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林辉，李 勋，王新平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054)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煤炭产业链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生产运作和运营管理日益受到关注，其中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因素也同样受到重视，因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工业生产原料，是可实现清洁高效利用的经济安全的矿产资源，长期以来都发挥着为国家能源安全兜底的保障作用。煤炭开发利用离不开煤炭产业链供应链这一多主体、多环节的复杂系统，煤炭产业链供应链是指煤炭行业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由原煤开采、选煤加工、煤炭运输直至交付最终用户为止的供需关系所形成的供应链系统，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在减低煤炭开采量的同时，提高煤炭利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从而实现物质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物产生量的最小化。
现阶段，煤炭产业链供应链主要包括煤炭来源(上游)、煤炭流通(中游)和煤炭消费(下游)3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具有独特的风险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它们之间的联结，任何一个环节的风险都不容忽视，否则将会导致供应链断裂、产业链脱节。煤源环节作为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环节，其风险识别和关键风险辨识非常重要，会对流通和消费环节的正常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保障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有效运转，有必要对煤源环节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分析与评价，以期达到煤炭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有效管理与控制，最终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和能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煤源环节的风险因素识别是风险评价的基础，也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当前关于煤炭供应链的研究较多集中于风险评价方面，而对煤炭产业链的风险因素及其因素间的识别分析却少有研究，更缺乏对煤炭供应链产业链风险因素间内在联系和外在关系的辨识与关键风险的确认。因此，在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风险隐患发生之前，识别和分析关键风险因素进而采取防范措施，对煤源环节风险防控和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现阶段，学术界从煤炭供应链煤源环节的生产维度和进口维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术讨论。
(1)在煤炭供应链煤源环节的生产维度方面，李国杰[1]指出，生产风险可分为资源获取、勘探开发、安全、产品质量风险；
崔杰等[2]经过探析得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煤矿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安全管理体系、煤矿井下工作人员的素养是当前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因素；
时昌鹏[3]从矿井生产的角度分析了安全生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从煤炭企业成本管理视角，武源沫[4]分析了新经济形势下成本管理中的影响因素，为煤炭供应链煤源环节的识别提供了思路；
从煤化工企业高端化转型升级视角，黄光球等[5]探析得出研发经费投入、科研人员投入、投入服务化水平与信息平台登录率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
为探究煤炭资源匹配的动因，周建忠等[6]建立了包括煤炭采购、调运、需求、库存的统一煤炭供应链大数据平台；
闫振[7]把视角聚焦于我国煤矿的安全生产，分析出“对于安全生产建设管理认识不具体”“缺乏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安全工作太肤浅”是现阶段影响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因素；
唐攻坚[8]归纳出水灾风险、火灾风险、瓦斯爆炸、煤尘风险、顶板风险、生产链风险是煤炭企业常见生产风险。
(2)在煤炭供应链煤源环节进口维度方面，张志勇[9]认为外部风险包括非人为灾害、国家政策法规、国际市场变化；
范宇峰等[10]从动力煤进口规模视角出发，分析了动力煤进口的格兰杰原因是国内经济增长、国内市场供应、国内外价格比、国际航运价格以及出口退税；
殷腾飞等[11]针对可能影响煤炭进口的因素进行强度分析，认为煤炭系统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关税是其中强度较大的影响因素；
丁志华等[12]从煤炭价格视角分析比较了煤炭生产量、国内生产总值、煤炭进口量、煤炭库存量、煤炭消费量对煤炭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杨洋等[13]的关注点在于煤炭供应链库存影响因素，认为港口煤炭库存与煤炭进口量、铁路运输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朱吉茂[14]得出了供需关系是影响煤炭价格的主要因素。
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主要分为国内途径和国外途径，国内途径(生产)是指通过国内地质勘探、煤炭开采、选煤过程而形成的国内煤源，国外途径(进口)则是通过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国家进口而形成的国外煤源。煤源环节受到很多不同风险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同时还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判断评价。通过对煤源环节风险因素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归纳生产和进口维度相关的风险因素，采用专家打分法对风险因素进行初筛，形成煤源环节风险影响因素池，从而进一步构建煤源环节风险评价模型，确定出关键风险因素。
综合现有研究，基于现实考虑，政策风险、进出口交易风险、环境和资源风险等为煤炭企业进出口业务中常见的风险；
同时对一个煤炭企业而言，由人员因素、经营管理因素、科技创新因素、内部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等构成的内部风险以及由外部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社会因素、科学技术因素、不可抗力因素等构成的外部风险是煤炭企业生产经营中常见的风险因素。
基于此，可建立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进口、生产)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为：以煤源环节的生产和进口两个维度为目标层，充分考虑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最终服务于煤炭能源资源安全为目标。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煤炭产业链供应链来源(进口、生产)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在建立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评价体系合理性、可行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其中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索性地构建评价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风险因素的模型，对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价，确定煤源环节各级指标因素的权重。运用ABC分类法进一步确定出关键风险因素，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煤源环节风险防控的对策及管理建议。
2.1 数据来源
主要统计分析数据为专家打分数据，该数据反映了煤炭领域专家对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各风险因素重要度的认知和了解程度。特邀请6名来自于能源政府单位、煤矿企业及高校的专家对煤源环节的46个指标分别按照1～9级的打分标度进行打分，分值如下：同等重要，1分；
较重要，2或3分；
很重要，4或5分；
非常重要，6或7分；
极其重要，8或9分。
2.2 评价思路
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在进口和生产两种维度方面受多种因素影响，除了与煤炭的生产、加工、质量等自身因素有关以外，还与煤炭进口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因素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主要考虑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现实风险因素情况，以专家打分的数据为基础，对煤源环节的风险因素做出评价，客观合理地评价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中煤炭资源生产进口情况和资源安全情况。
2.3 评价方法
影响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的风险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鉴于风险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使用准确的数据模型来求出每个风险因素因子的权重向量比较困难，一般多采用AHP和ABC分类法来解决该类问题。
AHP是将复杂多目标决策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目标分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分解为多指标的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的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以此作为目标和进行多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ABC分类法是根据事物在技术、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列，从而实现区别对待、区别管理的一种方法。ABC分类法是帕累托二八法则衍生出来的一种法则。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借助Yaahp软件计算煤源环节风险因素单层及组合权向量、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水平和评价指标的权重。在AHP中构建3层层次关系：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对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煤源环节，目标层有进口和生产两个维度，准则层是进口和生产对应的一级指标风险因素，方案层是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风险因素。
具体而言，将煤源环节指标体系依据进口维度和生产维度构建2个层次结构模型，即以进口维度为目标层的煤源-进口结构模型和以生产维度为目标层的煤源-生产结构模型。其中，煤源-进口结构模型有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
煤源-生产结构模型有9个一级指标和28个二级指标，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煤源环节指标体系结构模型
根据专家对各项指标的打分进行各级判断矩阵的计算后，可得煤源环节进口维度和生产维度的层次单排序权重向量、特征值及一致性检验结果。进口维度方面，主要通过归一法求出煤源环节进口维度二级指标判断矩阵的单层次权重，同时进行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单层次权重及其一致性检验汇总见表2。
表2 煤源环节(进口维度)单层次权重及其一致性检验
生产维度方面，主要通过归一法求出煤源环节生产维度二级指标判断矩阵的单层次权重，同时进行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单层次权重及其一致性检验汇总见表3。
表3 煤源环节(生产维度)单层次权重及其一致性检验
统计了各位专家对煤源环节进口维度和生产维度各级判断矩阵的打分结果后，使用基于可信度的群决策法对专家打分数据进行汇总，运用算数平均的方法对各专家权重向量进行计算，最终得到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生产维度和进口维度的二级指标风险因素的综合权重。生产维度和进口维度风险因素指标重要程度排序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煤源环节(生产维度)风险因素指标重要程度排序
由表4可知，煤源环节(生产维度)风险因素指标重要程度排序前5位的风险因素为：科研投入、自然灾害、工业革命、技术引进、宏观经济形势。上述因素对煤源环节(生产维度)的稳定性与韧性影响较大。
由表5可知，煤源环节(进口维度)风险因素指标重要程度排序前5位的风险因素为：进口税政策、战争/冲突、来源地当前的探明储量、退税政策、新冠肺炎疫情。上述因素对煤源环节(进口维度)的稳定性与韧性影响较大。
表5 煤源环节(进口维度)风险因素指标重要程度排序
在煤炭产业链供应链中，根据煤源环节生产维度和进口维度的风险权重比例使用ABC分类法对其进行分类排序，将生产维度风险因素的累计风险权重排名1～9归为A类，10～18归为B类，19～28归为C类；
将进口维度风险因素的累计风险权重排名1～6归为A类，7～12归为B类，13～18归为C类，得出其分类结果。排序分类结果见表6和表7。
表6 煤源环节(生产维度)风险因素指标重要程度排序
表7 煤源环节(进口维度)风险因素指标重要程度排序
通过使用ABC分类法，将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生产维度的风险因素分为3类，其中A类风险9项，B类风险9项，C类风险10项。可以重点关注A类风险，作为煤源环节生产维度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因素，应提出对应的管理措施进行风险管理和防控。
通过使用ABC分类法，将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进口维度的风险因素分为3类，其中A类风险6项，B类风险6项，C类风险6项。可以重点关注A类风险，作为煤源环节进口维度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因素，应提出对应的管理措施进行风险管理和防控。
为进一步得到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中进口和生产维度不同风险因素之间的重要程度，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来自能源相关政府单位、煤炭企业、高校学者的6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并统计分析。为减少主观差异性，引入“分布密度型”未知有理数对每项风险因素的打分值进行优化，得到最终评价打分均值，以了解风险因素之间的重要程度差异。专家打分均值见表8，打分均值与权重的乘积值见表9。
表8 煤炭煤源环节风险因素专家打分均值
表9 煤源环节打分均值与权重的乘积值
关键风险的确认和评价过程不仅依赖于专家对各个风险因素的打分，也同样需要将专家打分均值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结果相结合，计算出各个风险因素相对应的打分均值与权重的乘积值，通过量化的数值型数据衡量煤源环节各个维度中的关键风险因素，因为关键风险因素应该在风险层次中都居于重要地位，若将这些关键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则会实现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管理。打分均值与权重乘积值的计算公式为：
A=qiWi
(1)
式中：A——乘积值；
qi——打分均值；
Wi——向量W的分量。
基于表9结果，将打分均值与权重的乘积值排序的前15名来确定煤源环节进口和生产维度中的关键风险因素。最终确定关键风险因素有15个：科研投入、战争/冲突、进口税政策、自然灾害、来源地当前的探明储量、退税政策、新冠肺炎疫情、技术引进、价格波动、工业革命、宏观经济形势、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煤矿事故、技术进步。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当前的煤炭产业链供应链大多是一个或多个大型企业集团控制煤炭产业链及供应链，其产业链和内部供应链通常在集团内部由企业自身打造。基于此，这些集团应该对上述15个风险因素给予充分的重视，依据企业自身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措施，进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效用最大化。
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的风险存在于生产维度和进口维度两个维度中。煤炭进口维度的风险是产业链供应链自身与其煤炭来源国、煤炭来源企业之间互动产生的，此类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国内政策、国外政策、交易安全风险、环境安全风险、资源风险等。在产业链供应链进口维度中的任何阶段，如果发生与进口贸易有关的事故，都可以归类为进口维度中的风险。
煤炭生产维度的风险则是由煤炭企业各个环节之间和环节内部的分工配合和互动合作导致，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煤炭企业各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生产维度和进口维度中的风险都会威胁到其中煤源环节的安全。此外，虽然煤源环节生产维度和进口维度风险的来源不同，但两个维度的风险若叠加发生会更加不利，这将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更大的损失，因其复杂程度与其风险程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通过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运用AHP和ABC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出了两个维度的关键风险。其中，生产维度的关键风险为：科研投入、自然灾害、工业革命、技术引进、宏观经济形势、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煤矿事故、法律法规；
进口维度的关键风险为：进口税政策、战争/冲突、来源地当前的探明储量、退税政策、新冠肺炎疫情、价格波动。
目前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是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压舱石”。针对上述生产和进口维度关键因素的确认，需要进一步地对煤源环节可能存在的种种关键风险进行辨识分析，使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参与者及时掌握各种链中的关键风险信息，对随之产生关键风险的原因进行分析，以便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风险防范，从而提高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依据识别和分析煤源环节关键风险因素，针对煤源环节风险管理的发展现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煤源环节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具体而言，可从生产和进口两个维度的细分关键因素入手，分别依据各关键风险因素自身的特点进行风险管控和风险防范。
6.1 生产维度风险管理建议
(1)对于科研投入、技术引进、技术进步、工业革命这4个与科技有关的风险因素，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的企业应予以重视。当前，重视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带动转型升级，最终指引科学发展。直面深层次矛盾才是破解煤炭行业发展的根本途径。煤电、甲醇、烯烃等化学材料的预处理和深加工，以及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的延伸和增值，需要科研投入、技术引进、工业革命带来的革新；
煤炭产业链供应链各主体的设备和平台，需要企业进行自主设计和自主研发。煤炭产业链供应链各主体企业的创新突破，需要有效的技术支持；
煤炭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废物处理、绿色开采以及低碳化发展，每一次转变的背后，需要创新技术的指引。
总体而言，煤炭企业应把科研投入和技术引进作为生产运作管理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该把握技术进步的规律，在跟随技术创新甚至引领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洞察工业革命的动向，打消技术类关键风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最终促进我国煤炭行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2)对于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煤矿事故这3个难以人为有效控制的风险因素，煤炭企业在自然灾害或煤矿事故发生后，应尽可能采取及时有效措施减少灾害和事故所带来的损失；
在煤炭生产过程中，需尽可能将煤炭开采加工对周边环境的破坏(对地质和植被的破坏)和对土壤、河流的污染最小化，避免形成煤炭生产风险隐患。同时，应根据煤矿常见的七大灾害(瓦斯、水、火、粉尘、顶板、高温、岩爆)进行有针对性地防控。
(3)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和法律法规这两个与宏观环境有关的风险因素，煤炭企业需顺应宏观经济形势，把握法律法规的定向，时刻留意不触碰煤炭生产的法律红线，以保证煤炭生产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6.2 进口维度风险管理建议
(1)对于进口税政策、退税政策、价格波动这3个与价格税收政策有关的风险因素，应在各种风险变化里稳中求进。2022年的全球能源市场中，天然气、煤炭和石油价格都在高位水平上大幅度波动，全球性的能源危机仍将持续发酵。进口税政策、退税政策为煤炭产业链供应链所能带来的便利性和普惠性将可能因价格波动的影响实时面临着延迟或取消的风险，这将导致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的前景正在越来越受到通货膨胀、供应链延迟等宏观经济和政策问题的影响。
(2)对于战争/冲突、新冠肺炎疫情这2个难以人为控制的风险因素，应尽可能降低战争/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对煤炭供应链煤源环节所造成的损失。2022年以来，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升级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的反复，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在内的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震荡，这将间接地导致上游煤炭商品生产企业竞争加剧，使得煤炭企业对未来前景的预期逐渐缩小。
(3)对于来源地当前煤炭探明储量这一风险因素，在进口前应全面详细地了解煤炭进口来源地当前的煤炭探明储量以及在探明储量中可用于出口的煤炭数量，以此有利于实时调整煤炭进口国和进口数量的匹配方案，主要以赋存条件好、安全有保障、智能化水平高的煤炭来源地为主要进口国，从而保证煤炭进口数量充足、质量稳定。
“双碳”目标旨在引导不同领域的企业、行业、产业等各级产业链、供应链主体积极利用绿色低碳等创新技术进行创新，从而实现高效节能和保护环境的目标，最终提升国民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作为能源资源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风险因素不容忽视，因其会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进而会间接地影响到“双碳”背景下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目标的实现。
从我国发展战略看，“双碳”战略是低碳发展战略，对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能源资源禀赋看，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煤炭是我国生产与消费规模最大的能源品种，将继续发挥着煤炭“压舱石”作用。因此，识别、分析和评价煤炭产业链供应链煤源环节风险因素，对于提升煤炭安全保供能力，不断完善产供销体系，加强能源安全运行预测预警，加强生产运作与安全管理的作用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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