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雅菁,严涛海
(闽江学院 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其魅力就在于亘古不变的和合精神。“和合”是一种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先贤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和合”的价值观影响了人们的处世原则和交往理念,是博大精深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所在。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作为衣冠古国,中国的文化与服饰一向密不可分。服饰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是中华民族和合思想的重要载体,所以有必要将其中蕴涵的和合思想精髓提炼、展示出来。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诸如此类和合思想,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合”二字首见于甲骨文,最初单独使用,“和”的本义是吹奏类的乐器,引申为声音和谐,而“合”的原意是器皿闭合,引申为两物相合、彼此融洽。春秋时期,“和合”开始连用。““和”与“合”连用不仅突出不同要素组成的融合作用,而且强调矛盾事物的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1]22和合思想是中国儒家、道家、佛家、墨家、阴阳家等文化流派相互碰撞渗透、彼此融合而形成的人文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精神素养,是独具东方智慧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孔子后人子思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二者都这是从宇宙根源和万物化生的角度对“和”的洞见。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总结前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理念,使和合思想由人伦自然范畴转向意识形态层面。历宋代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诠释,经明代王阳明、李贽等士大夫阐扬,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发挥,和合思想日臻成熟、完备。[2]
远古时期由于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人们便崇拜、敬畏自然神灵和祖先。人们看到日月的无穷往复、河水的涨落变化、植物的生长循环、人的生老病死都感到困惑,认为自然的一切都由神灵来主宰,于是就产生了自然崇拜。[3]39-40《九家易》:“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向坤,在下含物也。”《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黄帝、尧、舜发明了布帛制的衣裳,来教化天下,治理好了国家。《帝王世纪》:“黄帝始去皮服,为上衣以象天,为下裳以象地。”黄帝把衣与乾、与天对应,衣居于上位,因其有覆盖之态,把裳与地对应,居于下方,因其有包含之能。衣裳之分就成了天地之分,穿这样的服装时就构成了天、地、人的完整体系,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代帝王的冕服,最初的标准形制就是上衣下裳、上玄下黄。[4]42《尚书·虞书·益稷》记载,舜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彜、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周礼·下官·弁师》:“顶有延,前有旒,故曰‘冕旒’。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天子之冠有12 旒,每旒冠以玉珠12 颗,“12”代表一年有12 个月。
与西方服饰讲究个性美、人体美、变异性的窄衣文化不同,中国服饰从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出发,讲究整体美、神韵美,讲究包容性,体现了融自我于自然的宽衣文化。中国服饰采用直线裁剪和平面构成方式,造型上宽大平直、浑然一体,使衣服适体而又不完全合体,不张扬也不束缚。中国传统服装在装袖方式上也多采用连肩袖,肩头没有接缝,接缝通常置于肘部,也没有垫肩。这种连肩的结构使肩部变得圆润、柔顺,贴合自然。中国传统服饰以包裹、缠绕、披挂等手法塑造服装的形态,在将二维平面转为三维立体时,空间的不确定性往往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注重服装自然的轮廓造型和着装后自然形成的衣褶效果,强调服装整体的和谐与造型的多样性。
以三维空间为基础的西方宅衣体系中,服装用平面的材质将人体进行包裹后便形成三维的造型,完成了平面向立体的转化,有些服装在脱离人体后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感。二维平面服装,在摆放或悬挂时像画卷和布料一样平整,一目了然,尽收眼底。服装穿在人身上后才能形成三维的立体效果,不穿时可以将其挂起来,也可以叠着,甚至可以卷着。从穿着的方便性上讲,平面结构形式的服装力求以人为本,简洁、单纯、易穿,极其符合人的需求,体现了服装随和、平和、人和的新时代气韵,更符合现代人追求简洁舒适、简单明了的生活态度。
宽松的服饰造就了中国衣裳的和平气质。加大的腰身和袖子,使人体所受束缚很小,穿着时简单地把衣襟向右一系扎就好了,穿上这样的衣服人们会变得大气、洒脱、平和、温文尔雅。当人们发生纠纷时,因为宽衣大袖碍事,一般不爱用粗暴方式解决问题。中华传统服装的和平气质,与西方服装那种棱角分明、靠力量说话、靠性感吸引眼球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也有“衣裳之会”[5]10-11的说法,即只穿衣裳、不带兵车武器的聚会,与“兵车之会”相对,前者是文明友好的会盟,后者则是对立的武力抗争。
(一)龙凤图腾、麒麟瑞兽所体现的和合愿景
中华民族不分地域和族群,历来都以“龙的传人”自称,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5000 多年中,东方文明里唯一一个无可取代的特殊符号便是龙图腾。[6]89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在民族图腾中得到充分体现。《史记·五帝本纪》曰,“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学界对“合符”的说法不一,但有一种说法是:皇帝战胜炎帝、蚩尤平定华夏后,他们取各个部落的图腾元素进行组合,最终创造出新的图腾——龙。宋人罗愿在他的《尔雅翼》中解释道: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图腾是一个取各部落图腾元素组合而成的多种动物的和合体,并且它不是形的简单叠加组合,而是将多种元素加以融合,使其和谐共生,超越每个单独的个体,升华为前所未有的形象,代表着人们的美好愿景,最终龙成为能飞翔于空中、屹立于陆地、遨游于大海的强大图腾。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凤凰做了描述:“凤之象也,麟前鹿后,蛇头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由此可见凤凰图腾中的合和精神,它与龙图腾同为多种生命整合而成,且凤凰的出现会带来“天下大安宁”[5]113。与龙、凤同为中华四大瑞兽之一的麒麟也体现为和合纹样。战国《尔雅·释兽》中出现了关于麒麟形象的记载:“鳞,糜身,牛尾,一角。”后人塑造其形象时多以此说加以发挥创造。晋代葛洪将麒麟升华到圣兽的高度:“麟,兽之圣也,寿二千岁。”《毛诗正义》对麒麟作了更详细的描述:“马足,牛尾,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麒麟无种而生,世不恒有,可活三千岁”。麒麟兼具虎的威猛、狮的雄浑、鹿的矫健、龙的华美。它既是仁瑞之兽,品行高雅,文质彬彬,还非常长寿,喜欢有德行的君王[7]153。
(二)宝相花纹样、“陵阳公样”所蕴含的和合之美
如果说龙、凤、麒麟体现了中国动物纹样的和合精神,那么中国古代传统吉祥纹样宝相花则是一种综合了各种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图案。宝相是佛教徒对佛像的尊称,佛家以庄严的佛像为宝相,即为“庄严宝相”。宝相花是圣洁、美观、端庄的理想花型,宝相花纹则是将自然界花卉的花头作变形的和合艺术处理。它不是现实中的花朵,而是以莲花、菊花、牡丹、石榴花、月季或葵花甚至雪花等作为主体造型,辅以其他花叶加以点缀组合而成的一种想象中的花卉。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被印度人视为神圣象征的莲花图案也在中国流行起来。从佛教的莲花纹样到宝相花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擦出新的火花;莲花纹结合西方的忍冬纹、石榴纹、如意云纹与中国本土的牡丹纹样,经过长期演化才形成宝相花这种多元形式。[8]135-136希腊的忍冬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宝相花纹样中常见的纹样单体。盛唐时期,宝相花纹出现了融合创新的审美趋向,雍容华贵的牡丹纹演变成主要的花纹。隋唐以后宝相花纹大量出现在敦煌壁画、金银器皿、雕刻物和纺织刺绣上,其多样的形式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丰富繁荣景象。[9]61-64古代中国人与印度人都对莲花有生殖崇拜,莲花象征女性、爱情、生命、创造等。宝相花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也带有富贵、吉祥、圣洁、美满的寓意。
唐代丝织品中,还有一种重要纹样,即“陵阳公样”,它广纳中西文化,兼收各族文化,使唐代丝织品花纹得以丰富、升华,是中国文化既能引进来又能走出去的见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窦师纶,官益州大行台,兼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谓之‘陵阳公样’。”唐代丝绸之路繁盛至极,窦师纶有机会见到各种新奇的纹样,这些纹样在波斯锦、粟特锦和胡锦上争奇斗艳。这些外来纹样最大的特点是以联珠纹做外环,将对鸟、鹿、狮子、翼马、大角山羊或野猪围绕其中,瑞兽常常带翼,口中衔环,颈后系有绶带。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就出土了大量此类文物。它们传入中国后流行过一段时间,然而由于其结构单一,织造形式缺乏变化,追求绚丽色彩、新鲜样式的唐人的喜爱,并且唐人对那些前所未见的野兽图案难以产生共鸣。窦师纶将对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禽兽形象穿插组合起来。祥禽瑞兽、宝相花鸟的图案繁缛隆重、庄严华丽,将其绘于服饰上能凸显主人的经济实力与礼仪修养。[5]90-92一种以动物纹饰为主题元素、环绕联珠团窠纹的新样式由此诞生,并远传至青海、敦煌、日本等地。
(三)“和合二仙”图案所追求的和合美美
和合二仙是和合思想的代表性艺术图式,其最初的功用是教化民众,二仙是对传统和合文化进行的艺术性表达,婚礼之日必挂悬于花烛洞房,或常挂于厅堂,以图吉利,体现阴阳和合、和和美美。最早的和合二仙形象见于唐末五代画僧贯休的《寒山拾得图》,画家着重描绘二仙的狂放不羁与参禅意境[10]73。李公麟所绘《寒山拾得图》也是存世作品中较早的和合二仙图之一。画面中寒山面带微笑,执杖而立;拾得如调皮的顽童,歪头躲在兄长身后。整体画面与民间喜庆文化结合,身为儒释道中出世角色的和合二仙也逐渐融入民俗生活。明代郑的和西洋之行打开了国门,同时也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桎梏。因此,清风道骨的和合二仙不再超然物外。徐渭所绘《寒山拾得图》中的和合二仙风格柔和,轻外形而重神韵,僧侣形象不再,而化身为孩童形象,二仙带着温和的笑意,迈着欢乐的步伐走入百姓的日常生活。[11]96-99明清时期,传统和合二仙形象从僧侣变为孩童。一人持荷花,“荷”与“和”同音,义为和谐;一人捧圆盒,“盒”与“合”同音,义为合好;盒中装满珠宝和喻示“福到”的蝙蝠,又添加石榴、鸳鸯、花瓶等传统吉祥符号,喻示夫妻恩爱、百年好合。因此,在民间婚俗庆典中,中堂常挂贴和合二仙艺术图式,以期新人婚姻美满。孩童形象取自中国生养文化儿女双全的内涵,喻示人丁兴旺、家庭和睦。[12]60-61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曾说:“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体,在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中国人更是对圆推崇备至。[13]269东汉许慎《说文》:“圆,天体也。”《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在古代中国,天子祭天的场所无一例外采用圆形,而普通百姓也喜欢用“圆”来表达美好的祝福。家人团聚叫“团圆”,新婚夫妇首次同房叫“圆房”,实现理想叫“圆梦”,非常完善叫“圆满”:“圆”成为中国人宇宙图式的基本轮廓[13]271。
(一)太极“圆”中的对立共生
太极图就是黑白两个鱼纹组成的“圆”形图案。湖北出土的五千多年前的纺轮中有一枚朝相反方向游动的两条鱼一样奇特的旋纹,它们就是太极图形在先民心目中的写照。正如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所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从对立中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一个大写的“S”气势如虹地穿过圆形,将整个图案一分为二;“S”形,成为动与静、阴与阳的分界。在这里,阴与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宇宙则在阴阳化合中生生不息。道家所谓“和合”,就是在阴阳调和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世间万物只有在阴阳两极调和的情况下才能和谐,反之则会陷入动荡。
(二)“喜相逢”圆形构图中的“团”与“聚”
以太极为母体的“喜相逢”图案的基本轮廓也是“圆”形,但它不是简单的圆,更是“圆”的升级版——“团”。“团”文化是儒家文化和合精神和和谐思想的体现。“喜相逢”图案的形式鲜明可辨:一个圆形的团花造型,从圆的边缘发出两组形式相同的纹饰,向圆心回旋,而在纹饰中形成一条“S”形结构线,这条线穿越圆心将团花图案平分成两部分,整体造型与太极图十分相似。[14]10“双鱼戏莲”是“喜相逢”样式图案的代表,鱼是生殖、多子的象征,一正一反、一阴一阳的两条鱼,是爱情和谐的标志。[15]262出土于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帐的银盒,其精湛的金花银工艺使缠花枝间的双狮无比生动。契丹贵族使用的银盒上出现的喜相逢图案既具有汉地之风,又具有民族特色。由唐入宋之际,“喜相逢”纹样开始流行,纹样的主角也由动物变为植物,重莲纹尤为盛行。但无论主角如何变化,这些纹样中的元素都会凝聚成一团,并且在视觉上让人感觉有一个“圆”存在。成双成对的图案在饱满的圆中,看似简单的形式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千年如一日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追求,它是生命力最持久的中国纹样样式之一。
(三)《一团和气图》中的三教“圆融”
明朝成化帝所创作的《一团和气图》也是以“圆”为构图基础,升华为“团”的寓意。以“虎溪三笑”为题材,图中人物乍看如同一人,细看实为一儒、一僧、一道三人合抱相视而笑,构图十分精巧,富有艺术性。[16]207该题材取自《虎溪三笑图》,《庐山记》写道:在庐山东林寺前有一条虎溪,晋代僧人慧远居住在东林寺时,送客从来不过溪。一天,陶潜、道士陆修静来访,三人相谈甚欢,慧远送行二人时不觉跨过了虎溪。此时,虎啸山林,三人大笑而别。这幅配图相传为宋人萧照所绘《虎溪三笑图》。《一团和气图》中这个笑面人物上方有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御笔题赞,反映了他对儒、释、道三教圆融的向往。三教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包容又不迷失自我,象征最高明的信仰。
以服饰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在漫长的民族交往与民族交融过程中,中原农耕民族服饰与北方游牧民服饰文化相互影响、交流、借鉴、融合,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合共融的文化格局。
(一)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服饰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交融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之际,北方多民族服饰文化就已经在族际广泛交流融合。蒙古国发现的诺颜乌拉匈奴墓6 号墓出土了许多纺织服饰物品,其原料既有来自中原的彩缎,也有匈奴自产的毛毡,其中两顶帽子外部为毡制品和毛织物,均以丝织品作为衬里或镶边。而该墓出土的外衣、套裤由丝织品制成,足衣以丝织品作为衬里,说明北方民族服饰与中原服饰在两汉时就存在着密切联系与交融。[17]76-77
西晋至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游牧民族服装对汉族服装产生了影响,中国北方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逐渐在中原推广,服装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很快吸收了北方民族服装的形制,从而出现新的服装,演变出南北朝时期通行南北的“袴褶服”。[18]27这时的裤不同于秦汉前的“胫衣”和“穷袴”,而是源于北方的戎装,被改制为胫衣和穷袴的结合体,可以直接穿在外面,方便行动。褶为短上衣,夹层,若袍,因与裤配穿,故统称为“袴褶”。袴褶流行颇广,不分贵贱,人们都喜好穿用,上至皇帝,下至侍女都以袴褶之服为美,延续至隋唐。此外,军戎服中的裆甲也来源于民服,裆分为前后两片,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没有衣袖,一般穿在里面,填有棉絮,男女皆可穿,之后演变为外衣,并绣上图案。197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了晋十六国时期的裆实物残片。原为北方胡人服装的袴褶和裆,融入中原服饰并逐渐汉化,标志着少数民族服饰与汉族服饰的融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47
北魏政权将服饰礼仪作为中华文化可视性符号。拓跋珪建立代国后,“诏禁士民胡服”[20]4370,改着褒衣博带式汉式衣冠。服饰文化呈现多样共存的特点。
(二)隋唐时期盛行的胡风装束
隋唐皇室承袭由鲜卑族建立的北朝,又长期和北方突厥、回鹘联姻,胡风特质十分浓厚。隋唐统治者对外来衣服、器物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上行下效,受胡风影响,宅衣、宅袖、袒胸、胡帽、胡靴等盛极一时。唐朝流行的半臂受到“胡化”影响,由汉魏时期的半袖发展而来,在隋唐成为女子的摩登装束。《事物纪元·半臂》记载,杨广规定,宫人上穿半臂和襦,下着十二帔裙(又称“先裙”)。唐朝开国时期高祖李渊颁布《武德令》,规定“女史则半臂襦裙”,把“半臂”作为女史(后宫中的女工)的工作服。曾经上不了台面的半臂,瞬间变成贵妇的时装,不仅快速流行起来,还发生了许多变化。[21]111
与半臂同时流行的还有唐代女子的面衣——帷幔。1974年,在陕西礼泉县昭陵发掘的《捧帏帽侍女图》壁画中,可见一位身穿半臂间色高腰条纹裙、头梳单螺高髻的侍女,捧着一件帏帽。一般帷帽下半部帽裙由罗纱一类轻薄之物制成,既能障蔽风尘,又不至于影响视线。帷帽的前身羃作为一种面衣,最早是西北骑马的少数民族使用,《旧唐书·吐谷浑传》描述吐谷浑人的服饰:“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带羃,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22]200-201大约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客络绎不绝,少数民族频繁南下、入主中原,中国历史迎来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羃也随着商人、官员传入中原地区。
唐朝流行的胡靴很长时间以来也都是少数民族的专属鞋种,直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靴子才被引进来。《中华古今注》:“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与传统的履舄相比,靴子显然更适合骑乘:靴筒较高,利于小腿部位的保暖,减少了腿部和马接触时的摩擦;裤脚塞入靴筒中,行动更为便捷。因此,靴子引入中原后,一般多用于军旅,直到南北朝时期,北地居民才常着靴以御寒。
至唐代,囊括多民族的统一社会形成,而源自胡服系统的幞头、圆领缺胯袍和乌皮六合靴为主的服饰搭配被固定到了常服系统中。《旧唐书·舆服志》载:“隋代帝王贵丞,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与匹庶,皆着黄袍出入殿省。”“常服”是一种主要在“常朝”时穿着的礼仪性服饰。圆领袍虽为胡服,但在当时民族融合背景下,特别是对有北方血统的隋朝统治者来说,以之为常服,是最合适又顺理成章的选择。随着唐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多元源头的复合型服饰文化被整合成为新的中华文化象征系统。这种吸收外族服装形制而将之汉化的例子在中国服装史上屡见不鲜,服饰作为媒介促进了各民族的和合共融,体现了汉文化的宽容和博大,是非外族文化所能改易的。[23]28中国传统服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中华文化的认同秩序的重构深受服饰影响。
和,是中国人亘古不变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化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在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主张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在对待夫妻、家人、朋友、邻里同事等人际关系时,主张和和睦睦、家和万事兴、友好互助;对于个体的人,中国文化主张寻求个人身与心的自然平和。这些思想在中国传统服饰宽松舒适的廓形中都得以体现。
合,不是形的简单叠加组合,而是将多种元素加以融合,使之和谐共生,超越每个单独的个体,升华为前所未有的形象,代表人们的美好的愿景。龙、凤、麒麟、宝相花图案都体现了这样的愿景。“圆”是期望,“团”是一种凝聚力。“和而不同,和而共生”,阴与阳相互依存、转化,在阴阳化合中生生不息、和谐共生。儒、释、道的相互碰撞渗透、彼此融合成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三教合一,一团和气。和谐是中国人获取心灵愉悦的秘密,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至臻至美之境。
和合之美,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传统服饰坚守自己的文化内涵,尊重其他民族文化多样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服饰以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在漫长的民族交往与民族交融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相互影响、交流、借鉴、融合。中国传统服饰吸收少数民族服装形制而得以汉化,袴褶服、裆、靴子、半臂、帷幔、圆领袍等多元源头的复合型服饰文化都被整合成新的中华文化象征系统,服饰作为重要媒介促进了各民族的和合共融。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与演进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始终秉持的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和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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