是非常相似的。这也就难怪在“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中人们引用最多的马克思的话语便是被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正是在这第一条中，马克思一方面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之对主体性的忽略，同时另方面又批评唯心主义只是抓住了抽象的能动性，而他则要从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开始。〔4〕这一新的思想起点，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被表述为人与其环境的双向交互创造：“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人们反复引用此一论断，亦正是为了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解决问题之道。但是，马克思的这一人与环境交互创造的观念作为对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是十分具有革命性的，因而对这一观念之精髓的把握便须是跳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形而上学的窠臼。显然，对于旧哲学的超越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这一把握上的困难，第二国际以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便采取了一种简化还原的方式，将马克思的这一革命性思想强行塞回到了旧唯物主义套路之中，这便导致了一个极大的悖论：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却缺失了能动性。而面对这一悖谬，又导致了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能动性的反拨。但这种反拨却又陷入了黑格尔主义的误区：所发展的乃是脱离了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抽象的能动性。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着手将能动的主体性引入以克服教科书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之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便又一次面临这一困难的理论境况。
当然，起初人们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理论问题的困难性，至少对之未必能有充分的意识，但无论如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即时承担起了解决这一事关中国现实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使命，富有创造性地提出种种解决方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学术思想史，就会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展，事实上也正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能动论与决定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进行的。这一问题有过多种表述形式，但实质仍是处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与受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和命题的提出，本身即是要将强调能动性的“实践”与强调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两方面综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种既有能动性又包含客观性的概念。但将之放置在一起组成一个复合概念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能动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张力，且从理论体系所要求的内在一致性看，这一概念自身所包含着的内在张力又是必须予以消除的。由此最初对于这一困难问题的解决便大致上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实践”与“物质”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而展开的。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概念，诸如“实践本体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人的感性活动原则”“物质—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一元论”，〔6〕等等。进而，在稍后一些时间，学界还就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规模颇为可观的讨论。其中亦提出了诸多新的解决问题之新的命题，如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可能性空间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类概念是颇富创新性的，但同样无疑问的是，若细究起来，就不难发现，这些概念仍然是内含张力的，因而并未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只是将问题作了某种移位，包裹到了组合概念的内部。更令人疑虑的是，这些概念一般而言并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到坚实的依据，而只是研究者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理论困难，通过对马克思的某些思想的发挥而即时创设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时期我们在探讨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中的问题时，并未认真地通过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从中寻求答案，并未认真地通过考察马克思自己在其思想发展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推进，就匆忙地提出了自己的远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换言之，我们在没有能够做到切实地“照着讲”之前就匆忙地试图“接着讲”了。这样的匆忙披挂上阵之未能解决问题，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一进路之未能解决问题自身，却也指明了此一进路的问题所在，即从中告诉人们，要想真正切中问题，至少能真正接近问题，就必须先“回到马克思”，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如果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得到了某种解决或推进，那么，首要的工作便是将马克思的推进解决问题之道发掘出来，以由之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推进发展。这便需要回过头来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而为了能够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些著作，还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些著作创作之时所处的理论环境，甚至还必须将这些理论背景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显而易见，与通过思辨构造新概念相比，这一工作是极其艰苦困难且耗费时日的。但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展。而这，就真正显示出了孙伯鍨先生研究进路的重要性了。
孙伯鍨先生之能率先走上这条学术研究之正途，无疑是得益于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正如张一兵教授所言：“孙先生是学历史出身，这使他的教学和科研带着非常浓的历史学方法论色彩，与上一阶段国内某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常做得既大且空，动不动洋洋千言读起来却言之无物的情况相比，孙先生的思路相当值得提倡。”〔7〕孙先生亦并非只是一个只会“复读”式的研究者，而是带有一整套研读方法的理论视野十分开阔的研读和阐释者。“一方面，孙先生十分重视在每个点上的深入，重视典籍，重视原始的文本，这是历史考据学的功夫。早在语录、口号和原理在学界当道的时代，孙先生就提出回到文本、回到典籍的口号，他要求自己、也要求我们直接去面对原著。”“另一方面，在每个‘点’上打下扎实基础的同时，他非常重视一条‘线’以及一个‘面’上的视野和逻辑，这又是拜史学的叙事逻辑所赐。在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学史的根基使他拥有非常宏观大气的眼光，非常注重把一个个原始文本、一个个思想家、一段段思想史经纬相织，寻找出其间内在的关联，而不是简单的知识布点。”〔8〕这一“点”“线”“面”的研读方式，意味着要把握马克思的本原思想，仍然需要某种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思辨地构造新的理论，而是研究和阐释的方法论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性的研读方式所带来的理论收获，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所面临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关系问题的理论难题而言，便是“双重逻辑”说的提出。
马克思哲学之中存在“双重逻辑”之说，在这一问题被长达几十年的讨论之后，人们多半不会觉得有何新异之处，但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此一问题却也颇为需要一些追求对于马克思哲学精深理解的理论探索精神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便对其中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张力有所意识，〔9〕对马克思的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的波普也曾在20世纪30年代从另一角度和立场提出类似的问题，〔10〕但由于从苏俄传入的延续了第二国际阐释进路的理论体系居于主导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内在张力并无意识。因而，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精深的认知能力，同时亦需要足够的历史担当。因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真精神，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便首先须认识到这一内在张力，进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革命性的哲学观念。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是孙伯鍨先生首先意识到这一张力，并系统地开启了探索如何把握马克思革命性的哲学观念的道路的。〔11〕
孙先生在其系统地探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这部重要著作中，通过仔细研读发现，“当马克思仅仅执着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把劳动理想化，为的是要用一种真正的人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和人的现实存在(异化劳动)相对立，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思辨的想象之中。而当他着眼于分析对象化劳动时，他便能够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说明人类的生产劳动不论其异化与否，对于整个社会生活和全部人类历史都有着决定的作用。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恰恰是正在生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棵茁壮的幼芽”。〔12〕孙先生由此得出结论：“《手稿》中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13〕孙先生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人本逻辑和科学逻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即科学逻辑逐渐发展并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且“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一种逻辑的基础上才能逐渐产生出来”。〔14〕
孙先生的这一发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指出了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一者是从人的本质出发的思辨逻辑，另一者则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科学逻辑；
另一方面则是指出了这两种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即马克思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是从人本逻辑逐渐走向科学逻辑。这一“双重逻辑”说自然是孙先生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问题之解决方式的一种阐发，是孙先生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它同时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所展现出来的对此一能动性与客观性之内在张力问题的一种更具发展前景的解决之道。故而，这一理论进路一经提出，便很快展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即将这一研究进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逐渐扩展了开来，并由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展。由此看来，人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乃是“思想淡出，学术登场”的贬低性评论，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种偏颇之见，未能见到其积极意义。而若从积极意义上看，正是这一举动抛弃了那种竞相争创新潮，动辄构造体系的“速成”繁荣的方便法门，而走向了一种立足于硬性事实资料的实实在在的学术生产之道。而孙先生的“双重逻辑”说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或理论回响，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从而有必要特别加以阐发。
“双重逻辑”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孙伯鍨先生的论说中虽然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整体，但就其后所产生或引发的理论回响或学术效应来看，却是相当不同的，因而亦须分别论述之。
我们先看孙伯鍨先生着重要从“双重逻辑”说引出的从人本逻辑逐渐走向科学逻辑的“此消彼长”说。“此消彼长”说之中必然包含着一个“消”与“长”的关节点，即在何时马克思从人本逻辑全然转到了科学逻辑。这个问题，还往往被表述为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何时真正达到成熟。孙伯鍨先生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劳动和它的扬弃就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加以阐明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再是当作证明的工具被运用于历史，而是作为研究的结果从现实历史抽象出来并获得了说明。因此，它也不再具有任何思辨和神秘的色彩。同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也最终被消除了。”〔15〕这也就意味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已经完整地呈现出来了”。〔16〕这是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科学逻辑已经臻于完善。毫无疑问，这是孙先生精研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所得出的有根据的结论，亦是为学界所普遍认可的。但这里涉及“双重逻辑”说之中的“科学逻辑”这一概念，由于“科学”一词含义的丰富性和在不同语境之中的意义之变化，却会导向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科学”一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亦即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并由之构成理论体系，那便即是“实证科学”的了。〔17〕显然，马克思这里所理解的“实证科学”与他后来真正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所理解的“科学”的意思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开始，便自觉地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18〕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抽象的纯演绎的论证方法”，〔19〕因此，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科学”便可以说是明显地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
基于马克思思想中“科学”一词含义的变化，便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在此“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逻辑”完全实现的时期。这一工作是由孙伯鍨先生的弟子唐正东教授首先推进的。在《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一书中，唐正东教授写道：“如果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获得只是在于对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扬弃，那么，从感性的存在过渡到感性的活动，便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要义了。但如果能够在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生成史时，注意到在原有的从哲学到哲学的解读线索中容易忽略的经济学领域的开辟对哲学思想形成的冲击力的话，那么，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更深的理论层面就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20〕唐正东教授特别强调，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中最深刻的一位唯物主义者。与他相比，斯密的经济思想中更多地具有人本主义的成分……李嘉图所表达的是一种在古典经济学的话语中对资本主义本质现实的真实的唯物主义剖析。〔21〕因此，“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现有的几条相互分开的线索如果能够被有机地组合起来，并加以有效的发展，那是极可能生长出一种新型的哲学理论的，也就是说，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一种新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极有潜力的理论生长空间”。〔22〕而“马克思是从1843年10月开始接触经济学的。除了在这之前的很短一段时间外，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与经济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正是在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中推进其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因此，严格地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他的经济哲学”。〔23〕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之时，也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成熟之日。从这样的思路来看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我们就会对他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获得崭新的理解。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凭借着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突破，一举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的最终建构”。〔24〕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科学逻辑”，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来说，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方才完成的。不言而喻，唐正东教授的这一“科学逻辑”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方才完成之说，在颇大程度上推进和深化了孙伯鍨先生的“双重逻辑”说，因而亦得到了孙伯鍨先生颇高的称赞。〔25〕
另外一位亦出身于南京大学的仰海峰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对于“双重逻辑”之“此消彼长”说的推进。仰海峰教授的问题意识并非直接来自孙伯鍨先生的著作，但其源头亦可归之于孙先生之说。这其中的问题是，如果“科学逻辑”的完全实现，意味着研究的对象须是超越“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全然客观的存在，那么，以此为衡量标准，“科学逻辑”何时完全实现便还须进一步核定。仰海峰教授考察的结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自由；
《资本论》则揭示出资本是一个结构化的形式体系，主体或者是资本的人格化，或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相比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或者说是绝对客体，这是与劳动本体论完全不同的哲学构架。《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虽然有诸多的思想连续性，但在深层构架上是有差异的”。〔26〕这是因为，“《大纲》的哲学基础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这种逻辑具体化为劳动本体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自由。这构成了全篇的深层逻辑。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来看，这种劳动本体论是对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完成与实现，也是这一逻辑在其思想中的顶点”。〔27〕与之不同，“如果说在劳动本体论中，确证的是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那么在资本逻辑中，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28〕这也就是说，只是到了《资本论》之中，“科学逻辑”方才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在“科学逻辑”何时得到完全实现问题上，仰海峰教授与唐正东教授意见显然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如此，这两种关于“科学逻辑”何时完全实现的结论，却又都可以说是在孙伯鍨先生的“双重逻辑”说所开启的理论进路之中展开的。其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亦是出于对“科学逻辑”之实现标准理解的不同而导致的。而既然“科学”一词自身具有颇为不同的含义，那么，据之以进行判断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且，正是这种不同意见的展开，显示出了这一理论进路自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创生性内涵。
就直接理论思路的指向而言，孙伯鍨先生所提出的“双重逻辑”说是为了给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思辨逻辑”和“科学逻辑”的“此消彼长”提供一个得以展开的前提，因而，在孙先生的书中，所关注的重点便主要是在“此消彼长”这一方面。而且，就这一方面及其后续影响来说，“此消彼长”说的确揭示出了一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事实上正是从早期的人类对象性活动整体逐渐转向作为社会生活之基础的经济生活领域。而“思辨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此消彼长”，亦是由于以人类对象性活动作为整体，是无法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的，只能以思辨的方式去把握，而经济生活领域则是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明的那样，是能够“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29〕加以描述的，因而，研究领域的转移自然同时也就是“思辨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此消彼长”了。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孙伯鍨先生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30〕的论断，却从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启示着人们去思考或追问这样一些问题：这一“双重逻辑”存在于同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或者说，是一个处在思想变化过程之中的思想家独有的阶段性问题，还是植根于马克思所承接并作了革命性改变的西方哲学之内在结构的一种体现？更为具体的问题则是：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克服了早期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论，而从“现实中的人”出发，将“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逐步地转变成了《资本论》之中完全的“科学逻辑”之时，这种超越了“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现实中的人”与“科学逻辑”所描述的经济生活领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否能够全然用“科学逻辑”加以把握。如果“现实中的人”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人”，那么，是否还需要一种既非“思辨逻辑”但又不同于“科学逻辑”的方式来把握这一“现实中的人”。如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存在着“思辨逻辑”与“科学逻辑”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那么，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是否亦存在着某种不同于早期的“双重逻辑”的“双重逻辑”？笔者以为，孙伯鍨先生率先提出此“双重逻辑”说，此后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追问、思考和探讨，乃至争辩，当是孙伯鍨先生“双重逻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积极影响和效果史。
对孙伯鍨先生的“双重逻辑”说之意蕴作了深度开掘是张一兵教授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的工作。
张一兵教授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一种“双重逻辑”：“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有两个重要的理论逻辑层面：即既科学说明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又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和客观必然性。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是历史的肯定人类历史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与坚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统一。”〔31〕而“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革命的两次转变和双重逻辑矛盾的论述都直接受到了孙先生《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相同论见的启发。算是弟子循着先生的脚印向前走的同一学脉”。〔32〕张一兵教授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这就是写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旗帜上的唯一口号！”〔33〕然而，“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由于仅仅只是关注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一个侧面，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的原则，而极大地忽略了马克思同样十分重视的以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主导性因素，即历史辩证法逻辑主体向度这一深层理论视角……不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科学历史观中这两种不同理论逻辑视角的辩证关系，是导致对马克思科学历史观本质错误理解的关键”。〔34〕因此，必须对传统的解释框架予以纠正，给予主体向度以应有的位置。其具体阐释方式便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区分的依据则在于客体视角与主体视角两种视角的不同：“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客观物质生产这一一般基础，科学地说明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视角，(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广义层面)。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还站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主体视角上，探寻了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中起支配作用的主导因素。在他对人类文明史主体视角的考察中，马克思特别指出了在社会经济的形成中经济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性和支配的主导性因素(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狭义层面)。而这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主题当然会超越这种被决定的历史状况，成为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人。”〔35〕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主体性视角也就得到了复位。对于张一兵教授的这一工作，一位评论者写道：“作者从他的老师孙伯鍨教授的双重逻辑互动说出发……从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多重视角来透析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进程……是以‘复调’式解读代替了传统哲学研究中的‘独白’式解读。”〔36〕而孙伯鍨先生亦对之予以了充分肯定：“在这本书中，作者意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并不忽视它的客体性原则；
意在宏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但毫不贬损它的科学精神。”〔37〕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之中所发挥的“双重逻辑”思想，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中，得到了新的发挥。在后一部著作中，作者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三部著作可被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而每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思想中所存在的双重逻辑之间的复杂关联和情势消长又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中“在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那条从客观现实出发的隐性逻辑的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来源”；
第二阶段中“存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种思路，即哲学逻辑与经济学现实批判的分立”；
而在第三阶段，马克思则以“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现象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的形成的，它试图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便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38〕这就将“双重逻辑”说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制高点”。
孙伯鍨先生的“双重逻辑”说的影响力在张一兵教授主编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的创作过程中，在张一兵、姚顺良、唐正东等学者之间所进行的三次争辩性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一不同理解之间所展开的争辩表明，“双重逻辑”说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力绝不只是某种单向的展开，而是激发出了深刻的问题意识。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引导下，三位学者就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问题，〔3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结构到底是“两条逻辑的互相消长还是共同消解”〔40〕以及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本质是“实践”还是“物质生产”〔41〕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争辩性讨论。讨论者自己设定的出发点是“这个讨论不一定会有什么同一性的共同结论,关键是想让同学们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虽然有相近的研究方向和思考方式,但我们每一位老师的具体看法都是有一定差异的。讨论,是让这种差异表现出来,从而互动性地启发每一个人”。〔42〕事实证明，不仅这种“互动性地启发”之极具催化思想之效能，且讨论之成果亦是令人欣喜的：“通过这些讨论，我们的观点显然是继续在前进的。”〔43〕
“双重逻辑”说的学术史效应是极为深入而广泛的，这里泛举几例以显之：
仰海峰教授在《〈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一文中，便指明了“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人类学的生产逻辑与资本作为主体的资本逻辑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构架，这是隐藏在《大纲》中的逻辑差异，但这种差异此时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而是体现为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二元构架。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构架，在《资本论》中让位于资本逻辑的构架，从而将《大纲》中的内在差异展现为《资本论》与《大纲》的差异”。〔44〕这是说，在《大纲》中，仍然存在着一种与《手稿》中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的“双重逻辑”。
笔者亦曾在《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一文中指出，“从主体行动出发去理解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是马克思从其青年时代直到晚年都一直持有的理论原则，但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却不能直接以主体行动作为对象，而是只能以作为主体行动之结果的客观结构为对象，这便要求有一个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向客观结构的逻辑的过渡或转换，如此方能够合理地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体系，而《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特别是其中的‘价值形式’分析，便正是马克思精心构造起来的这一过渡环节或‘转换枢纽’”。〔45〕笔者这里意在说明的是，《资本论》所表达的尽管已是一种客观结构的逻辑，但主体行动的逻辑却是构成这一客观结构逻辑的前提，因而《资本论》之中“双重逻辑”仍然是以隐含的形式存在的。
此外，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康德、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双重逻辑”说出发的，可以说是对于这种“双重逻辑”的一种溯源式的追问。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几个学术案例主要出自孙伯鍨先生的“门下”，但就其所涉及问题的深度广度而言，却亦足见“双重逻辑”说的巨大的开创性影响力了。然而，“双重逻辑”说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空间却远不限于此。其缘由在于，一旦人们走上这一探索之路，便不能不被引导向思考和追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双重逻辑”存在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中，而马克思哲学又是基于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继承，则这一“双重逻辑”在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既往哲学中是否有其源头，马克思又是如何对之批判继承的，便是一个不能不予以深思的问题。这种思想的进展之路意味着，一种思想一旦提出，便有了自己客观的展现逻辑，有了自己的“理由空间”。
如前所述，“双重逻辑”说所展现的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能动性与客观性的双重诉求所蕴含的内在张力结构，尽管这一张力结构是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所必然内蕴的，但却也在其所批判继承的哲学之中有其根由。这根由若从远处说，便可追溯到基督教哲学所内含的意志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张力。基督教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上帝以何种方式创世的问题，是以希腊理性主义哲学所设想的那样，按照某种永恒的理念创造，还是上帝全凭其意志而自由创造。若是以前一种方式，则上帝在创世之时亦是为既有的理性规则所限定的；
若是以后一种方式创世，则上帝的创世全然无所依凭，纯出于自身之自由意志。前一种方式从逻辑上必然导致上帝亦是无自由的，其创世活动不过是一种工匠式的按设计图纸进行加工产品的神圣工匠的劳作而已；
而后一种方式则导致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规律性的不可理解性。中世纪哲学之中的实在论与唯名论大致上代表了这两种理论倾向。而在近代哲学中，这两种倾向则在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之中得到了发展。这两种哲学倾向各自的理论困难导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创新性发展。由康德所开启的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乃是突出了主体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在康德那里还是以二元论的方式表达的，即将主体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且将各自的活动分别放置在了现象和本体两个领域，前者属于必然性领域，后者则属于自由领域。这种将作为整体的人的活动二元分割的方式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于是，自费希特起的德国唯心主义便极力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亨利希指出，后康德哲学家们普遍地被克服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建构起一种证成自由的一元论所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种一元论试图“把斯宾诺莎的决定论——或者像莱布尼茨描述的那样，宿命论(fatalism)——与康德一切必须从属于自由的公式统一起来……对于黑格尔、谢林和他们的朋友这代人来说，尽管斯宾诺莎主义与康德主义明显不相容，但是它们似乎是可以结盟的”。但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那样，问题是“在这个纲领的范围内，两个学说——内在无限(ensoph)的学说和自由经验的学说——之间仍存在着张力”。〔46〕而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也无法避免出现在费希特哲学中的自我指称悖论，因为“黑格尔的体系也是建立在一种自我指称的结构——自律的否定的结构——之上……因此，我们通过使用黑格尔的否定的自我指称的结构，也将无法避免心智的自我指称的悖论”。〔47〕亨利希的指认表明，这种自我指称的悖论乃是德国唯心主义试图以绝对主体的本原性行动来克服康德的二元论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从而也是这些哲学体系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这也就给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哲学思想之中的双重逻辑与他所批判地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之中的二元论和自我指称的悖论，或者说双重逻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马克思哲学中的双重逻辑从思想史上看是如何从之前的哲学体系中演变而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性关联在更深层次上到底有何意味。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当能在极大程度上深化对于马克思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发展史的理解。
进一步看，马克思对于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就理论体系逻辑构造的层面，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并未真正克服对立面，即只是做了一种虚假的统一，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
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48〕但马克思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深刨了绝对唯心主义之陷于如此境地的根由。这根由非他，便是这类哲学的“非对象性”的“绝对”性，即“无对”性。而既然“无对”乃至“绝对”，那么，这样一种绝对存在物便只能绝对封闭于自身之内，其对象便只能是纯然内部的虚幻之物，而不可能真正地把握住真实的对象，走出其内在性。正由于此，这样的存在物便非真正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49〕因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0〕马克思既然否定了绝对唯心主义之内在性进路，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将活动主体理解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将其理解为真实的对象所限定、规定的有限的存在物，从而其活动便也只能是“对象性的活动”，与其对象在相互作用中存在发展，是一种“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1〕的交互作用中的发展，因而活动的结果便不可能达致绝对的统一，而只能是有限的统一。具体地说来，便是“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52〕而既然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即为其对象所限制和规定，那么，对于这种活动便能够用一种具有客观确定性的科学语言加以描述，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改变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客观的有效性的指引。这也便是马克思在此后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科学研究的缘由所在。但这样一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便出现了两种理论描述，一种是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加以科学描述，另一种则仍是对于特定情形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从总体上予以描述。前者自然便是《资本论》这部巨著及其手稿，而后者则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显而易见，这两类著作在描述逻辑上是全然不同的：前者乃是探寻资本主义运行之客观的逻辑结构，考察其发展变化的可能趋势，在这种考察中，主体只是被看作为客观结构所支配的“结构元素”，其能动性是被抽象掉了的；
后者则是将行动主体放置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分析其成败得失，因而是不能不同时考虑到主体的能动性与活动的客观条件两个方面的。而这便提出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两种逻辑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并列的还是在其本原上是统一的？若本原上是统一的，那么，两者之间又是如何统一的，转换的机制又是什么？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正是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持续关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只是这些方案距问题的深入解决尚有不少难点需要克服。由于这方面的问题事关现实实践，具有更大的急迫性，因而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付出更多的努力。
总之，由孙伯鍨先生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开启的这一“双重逻辑”说的探索之路，不仅已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而且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展现出了一个极其广阔的理论拓展空间，召唤着我们去把这一可能的理论空间转变为现实的理论空间。
谨以此文纪念孙伯鍨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注释：
〔1〕一种哲学若只是意在解释世界，至少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构造出一种不包含矛盾的理论体系来的，因为解释世界意味着将世界设定为一个为决定论规律所支配的体系；
但若要指向有效地改变世界，便须同时包含对于世界的决定论性的科学描述，和允许能动性的总体性描述。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两种描述方式之间的内在张力。
〔2〕张一兵教授的评论颇为到位，孙伯鍨先生“提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双重逻辑’说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他的研究方法亦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的一个独特模式”。张一兵主编：《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3〕尽管未曾有缘获得孙伯鍨先生的耳提面命，但孙先生的“双重逻辑”说的确对笔者的学术致思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5〕〔17〕〔51〕〔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92，67、73，92，76-77页。
〔6〕关于这类意在消除“实践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与“物质”之间张力的理论尝试较为详细的考察，可参见拙作《“实践唯物主义”的源起、意义变异、面临的问题与可能的解决之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
〔7〕〔8〕张异宾、唐正东：《探索与反思——哲学家孙伯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120-121页。
〔9〕李大钊写道：“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
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
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
〔10〕波普尔一方面在其著中对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大加挞伐，另方面却又认为“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中，要求人们必须在行动中证明自身，这是特别明显。这种态度——它可以被描述为马克思的行动主义——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中得到最明显的阐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又接着声言，“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些强烈的‘行动主义’倾向受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抑制”。〔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2-313页。
〔11〕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有过多次涉及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关系的讨论，但孙伯鍨先生提出“双重逻辑”说却要更早一些。尽管其提出这一思想的著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是1985年正式出版的，但该书初版后记中说明了这部著作写作的由来和时间：“1962年起，我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而中断。1978年以来，我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阶段，陆续写出了约四十余万字的讲义。”(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8页。)可见这一思想的提出至晚是在1978年之时，这无疑比后来的有关讨论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似乎霍耐特也明确提出过类似于波普的问题，但也迟至1992年了。他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一方面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决定功利主义倾向，另方面则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内战》中提供的是一种‘表现主义’模式”，而“马克思本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经济学著作的功利主义途径与历史研究的表现主义途径系统地联系起来，尽管这两种模式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发生了冲撞。经济决定的利益冲突，与根据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所做出的对全部冲突的相对主义解释，比肩而立，而且没有任何中介。”〔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56-157页。
〔12〕〔13〕〔14〕〔15〕〔16〕〔30〕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177、177、285、288、177页。
〔18〕参见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3-84页。
〔19〕参见〔英〕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33页。
〔20〕〔21〕〔22〕〔23〕〔24〕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98、116、265、386页。
〔25〕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序言”。
〔26〕〔27〕〔28〕〔44〕仰海峰：《〈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2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31〕〔32〕〔33〕〔34〕〔35〕〔37〕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4、12、11-12、3-4、3-4页。
〔36〕仰天：《读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38〕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序”，第3-8页。
〔39〕〔42〕参见张一兵、姚顺良：《法权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析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学术对话)》，《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0〕参见张一兵、姚顺良：《两条逻辑的相互消长还是共同消解?——析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结构(学术对话)》，《理论探讨》2006年第3期。
〔41〕参见张一兵、姚顺良、唐正东：《实践与物质生产——析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本质》，《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43〕张一兵主编：《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3页。
〔45〕王南湜、夏钊：《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哲学研究》2019年第3期。
〔46〕〔47〕〔德〕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8-190、502页。
〔48〕〔49〕〔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6、168、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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