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敏 陈 燕
历史文化纪录片以真切、细腻的纪实影像呈现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它也成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以视觉方式向海外观众传递中国悠远璀璨的文明。近年来,中国制作了一系列以历史与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面向海外传播。在这一过程中,物质、情感、意识、记忆的相互运动就此展开。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认知框架,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意义解读处于“悬置”的间隙(interval)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虚拟性(virtual)。因此,为了得到确定的认知,使虚拟潜在成为现实形象,纪录片文本(物质)可能被迫“使它的某些方面变得朦胧,消减它的更多部分,才能使剩余部分分解成图像(picture),而不是被包围在它的环境里成为物体(thing)”①。那么,在当下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文化混杂空间中,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会经历怎样的“朦胧”与“消减”,才能从“虚拟潜在”成为“现实形象”；
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海外观众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文化内涵,又产生怎样的衍生解读,最终使意识中的“图像”得以生成？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YouTube是全球知名视频网站,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在YouTube播放的历史文化纪录片。通过观察与比较,发现《如果国宝会说话》(Every Treasure Tells a Story)、《茶,一片树叶的故事》(Tea:Story of the Leaf)、《舌尖上的中国》(A Bite of China)获得相对较多的海外观众关注与好评。本研究聚焦上述纪录片海外观众留言,发现观众的解读主要呈现出“文化共享”“文化折扣”“解读偏移”三种样态,并尝试提出“中国历史文化故事”国际传播的可能创新路径。
面向海外传播场域,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不断提升传播理念、创新传播形式,实现了效果较为显著的“文化共享”(cultural shareability)。例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以“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欢迎查收”的短信提示音开篇,以“国宝留言,持续更新,请注意查收”结束,这成为该系列片标志性特征。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外在表达形式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意趣仍是其内核,在纪实影像中如影随形。它提供的是一系列高低语境杂糅的影像文本,其间流淌的中国文化意境,对接收者的文化背景提出要求。
对此,海外观众表现出较为清晰的感知与积极的情感态度。在评论区,观众常常使用“beautiful”“love”“video”“culture”等词汇,显示对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赞叹与喜爱。其中,“beautiful” 指向观众对中国文物及历史文化的审美体验,例如“History tells the story of genuine beauty to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Good China,China,China”,表达了人们对于中华文化之美的欣赏；
“love”传递出海外观众对视频中的人物、文物以及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如“Love these vids! Beautiful China,a culture envy of the world”“I love fu hao much”等充满“爱”的语句表达了观众由“美”的感受而触发的情感。
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寻找与本土文化接近的文化产品,而对需要更多陌生知识背景的文化产品缺乏兴趣。然而,斯特劳哈尔(J.Straubhaar)论述“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以强调观众的主动性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抵抗时,也注意到另一种主动的观众,“(国际传播)的过程是复杂的……一些观众更愿意选择跨国或跨地区的国际化文化产品”②。在当下全球社交媒体传播场域中,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如果国宝会说话》即是一例,虽然评论数量不多,但仍获得了部分好奇于异文化的海外观众的选择性注意。那么,该片高语境内涵又是如何在传播中被感知到的呢？
由观众评论可知,“美”是核心要素。海外观众对中国文物“美”的感受与赞叹,超越了“高语境”形成的理解屏障；
中外共通的审美体验、生命个体对“美”的共同追求,成为跨越文化背景差异的路径。尽管翻译成英文的解说词流失了些许韵味与意境,但人们仍能从人类对美的共同感知出发,朦胧而又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之美。进而,由美而生情,情感在物质的凹陷与空洞(void)中萌发,成为未来“意识”“记忆”与“行动”的前提。
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海外观众也对古代中国的服饰、饮食等充满好奇,例如“China has the most ancient elegant classical dressings”“China ancient classical dressings have meanings to wear loose for ease and free for the body than tight clothings”,认为中国传统服饰舒适而优雅。在《舌尖上的中国》与《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的评论中,观众则表达了对中国美食文化和茶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Wonderful! Chinese food.Amazing”,流露对中国美食的喜爱，“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s like tea”“I doubt most Chinese and Japanese have 4 hour tea ceremonies either but perhaps there are certain echelons of society that have tea the way they′re demonstrating in this series”,表现出对于东方文化的诗意理解与深入探究。食物、茶与服饰表征着不同文化族群的生活方式,也在生命的身体维度建构了人类文明共通的基础,因此较之艺术,更易获得不同文化持有者的共鸣。
如果说文物展现的是艺术之美，服饰、茶与饮食则传递了生活之美。文化共享通过以艺术与生活为主题的历史文化纪录影像生成，同时,由观看“他者”的艺术与生活激起的情感作为更宏大的本体驱动着海外观众态度、行为的发生。“形象集合里存在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形象……它是情感的所在地,同时又是行动的源头”③，以物质形象激发共通情感,是跨文化传播中意义分享的重要起点；
而情感本身,也作为更深沉且重要的传播内容获得共享。
在生成“文化共享”的同时,海外观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尤其当面对复杂悠远的中国历史时,观众表现出对片中信息的理解偏差。例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依时间顺序讲述100件国宝文物的故事,以文物追溯中国历史与文明，相应的,也就涉及相当数量的历史文化地理知识。片中谈及“越王勾践剑”时提到了“越”,“越”是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国家。评论区中“Yue(越国)”与“vietnamese(越南的)”频繁出现,许多海外观众误以为“越”就是如今的越南,例如“Is the kingdom of Yue is Viet”。片中也谈及西汉时期的“南越”,由于“南越”与“越南”在名称上更为相似,一些海外观众认为南越就是越南。尽管当时的南越确实包括了今天越南的部分地区,但两者仍有明确区别。
可见,由于历史地理知识的缺乏,部分海外观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理解出现了“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甚至可能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知识沟”。“一般而言,美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产生的文化折扣弱于美国进口的文化产品产生的文化折扣”④,霍斯金斯(Colin·Hoskins)和米卢斯(R.Mirus)指出“文化折扣”程度的东西方差异在全球网络传播的今天或许依然存在。
鉴于这种误读,一些华人观众使用英文为海外观众做了耐心的纠正和解释,例如“At that time,the nation in Vietnam was Luoyue,so theoretically Nan Yue is not a Vietnamese country”。华人观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文化在全球获得更准确的理解,从而减少“文化折扣”。类似的跨文化信息补充与纠正常见于全球网络传播场域。在媒介内容的国际传播之外,媒介内容评论区成为另一种跨文化流动空间:人们尝试以提供民族性、地方性知识的方式弥合文化“知沟”,促进不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另一种类型的“文化折扣”来自语言文字的屏障。《舌尖上的中国》呈现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的中华美食,其中的食材、烹饪手法、调料、器皿等激发了海外观众的兴趣。但其第三季为中文版,虽然运动影像足够直观,但英文配音或字幕的缺失仍形成观看阻碍。评论中“subtitles please”与“add subtitles”两组词频繁共同出现,例如“Please add English subtitles,thank you”“English subtitles please”表达了海外受众对英文字幕版的强烈诉求。“Chinese”是该季评论出现频次较高的词,与此相关的评论仍然在抱怨观看中文版纪录片的困难,如“Yes,the subtitles are only for Chinese,that is annoying”。
面对大量海外观众希望看到英文版的诉求,华人观众热心告知如何寻找英文版,如“Hi,if you′re used to English subtitle,could search a bite of China season 3 episode 4”。有趣的是,也有华人观众表示,“Why not try to learn Chinese like they do?”“It′s time to learn Chinese”。由对纪录片兴趣浓厚却遭遇“文化折扣”带来的失望与焦虑,或可成为海外观众学习中文的动力。类似的中国文化学习驱动力在中国综艺节目⑤与电子游戏⑥的海外传播中已然出现。
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海外观众留言中,亦存在离题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decode)以及相关讨论。对于第三种解读,本文将其概念化为“解读偏移”，即游离于纪录片本身主题的讨论。这一点,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的观众留言中尤为明显。“ancient”和“Chinese”，“ancient”和“artifacts”是“解读偏移”类评论中共现频率较高的两组词,所代表的留言列举过往事例,聚焦中国曾经对古代文物保护不力之处。这类评论忽略纪录片呈现的中国文物保护现状,漠视作为纪录片主题的中国文物与文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对抗式解读姿态。
“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了话语的字面意义及其较为隐晦的内涵,但却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解读。他/她以自己更倾向于选择的符码将信息非总体化,从而在另一种参考框架中将信息再总体化。”⑦在这种解读过程中,观众“选择的符码”源自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建构的“习惯记忆”,即负面且具威胁性的中国形象。经过该符码解码,纪录片文本的“某些方面变得朦胧,更多部分被消减,剩余部分分解成了图像”。此时,完成了从“物体”到“图像”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支离破碎甚至不知所踪,余下的关于中国的知识被纳入观众的原有认知框架,再次强化了观众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hate”和“speech”，“biased”和“opinion”也是《如果国宝会说话》“解读偏移”类评论共现频次较高的两组词。例如关于“素纱单衣”的单集评论中,有海外观众认为该片是一种中国政府的宣传(propaganda),由此引发了关于“仇恨言论”与“偏见”的争论。一方认为该评论属于仇恨言论,因为它带有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恶意,例如“Unfortunately,I see passive hate speech in the comment.Hopefully YouTube recognizes it as a form of hate speech and not free speech”；
而另一方则认为这只是一种偏见,不必上升到仇恨言论的高度,只是因为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误解。
可以看到，评论中不仅有关于仇恨与偏见的表达，亦有对仇恨与偏见来源的思考。海外观众开始反思自身是否持有“刻板印象”，是否产生对他者的恐惧与仇恨。“西方哲学往往是一种存在论,通过插入一个确保对存在的理解的中间和中立词汇,把他者还原为同者。”⑧如列维纳斯所言,西方传统哲学隐含着对他者的暴力，如果他者无法还原成自己、与自己一致,那么便对其萌生恨意。应该说,这类评论对自我的反思、对主体间性的追求颇具深度。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也出现了“解读偏移”的评论。有观众认为该片是中国的宣传手段而高度警惕,将一部与茶文化相关的纪录片简单粗暴地定性为“狡猾”的中国宣传。同样的,评论区也有华人观众对此进行驳斥,“Tea leaves scare you off,how pathetic”。还有海外观众牵强地谈及新疆话题。这些离题遥远的“对抗式解读”,再次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中国长久的偏见与恐惧的框架建构与认知沉淀。
在“文化共享”维度上,“美食”“茶”与“服饰”等主题更易于被海外观众理解,因其携带的人类生活的物质共通性和日常生活的质朴细节更能激发“文化共享”。而以“历史文物”为主题的国际传播可能会经历柏格森所说的“朦胧”与“消减”,最终才能从“物质”成为“图像”。但是,人类对于美有着顽强的共同感知,即使是面对具有强烈民族性与地方性的高语境艺术文化也是如此。“有意味的形式,即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以言表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⑨中国文物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传递着人类普遍的“难以言表的感觉”,其间蕴含的美与情感激起海外观众的共鸣。
“文化共享”的深层内核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共同的生命记忆,即柏格森所言的“纯粹记忆”(pax excellence memory)。“我们每每都是在这种记忆里寻求庇护,通过追觅某个特定形象,重登我们往昔的高坡。”无论是“文物艺术”“饮食”还是“茶”,都激发了观众共同的生命记忆。由此,人们共享着不同文化间共同的原型、想象和主题。
在“文化折扣”维度上,由于文物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海外观众的“误读”并不令人意外。有意味的是,华人观众积极给予信息纠正、知识补充与文化解释。全球混杂文化传播场域中,媒介内容之外的观众互动与信息流动,以开放多元的姿态为增进不同文化持有者的视域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无论是在纪录片中呈现历史文化背景,还是在评论区提供相关知识,都是通过弥合“知沟”唤起久远的“纯粹记忆”的努力。另一方面,海外观众抱怨英文配音、字幕缺少或水准不佳影响观看体验,则在实践层面提示我们,中国纪录片英文版版权售卖或可考虑调整比例,逐渐向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倾斜,而不再偏重于传统媒体,使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加深与新媒体的合作,更加发挥其当下的传播优势。
在“解读偏移”维度上,可以看到,无论纪录片呈现怎样的艺术、文化与生活意象,部分海外观众依然坚持采用自己的“习惯记忆”(learned memory)对影像文本进行无关主题、板结重复的对抗式解读。“习惯记忆”是与“纯粹记忆”相对的另一种记忆。柏格森认为,这种记忆甚至都不是记忆本身,而是一种习惯(habit interpreted by memory)。“纯粹记忆”没有功利性,是一种纯然自发的记忆；
“习惯记忆”则由实用性目的驱动进行重复。“它已经不再对我们表现我们的往日了,它表演我们的往日。”“纯粹记忆”在生命的延绵中随时随地发生,具体而鲜活；
而“习惯记忆”却因其实用便捷性而被更多使用。海外观众在西方主流媒体持续建构的“中国记忆”中陷入习惯,“习得的记忆会忘掉时间；
它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越来越和我们过去的生活不相关联”。因此，即使“中国文物”“中国茶叶”的视觉细节生动地呈现在眼前,部分海外观众还是任由习惯“表演往日”,谈论着离题甚远的“想象中的中国”。
要而言之,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建构的文化混杂空间中,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评论区中的赞叹、讨论、争论、驳斥、反思不断地聚合、消散或碰撞。虽然“存在(being)总是处于相互缠绕、敞开、变动不居且模糊不定的状态,朝着不同的‘多元与聚合’转变”,但仍可清晰地看到一个争夺场域: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海外观众非功利性的“纯粹记忆”与实用性的“习惯记忆”在此博弈。在每一次博弈过程中,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涵从悬置的“间隙”落入了确定性。
因此,在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国际传播实践层面,建构共通的审美意象、呈现细腻的日常生活、提供清晰的文化背景知识、不断唤起人类共同的“纯粹记忆”,或将有助于海外观众超越“习惯记忆”,“在世界文明史意义上理解全球中国”,从而促进跨文化观看的视域融合。虽然列维纳斯认为,“如果要保护他者根本的他性,理解的失败就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理解的是主体之间的共性,或许能够接近对他者保护的理想状态。“高语境交流常常被用作艺术形式,这种交流是统一和内聚的力量”,也许,高语境交流可以不局限于本土文化空间，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语境亦可转化为全人类文化的高语境,以艺术之美、生活之美重聚人类精神。在此层面上,民族性与世界性或可实现真正的共通。
注释:
② Joseph Straubhaar.BeyondMediaImperialism:AssymetricalInterdependenceandCulturalProximity.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991.p.56.
④ Colin Hoskins.R.Mirus.ReasonsfortheU.S.DominanceoftheInternationalTradeinTelevisionProgrammes.Media,Culture and Society,vol.10,1988.p.501.
⑤ 陆敏:《后结构主义视域下对外传播路径创新——基于〈非诚勿扰〉在澳大利亚传播的个案研究》,《当代传播》,2019年第2期,第102页。
⑥ 胡钰、朱戈奇:《网络游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第160页。
⑦ Stuart Hall.′Encoding/Decoding′inCulture,Media,Language.New York:Routledge.1980.pp.137-138.
⑨ Susanne K.Langer,FeelingandFor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3.pp.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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