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莉
先立言而后体物——刘禹锡的古文思路与审美倾向
余莉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刘禹锡作为唐代重要的古文家，其文章观念以“立言”为基础，强调文章“致君及物”的政治功用；
在创作路径上注重“气”与“道”，重视天赋和性灵；
在审美倾向上强调“精微”和“识度”，对形式上的“古文”与否保持冷静态度。刘禹锡的“立言”观体现了中唐士大夫复兴王朝的另一种努力。
立言；
刘禹锡；
古文运动
刘禹锡是中唐政治革新的代表人物，其文章理念散见于《献权舍人书》《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答柳子厚书》《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等一系列书信、集序之中。在这些零碎的文章理念中，刘禹锡最为基础的文章理念是“立言”，重言论之树立，而轻文学创作，强调文章“致君及物”的政治功用；
在创作路径上强调“气”与“道”，重视天赋和性灵的作用；
在审美倾向上强调“精微”和“识度”，对形式上的“古文”与否保持冷静态度。刘禹锡的文章学理念体现了中唐时期革新派士大夫复兴王朝0的另一种努力。
“立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重要人生追求，也是唐代士大夫参加政治活动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刘禹锡的“立言”观重言论之树立，而轻文学创作，强调“致君及物”的政治功用，体现了中唐时期革新派注重实用的文章理念。
穆宗长庆元年，刘禹锡已经50岁，在为好友吕温所撰的《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一文中，刘禹锡提出了自己的“立言”观——“先立言而后体物”。其文曰：“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谪似贾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后视二书，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其他咸有为而为之。”[1]1800“立言”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此的阐释是：立德为“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德立于上代，泽慧被于无穷”，立功为“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为“言得其要，理足可传”[3]。三者之中，“立德”为最高，须有尧、舜、周公、孔子之德行，一般人不可企及；
其次为“立功”，若大禹治水之功，亦可遇不可求；
唯有“立言”可以成为士大夫的追求目标。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来，士大夫对“立言”的追求愈发坚定。唐代开科取士，一些出身不高的读书人登上宰辅之位，又暗中加重了“立言”的砝码。所以，唐代对“立言”极为看重，士大夫人人倡谈“立言”。不过，他们对“立言”内涵的理解却各有差异。刘禹锡的“立言”，与“体物”对举，主要指言论之树立，而“体物”则指辞赋一类的文学作品。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这篇文章中，刘禹锡说贾谊作品结集以总结秦王朝灭亡教训的《过秦论》为首篇，荀子作品结集将辞赋作品置于末尾，并通过这两个一正一反的事例，提出了自古以来文章就重“立言”而轻“体物”的观点。吕温是刘禹锡交谊多年的好友，且他们同为革新派。在刘禹锡看来，吕温之仕宦与贾谊同命，而“王道”之才与荀卿相似，故在整理吕温作品时，以贾谊、荀卿结集“先立言而后体物”之排序为参照，将《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诸“立言”之作编为上篇。
刘禹锡“立言”观的思想内核在于政，即其在诸多文章中都曾提到的“及物”。刘禹锡和柳宗元、吕温一样，其最初目标并不在于文，而在于政。他曾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说：“古称言之必可行，非乐垂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践其言也。”[1]1609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一文中，刘禹锡借吕温的学术历程明确而详细地论述了“致君及物”的文章理念。“（吕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拨去文学，与俊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每与其徒讲疑考要，王霸富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间，诋诃角逐，叠发连注，得一善，辄盱衡击节，扬袂顿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为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气将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阏其势而争夫光者乎？呜呼！言可信而时异，道甚长而命窄，精气为物，其有所归乎？”[1]1800随着学术的精进和年岁的渐长，吕温逐渐偏重“重气概，核名实”，以“致君及物”为志向，并积极探讨“王霸富强之术”和“臣子忠孝之道”。刘禹锡对此非常赞赏，认为吕温其“言可信”，其“道甚长”。可见“致君及物”不仅是吕温的追求，也是刘禹锡的追求。其实在刘禹锡早年所撰的《献权舍人书》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心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颛颛恳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时态众尚，病未能也，故拙于用誉；
直绳朗鉴，乐所趋也，故锐于求益。今谨录近所论撰凡十数篇，蕲端较是非，敢关于左右。犹夫矿朴，纳于容范。”[1]1404–1405《献权舍人书》是一封写给权德舆的干谒信，刘禹锡在信中汇报自己这些年的情况，并特别表明自己的志向并不在于章句之学，也不在于辞赋之学，而在于“直绳朗鉴”“较是非”，在于“锐于求益”。这与《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的“重气概，核名实”“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是同一个意思，其关注点均在于通经致用、救治时弊。作为刘禹锡“立言”观的内核，“及物”的理念还多次出现在刘禹锡的其他文章中，如在写给裴度的《上门下裴相公启》中，刘禹锡称赞裴度“致君及物，其德两大”，在写给韩愈的《上刑部韩侍郎书》中称赞韩愈“行必及物”等。
刘禹锡对“及物”的追求，从思想渊源上看，一是受杜佑《通典》的影响。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撰有《通典》一书，其目的在于“将施有政”。刘禹锡曾入杜佑幕，对杜佑极为钦佩，其晚年写《许州文宣王新庙碑》时，犹赞美杜佑的学术贡献：“岐公（按：杜佑封岐国公）弼谐三帝，硕学冠天下。尝著书二百余篇，言礼乐刑政古今损益，统名曰《通典》。”[1]2058在杜佑身边，刘禹锡为杜佑处理公文，撰有《论废楚州营田表》《为杜司徒让度支盐铁等使表》等文章，并由此学到一些为政之道。杜佑很重视经济，《通典》以《食货》为首，刘禹锡担任地方官时也非常重视经济，其《和州刺史厅壁记》中有“按见户万八千有奇，输缗钱十六万，岁贡纤纻二篚，吴牛苏二钧，糁鲟九瓮，茅蒐七千两”[1]1850等记载。这些都说明刘禹锡受杜佑《通典》的影响。二是受陆质学说的影响。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刘禹锡论述吕温的学术历程时曾提到陆质，其文曰：“（吕温）早闻《诗》、《礼》于先侍郎，又师吴郡陆质通《春秋》，从安定梁肃学文章，勇于艺能，咸有所祖。”[1]1800陆质是中唐时期的经学家，其为儒生啖助后学，与赵匡共同继承了啖助的《春秋》学，曾集三家学说为《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微旨》。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强调经学的政治作用，常常借说经发表政治见解，对永贞革新派的影响很大。孙昌武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认为：“‘永贞革新’的参加者吕温、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都接受了它的学说，陆质本人是‘永贞革新’的骨干，整个‘永贞革新’在思想上受到陆质学说的启发。”[4]吕温是直接师从陆质，而刘禹锡、柳宗元则是将其学说落实为“及物”之追求。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一文中说：“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5]905不过相对于吕、柳，刘禹锡对“及物”的追求更突出一些。
对“及物”的重视，还使刘禹锡特别重视文章与时政的关系。在为好友柳宗元编辑遗著所写《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刘禹锡特别提到这一点：“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1]1805在这段文字里，刘禹锡对唐前文章进行划分，认为三代、两汉之文优于战国、六朝之文，究其原因在于，三代两汉是国家统一、相对强盛的时代，战国、六朝是国家分裂、人心涣散的时代。时政不同，文章之气质也有差别。这种观念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不完全一样，它强调的是时政与文章的关系，是其“立言”和“及物”理念的另一种表征。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内忧外患，刘禹锡对当时社会局面有很多忧虑，致力于社会革新，所以他看重文章的现实关怀，希望通过对相关理念的阐释与论辩，为唐王朝找到一条更合理的治理之道。刘禹锡的“立言”观，虽因热衷政治而略显偏激，但其对文学现实性的要求与重视，仍有可取之处。
刘禹锡在文章创作上重“气”与“道”。“气”论与“道”论均是儒家文论的重要内容，刘禹锡所谓的“气”讲究天然，是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重视天赋的作用；
所谓的“道”则不尚空谈，仍以“及物”为内核，重视时政层面的落实。
刘禹锡认为在文章创作中“气”是第一位的，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且这种力量是天然的，不是靠文字修饰出来的。在写给柳宗元的《答柳子厚书》一文中，刘禹锡提出了“气为干，文为支”的创作主张，其文曰：“书竟，获新文二篇……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奫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1]1566–1567“干”为躯干，“支”为手足。刘禹锡用“跨跞古今，鼓行乘空”来形容柳宗元的文章有一种独特而雄壮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不是靠文字修饰堆积出来的。自孟子“知言养气”说之后，儒家文艺观一直非常重视人格修养与文章写作的关系，但各家所言之“气”稍有差异。与刘禹锡同时的韩愈有“气盛言宜”说，要求作者“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6]，以儒家人格修养养气。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说“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5]809，则强调以义理养气。古文诸家攻击骈文辞冗气弱，为救骈文之弊，必然要在气势上下功夫，所以韩愈等诸古文家均重视“气”。刘禹锡倡导“立言”，致力于时政，对文章之“气”也格外重视。从文中对柳宗元新文的描述来看，刘禹锡所言之“气”与韩愈、李翱差异明显。韩愈、李翱之“气”均可由学而得，是一种沉淀而来的力量，而刘禹锡之“气”略显神秘，是一种天然浪漫、端正美好、勇往直前的力量。
刘禹锡认为文“气”来源于天，而非苦学，所以特别强调天赋的作用。他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一文中说：“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其色潋滟于颜间，其声发而为文章。天之所与，有物来相。彼由学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视羽畎，有生死之殊矣。”[1]1799刘禹锡认为，最上乘的文章出自于天，天之所与的文章，非积学之工可比。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一文中，刘禹锡对令狐楚的文才进行了神秘化，认为令狐楚的才华是“天授神敏，性能无师”。中国古代文论一向重视“学”的积累。陆机《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7]，认为学习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发端。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8]，也重视对经典作品的学习与积累。一般而言，重视天赋与重视学习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共存。刘禹锡重视天赋个性，而轻视积学之功，或许与他高傲的个性有关。不过，他高谈天赋之于文章的作用，与韩、柳二人的“文以明道”以及学古文、传古道的创作路径已然异辙。
刘禹锡对“道”的追求，在文学创作上还表现出一直坚守的态度和勇气。会昌二年（842）秋，71岁的刘禹锡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重病中亲撰《子刘子自传》。在这篇自传中，刘禹锡把自己所历经的永贞革新以及顺宗内禅的历史做了交待，其中特别对王叔文的政治才能和永贞革新作了肯定评价。其文曰：“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1]2178–2179虽历经革新失败的种种苦难，但依然对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做正面评价。后人对刘禹锡这篇自传多有苛责，以为他是在为王叔文辩解，其实该文末尾的铭文“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1]2179，已经表明刘禹锡写这篇自传时的态度，他感慨自己一生抱负未曾好好伸展，但并不为过去所作所为后悔。
刘禹锡的“气”论与“道”论都与儒家传统文论有一定差别，掺杂了刘禹锡的政治理想与艺术追求，体现了中唐文坛救助时弊的另一种努力。
刘禹锡一生致力于时政，以“及物”为大欲，晚年闲居洛阳时，犹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之心态。在文章审美层面，他重视“识度”与“精微”。二者既是对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创作手法的要求。
刘禹锡强调文章要有“识度”。开成二年（837），刘禹锡在洛阳为韦处厚所做的《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一文中，提出了“识度”这一审美标准。他说韦处厚入学士以后的作品，均以“识度”为宗。其文曰：“谨按公未为近臣已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观其发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时雨；
褒元老，谕功臣，穆然如景风。命相之册和而庄，命将之诰昭而毅。荐贤能，其气似孔文举；
论经学，其博似刘子骏；
发十难以摧言利者，其辩似管夷吾。噫！逢时得君，奋智谋以取高位，而令名随之，岂不伟哉！”[1]2067–2068在这一段论述中，刘禹锡赞美韦处厚处理政务的文章有见识、有雅量，文风端正庄重。而其所谓“识度”的具体表现，从下文论述来看，在举荐贤能、谈论经书以及国策讨论这些政事方面，可见刘禹锡的“识度”仍不脱“及物”这一主题。刘禹锡一直要求文章写作以“及物”为要，但仅仅有“及物”之心是不够的，还要有“及物”之才能，“识度”就是“及物”不可缺少的一种才能。刘禹锡早年在杜佑门下，习《通典》之学，撰政事之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处理政务的学识也日益精博。元和中，饶州刺史元洪向刘禹锡请教政事，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一文中，刘禹锡告知其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为“明体以及用，通经以知权”，其间“宽猛”之术，“必稽其弊而矫之，是宜审其救夺耳”[1]1609，这都要求执事者的“识度”。在该文中，刘禹锡还提到了一种“修身而不能及治”的现象：“今之号为有志于治者，咸能知民困于杼柚，罢于征徭，则曰：司牧之道，莫先于简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于局促，智限于罢懦，不能斟酌盈虚，使人不倦。以不知事为简，以清一身为廉，以守旧弊为奉法。”[1]1609所谓“杼柚”，是织布机上的梭和筘，此处指百姓赋税沉重。那些号称“有志于治”的官员虽然知道百姓已经苦于赋税，但他们并不愿积极解决问题，反而抱着“简廉奉法”的修身之道因循守旧，消极对待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都是缺乏“识度”的表现。
“识度”之外，刘禹锡还讲究“精微”。开成三年（838），刘禹锡在为卢象所作的《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一文中提出了“精微”这一标准。他说“心之精微，发而为文；
文之神妙，咏而为诗。犹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犹实生，故久而益大。”[1]2105何为“精微”？《礼记·经解》中有：“洁静精微，《易》教也”。孔颖达对此的解释为：“《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9]刘禹锡认为，文章应该是人内心深处精深思想的外现。这就像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自有高名一样，名由实生，方能长久并不断被发扬。这种“精微”的审美要求，体现了刘禹锡对科学性、哲理性的重视。这也成为刘禹锡与韩愈文章创作的一大差别。韩愈救世心切，一心以孔孟之道济天下，然其文章创作于理论构建并不精微，北宋中期以后常为人所诟，如苏轼就认为韩愈好圣人之道，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10]。刘禹锡诗文创作情感深沉冷静，能体现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思考，尤其所撰《天论》文理精微，实为古代天人关系之论不可多得的佳作。章太炎曾说，在厘清天人关系方面，刘禹锡思想在柳宗元之上。辛旗在《中国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一书中认为：“虽然刘禹锡整体思想不如柳宗元，但没有他对天人关系如此地探究，宋代理学是不会高唱人的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是可以改变宇宙的。刘禹锡为理学中的心性之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11]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刘禹锡也因《天论》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精微”不仅是对文章思想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创作手法与艺术风格的要求。刘禹锡早年曾向诗僧皎然学诗。皎然非常重视诗歌创作中的构思与立意，对诗句的剪裁与修饰、思考与深度都有明确要求。其在《诗式》中言：“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得，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5]482皎然的这种创作审美在刘禹锡那里，就变成了对“精微”的要求。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1]1569刘禹锡自己的诗文创作也无不体现了其追求“精微”的审美倾向，有很丰富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宋祁在《宋景文笔记》中论韩、柳、刘文章差异时说：“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刘梦得巧于用事，故韩、柳不加品目焉。”[12]其实，“巧于用事”也是刘禹锡追求“精微”的一种表现。对于韩、柳古文运动，刘禹锡保持了疏离的态度，他认为文章的形式古或不古并不重要，甚至还在《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一文中批评古文运动以来“于文章无下慕古，甚者或失于野”[1]1742的不良倾向。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比较有思辨精神的文学家，他对文章“识度”与“精微”方面的要求，是注重文章学理性和科学性的表现，与后来“文以载道”的文章审美有明显差别。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元传〉》云：“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13]受永贞革新失败所累，刘禹锡在宋代的历史评价不高，没有进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其文章学理念也一直不受重视。然而，刘禹锡以“立言”“及物”为基础的文学精神，与韩愈的古文运动异轨，体现了中唐士大夫复兴王朝的另一种努力。
[1] 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陶红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2] 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962．
[3] 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M]．杜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09．
[4] 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9：22．
[5] 肖占鹏．隋唐五代文艺汇编评注：全2册[M]．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6]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89．
[7] 陆机．陆机文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
[8] 刘勰．文心雕龙[M]．黄叔琳，注．纪昀，评．戚良德，辑校．刘咸炘，阐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73．
[9] 孙中原．五经趣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04．
[10]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13．
[11] 辛旗．中国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377．
[12]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48．
[13] 高克勤．王安石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87．
Argumentation and then the Description——LIU Yuxi"s Ancient Prose Thinking and Aesthetic Tendency
YU Li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As an important man of Ancient Prose, LIU Yuxi"s writing idea is based on “argumentation”, emphasizing essay’s political function by guiding the emperor’s action. In his writing, he emphasizes “Qi” and “Dao” which represent the gift and talent of man. He has an aesthetic tendency to empress the “subtleness” and “degree”. He keeps calm in judging the form of the “ancient prose”. This idea reflects another effort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o revive their empire.
Argumentation; LIU Yuxi;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207.2
A
1006–5261(2022)06–0083–07
2022-03-19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20B397）
余莉（1982―），女，湖南汉寿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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