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睿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1]，“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百年历史成就和百年奋斗经验中所得出的重大结论，同时也是党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中所提出的重大政治成果。其不仅内蕴着深厚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还蕴含着指引时代进步和发展的现实价值和实践价值。在现实逻辑中探赜“两个确立”的作用机理，将“两个确立”厚植到具体实践中去，才能真正将“两个确立”树立起来。
作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要热点之一，理论界已从多个角度探讨“两个确立”的重要价值，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两个确立”自身的逻辑必然，另一类是将“两个确立”与其他理论结合来探讨其指导意义。尽管已有学者从实践维度分析“两个确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但仍然有待完善，如缺乏系统性着重论述“两个确立”立足实现的逻辑理路，也少有研究将“两个确立”和“七一讲话”的重要理论成果结合起来，探究其理论必然。为此，本文尝试重点从“两个确立”实践导向这一个维度切入，并将之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前沿理论予以结合，真正落实好、分析好以及探讨好“两个确立”的实践必然。
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艰辛探索和奋力实践中开辟的成功道路，“两个确立”厘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前提，明确了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动力，保障了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发展。探寻“两个确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重要的实践遵照。
(一)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不断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其中“中国式”是相较于西方现代化而突出的社会主义原则，“新”是对照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强化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拓的关键在于始终坚持政党领袖的实践指挥以及科学思想的价值引领，其中内蕴的“两个确立”是现代化道路的基本遵循。
从历史层面，“两个确立”厘清了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内部四分五裂、饱受列强侵害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权威的政党主体和科学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政党主体是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起点，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2]邓小平同志也深刻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3]作为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因为在大革命时期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选择压制工人运动，最终导致革命遭受沉重打击。另一方面，科学思想是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动能，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多次领导人的变更，如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到博古等领导人，但由于没有掌握科学的指导思想和革命原则，导致对政治路线进行了错误判断，从而出现了认识和实际相分离的实践偏差。因此，科学思想和权威领袖均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根本保障。
从现实层面，“两个确立”明晰了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要求。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政治属性。当下各个国家因差异化的国情、发展模式以及结构，对“现代化”存在不同的界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受资本逻辑主导的“西式”现代化即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现代化，亦不同于近代中国早期的“旧式”现代化，而是在二十八年浴血奋战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新式”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4]中国能够接续发展具有中国气派、体现中国风格、立足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既是我们百年大党在推进现代化探索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更是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一次次伟大斗争中所形成的，只有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切实领导，才能使科学指导思想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才能得到保证。在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和完善中，更要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导向，切实践行“两个确立”，不断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来审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确保现代化道路走稳走实走深。
(二)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两个确立”的权威领袖和科学思想，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根本指向。
从理论定位上看，“两个确立”明确了现代化道路的人民属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两个确立”理论根源于马克思“人民群众创造历史”[5]的群众史观以及“英雄的力量来源于群众”[6]的英雄理论，所强调的不是将历史的发展动力诉诸于英雄个人。其不同于西方唯心主义者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领袖》所强调的“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7]的英雄史观，也不同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以“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8]来弱化人民的主体作用，而是如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始人普列汉诺夫指出的“群众参加伟大历史事变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具有更高才能和更高人格的人物来推动群众的必要性”[9]，即强调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站在历史舞台的杰出个人，是背后的核心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杰出人物的真正作用在于“引领”人民群众形成强大合力。
从利益代表上看，“两个确立”贯彻了现代化道路的人民立场，“利益代表”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实走深的关键问题，即现代化道路究竟“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等基本问题。面对这个问题，需要回归到政治属性和政党制度予以探赜，西方政党是在“阶级利益分化和对立中逐步形成的”[10]，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受利益控制和资本主宰的现代化模式。资本利益凌驾于普遍个人利益之上，导致政党内部恶性斗争、政党集团利益垄断、市民社会两极分化等。而中国从最根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到后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及全过程民主协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不断强化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形式，立足点始终是人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保障无产阶级运动的大众性、持续性、合理性，真正实现凝聚人民群众力量、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以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为其终极旨归。
(三)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发展
“坚持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续写辉煌成就的关键要素。恩格斯曾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书信》中强调：“任何一致的行动都是在权威的领导下才完成的。”[12]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发展作为一种守正创新的发展样态，即对发展方向的恪守和发展理论的创新，其中蕴含着以“两个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保驾护航、开拓新局的理论遵守。
一是明晰了“守正固本”的基本遵循。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依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零和博弈、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错误社会思潮仍然在我国思想领域占据一定位置，西方从未停止过对我国实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和全局把控下，新型政党制度和举国体制等重要举措保障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站位、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守住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使命。国内层面，面对“四个危险”和“四大考验”，坚定“两个确立”是党实现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重要前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领下，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不变质不变色，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多种政治制度，有效消解了民主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升了国家的治理效能。
二是推动了“道路创新”的发展目的。创新是引领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理论层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其中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智慧成果，其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13]的鲜明品质，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综合研判下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以及难以集中权利的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14]这种“否定政治”的组织形式难以形成党内的强大合力。在实践层面看，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保障了党内的实质团结，真正实现将广大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凝聚到一起，形成了执政党和参政党相统一的新型政党形式，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更充分地发挥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始终坚守“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对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社会的凝聚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两个确立”能够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社会主义方向上不变质、不偏航。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超群的战略眼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以及开拓创新的英勇魄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新道路。未来开创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更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聚合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对中国式民主理念和民主形式的一种全新概括，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下给予人民更为完整的民主行使权，即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职能，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生态民主上具有更多的主权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性质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不断引领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切实指引下，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
(一)切实规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方向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民族分布复杂的大型国家而言，实现集中统一领导是不容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最新民主实现形式，“两个确立”为民主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完整的民主制度是其发展方向的基本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基层群众区自治以及民主集中制等多项制度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完整的制度支撑，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以及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搭建起了科学合理的民主制度流程，从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民主组织架构、形成完整系统的民主机制、设计了保障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民主决策形式。“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保障，任何一项政治活动都必须紧紧围绕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只有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举措才能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才能上升为路线和方针。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以及生态民主上更要发挥好习近平同志的核心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中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部署、统一指挥以及统一行动。
(二)夯实了全程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5]。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人民群众运用和发挥人民权益时需遵循的法治、原则，如果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与治理是随心所欲和各执一词的实践状态，每个人都以个人利益为准绳，那么人民的公共权利和意志必然难以得到真正保障和统一，民主就难以实现，所以对于全领域、全方面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更需纳入和遵循全面的法治原则。
依法领导是党实现对人民全面领导的主要形式，全过程人民民民主的依法领导不同于依法执政。在民主语境下依法领导是指坚持人民群众为法治的实践主体，并通过“良法善治”[16]来保障其民主权益、民主自由及民主秩序，通过扩大民主自主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拓宽民主渠道、深化民主实质的民主实现形态，依法领导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的“自主”和“自为”，保障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下，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序进行。同时，强调依法领导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的人民主体性，人民不应只是法治建设的客体，也应是法治建设的主体。人民法治权益和法治效益的保障均需要人民自身的参与，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参与法规建设、法治活动、基层活动等全面融入到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去，国家机构才能获取真正的民主需要和民主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17]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民主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完整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不论是国体制定还是政体设定，都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在国体制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专政”是对“民主”的保护，“民主”体现在人民依照宪法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而“专政”是国家对民主行使人民权力的保障职能，严格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在政体设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1]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通过，以更完善、更详细的会议制度形式和流程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驾护航。
(三)不断强化了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秩序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提升民主效能、强化民主理论的“新”民主形式，科学有序的民主秩序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基础。反之，无序混乱的民主秩序不仅无法贯彻公正合理的民主理论，而且还会导致民主的暴政、社会的恐慌甚至国家的动荡。
一是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规范和理念优化，紧紧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政策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18]，所强调的就是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下扩大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边界和范围，最大限度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民主秩序。因此，必须明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民主实现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要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其他民主渠道的重要作用，从而保证民主发展的基本秩序。
二是彰显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和统摄作用，树立党内权威是实现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领导的重要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民主样态上，全过程民主包含着代议民主、实质民主、自由民主、程序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
在民主目的上，包含着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团结、和谐等多维度内容。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19]时刻坚持习近平同志在党内的权威领导地位，才能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顺利落实和监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每一个环节，进而保障民主制度的贯彻实施。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和探索中国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政治文明新形态。政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形态最新的探索成果，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杰出的政党领袖对其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实践素养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人民政治的塑造主体，其实践遵循、实践品质以及实践思维对人民政治的实际效能具有重要影响。人民政治得以生成和保证的根本立足点在于高度强调党内核心领袖的权威地位。“两个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主体在思想站位和行动遵循上提供了切实引领，从而为中国式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政治保障。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人民政治的创造主体，其内部组织形式、执行机制和反馈机制是否站稳政治立场，决定着其能否成为“立足大多数人，并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制度形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能够洞察政治制度不足之处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引领党自觉抵制“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义利观。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的，“造就一批有威望、有经验的革命领袖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仅仅是空谈”[20]。只有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组织才能更充分发挥凝聚共识、汇聚智慧的关键作用，才能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凝聚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从而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多重优势，人民政治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蕴含多维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方法论，为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供了更为科学的认识论视角，唯物史观更是为如何扎根于人民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领导权，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执行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了思想保障，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1]的重大时代课题，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供的思维模式和立场观点不仅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理论视角，同时因其始终立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式思维和策略，也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实践遵循。
(二)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实践诉求
先进政党和人民群众的逻辑关系是人民政治的核心内容，“两个确立”理论始终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对强化人民政治的党性觉悟和人民站位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群众理论始终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性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18]。在思想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深切期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持久拥护，究其根本就在于把党的远大理想和人民福祉相结合，把时代发展特征与人民需求相结合，始终将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连在一起。在行动上，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带领人民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实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飞跃的过程，即使人民的价值诉求存在差异，但是党始终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在带领群众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再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都需要中国共产党有时刻洞察人民需求、人民需要的党的领袖才能够完成。
习近平同志时刻将党性和人民性作为各项政策部署、社会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体现了中国式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优越性。西方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虚假民主，西方所谓的“言论民主”所面向的仅仅是少部分上流精英群体，大多数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彻底保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质民主，人民政治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制定均体现着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只有在体现党性和人民性内在统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公平合理的社会规律才能得以构建，公正高效的执行机制才能得以生成，进而不断丰富人民政治的实现形式，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三)明确了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实践目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民政治的最终目的，人民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民主政治是“依靠大多数人、并为大数人谋利益”的民主形式，其实践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坚强的政党领袖能够加速实现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诉求。
人民自身的非同质性决定了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利益诉求，甚至在文化和思想上会存在对立的情况，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种冲突和激化问题，忽视或无视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无法实现人民政治，而且还会导致社会动荡与混乱。不论是毛泽东所强调实现政治集中的“民众大联合”形式还是在针对人民内部矛盾所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统筹兼顾，其基础都是统一的政治目标。“两个确立”夯实了人民政治的思想站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形成了能够满足多方利益诉求、且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以及中国经验的政治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新发展阶段下，在习近平同志的权威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引领下更能强化人民政治的实践目标，进一步加强党内自身团结，实现全体人民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
“两个确立”明确了人民政治的终极旨归，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 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2]坚持“两个确立”不是意识形态的教化，而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实现的根本保障，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的本质诉求，更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的本质要求。
“两个确立”的时代出场恰逢其时，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结论，更是党引领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必须深深把握内蕴其中的实践逻辑。“两个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指明了实践方向，明确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遵循，又激发了中国式政治文明新形态实践效能。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原创实践贡献，不断加深对“两个确立”多领域、多方面以及多角度的价值认同、思想认同及实践认同，更加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的视野、全局把控的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依靠和力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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