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伦
提要：宋代文学中的边界书写主要集中在燕山、白沟、淮河、长江这四个核心意象之上，并形成了“界分南北”的表述模式。如何描绘、阐释疆界问题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是宋人边界书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燕山区隔华夷性质的强调，源自北宋士人对华夏疆域理想范围的体认，也是其表达对边界现状之不满的婉曲方式。至南宋，淮河所造成的中原成为外国、南北相互隔绝的状态令士人感慨系之，并引发了他们对于天意的质疑。白沟这一宋辽旧边也在南宋士人对北宋对外政策的反思与以昔鉴今的现实考量中，被赋予了负面的形象色彩。宋蒙对峙时期，长江书写则寄托着士人对于华夷秩序坚守与疑惑并存的复杂情感。要之，边界书写典型地体现出宋人在面对华夷空间南北两分的天下格局时特殊的心理感受与应对方式。
宋曾先后与辽、金、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共存，并与之建立了近乎对等的外交关系。这种多元并立的政治格局，使宋人不得不面对许多其他时代不存在或者不突出的政治、思想、文化问题。边界问题就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项。
除了出现在交聘行记、语录、奏议等政治话语中，边界书写也是宋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且相较于前者，文学创作有着更为集中、明确的关注对象，即以燕山、白沟、淮河、长江为中心。这一核心意象群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持续面临北部政权的强大压力以及燕地、中原这两个华夏空间与宋的南北分隔，区分南北空间的边界成为了宋人书写的重点，并形成了“界分南北”这一表述模式。其次，宋人认为华夷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文化边界，这种文化边界往往以自然地理的形态存在，并且是“天意”的体现。(1)参见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08-314页。故此在政治边界之外，文化边界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2)《人文地理学词典》指出，政治边界的界定是为了明确一个国家所宣称的领土所确定的主权边界；
社会文化边界指的是不同文化空间的边界，根据群体的地理及其自身差异来界定。(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3-44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哪一边界进入文学书写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主要是考虑到交聘活动的影响。对于北宋士人来说，白沟、燕山是其出使北国的交通要地，(3)北宋士人的使辽路线，参见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1-28页。宋金对峙时期，接送伴使需至淮河迎送金使，(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1之27，中华书局，1957年，第3549页。使金士人渡淮之后，其北行的路线也往往要经过白沟。上述实地经历，使宋人对边界的地理形态以及边界南北空间的异同能有更为直观的体认，这正是边界书写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
有关宋与周边政权之间的疆界划分问题，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与此相较，文学研究界对于宋人边界书写的关注程度则稍嫌不足，相关研究多只涉及个别边界，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均存在着极大的开拓空间。(5)相关研究主要有关伟：《“人到淮河意不佳”——论南宋诗歌中的“淮水”意象》，《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白金：《两宋与北朝交聘诗之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文学评论丛刊》2013年第2期；
内山精也：《长淮诗境(南宋篇)——爱国、忧国的意识形态》，内山精也：《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朱刚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25页；
田峰：《宋代边界意识的凸显与使臣的地理文化感知》，《大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界分南北”这一表述模式出发，探讨燕山、白沟、淮河、长江各边界在宋人笔下呈现出的不同文学形象，并着重分析边界观念的演变对宋人边界书写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北宋士人对于边界的文学书写，主要集中在燕山之上。燕山山脉横亘于幽州之北，中有古北口、居庸关等数处关隘控遏出入华北平原的要路，其南是燕地，其北则主要为奚与契丹部族。燕山南北在地形地貌、生产方式、文化风俗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异，而这种种差异又可以归结为华/夷的不同。(6)参见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32页。因此，北宋士人普遍认为燕山的存在是“天”用以“限”华夷，这种“限”一方面区隔了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华夏世界的一种保护。
使北之士在亲身接触到燕山的险峻后，往往会对这一“天险”的意义感受更深。当他们入山、出山、山行之时，常感而有赋。如刘敞《出山》一诗叙写了行进于燕山之中的八程山路：“万里亘东西，连峰隐朔陲。气缠冰雪惨，险极鬼神为。偪仄单车度，盘桓壮士悲。今朝识天意，正欲限华夷。”(7)刘敞：《出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35页。燕山横亘东西、气候严酷、关隘逼仄，刘敞因此有了“今朝识天意，正欲限华夷”的感叹。燕山“限(分)南北(华夷)”的表述方式在使北士人的笔下正十分常见，如：“天险限南北，回环千里山。客亭依斗绝，胡地信偏悭”(8)苏颂：《和仲巽山行》，《全宋诗》第10册，第6414页。，“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9)苏辙：《燕山》，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319页。。从上举诗作中，不难发现在表达边界观念之外，北宋士人对于获得新的地理知识也有一种极大的兴趣，故此他们往往会细致描摹燕山山势的种种险峻之状，并将这种地貌特征的形成归于天意。
“燕山”做为区分华夷的文化边界而为北宋士人所反复书写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宋的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并不重合，而这种不重合所引发的边界困境又集中体现在燕地这一空间的归属之上。在北宋的政治话语中，燕地一直作为“汉唐旧疆”而存在。就自认为承续了汉唐正统的北宋政权来说，燕地被看做是一块本该纳于境内的遗失之地。(10)参见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对于燕地、燕民的熟悉与亲切之感，也许在使北士人亲至燕境之前就已存于其心。故此在使北士人的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于“幽蓟之地，实为我疆”(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中华书局，2004年，第931页。这一观念的反复确认，如“燕山自是汉家地，北望分明掌股间”(12)沈遘：《七言和王微之渔阳图》，《全宋诗》第11册，第7509页。，“易水涿山无苦寒，燕南本是旧家山”(13)彭汝砺：《再和子育》其一，《全宋诗》第16册，第10615页。，可见现实中的政治边界并不符合其对于国朝理想疆域的设想。在此基础上，北宋士人更进一步流露出对燕地成为异邦、燕民沦于异域的悲愤与痛惜，而这种悲愤与痛惜又往往是假借燕民之口表达出来的。试看郑獬及彭汝砺以下二诗：
我行谬使节，踏冰出中涂。路傍二三老，幅巾垂白须。喜见汉衣冠，叩首或欷歔。不能自拔扫，百年落鬼区。天数终有合，行上督亢图。酹酒吊遗民，泪湿苍山隅。(14)郑獬：《奉使过居庸关》其二，《全宋诗》第10册，第6821页。
雪余天色更清明，野店忽闻鸡一声。地里山川从禹画，人情风俗近燕京。渔阳父老尚垂涕，燕颔将军谁请缨。容覆不分南与北，方知圣德与天平。(15)彭汝砺：《过虎北口始闻鸡》，《全宋诗》第16册，第10504页。
诗中的燕地父老对北宋王朝怀有强烈的归属感，并因处于非汉政权的统治之下而唏嘘垂涕。郑獬更直接将他们视作“遗民”，虽然这“遗”只能说是针对一个超越朝代更替的抽象的华夏王朝主体而言。刘跂之诗则更为激愤，其笔下“衣冠汉典仪”的燕民一贯向慕华风，甚至有“甘作河南犬，休为燕地人”(16)刘跂：《虏中作四首》，《全宋诗》第18册，第12213页。之想，北宋士人眼中燕民在族群与国别属性间的错位，于此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燕地百姓对于北宋统治的认同与向往，显然是北宋士人自身华夷观念的投射，在他们看来，燕山才应当是北宋王朝疆域——亦即华夏世界的合理边界。因此我们也能够理解，当越过燕山之时，北宋士人才真正感到进入了异域。如苏辙元祐四年(1089)经过古北口时所作诗云：“心游幽阙乌飞处，身在中原山尽边”，“明朝对饮思乡岭，夷汉封疆自此分”(17)苏辙：《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苏辙集》，第318页。，指出燕山标记了中原的尽头，当行至属于燕山山脉的思乡岭，也意味着来到了夷汉疆域的分界之处。路经同样的地点，苏颂熙宁十年(1077)使还回程时所作《摘星岭》则表达了相反的情感：“昨日才离摸斗东，今朝又过摘星峰。疲躯坐困千骑马，远目平看万岭松。绝塞阻长逾百舍，畏途经历尽三冬。出山渐识还家路，驺御人人喜动容。”(18)苏颂：《摘星岭》，《全宋诗》第10册，第16423页。行至摘星岭，不仅预示着未来路途的平坦，也意味着到达了熟悉的文化地理空间，故此诗中充满着离家日近的欣喜。
综上所述，相较于宋辽之间的政治边界，更常出现在北宋诗歌中的是区分华夷空间的文化边界。对燕山区隔华夷性质的强调，源自北宋士人对华夏疆域理想范围的体认，也是他们表达对边界现状之不满的婉曲方式。由此，出山抑或入山，均具有了跨越异质空间的意义，而燕山也成为了北宋士人体会“天意”所在的最佳场所。不过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南、北政权的并峙对于北宋士人来说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之事。如“往来道路好歌谣，不问南朝与北朝。但愿千年更万岁，欢娱长祇似今朝”(19)彭汝砺：《记使人语呈子开侍郎深之学士二兄》，《全宋诗》第16册，第10636页。，“青山如壁地如盘，千里耕桑一望宽……今日圣朝恢远略，偃兵为义一隅安”(20)苏颂：《初过白沟北望燕山》，《全宋诗》第10册，第6414页。诸诗，从边地民情出发的具体考量取代了华/夷对立的表述方式，成为定义宋廷对外政策合理性的出发点。话语策略的改换，使北宋士人能够以相对平和甚至赞许的态度提及政权对立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北宋士人在书写燕山之时，并不总是伴随着屈辱、愤激的情绪，他们也能够以一种饶有兴味的态度描绘燕山的地理形势，或窥探燕山南北风俗的差异。而这种尚显轻松、自如的语调，在南宋士人对于边界的书写中则将几乎不复存在。
南宋时期，宋金之间因和议的存在，基本维持以淮水中流及秦岭山脊为界。如果说北宋士人在强调燕山南北文化差异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幽燕的恢复之志，那么南宋士人的政治幽思则是通过强调淮河南北的政权之别而表达出来。在言及淮河的边界属性时，南宋士人虽然同样采用了界分南北的表述模式，但具体意涵与北宋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下面拟从“所分之地”“如何分界”“因何而分”这三方面来具体论述。
首先，淮河之为边界所区隔开的是原属于宋政权的整个中原之地，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北的价值甚至重过南。许及之即云：“慨念中原变荆棘，图成外国别冠裘”，“伤心故国流风在，不是成周王会图。”(21)许及之：《谢鲍潮州惠归正李媪所作外国图因题卷后》，《全宋诗》第46册，第28382页。《王会图》所代表的朝贡体系被彻底摧毁，南宋士人面对的不仅仅是“天有二日”的危机，更在于这另一“日”占据了宋政权亦即华夏世界的核心区域。中原之成为异民族统治下的“外国”，可以看做南宋士人边界观念生发的基点。由此出发，“淮分南北”往往与故国之思相结合，归结于中原沦没的感叹；
也正因此，南宋士人对于北方失地“某郡我境，某县我疆”(22)姚勉：《混一华夷疆域图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61页。的主张与北宋士人的“幽蓟之地，实为我疆”在思维方式上虽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但情感的浓度则不可同日而语。如杨万里诗云：“万里中原青未了，半篙淮水碧无情。登临不觉风烟暮，肠断渔灯隔岸明。”(23)杨万里：《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七，第1405页。因隔岸渔灯而肠断，言外之意则是痛惜中原的可望而不可即。戴复古的《频酌淮河水》则言及淮河之所以较东南之水为美，是因为浸染了豪壮郁勃的“中原气”(24)戴复古：《频酌淮河水》，戴复古著，吴茂云、郑伟荣校点：《戴复古集》卷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淮河在杨万里与戴复古的笔下或是隔断中原故地的无情屏障，或是近距离感知中原气息的有情媒介，其被赋予的情态虽有不同，但均是由淮河区隔中原的边界属性生发联想。这种对淮河与中原相对关系的主观化处理，正源自诗人对于故国的深挚情感。
其次，南宋朝廷对于宋金之间的人、物流通有着严格的管控，边界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其南北两方是不同的“国”，也昭示着越界的困难。除了交聘活动，士民几无“出境”的可能。而另一方面作为故家之所在、旧疆之象征的中原神州，又是南宋士人无时或忘之地。故此南宋士人在言及淮河之为边界时，所着意表达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分”的概念，而是南北之间在交通、政治、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限”与“隔”。如南渡士人曹勋以“我每思家限淮水，摇摇心与飞云孤”(25)曹勋：《春风引》，《全宋诗》第33册，第21049页。之句，写故乡亦即故国的欲归不得；
又如晁公溯“当初乱离谁料此，南北中分指淮水。天暌地隔十五年，不知中原复何似”(26)晁公溯：《得东南书报乱后东都故居犹存而州北松槚亦无毁者》，《全宋诗》第35册，第22395页。之句，感叹与中原之间如天地悬隔一般音问不通，均传达了一种被限制、被阻隔的感受。为了强调这种“限”与“隔”，南宋士人更常常以自由来去的自然之物作为映照。如以下二诗：“长淮烟静是天津，兵里因循一半分。尚有旧时鸥与鹭，夕阳归处记南云。”(27)曹勋：《过淮甸》，《全宋诗》第33册，第21171页。“淮水东来没踝无，只今南北断修涂。东风却与人心别，布暖吹生遍八区。”(28)王之道：《出合肥北门》其一，《全宋诗》第32册，第20267页。鸥鹭与东风这种可以自由跨越南北的自然之物，正是诗人不忍南北分隔之心态的象征，也是他们意欲“合南北”(29)欧阳守道：《李仲仁史考序》，《全宋文》第346册，第448页。之深层企望的流露。
其三，在南宋士人看来，与燕山之限华夷代表着天意不同，淮水所造成的南北之分则是与天意相悖的非正常状态。如“淮分南北谁为梗，路适东西意自哀”(30)虞俦：《十二月初六日……不免取山路径走都梁》，《全宋诗》第46册，第28514页。，“谁遣江淮限南北，从来宇宙一乾坤”(31)王楠：《登浮光四望亭》，《全宋诗》第48册，第30368页。诸句，均以相同的疑问句式，表达了南宋士人对于南北空间一分为二的不满与困惑。许及之及王信二诗，更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疑问产生的思想背景：
淮水限南北，舟行洛水滨。底须分尔界，何处不吾民。好在关河旧，期来日月新。片云无可翳，岂待净妖尘。(32)许及之：《入淮》，《全宋诗》第47册，第28326页。
禺迹茫茫万里天，望中皆我旧山川。谁将淮水分南北，直到幽燕始是边。(33)王信：《第一山》，《全宋诗》第47册，第29562页。
许及之指出淮河南北均是“吾民”的生活空间，从政权的演变出发指出了分界的不当；
王信则将心目中的北部边界划至幽燕，其所谓“旧山川”不仅仅包括北宋故土，更是就整个华夏空间而论。要之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华夷观念的层面，南北中分对于南宋士人来说都极难接受。故此上述诗作在提及淮河的边界属性之时，多通过疑问句式强调一种不当分而分的状态，这种疑问并不简单地指向具体的人和事，更是一种对于天意的质疑，由此可以想见金人占据中原所造成的南北两分的天下格局给予宋人既有边界观念的极大冲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淮河不仅仅是一条抽象的线状边界，作为早已进入文学书写的地理景观，淮河本身即是可观、可赏之地。(34)对于淮河主题诗作发展情况的论述，参见内山精也：《长淮诗境——从〈诗经〉至北宋末之演变》，《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第71-100页。另一方面，淮水是以中流为界分属两境，这种分界方式也使淮河自身的存在感被放大。将边界意识融入对淮河景色的描写中，展现更为细腻、也更为个性化的感受，于是成为了书写淮河的一种独特方式。将这种感受表达得最为精妙、深刻的，当属杨万里淳熙十六年(1189)所作的《初入淮河四绝句》。(35)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七，第1403页。这组诗前两首从淮河以“中流”分界这一特点落笔，其一强调“中流以北”即为异域，其二写咫尺之间却有南北之分，均是最大限度地凸显了淮河作为政治边界的区隔意义。后两首以自由来去的鸥鹭、归鸿与无法跨越边界的宋、金士民作为对比，正是南宋士人表达淮河之“限”与“隔”的典型方式。其三又写到淮河两岸舟船行驶带起的水波相互交涉的现象，与一河两境的现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由此暗示了作者对这一边界形势的不满。《淮河中流肃使客》有相似的构思：“淮水中流各一波，南船小住北船过。生憎两岸旌旗脚，引得霜风分外多”(36)杨万里：《淮河中流肃使客》，《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七，第1416页。。作者刻意强调南北水流的不同，其实是将其视作了现实世界中宋金对峙格局的缩影。在上举诸作中，杨万里作为亲至其地者，以细致的观察与巧妙的联想，将淮水的自然形态与其作为宋金边界的政治属性相结合，传达出了极为细腻动人的情感。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独特的时代背景，使淮河在南宋成为了一处既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又可引发丰富美感联想的文学景观。
在淮河之外，另一处政治边界白沟，在南宋也获得了新的文学生命。北宋政权与辽之间的疆界在河北段以白沟河为界，这里也是宋辽聘使往来的必经之地。(37)参见廖寅：《北宋时期白沟的生活世界》，《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3期。然而北宋诗作中专咏白沟的仅有王安石《白沟行》一诗，其主旨是借辽使随意越境的现象批评北宋军政废弛、无意经理幽燕的问题，故虽以白沟为名，但并未有多少笔墨涉及白沟本身。其余诗作中提及白沟的，亦仅有三数首。(38)包括欧阳修《马啮雪》、苏辙《渡桑乾》、刘跂《使辽作十四首》等。总而言之，北宋时期白沟虽在涉及宋辽边界问题的政治话语中时常出现，但极少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对象。
白沟真正成为一个边界意象并开始被形诸诗咏的，是在南宋时期。白沟进入文学世界的独特机缘，是其浅狭的形态所给予使金士人的直接刺激。据许亢宗记载，白沟“河阔止十数丈，深可二丈”(39)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第218页。，李壁亦记云：“余顷因使燕，亦尝过所谓白沟者，河甚浅狭，可涉”(40)王安石著，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4页。，可见白沟河面之窄与水深之浅。就如同北宋的使北之士初至燕山之时，叹服于燕山山势的险峻；
南宋的使金士人在亲临白沟之时，也为白沟的浅狭而感到惊异。而当这种惊异与使金士人对北宋灭亡原因的反思结合起来，界河的形态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涵。
范成大与许及之分别于乾道七年(1170)及绍熙四年(1193)使金，均作有以白沟为题之诗，并同样从“浅狭”这一特点出发描写白沟。许及之从北宋的对外政策写起，指出怀柔外夷虽然可以带来太平，亦会滋长苟安心理：“艺祖怀柔不耀兵，白沟如带作长城。太平自是难忘战，休恨中间太太平。”(41)许及之：《白沟河》，《全宋诗》第46册，第28442页。以白沟与长城作比，还可参看楼钥的自述：“臣尝以假吏至燕，亲见旧边所谓白沟河者，真一衣带水。而安肃等处水柜、榆柳、塘泊之遗迹，亦皆人力设险，而非天险也。前代虽汉唐之盛，岂无失德？而患不至此。秦之长城，千古以为无策，然犹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关之要，石晋献十六州之地，而后中国不复可为。”(42)楼钥：《论内外之治奏》，《全宋文》第263册，第237页。楼钥同样提及了白沟“一衣带水”的特征，并以长城为证指出天险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白沟如带作长城”将浅狭的白沟与坚固的长城这样反差极大的意象并置于一句之中，正是以非类之对比，暗示白沟及其所代表的“怀柔”之策根本无法如长城一般承担起防御外夷的功用。洪适《次韵白沟河》与许诗意旨相似：“唐余画壤愧鸿沟，西闭关门汉道柔。一自旄头入京洛，至今泉水不东流。”(43)洪适：《次韵白沟河》，《全宋诗》第37册，第23456页。二人同样用“柔”来评价北宋的对外政策，而白沟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正直观地说明了它最终的失败。再看范成大《白沟》：“高陵深谷变迁中，佛劫仙尘事事空。一水涓流独如带，天应留作汉提封。”(44)范成大：《白沟》，范成大著，辛更儒点校：《范成大集》卷一二，中华书局，2020年，第202页。此诗题注言及白沟之狭：“阔才丈余。古亦名拒马河，本朝与辽人分界处”，“一水涓流独如带”的比喻即由此生发。与北宋士人将燕山视为天意的普遍共识不同，范成大对白沟“天应留作汉提封”的提法似乎仅为个例。从这种独特的表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诗人故作反语的用意：虽然白沟并无形貌的变迁，但其不再作为宋辽边界而存在的事实，正反映出这一“汉提封”与天意的相违。与许及之之诗相较，范成大并未点明其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而是通过将白沟“阔才丈余”的形态特征放置在朝代兴废更替的大背景中进行思考，含蓄地传递出其对于北宋政权无法固守境土的憾恨。
白沟之成为界河，是北宋试图依靠外交盟约亦即“怀柔”手段维持对辽关系的产物。北宋最终的国灭，当然与界河的形态并无直接关系，但在南宋士人看来，浅狭的白沟无疑是北宋失败的对外政策的最佳象征，并与天险丢失、安而忘战等等致使北宋失国的严峻问题产生了关联。白沟“如带”的地理特征就此被凸出与放大，并与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反差，成为了南宋士人反思历史的触媒。
此外，白沟与淮河同样是以天然河流而充当界河，这在客观上给予了南宋士人将两者并提的契机。若再联系南宋的政治形势，其在两淮几乎无险可守的状况与北宋相比正如出一辙。因边界形态与对外格局的相似，白沟的警示意义也在南宋现实的映衬中凸显出来。如蒋介诗云：“第一山前万里秋，野花衰草替人愁。中原好在平如掌，莫把长淮当白沟。”(45)蒋介：《第一山》，《全宋诗》第50册，第31049页。由第一山头北望，中原地势平坦，这与白沟分隔华北平原的情形何其相似。诗人认为不应将长淮视作白沟，实际上是希望南宋朝廷吸取北宋的教训，不能仅恃和约即高枕无忧。再如杨万里作于同一地点的《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廊庙谋谟出童蔡，笑谈京洛博幽燕。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46)杨万里：《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其二，《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七，第1405页。，以“白沟”“鸿沟”与“易水”“淮水”间的位置关系作为对比，概括了北宋至南宋边界的移易情况。诗人指出导致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当推徽宗时贪取幽燕之地的童贯、蔡京之辈，由此可见对外关系的处理中决策者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南北宋边界之推移引发议论的写法在蒙元士人的笔下亦有，如郝经《白沟行》：“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谁知二百年冤孽，移在江淮蜀汉间”(47)郝经：《白沟行》，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230页。，将宋边的不断南移归咎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弃。又如刘因《白沟》：“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48)刘因：《白沟》，《全元诗》第15册，第107页。，指出宋初君臣当任其责。蒙元士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评价南北宋之历史，所发议论较之宋人确乎更显冷静、平允，不过由此我们也更能体会当所言乃切身之痛的情况下，南宋士人书写白沟的诗作中必然会包蕴更为强烈的政治情感。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由于采取了回望的视角，南宋士人书写白沟的方式以及表达的情感均与现实中的时局背景密切相关。南宋士人谈及白沟，往往伴随着对北宋灭亡原因的反思和以昔鉴今的目的，或突出其浅狭的特征，或将其与淮河并提，白沟作为北宋外交政策的“替罪者”与“标志物”，总是充满负面色彩。
与宋辽、宋金之间以和议维持政治边界不同，宋蒙之间除因联合灭金而对边界问题有过短暂协定外，(49)脱脱等：《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80页。其余时间则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故此双方边界实际上是视战事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虽然此期不再存在明确的政治边界，但蒙元所造成的严峻的军事威胁，仍然使南宋士人保有对边界问题的敏锐感知，他们一方面密切关注着现实中不断蹙缩的边界形势，另一方面也尝试从历史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以解释和预测今日时局。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长江的边界意义日益受到士人的重视。
宋蒙对峙时期，南宋北部边境线的总体移动趋势是不断向南，逐渐逼近甚至越过长江。在此情况下，长江实际上充当了宋蒙之间政治边界的角色，(50)宋末的文天祥即直接将长江称作“界河”，其《脱京口·绐北难》云：“若非绐虏成宵遁，哭死界河天地愁。”(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一三，中国书店，1985年，第324页)而晚宋士人也往往将长江看做遮护东南重要的地理屏障。(51)有关晚宋士人对于守江重要性的讨论，参见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台湾大学文学院，1978年，第83-95页。除了现实中的军事防御价值，长江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即被视作是上天设险以分隔南北。这种观念始自六朝时期，曹丕伐吴面对江涛盛壮，曾有“天所以限南北也”(52)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中华书局，1972年，第255页。的感叹，孙绰反对桓温迁都时指出东晋之建立“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53)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六《孙绰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5页。亦强调了长江作为天险的重要价值。
相似的南北分裂局面，使晚宋士人继承了来自于六朝的书写策略，强调长江“限南北”的功用。如吴龙翰在历叙长江形势后云：“固知长江当城壁，立此天堑限南北。东南王气无穷年，此江未必成桑田。君不见敌兵百万连艨，雄师出斗一扫空。书生不能长鎗与大剑，只坐帷幄收奇功”(54)吴龙翰：《牛渚山观大江》，《全宋诗》第68册，第42888页。，希望南宋政权能够依靠长江天险击退敌军。如果说吴龙翰诗中蕴含的忧时之意尚较为隐约，那么刘克庄与李曾伯之作，则结合晚宋的实际战事明确指出了长江作为抵御蒙古之边界的重要：
天堑犹艰限臭夷，江边蚌鹬久相持。昔珠帘阁俱清野，今琵琶亭亦浚池。户万八千封作么？计三十六走安之。平生师慕尧夫者，老去无端也皱眉。(55)刘克庄：《书事十首》其三，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三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1682页。
此胡蚕食诸戎尽，云扰中原野流血。去年突然渡江左，几欲长驱控京阙。使其得气不击败，延及生灵祸何烈。衣冠正统幸阴佑，依然天堑限南北。乃知硕果弗尽剥，东南生意不终绝。(56)李曾伯：《记十五日夜星犯月》，《全宋诗》第62册，第38793页。
二诗均将开庆、景定年间宋蒙战局的发展情况与长江天堑能否“限南北”相联结，诗人对于战火蔓延至江南的担忧与天堑无恙的欣喜均昭然可见。此外，由诗中“臭夷”、“胡”、“衣冠正统”等具有鲜明华夷色彩的语汇可以看出，长江所限之南北不仅仅意味着政权属性的差异，更具有华/夷对立的性质。故此，长江实兼具政治边界与文化边界之属性，其对于南方政权的保护，亦代表着天意对华夏正统的庇佑。有意思的是，燕山和长江区隔华夷的功能同样被视作天意，但前者引向的是恢复之思，而后者则源于东南政权的自保之意。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如何维持半壁江山的完整，成为了南宋后期边事事务的核心议题。不复谈论“直到幽燕始是边”，而将区隔华夷的希望寄托于长江之上，很显然是晚宋士人在国势愈蹙之时所做的退步之选。
然而另一方面令晚宋士人无法忽视的事实是，长江天险最终并没有保证六朝的长存。当长江防线被攻破，南方政权的命运也走向了终结。前代往事，昭示着“天意”的不可依恃，理性精神提醒着南宋士人，在人谋不臧的情况下若一味仰赖天意，反而会陷于麻痹苟安、贻误国事的危险境地。“长江之险，固天所以限南北，然有其人，则因风纵燎，足以成赤壁之胜，无其人，则举帆直指，得以墟建业之地”(57)李鸣复：《论天变可畏人事当修疏》，《全宋文》第308册，第447页。的反思，即由此产生。晚宋士人的长江书写，就常见“天意”与“人谋”的话语对立。如刘克庄《天堑》诗云：“兴亡天数亦人谋，战舰蒙冲一炬休。雪浪如山限南北，不湔江令沈侯羞”(58)刘克庄：《天堑》，《刘克庄集笺校》卷四七，第2434页。，指出长江固可分隔南北，但亦无法抵消江总、沈约的误国之行。章公权的《长江问对篇》，则巧妙地将晚宋士人对于长江的复杂情感转化为了问答的形式。此诗首段是对长江的提问：“问长江，以汝卫南邦，北人遥想心已降。方今大势全倚汝，不知汝亦许不许。国人皆悠悠，我心良独忧。长城已坦道，黄河已安流。淮边日夜风飕飕，汝今孤矣非昔比。问汝若何真可倚”，道出了在边境线一退再退之后，晚宋士人对长江能否真正发挥防卫功能的共同疑惑。第二段假托长江之语进行回答，指出其之所以能阻挡曹操、曹丕、拓跋焘之南侵却不能挽救吴、陈之灭亡，实则是因为“吾能限南北，不能输事力。吾能鼓风涛，不能用英豪”。故此，诗人以“朝无政事国无人，乌有长江专可倚”(59)章公权：《长江问对篇》，《全宋诗》第63册，第39710页。二句作出总结，意图使晚宋朝廷意识到先期加强内政、整顿边防的重要。通过自设问答的方式，诗人在“天意”与“人谋”之间做出了选择，对于长江的诘问，最终指向了有关晚宋政治军事现状的反思。
在晚宋士人看来，长江既具有现实中的防御功能，亦是冥冥中庇佑华夏之力的象征。然而，南朝覆亡的历史与将庸师少的现状，也使其深感仅仅倚恃天意的虚幻与无力。“天意”与“人谋”的纠葛，使晚宋士人对于长江是否能够发挥护卫南邦之功效产生了信疑参半的矛盾态度。可以看出，此时士人所关注的已不再仅仅是边界应位于何处的问题，更是华夷边界彻底消失、“纯是夷虏之世”(60)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一七，中国书店，1985年，第449页。即将到来的严峻危机。从晚宋士人关于长江能否承担边界功用的反复辩难中，不难感受到他们在这一全新的天下格局日益逼近之时的不安和忧惧。
对于宋人来说，华夏世界的疆域自有其理想范围，由于未能将其尽数收归宇内，宋人自立国伊始即面对着疆界问题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如何描绘、阐释这种矛盾，是宋人边界书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矛盾的呈现方式来看，北宋时期，燕山这一文化边界被视作宋辽之间政权边界的对照物，至宋金对峙时期，淮河则作为南北政权间新的边界而受到关注。对于燕山与淮河的书写，既是为了确认现实中政治边界的不合理，也是在不断唤起对理想中华夏空间范围的记忆和体认。
如何阐释这种矛盾，宋人一方面强调现实中政治决策的影响。宋与辽、金之间的边界是依靠盟约维持双方对等关系的产物，宋人对于此种外交政策的看法，决定着边界以何种形象出现在诗歌之中。在北宋灭亡后，白沟被视作失职的边界，成为南宋士人批判北宋对外政策的触媒。而将淮河与白沟并提，则隐含着审视今日时局、恐其步北宋后尘的深意。另一方面，宋人笔下的南北之分亦始终笼罩在华夷对立的语境之下。宋人相信天意对华夏空间的庇佑，不同的边界也因之具有了代表或有违天意的性格特质。然而随着外部形势的恶化，这种观念体系也逐渐失去了阐释效力。当面对淮分南北的天下格局之时，南宋士人已对天意何存感到不解。而到了亡国之忧迫在眉睫的南宋后期，士人更对是否存在一条分隔南北(华夷)的终极边界产生了疑问，上天设险以分隔华夷的传统边界观念，至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要之，内缩的边界形势深刻地形塑了宋人的空间感受、政治见解以及华夷观念；
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文学书写赋予了边界不同的文化意蕴与情感色彩。在华夷空间南北两分之世，边界书写集中而典型地体现出宋人面对这一时局特殊的心理感受与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