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民
(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山东 莒县 276599)
《刘子》一书，一名《新论》，又名《刘子新论》《流子》《德言》。现有文献记载，最初引录其书的是隋代虞世南《北堂书抄》。其后历代公私书籍著录渐多，但对该书作者自南宋以来则发生了分歧。今对历史文献记载和诸家研究意见叙录如下。
(一)官家著录
《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刘子》，十卷，亡。”未记作者为何人。
《日本国见在书目·杂家类》有《刘子》十卷、五卷、三卷本，但未提作者名。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杂家类》：“《刘子》十卷，刘勰撰。”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杂家类》：“《刘子》，十卷，刘勰。”
《崇文总目》：“《刘子》三卷。”未记作者为何人。(笔者注：今四库本《崇文总目》多不录作者，当因每条前原有序释的缘故)
《宋史·艺文志·子部·杂家类》：“《刘子》三卷，题刘昼撰。奚克让《刘子音释》三卷，又《音义》三卷。”
《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子书：《刘子抄》一卷。叶德辉按《新唐志》杂家类，《刘子》十卷，注刘勰撰；
《宋志》杂家类，《刘子》三卷，注刘昼撰。此不知是勰是昼。
(二)私家著录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十《音高僧传》第八《释僧柔传》：“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
在敦煌遗书中，今知有《杂抄》：S.4663卷、S.5658卷、S.5668卷、S.5755卷、S.9491卷、P.2721卷、P.2816卷、P.3393卷、P.3649卷、P.3662卷、P.3671卷、P.3683卷、P.3769卷、P.3906卷等十四个写本，其中以P.2721卷子本为最完整，凡164行，含首尾题及序文。另S.5658与P.3906卷本为同一写本脱落为二；
S.4663卷与P.3393卷内容衔接，笔迹全同，当系一卷断裂为二而分藏两地[1]。在P.2721号卷子的卷首交代：《杂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凡是首部完整的卷子，均注明《杂抄》有如上四个篇名。这些卷子因为抄写者非一人所为，抄写时代也不同，具体文字互有差异，但是所列书目中均有“流子刘协注”，即“刘子刘勰著”。
宋·郑樵(1104-1162)《通志·艺文略·诸子类·儒术》：“《刘子》，三卷，梁刘勰撰。”
宋·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卷十二《杂家类》：“《刘子》三卷，右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
宋·吴曾(1162年前后在世)《能改斋漫录》卷七《桑荫不徙》：“《刘子》曰：‘尧之知舜，不违桑荫。’袁孝政注云：‘尧尝举舜于服绎旨荫，与舜语于桑树下，树荫不移，尧即知舜。’”(这应该是最早引录袁孝政注的文字)
南宋·刘克庄(1187-1269)的《后村大全集·诗话续集》的引录：唐·张鷟的小说《朝野佥载》：“《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勃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笔者注：按《四部丛刊》本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作“窃”)取其名，人莫知也。”(笔者注：今中华书局本《朝野佥载》正文中不见其文，在《补辑》中有)
宋·陈振孙(1179-约1261)《直斋书录解题》卷十《杂家类》：“《刘子》五卷，刘昼孔昭撰。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为《序》。凡五十五篇。案《唐志》十卷，刘勰撰。今《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孝政之言云尔，终不知昼为何代人。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知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字孔昭也。”
宋·黄震(1213-1280)《黄氏日抄》：“《刘子》之文类俳，而又避唐时国讳，以世为代，往往杂取九流百家之说，引类援事，随篇为证，皆会粹而成之，不能自有所发明，不足预诸子立言之列。播州录事袁孝政注而序之，乃盛称誉；
且谓五十五篇取五行生成之数，于义无考焉。然又谓刘子名昼字孔昭，而无传记可凭，或者袁孝政之自为者耶？”
宋·王应麟(1223-1296)《玉海》卷第五十三《艺文类·诸子》下著录：“《刘子》，北齐刘昼孔昭撰，袁孝正(政)为序并注。凡五十五篇，《清神》至《九流》，书三卷，泛论修身治国之要，杂以九流之说。”
宋·王观国《学林》中说①：“《刘子·随时篇》曰：‘中流失舩，一瓠千金。’按《前汉·艺文志》有《鹖冠子》一篇，韩愈《读鹖冠子》文曰：‘鹖冠子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舩，一壶千金。’予三读其辞而悲之。’以此观之，则《鹖冠子》有是语久矣，刘昼窃其语也。”这应该是最早提到《刘子》作者为刘昼的现存文献[2]。
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诸子类》：“《刘子》，五卷。右刘昼字孔昭之书也。或云刘勰所撰，或曰刘歆之制，或谓刘孝标之作。袁孝政为《序》之际，已不能明辨之矣！”
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卷十一《诸子百家门·杂家类》：《刘子》，题刘昼撰。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凡五十五篇。《唐志》云：“刘勰撰。今袁孝政《序》云：‘刘子者，刘昼，字孔昭，伤己不遇，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刘歆、梁刘勰、刘孝标作。’”
马端临(1254-1340)《文献通考》，照录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关于《刘子》的著录。文末摘录晁公武一句：“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
宋濂(1310-1381)《诸子辨》：“《刘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刘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第卷数不同，为少异尔。袁孝政谓‘刘昼(孔昭)伤己不遇，遭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非也。孝政已无传记可凭，复致疑于刘歆、刘勰、刘孝标所为。黄氏遂谓孝政所托，亦非也。”
明·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三》：“两《刘子》：一刘敬，(原注：三篇，儒家)一梁刘勰(原注：三卷)。”
(一)《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三种新说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案《刘子》十卷，《隋志》不著录，《唐志》作梁刘勰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读书志》，俱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序作，北齐刘昼撰。《宋史·艺文志》亦作刘昼。自明以来，刊本不载孝政注，亦不载其序，惟陈氏载其《序》，略曰：‘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刘歆、刘孝标作’云云，不知所据何书。故陈氏以为终不知昼为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刘勰，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
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
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
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
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斋《道藏》目录，亦收之太元部无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刘勰，殊为失考。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刘歆之说，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见《北史·儒林传》。然未尝播迁江表，与孝政之《序》不符。《传》称：‘昼孤贫爱学，姿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辑词藻，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茜亦不合。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书，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书之人，使后世莫可究诘，亦未可知也。然刘勰之名，今既确知其非，自当刊正；
刘昼之名，则介在疑似之间，难以确断。姑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否认了以前所提出的《刘子》作者为刘勰、刘昼、刘歆、刘孝标。提出了新的三说：1.贞观后人作；
2.袁孝政自为说；
3.既非梁刘勰、也非北齐刘昼，而为另一刘子。否认刘勰作的理由有三：1.史唯称刘勰撰有《文心雕龙》，不云更有别书。2.《文心雕龙·乐府》篇：“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
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
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
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刘子·辨乐》篇则说“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文心》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3.刘勰长于佛理，且出家为僧。《刘子·九流》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否认刘昼说的理由也有三：1.袁序说刘昼播迁江表，与《昼传》记录的刘昼身世不符。2.刘昼之书无文采，“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茜亦不合。3.《昼传》亦不云有此书。
但是，四库馆臣对史料的解读有误。陈志平教授在《四库总目提要〈刘子〉辨误》[3]一文提出辨证：1.《隋书·经籍志》是著录了《刘子》的，只是未记作者，这是根据《经籍志》的编者手头未见《刘子》原书，只见梁人书目中记载此书，按照编例，注明“梁有今亡”。其实宫中皇帝是有的(太宗写的《帝范》引录了《刘子》)。故不得言《隋志》不著录也。“四库馆臣误以为《隋志》不录《刘子》，导致后面得出《刘子》作者为‘贞观时人’的错误结论。”2.“自明以来，刊本不载孝政注，亦不载其序”是错误的。陈志平教授说：“然其注依然保留在明清刻本中。如道藏本、万历间世恩堂刊本、万历间以化刊本均于每卷前标明‘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
程荣《汉魏丛书》本、钟惺《合刻五家言》本、明刻孙鑛评本(《合诸名家评点诸子全书》本)均于每卷前标明‘播州袁孝政注’。”3.“惟陈氏载其序”，此说不妥。因为《黄氏日抄》引袁孝政《序》的文字于陈振孙，说明黄震在世时袁《序》尚未残缺。4.说《刘子》“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之说不妥。陈教授在指出道教与道家的区别之后，说明在事实上《刘子》是儒、道同尊。5.说《九流》篇剽窃《隋志》，并认为《刘子》作于《隋书》之后，还认为袁孝政是自作自注，“均属无稽”之谈。6.“姑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首先是四库馆臣参考世间流传的《刘子》刘昼说，加以自己对《刘子》和《文心》的误读，修改了收入四库的《刘子》刘勰著的题署，效仿了晁公武、陈振孙藏书的题署：《刘子》作者刘昼。四库馆臣及其后人主张《刘子》刘昼说的人，误取晁公武、陈振孙资料的前半截，认为是刘昼，舍弃了晁、陈二人资料的后半截“质疑”于不顾，正所谓“世人传言，皆以小成大，以非为是。传弥广，理逾乖；
名弥假，实逾反”(《刘子·审名篇》)。陈志平教授还引录了《四库总目提要》：
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书之人，使后世莫可究诘，亦未可知也。
陈教授辨析曰：
因袁孝政是唐人，南宋黄震早已怀疑《刘子》是袁孝政自作自注，馆臣进一步假设此书或为袁孝政作。此种假设均属无稽。
陈志平教授对《四库总目提要》的那段话，只是辨析了后半段，而《刘子·九流》篇“剽袭《隋志》”一事未与辨误。我们认为：《九流》篇与《隋志》不合，而与《汉志》相合。在沿袭《汉志》基础上，《刘子》作者又增添了九流中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也是沿袭《汉志》，并指出每一家的利与弊，这是创新，这些都是《隋志》所不曾有的。当然，《隋志》也可能沿袭《汉志》，却不如《九流》贴切圆融。这一点余嘉锡先生已指出，并点明《九流》“终篇无一章一字之偶合，坐以剽袭，据为罪案，是盖胸有成见，妄疑人以窃鈇也”。陈教授也应旧话重提，要不然就应注明为补余嘉锡《辨证》之不足。
总之，从《四库总目提要·刘子》涉及作者问题上看，只有一条说的准，这就是：“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读书志》俱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序》作北齐刘昼撰”。其它，四库馆臣除了如同清水中滥施了朱黄之外，毫无正面意义。这是因为：四库馆臣在作者署名问题上，应该按照原来底本的作者题署刘勰，不应按照己意“自当刊正”。既然判断“刘昼之名介在疑似之间，难以确断”的情况下，改变底本之署名，“故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刘昼之名”？这种强差人意的行为，岂不乱了学术纲常？除了《刘子》之外，又如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黄氏在作者署名问题上是极为讲究的，既不掠人之美，也不掩己之功。在《例言》中表明自己创获“增注什之五六”，因而署名“黄叔琳辑注”，以证明全文的注释并不都是自己的成果。然而在文渊阁本《文心雕龙辑注》，不仅删去了《例言》，还署名“黄叔琳撰”，掩盖了黄叔琳采纳他人部分成果的事实。
(二)明人伪作说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三《刘子·跋》：“《刘子》，二卷，北齐刘昼著，共五十五篇。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按昼字孔昭，所撰有《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而是书本传无之。又《隋经籍志》，若《顾子》《符子》入书录，而此独末载，何与？考《唐志》，《刘子》十卷，刘勰撰，孝政序云：‘昼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陈氏振孙至不知为何人。晁氏谓其俗薄，则殊有见也。大抵《唐志》之《刘子》，非即此《刘子》；
而此书不见于《昼传》，为后人伪撰无疑。明人好作伪，申培《诗说》《子贡易诗传》《天禄阁外史》，无识者多奉为天球拱璧，是书盖其流亚尔。”
(三)作者为吴晋人说
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此刘子似非刘昼。昼在北齐孝昭时著书名《帝道》，又名《金箱璧言》者，非此之类，且其时当南朝陈文帝之世，已在梁普通后四十余年。阮氏《七录》作于普通四年，而是书见载《七录》，其非昼所撰更可知。袁孝政序今不存，据陈氏宋氏所引，则亦未尝定以为刘昼。然其言天下陵迟，播迁江表，必有所本，亦非昼非勰非孝标之遭际。《七录》列是书于吴晋人之间，似犹为东晋时人。其书亦名《新论》，与魏晋时人风尚尤近。日本书目载《刘子》十卷，又五卷，又三卷，则三本并行由来久矣。”[4]
姚氏之论是击中了刘昼说要害的。刘昼的著作和活动时间已在陈代，其著作何能入梁人书目中？但姚氏又提出了吴晋时人作的新说。
(一)关于《刘子》明人伪作和贞观以后人作的说法
1937年，《文学年报》第3期发表了杨明照先生的《刘子理惑》一文，列举了隋《北堂书抄》、唐《帝范》《臣规》皆大量引录《刘子》和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多种《刘子》抄本为证，否定了贞观以后人作和明人伪作的说法，证据充分。
(二)关于《刘子》作者刘歆、刘孝标二说
杨明照先生在《刘子理惑》一文中还列举《刘子》中大量后汉及魏晋间人的故事，以证非刘歆所作，支持了《四库总目提要》否定刘歆说的意见，此论据正确，其后无人再提及。杨文又以《梁书》《南史》的《刘孝标传》“俱无明文，而彼此持论又臭味不同。孝标之《绝交》与是书之《托附》径庭也。孝标之《辨命》与是书之《命相》霄壤也。果出一人之手，何有首鼠之词？……则孝标之说，亦迎刃而解矣”。杨文发表以后，刘孝标之说，长期无人再提及，2008年陈志平教授在《刘子研究》中提出“值得注意的刘孝标”：(1)“刘孝标有播迁江表的经历”；
(2)“刘孝标有隐居的经历”；
(3)“刘孝标的学识与《刘子》接近”；
(4)“刘孝标的思想与《刘子》接近”(刘孝标有《相经序》《辩命论》，《刘子》有《命相》篇)。认为“刘孝标可能是《刘子》的作者”[5]。陈志平教授所列举的证据是值得注意的，相比杨明照的否定论据是有力的，此时的陈教授的研究处于质疑刘昼说的阶段。笔者认为刘勰与刘孝标相比，除了“播迁江表”外，人生遭际大同小异，皆少年丧父；
皆有寺院生活经历；
皆有研究过命相的经历；
都曾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又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满足；
都有著作传世。二者相比较，刘勰是一个创新型的人才，《文心雕龙》的篇章架构来自《周易》，《刘子》的篇章架构也来自《周易》。《刘子》中关于言意之辨、关于法治、关于兵学、关于人才、关于美学等诸方面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中都能找到影子和萌芽，而刘孝标尚缺著作证明。《刘子》一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刘孝标的现有文章还不足以证明非他莫属③。是否为刘孝标所著，尚待进一步挖掘资料。
(三)关于袁孝政自为说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一《四部正讹中》说：“《刘子新论》，诸家咸以为刘昼孔昭。案《北史·昼传》：昼好学而文辞俚拙。……此书虽无甚高论，而辞颇清旨，意非昼所能也。宋景濂谓刘勰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即此。……陈振孙谓终不知昼何代人，殊失考。黄东发直以袁孝政作，托名于昼，则亦未然。凡依托之书，必前代圣贤坟籍，冀以取重广传。昼之声价，在六朝甚泯泯，即孝政何苦托之？勘伪书者，此义又当察也。”[6]胡应麟对黄东发的辨驳颇中其要。从总体上说是同意宋景濂的考证结论的，认为《刘子》作者为刘勰。但是又有一疑问：与“《唐志》篇目不同”，即《唐志》称《刘子》，而今称《刘子新论》。这说明胡应麟的考证是相当慎重的。胡氏未见敦煌遗书，而敦煌遗书中有《杂抄》卷，卷中有《九流》一条，目下注“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笔者注：《流子》就是《刘子》已为学界所认可)，所录正是《刘子新论·九流》篇原文，可知明代的《刘子新论》就是两《唐志》的《刘子》，此可打消胡应麟的疑窦。既然疑窦已被打消，那么宋景濂在《诸子辨》中谓《刘子》“《唐志》十卷，直云梁刘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的结论也就是胡氏的考证结论了，认为《刘子》的作者为刘勰是“可征不疑”的。
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刘子跋》中说：“《刘子》五十五篇，南齐时刘昼孔昭撰。(笔者注：王叔岷谓‘南齐’当作‘北齐’。这说明王叔岷有替古人改书之嫌。)其文笔丰美，颇似刘彦和。然此有用世之意焉，或疑即勰所著，殆不然也。有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其云刘昼撰者，亦政之《序》云耳。宋人黄东发遂疑为孝政自著。余借得《道藏》本，见孝政所为注，浅陋纰谬，于事之出《左氏》《国语》者尚多乱道，而谓其能为此文乎？……东发又讥其文类俳，此在当时文体自尔。”卢氏之驳已中其弊。
杨明照先生《刘子理惑》也列举大量事实反驳孝政自为说。今亦不见有人再提及，其孝政自为说当已驳倒。
(四)关于刘昼说
《刘子》作者刘昼说，最初见于南宋刘克庄引录的唐张鷟的《朝野佥载》和唐袁孝政为《刘子》作注时的序言。从文字口气看，似出于一人。但袁孝政事迹不可考，是张氏抄了袁氏的，还是袁氏抄了张氏的，已无法断定，这是其一。其二，这两个出处均非原始资料，都是南宋人的引录。张氏之说见于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袁氏之序见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但此记仅只言片语，而非全文，而袁序全文今已不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子》时只是照录了所见《刘子》及题署的作者刘昼，但紧接其后说：“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晁氏也未断出作者到底是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指出“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而字孔昭也”。宋人章俊卿《山堂考索》也说：“今袁孝政《序》云……”的“今”字可与陈振孙“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的“近”字相左证，可以说袁孝政非唐人而是宋朝人。这说明《刘子袁注》一书是南宋陈振孙在世时才出现的，陈振孙对其为唐人作品的真伪已经提出质疑，只是后人不察尔。
1937年杨明照先生的《刘子理惑》也主张《刘子》作者为刘昼。他在否定了刘歆、刘孝标等诸说之后说：“究其作者，又将谁属？今据孝政之《序》，晁氏之志(笔者注：《郡斋读书志》云‘《刘子》，齐刘昼孔昭撰’，《附志》同)、《直斋书录》(笔者注：《书录解题》云：‘《刘子》，齐刘昼孔昭’)、王氏《玉海》(笔者注：《玉海·艺文类》云‘《刘子》，北齐刘昼字孔昭撰’)要以刘昼近是。”并举出两个证据。证据一，《刘昼传》中有昼“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以昼自言数十卷书计之，《刘子》必在其中，于数始足”(笔者注：《高才不遇传》四卷，《帝道》若干卷，《金箱璧言》若干卷，《六合赋》若干卷，再益以《刘子》十卷，差足云数十卷书)。证据二，“又传称昼‘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今以《刘子》全书验之，其缉缀辞藻与言甚古拙，皆极为显著”。据此两证，定为刘昼。
认为《刘子》作者为刘昼的尚有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刘子》条。余嘉锡首先判定《刘子》非刘昼作，认为袁孝政的《刘子注序》所记刘昼一事，与《北史》《北齐书》的《刘昼传》不符，“余尝疑孝政作注，文理尚复不通，其言岂足为据？”又见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中引了张鷟的说法，于是又坚信张鷟的话言，否定前判，为刘昼说找出四条证据：其一，“昼无仕进，伤时无知己，多窃位妒贤”，与《刘子》《知人》篇《荐贤》篇的一些语意合；
其二，《刘子》的《通塞》篇《遇不遇》篇“词气愤激，与其撰《高才不遇传》之意同”；
其三，“昼之为人诋佛而不非老庄”，与《刘子》“归心道家合”；
其四，刘昼在当时“不惟文章为邢、魏所嗤，即其仪容亦为流俗之所笑”，这同《刘子·正赏》篇所云“奚况世人未有名称，其容止文华，能免于嗤诮者，岂不难也”语意合[7]。
余氏之言开启了刘昼好庄老之学的先河。并举唐代傅亦为例，认为“凡辟佛者皆老庄之徒”。这与刘昼传记相矛盾。《梁书》记载范缜反佛，范缜是宋齐著名大儒刘瓛的弟子，“尤精《三礼》”，却不是老庄之徒，这说明反佛未必好老庄之学。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的佛徒高僧好老庄者不绝于史，皆有案可稽。《广弘明集》所记刘昼的话本意是说道士不同于老庄之道学(本)，道士“藉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8]，余氏误解了此语。
余氏其第四证是举《刘子·正赏》篇谓“以圣贤之举措，非有谬也，而不免于嗤诮，奚况世人未有名称，其容止文华，能免于嗤诮者，岂不难也”，认为此正如刘昼以《六合》示魏收、邢子才而受到讥笑相合。余氏又言，昼学文“言甚古拙”，“未必不长于笔”。于是说：《北堂书抄》卷九十七有刘畫《邹衍传》，刘畫有人疑义刘晝，“《邹衍、庄周传》疑皆为《高才不遇传》中人”。《书抄》所引《邹衍别传》云：“邹子博识，善叙事，有禹、益之鸿才，道深东海，名重西山，日月不能乱其晖，金玉无以比其贵。”“其文体正如《刘子》相类，然则昼非不能华缛轻蒨之文矣。善夫周中孚之言曰：‘传称其缀缉词藻，言甚古拙，或疑此书非其所能，亦非篤论。’”[7]
余氏为了证明《刘子》刘昼著，突破《刘昼传》中的“言甚古拙”之碍，提《北堂书抄》引疑为刘昼的话当真，说明《刘子》“言辞缛丽”，刘昼之口亦能吐得出来。于是狠批《北史》和《北齐书》的作者对刘昼的传记不实。一是《北堂书抄》引的《邹衍别传》未必出自《高才不遇传》。因为虞世南并未注明出自《高才不遇传》，把刘“口”下的脱文疑为刘昼，再把脱文中的刘“口”人的《邹衍传》疑出于《高才不遇传》。二是南北朝时《邹衍别传》之类的资料不绝于书，即使《书抄》中引的《邹衍别传》作者是刘昼也未必出自刘昼肺腑之言，因为刘昼之文采《昼传》已记载甚明，且《广弘明集·列代王臣滞惑解》所记刘昼的话，也已证明其甚古拙。再，刘昼之学文已受到魏收、邢子才等人的嗤诮，而其“笔”的水平又“答策不第，言不着世要”，其“笔”的水平亦可想而知。
由于余氏前已否认《刘子》刘昼著，其论颇中其要；
后见刘克庄引张鷟语，于是改变初衷，为刘昼著找根据，并受杨明照的影响。所以，其四证不仅不为学界所注意，反而落了个被陈志平教授斥其为古人改文章的嫌疑④。
对于促使余嘉锡转变观点的刘克庄引张鷟《朝野佥载》中关于《刘子》的话，台湾学者王叔岷在《刘子集证·自序》中评论说：
案张鷟以《刘子》刘昼作，与袁孝政同。谓昼窃取刘勰之名，余氏深信不疑，岷则以为不然，《传》既称“昼常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其自尊、自信如此，岂肯窃用人名，以自取湮灭哉？《传》谓其制六合赋，呈示魏收、邢子才。其欲取重于时流则有之。此犹刘勰之以《文心雕龙》取定于沈约也(见《南史·刘勰传》)。然刘勰之书，大为沈约所重；
刘昼之赋大为魏、邢所轻，昼既不能得真赏于当时，惟有求知音于后世，若窃取刘勰之名以传其书，则并身后之名亦不可得矣！昼之愚不致如此”[9]。
王叔岷之言揭开并指出了张鷟的破绽，余嘉锡先生视为至宝并促使他否定前考的资料，显然不是令人信服。
对于张鷟小说中刘昼窃取刘勰文名之说，林其锬先生也提出三点质疑，今移录如下。
第一，刘勰在南朝的地位始终不高，《文心雕龙》在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影响并不大。……“未被时流所称”。《文心雕龙》逐步引起社会的重视，是唐以后的事，特别是到了清代，才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所以刘昼“欲托刘勰之名”，达到他“犹之郢人为赋，托以灵均，观其举世传诵，聊以快意”的目的，在当时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刘勰最终以遁入空门皈依佛祖做和尚为归宿。刘昼则是敌视和卑视佛教徒的，反托为自己不齿的人以广自己的论著，是不符合逻辑的。第三，刘勰与刘昼生活时间间隔很近，刘勰卒年只比刘昼早三十三年，在这么短的间隔里，公开伪造翻托一部书，且不被儒林质疑，恐怕也是办不到的。总之，刘昼“翻托刘勰之名”著《刘子》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10]。
陈志平教授的质疑：
袁、张以为是刘昼作，也只是个人意见。且袁孝政、张鷟提及的刘昼是否为北齐刘昼尚不得而知。如果认定是北齐刘昼，则刘昼“窃取其名”，以刘勰的名义来行书，是值得怀疑的。一是刘昼名气并不小，他是北方儒学的重要代表，入《北齐书·儒林传》，无需借刘勰之名以自重；
二是借名行书，本是为名，今名为刘勰所有，己名反掩，与理不合；
三是刘昼是坚决反对佛教的，而刘勰是虔诚的佛教徒，思想立场差异太大。且刘勰当时并不是文宗或者儒宗，何故要托名于他？所以刘昼是不太可能借刘勰之名来流传著述的[5]30。
上面列举的这三位学者对所谓张鷟刘昼“窃名”说给予了驳斥。王叔岷是《刘子》刘昼著的主张者，林其锬是《刘子》刘勰著的主张者，陈志平是《刘子》刘昼、刘勰著的怀疑者，现在已经转到了刘勰作的一派。王叔岷先生对张鷟这条史料的辨析，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以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即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其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以真材料矣[11]。
王叔岷、林其锬、陈志平三位学者根据张鷟小说的这条资料与刘昼之生平、学术、性格和思想，断定刘昼绝不会傻到如此程度而给予排除的。
关于张鷟的刘昼说，朱文民在《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中辩驳说：
从宋代人著的书目里引唐代人的话中有两条资料是有主刘昼作的。从上表中可知有袁孝政和张鷟二人。从二人关于《刘子》刘勰作还是刘昼作的话里细品其味，似源出一人，二者到底何人为先，谁抄了录谁的，由于袁孝政生平不可考，今本的张鷟《朝野佥载》又没有关于《刘子》作者的话，袁孝政的《刘子序》全文也已不存，都仅是南宋人的引录，是实录还是腰斩已不可辨，其真实性不免有些折扣。这说明两唐书著录《刘子》为刘勰作品，未必像有学者说的属于“时人莫知”之列。袁孝政和张鷟说“时人莫知，谓为刘勰”，而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说。再说，刘克庄引《朝野佥载》说“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指刘勰)，人莫知也”。刘昼窃取刘勰名字的意义又表现在哪里呢？袁孝政序说“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云云，与刘昼本传介绍的刘昼身世生平相去甚远，以至于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觉得“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我觉得《刘子袁序》除了在《刘子》作者研究问题上起到在清水中滥施朱黄的作用外，在证明《刘子》作者是刘昼的问题上实在没有参考价值。余嘉锡先生也说：“案自晁、陈以下，题此书为刘昼撰者，大抵据袁孝政序。余尝疑孝政作注，文理尚复不通，其言岂足为据，既而考之，始知初唐时人早有此说。”(“此说”即指《朝野佥载》中张鷟关于《刘子》的话，文繁不再征引)这就是说，晁、陈两家关于《刘子》刘昼著的话不可信，因为他们两家及其“以下”的人有关于《刘子》作者资料都是来自袁孝政的“序”。但是，余嘉锡相信了张鷟的话，由怀疑到否定刘昼说，走向了肯定刘昼说。程天祜先生为了证明张鷟的话是正确的，说张是位如何有学问的人。那么，我们要问：学问深说的话就正确，反之就不正确？以此逻辑推理，那么刘昼学问是学界公认的浅薄，袁孝政关于《刘子》刘昼作的话显然是错误的，这不正是从反面证明《刘子袁序》没有参考价值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12]
学术界凡持刘昼说的人，所本的资料主要为上述诸条。
(五)魏晋人说
自从姚振宗氏提出魏晋时人作后，一直未有响应者，直到近年才有陈志平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刘子研究》一书说：“笔者认为《刘子》是魏晋的作品，产生的时间在公元288年前，作者为魏晋间人。”[5]89-90并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刊发《〈刘子〉作者和创作时间新考》一文，提出西晋说。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子》既不是刘勰也不是刘昼。否定刘勰的理由有三条：1.刘勰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2.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3.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案，以上三条均重复以往论者之老调，无有新意，前人已辩驳，陈志平未察尔。否定刘昼的理由大体有二：1.袁孝政《刘子注序》与史载的刘昼生平不合。2.刘昼的学历品行与《刘子》相矛盾(具体列举了四条)。陈文通过排除了刘勰和刘昼说，而选择了魏晋人，理由有二：1.《隋书·经籍志》列《刘子》于魏晋人著作间。2.《刘子》本身的线索：《刘子·贵农》篇云：“故农祥晨正，辰集娵訾，阳气愤盈，土木脉发。天子亲耕于东郊，后妃躬桑于北郊。”晋礼是皇帝亲耕于东郊，皇后蚕于西郊。虽然梁王朝有皇帝亲耕于东郊之说，但未见有皇后蚕于北郊之说。晋太康九年以前有皇后蚕于北郊说，故其书当作于晋“太康九年先蚕于西郊前，即288年前”。
2012年，阮忠先生撰文认为陈志平教授提出的“魏晋间人”说，过于模糊。
“魏晋间人”难以让人明白究竟是谁。而这一说法的最大意义是否定了刘昼说、刘勰说以及存疑的刘孝标说，因为刘昼居北齐，刘勰和刘孝标处南梁，时代相距的确较远。志平没有给读者一个肯定的结论，是因为证据不足也不明确，有“疑则传疑”的味道。就“疑则传疑”本身的学术态度来说是可取的，但这样模糊的结论终让人产生兴味不足之感[13]。
2014年，香港学者梁德华先生在《诸子学刊》第十辑发表了《〈刘子〉成于东晋时人说献疑》一文，该文不同意陈志平教授的“魏晋间人”说。其证据是《刘子》引录了《抱朴子》中的话。这条证据是有力的。
(六)既非刘勰、刘昼，疑为另一刘子说
此说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提出以后，清人耿文光呼应此说。他说：“《刘子》虽无深意，而反复譬喻，文词斐然，与《北史·刘昼传》所云昼拙于文者不合，恐别是一人。”[14]1990年曹道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2期发表的《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一文中也提出“另一刘子之说”。曹道衡先生在研究了诸家意见之后，认为《刘子》作者为刘昼是不能成立的，而判为刘勰，有人还不服，是否可考虑另一刘子。1998年，曹道衡再次谈到《刘子》一书时说：“有些书和作品还是保存在南方，在《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但在南朝确已存在的，如所谓《刘子》，《隋书·经籍志》说已亡佚，而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又出现了。此书前人都认为北齐刘昼作，其实从梁代著录情况看，根本不可能出于刘昼之手，笔者在《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中已有考证。此书当为南朝人作，当出现于南方。”[15]
陈祥谦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发表了《〈刘子〉作者新证》一文，在既非刘勰也非刘昼之外，找了“另一刘子”，即梁王朝时期的刘遵。陈先生认为其说发端于梁简文帝萧纲《与遵从兄阳羡令孝仪令》(下简称《与孝仪令》，严可均《全梁文》的篇名为《与刘孝仪令悼刘遵》)和《与湘东王令悼王规》。《与孝仪令》中有：“而此子溘然，可嗟痛”中“子”之谓刘遵；
《与湘东王令悼王规》中有：“去岁冬中，已伤刘子，今兹寒孟，复悼王生，俱往之伤，信可虚说？”其中明确称刘遵为“刘子”。陈祥谦在文章中说：“一般而言，被尊称为‘子’者当有与之相称的子书，如杨子(即杨雄，作者注)；
或者说，子书作者多被他称或自拟为‘子’，如‘抱朴子’葛洪，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查考史籍，刘勰、刘昼等当时均无‘子’之称谓，唯有追随梁晋安王萧纲长达二十余年的刘遵被尊为‘刘子’。”陈文其后为刘遵即《刘子》一书的作者，量身定做出五个证据。所论刘遵为人如何低调，轻名淡利，不求闻达。陈祥谦在该文中说：“换言之，刘遵撰著子书非为‘立一家之言’，而是为了更好地辅佐萧纲(笔者注：《刘子》是一部典型的箴戒著作，或可说明这一点)；
既为萧纲而作，这也是他不曾署名的原因之一。因此，当刘遵所著子书以萧纲藏书名义被录入《梁东宫四部目录》时，大有可能被“孝友淳深，立身贞固，内含玉润，外表澜清”的刘遵隐去了作者。阮氏《七录》录入该子书时，又当因循刘遵之旧，故无署名；
但阮氏一定知道《梁东宫四部目录》出自刘遵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七录》被纳入《隋书·经籍志》编撰系统后，《经籍志》唯有‘《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刘遵撰’的著录，而无署名刘遵所撰子书的记载的真正原由。无论欲以‘树德建言’而‘腾声飞实’(《文心雕龙·序志》)名垂青史的刘勰，还是常说‘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北史·儒林上·刘昼》)的刘昼，都以功利、声名为先，不大可能会放弃对自己著述的署名。”这里不免让人感到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当注意：一是如果《刘子》一书的作者是刘遵，而陈文说刘遵是如何的不求名利，这就与《刘子·惜时》篇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功名思想而又出于无奈的处境相矛盾。《刘子·惜时》篇说：“生为无闻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萧瑟于落日之际，何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一沾衿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这“穷岫之阴”的生活，只有刘勰体验过。二是萧纲在以上两文中称刘遵为刘子，应该是一种礼仪上的尊称而非指刘遵的学问达到了“子”的程度。“子”的通常用法，前哲马融《论语·学而》注：“子者，男子之通称。”《公羊传·宣公六年》：“子，大夫也。”何休注：“古者，士大夫通称曰子。”台湾学者王更生教授研究更细致，他说：“子者，本为男子的通称或美称，后引申而为尊称或自称，如称有爵位的官员，《公羊》宣公六年《传》：‘子，大夫也。’《谷梁》宣公十年《传》：‘其曰子，尊之也。’于各国卿大夫举其谥者，皆曰某子，如韩宣子、季康子等。对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也称之曰某子，如孔子、老子。也有弟子单用‘子’字以尊师者，如《论语》中孔门弟子之于孔子。又有于姓氏之上再加‘子’者，如《公羊传》中的子沈子、北宫子。同辈互称者，如孔子称蘧伯玉为公叔文子，以上皆属尊称之类。至于自称者，如巷伯自称孟子是也。至学者著述，也有以子署名的前例，如老子、庄子、墨子、孟子等。”⑤另外，后世因子书众多而目录书中专设的“子部”，则又是另一名词了。
应当指出的是，陈祥谦的文章在南朝的梁王朝中找《刘子》的著作者，其大方向是对的，因为这符合《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刘子》“梁有，今亡”的记载。但是，如果以此定刘遵为《刘子》一书的作者，其证据不免有单薄之嫌。因为《刘子》一书的理论性太强了，以往前贤多轻视了《刘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例如《刘子·崇学》篇说：“至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其理；
大象无形，非立形无以测其奥。道象之妙，非言不传；
传言之妙，非学不精。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以光身者也。”又如《刘子·审名》篇说：“言以绎理，理为言本；
名以订实，实为名源。有理无言，则理不可明；
有实无名，则实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
实由名辨，而名非实也。今信言以弃理，实非得理者也；
信名而略实，非得实者也。故明者，课言以寻理，不遗理而著言；
执名以责实，不弃实而存名。然则，言理兼通，而名实俱正。”这是对魏晋玄学中“言意之辨”带有终结性的认识，刘遵缺少这方面功力之证据。
《刘子》作者谁属之争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其锬、陈凤金二位先生将古籍《刘子》一书整理出版，认真梳理以往诸家研究成果，并写成《〈刘子〉作者考辨》一文，附于其整理的《刘子集校》一书之后，认为“《刘子》刘勰著的题署应该恢复”，再次引起学界重视。林、陈之《〈刘子〉作者考辨》所举出的新证据主要有如下五条。
1.敦煌遗书中有《随身宝》：“《流子》刘协注”，即《两唐志》所记之：“《刘子》刘勰著”。2.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记有“刘勰著书四卷，名《刘子》”。3.《广弘明集·辨惑》篇引《刘子》的话反驳刘昼的诋佛。4.把《刘子》和《文心雕龙》各列出20条段落，不仅证明两书基本思想的一致性，还一证古人之《刘子》与《文心》“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其分类铸词，尊仲尼卑百家，一似《文心雕龙》语”之正确性。5.《文心雕龙》五十篇是用《易》之大衍之数，《刘子》五十五篇用《易》之天地之数，用《易》之术数谋篇布局，这在同时期的学者中是仅有刘勰而已。等等。
林、陈之《〈刘子〉作者考辨》辨疑的地方主要有五点。
1.指出以往凡主张《刘子》刘昼作的人都把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录“《刘子》刘昼著”当作铁证，认为晁公武也主张《刘子》作者是刘昼。以往主刘昼说的人把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所记《刘子》刘昼撰也当成铁证加以引用。林、陈指出晁公武的态度在文末谓：“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陈振孙的态度是：“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字孔昭也。”以往凡主刘昼说的人引此证时，均腰斩了晁、陈的原文，属断章取义。晁、陈说的《刘子》刘昼著，只是照录了所见《刘子》的题录。2.指出《隋书·经籍志》只著《刘子》书名，未记作者之名，是因为当时国家图书馆只有书目，已无其书，其书当在司农少卿宋遵贵载运途中经底柱时已被漂没十之八九，故有目无书者，《经籍志》不记作者，只记“亡”。《旧唐书》明确记有《刘子》刘勰著，是因为“开元七年(719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之后，内库图书大增，并以之修成《群书四部录》四百卷的书目，后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刘子》当是此次公卿献书后重又出现的，故而后人编《旧唐书》时因有了实物才明记作者的。《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刘子》十卷，刘勰著，是照录《旧唐书》，或按内库图书实有已不可知了。3.林、陈指出《宋史·艺文志》所记“《刘子》三卷，题刘昼撰”的“题”字，是标示怀疑之意，是照录所见《刘子》作者的署名，又表示对《刘子》作者署名刘昼有怀疑。4.林、陈指出《四库提要》列举的《刘子·辨乐》篇“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与《文心雕龙·乐府》篇“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不合，而断定“必不出于一人”，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两书讨论的问题不同。《文心雕龙》是关于东、西、南、北音的起源，指的是乐的起源；
而《刘子》指的是“淫声”的起源。《文心雕龙》取的是《吕氏春秋·音初》的材料，而《刘子》则采之于《淮南子·原道训》。5.《四库总目提要》的作者并未断出作者是谁，而是认为“刘昼之名，则介在疑似之间，难以确断。故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是“故仍”晁、陈二氏之旧署而已，并不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四库提要》的作者已断出了作者是刘昼。
林、陈的这五条辨疑是击中了刘昼说要害的，从此凡主刘昼说者多已不再提及上述五条。
林、陈之文发表以后，杨明照又发表了《再论〈刘子〉的作者》，对林、陈提出的证据进行辩解：1.林、陈提出的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中关于“刘勰条《音义》，未必可信”，理由有三，(1)《高僧传》八刘勰条说刘勰与刘蟉等皇枝贵族也。同书《弘明集》八刘勰条《音义》云：“刘勰，人姓名也。晋桓玄记室参军。”“同一刘勰也，《音义》相隔五卷，忽而刘勰刘宋皇枝贵族。刘蟉是南阳涅阳人，刘勰东莞莒人，他们的时代、籍贯都不相同，亦非皇枝贵族。”(2)同一刘勰，忽而又成了桓玄记室参军，不可轻信。(3)“《刘子》一书，史载唯见有十卷、五卷、三卷，有谁见过四卷本来？”2.《随身宝》：“《流子》刘协注”不宜估计过高。3.《刘子》的语言特色和习惯用语与《文心雕龙》不同。4.《刘子》不会是刘勰文集的一部分。
杨氏虽在文章中分了十部分，但主要硬件是以上四条。
林、陈之文发表后，程天祜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发表了《刘子作者辨》。认为：1.袁孝政的序当是有根据的。虽然袁氏学识有限，辅之张鷟之言，就有了可靠性。2.《刘子》和《文心》的论“道”：《刘子》之“道”为道家之“道”；
《文心》之“道”为儒家之“道”。一儒一道，倾向分明，难道都用一个“道”字就出于一人之手吗？3.没有资料证明《隋志》记载之《刘子》就是今本之《刘子》。
同年林、陈又在《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发表了《再论〈刘子〉作者问题》。针对程氏所提《隋志》所录之《刘子》非今本之《刘子》做出论证：1.今本之《刘子》与隋虞世南《北堂书抄》所录《刘子》内容相同；
与唐太宗为太子李治写的《帝范》引《均任》篇、《赏罚》篇、《贵农》篇、《崇学》篇文同。和武则天《臣规》引录《清神》篇、《爱民》篇文同；
与道宣《广弘明集·九箴篇》和释湛然《辅行记》引《刘子》《韬光》《崇学》篇同，以证今之《刘子》即《隋志》所录之《刘子》。并以李世民之《帝范》和武则天《臣规》《广弘明集》《辅行记》和敦煌遗书之诸多抄本及当时的小类书和《杂抄》中的著录征引为据，证明《刘子》在唐代为畅销书，并以罗振玉语“此卷(刘子残卷)写于盛唐，且远及边裔，其为六朝旧著可知”作证。2.《广弘明集》和《辅行记》都是僧人的书，他们引《刘子》中的话去反刘昼的观点，这一点就可证《刘子》非刘昼作品。3.《刘子》与《文心雕龙》思想无根本冲突。
林、陈的观点主要是针对程天祜的观点。林、陈撰写《再论〈刘子〉作者问题》时，杨明照的《再论〈刘子〉的作者》尚未刊布。对于林、陈的文章，程氏当时未有再次提出质疑。
台湾学者李隆献在《台大中文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了《〈刘子〉作者问题再探》一文，支持刘昼说。李隆献认为：若《刘子》成于刘勰晚年，而当时彦和较早年更深信佛道，何以《刘子》中却鲜用佛理？甚至鲜用佛教词汇呢？李隆献更以为：“彦和晚年既心向佛门，至燔发自誓，其所著书非唯未涉及佛理，且归心道家，亦有违常理。”反观刘昼一生，据《北史》本传言“爱学，伏膺无倦，常闭户读书”，有用世之意，然举秀才不第，恨而缉缀辞采，力学为文，又被魏收、邢邵所鄙；
其后“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可知刘昼虽有大志而不获伸，正与《惜时》“郁声穷岫”“道业未就”相合。等等。
1990年，程天祜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发表了《〈刘子〉作者新证——从〈惜时〉篇看〈刘子〉的作者》一文，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认为《刘子·惜时》篇中的“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已矣夫，亦奚能不沾襟于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是作者的自况。表明此时作者已经暮年，这是《刘子》写于作者晚年的确证。这是其一。其二，这段话说明作者“道业未就”，抱恨终生。其三，《刘子》作者晚年生活在偏远山区而不是在平原或大小城市。
第二，认为《刘子》的作者不是刘勰。从《惜时》篇考察，《刘子》作者与刘勰身世、遭遇、生活环境等诸多不合。1.《梁书·刘勰传》对《文心》作了详细的记载，“如果刘勰还有一部《刘子》这样的书，是不应该只字不提的”。2.《刘子》作者晚年生活在偏远山区，而刘勰自幼生活在城市，“悲叹‘郁声于穷岫之阴’的《刘子》作者，不是刘勰”。3.《刘子》作者反复申诉其才不为人知，无人为之举荐，这同刘勰经历不合。4.《刘子》“归心道教”，而刘勰一生与儒佛关系密切。5.刘勰一生是很有成就的，而《刘子》作者感叹一生“道业未就”。刘勰“在道、业、文三个方面都有自己的建树”，不应有“道业未就”的懊丧。
第三，《刘子》作者是刘昼。理由：1.《北史》和《北齐书》的《刘昼传》虽未录《刘子》，但刘昼有几句恨话说：“使我数十卷书行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这最大的可能是其书《刘子》至刘昼辞世也没有全部完工，杀青行世，不为史家所确知。2.刘昼“天统中，卒于家，年五十二”。天统是高齐后主高纬年号，自公元565至569年前后五个年头。《中国文学大辞典》定刘昼卒年为567年，“从563年到刘昼病卒还有三年多的时间，本传没有记录他的行事，如果我们推定在这几年他整理了多年写作的《刘子》草稿，并陆续写作了若干篇，那么《惜时》篇所写的和刘昼此时的情况就很吻合”。3.刘昼于齐天统中卒于家。其家阜城为一小县城，正与《惜时》篇中的“郁声于穷岫之阴”相合。4.《刘子》作者反复慨叹怀才不遇，终生未得一职。刘勰一生虽然未获高官显位，但总是“皇恩浩荡”的受益者。5.刘昼著作虽已不存，但从其《帝道》《金箱璧言》《高才不遇传》的名目看，与《刘子》是声息相通的。
主张《刘子》作者为刘昼的尚有傅亚庶的《刘子作者辨证》和《刘子的思想及史料价值》两文。傅文可能为了向《北史》和《北齐书》的《刘昼传》记录的儒生刘昼靠拢，而否认《刘子》思想中的道家成分。傅文说：“细读《刘子》全文，盖其旨非主道家或儒道互补。《刘子》全帙反复论述的是入世治国的内容，这无疑是儒家的思想。因此笔者认为《刘子》主旨仍属儒家言。”[16]但是，傅亚庶先生二十余年后又说：《刘子》思想主旨“表现的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思想倾向”[17]，修正了原来的主张。二十年前，傅亚庶先生在《〈刘子〉作者辨证》一文的末尾说：“《刘子》作者不是刘勰。在当前的情况下，属《刘子》为刘昼所撰，是比较稳妥的。”[18]因而，傅亚庶先生199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子校释》一书，直接署名作者刘昼。二十年后，傅先生在为其女弟子林琳《刘子译注》写的《序言》态度就平和得多。他说：“关于《刘子》作者问题，我们目前还是应该尊重历史，轻易下结论，可能不合适。”这个昔日认为“比较稳妥”的事情，今天就认为“可能不合适”，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态度，因为他终于回到了“应该尊重历史”的治学原则上。
与程天祜和杨明照观点相反的是杜黎均在《文心雕龙学刊》第五辑发表的《〈文心雕龙〉与〈刘子〉比较论》。杜氏认为：林、陈之《〈刘子〉作者考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丰富而且有雄辨的论据，纵横融合、层层深入的思维方法，得出了关于《刘子》作者的结论：‘我们认为：刘昼说应予否定，《刘子》刘勰撰的题署应该恢复。’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我表示同意。”并从“论知言”“论积学”“论物和情”“论文和质”“论正和邪”“论美贵在自然”“论人才”“论人生理想”八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书是出于刘勰之手。“《刘子》，从其文史政治知识的渊博，社会生活经验的丰富，政治观察能力的敏锐，理论思维方法的纯熟来看，可以认定是刘勰中老年时期的作品。”
2000年，程有为在《许昌师专学报》第5期发表《〈刘子〉的人才思想初探》一文，认为“《刘子》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今人林其锬、陈凤金两同志集校《刘子》，著《〈刘子〉作者考辨》一文附于书后，以为《刘子》为刘勰所著，较为可信”。
曹道衡针对杨明照和程天祜与林、陈二人关于《刘子》作者的争论，于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关于〈刘子〉作者问题》一文，对以往论争作了简述和评论。认为：其一，“像晁公武和陈振孙两家，其实都是存疑派，而并非刘昼说的主张者。关于这一点，过去有些研究者曾有所忽视。近几年，林其锬、陈凤金二先生的《〈刘子〉作者考辨》是很有见地的。他们发现了晁公武、陈振孙和《宋史·艺文志》均对于刘昼说持存疑态度。因此转而采用两《唐书》的说法，以《刘子》为刘勰作，并且进而论证了《刘子》思想与《文心雕龙》的一致性。”其二，从刘昼的生卒年看，“那么梁代书目中著录的这部《刘子》，还可能是刘昼吗？”“《隋书·经籍志》提到梁代书目中曾有《刘子》，这对刘昼说实在颇为不利。”其三，袁序与史书中的《刘昼传》不符，“如果相信《北史》和《北齐书》就很难相信《袁序》的话。如果不信《袁序》，那么刘昼到过江南以及梁代书目著录过他的著作，都很少可能了”。其四、“如果两说(刘勰说和刘昼说)都有疑问，是否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既非刘勰，亦非刘昼，而是由另一位姓刘的学者所作。”“从目前存在的争论看来，双方似乎有非此即彼的成见，似乎动摇了刘昼说”，“不论在林其锬、陈凤金二先生的《〈刘子〉作者考辨》或杨明照先生的《再论〈刘子〉的作者》中，似乎都没有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对于林、陈的《〈刘子〉作者考辨》，尽管有杨明照先生所批评的一些问题，但是其基本精神还是值得考虑的。” 而台湾学者江建俊则认为林、陈“力主《刘子》乃刘勰所作，虽论据纷纶，仍不足以驳倒余嘉锡、杨明照、王叔岷等以为刘昼所作之说法”[19]。
江建俊先生关于《刘子》作者问题，走了王叔岷的路子，虽然没有在他的大著《新编刘子新论》上署名《刘子》作者是刘昼，但是却在《导论》里直接设立了：1.刘昼传略；
2.《刘子》之思想。在“刘昼传略”中认定刘昼当生于公元516年，卒于公元567年。根据江建俊的意见，《刘子》是刘昼所作。然而，《刘子》最初见载于阮孝绪《七录》中，而《七录》始撰于梁普通四年(523年)，何时杀青，史无明文。但是阮孝绪卒于公元536年，即使以此为限，此时刘昼年仅20岁，能否写出《刘子》不得不令人怀疑。现在的说法，大都是推测的。杨明照先生用了一个“假定”。他说：“假定他(阮孝绪)的《七录》在卒前12年(533-535)内完成，那时刘昼已经二十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有可能写出《刘子》，《七录》也有可能收入。即使《七录》在阮孝绪卒前几年完成，后来在不断修订中加上《刘子》，亦属情理之常，无足怪也。”[20]可见杨先生为了证明他早年的观点：《刘子》刘昼著能够成立，做了种种“假设”，按照杨先生的 “假定他(阮孝绪)的《七录》在卒前12年(533-535)内完成”，此时的刘昼仅是十八九岁。像《刘子》这样的大著，岂止是一二年就能完成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杨先生没有考虑进去，当时的图书流通靠的手工抄录本，即使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也是相当慢的，更何况梁王朝与北齐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即使手持《刘子》快马加鞭飞驰阮孝绪府门都来不及，何况阮孝绪编纂《七录》一事，刘昼此时是否知悉也是个很大的问号。
杨先生还为了堵住刘昼弱冠之年写不出《刘子》的质疑。他说：“也许有人会问，刘昼以弱冠之年能写出《刘子》吗？曰：能。”理由是刘昼“博物奇才”，不免给人武断之嫌。杨先生为了反驳林其锬、陈凤金的观点，还说，《刘子》不一定只载于《七录》，还有其他梁人书目。据张固也、殷炳艳等人考证，其他书目如刘遵《东宫四部目录》等成书更早于《七录》，其他梁人书目成书的时候，刘昼是否已经出生，还是个问题，载《刘子》更不可能。可见用采录其他梁代书目来作解释，是根本行不通的。
江建俊先生在《新编刘子新论》第一章《导论》的第二节“《刘子》之思想”中，整个行文过程一直避用“刘昼”的名字，则用“刘子”书名，个中奥秘，研究者自会心知肚明。其实，这个用心早已被他的论文揭底：《从〈刘子〉看刘昼融合儒、道、法的思想》[21]，可见江先生的这个用意是不必要的。当然，也许是为了避免刘昼别的思想混入而使之然。
针对杨明照和程天祜的刘昼说，朱文民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八届年会上以《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22]一文提交大会，对杨、程之说进行系统的辩驳。该文提出：1.《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不载《刘子》不是否定《刘子》刘勰撰的理由。并列举二十四史中的许多传主并不全载其著作为例。《梁书·刘勰传》之所以提及《文心》，并把《文心·序志》录于其中，是《序志》反映了刘勰的生平和志向，把《序志》作为《刘勰传》的一部分是画龙点睛之笔。是因为刘勰以《文心》敲开了吏部大门，是刘勰人生之路的大关节。2.杨、程二人在考证《刘子》作者之争时使用了双重标准，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3.刘昼是一位保守、迂腐的儒生，其言行与《刘子》一书不称。《刘子》中的《托附》《因显》《贵速》等理论，正是刘勰依附僧祐和上表等从政实践经验的总结。《刘子》中，有许多政治智慧，此种思想和理论非刘昼所历练。再说，《北史·刘昼传》记载刘昼崇尚公孙弘，而《刘子·荐贤》篇说“公孙弘不引董生，汲黯指为妬贤”，认为公孙弘是忌贤妒能的人。又，《北史·刘昼传》记载“昼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容止舒缓，举动不伦，由是竟无仕，卒于家”。刘昼自己做梦都想当一个县官，当机会来了的时候，又装作清高，采用逃跑主义，让机会流失，这与《刘子》的《托附》《戒盈》《明谦》《贵速》诸篇思想不合。4.《刘子·惜时》篇透出的信息，正合刘勰而不是刘昼。刘昼一生不被启用，对当朝愤恨不已，不可能对当朝有“休明之世”的赞语。5.程天祜考证刘昼撰写《刘子》的成书时间为公元563年至567年，而此时梁代书目的撰录者已亡故了三十余年，梁王朝也已灭亡了十年，怎么会载入梁人书目，成为《隋志》的“梁有《刘子》十卷，亡”的记载呢？6.《一切经音义》关于《刘子》作者刘勰的史料价值不应当轻视。因为它不是孤证，还有《随身宝》记载的“《流子》刘协注”和《广弘明集·辨惑》篇引《刘子》语反驳刘昼诋佛言论等直证。至于“《流子》刘协注”的同音假借字，是唐代存在着标音字和标义字两种文字系统的缘故，如果以此否认《随身宝》的价值，则敦煌遗书将被否定大部分，更是不懂中国文字发展史的表现。如果把《一切经音义》和《随身宝》中关于《刘子》的记载再联系两《唐志》中关于《刘子》的记载，就会觉得它的史料价值是可靠的。其实，在训诂学上，同声相训是一条定律：“任举其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者。盖凡字之同声者，皆为同义。声在是，则义在是，是以义起于声。”[23]正如《文心雕龙·史传》篇所云“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了。7.《刘子》与《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文心雕龙·诸子》篇：“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儒、道两家的祖师爷是师友关系，“经子异流”肇自汉代“独尊儒术”。《文心》的思想主导是“以道为本，以儒为用”。《刘子》一书也并非归心道教，而是认为“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也是儒、道同尊。至于有人说《文心》的主要倾向是儒家，笔者认为那是对《文心》的误读，而非《文心》实情，实情是儒、道同尊。8.对历代记载《刘子》的文献分类列表，指出哪是刘昼说，哪是刘勰说，哪是存疑派，以澄清人们以往把存疑派误读为刘昼说的事实。9.关于杨先生谈的图书四部分类问题。梁元帝《金楼子·著书》篇仍以甲乙丙丁分类，列举学者们对于“经、史、子、集”分别的看法以澄清经史子集之分类一统于唐，以证明《刘子》有可能是刘勰文集的一部分。10.针对杨明照提出的《刘子》的语言特色问题，朱文民说：“对《刘子》文采的评价，杨先生始终也没有准的。早年见晁公武说《刘子》‘辞颇俗薄’，杨先生亦说：‘今以《刘子》全书验之，其缉缀辞藻与言甚古拙，皆极为显著。’2001年的文章《增订〈刘子〉前言》又说：‘前贤称其‘辞采秀蒨’，‘丰腴秀整’，‘腴秀逸俊’，‘遒练隽逸’，并非过誉。(这说明杨明照又否定了先前‘言甚古拙’的评价)对《刘子》一书的辞色而明代的蒋以化和曹学佺的评论与杨明照最初的评论完全相反。蒋以化认为‘分类铸辞，尊仲尼卑百家，一似《文心雕龙》语’。曹学佺认为其‘文辞灿然可观，晁公武以浅俗讥之，亦不好文之一证矣’。杨明照大概后来看到了曹学佺讥笑晁公武认为《刘子》‘辞颇俗薄’是不好文之一证才改口的”。
对于刘克庄引录的张鷟《朝野佥载》中的话，笔者认为《朝野佥载》是唐人小说。小说中的故事都是作者根据或许有的现象杜撰的，其资料来自于“街谈巷议，传闻异辞”，作为一种现象看待尚可，如果认真去对号入座、并作为信史引录是不严肃的。这是其一；
其二，今传世之本《朝野佥载》中并未有刘克庄所引的话。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朝野佥载》附录中的此条是他们根据刘克庄的记载辑录的，已非原始资料，其可靠性是大打折扣的。再说，《随身宝》的作者是唐代宰相张九龄[24]，张九龄的人品和文品比张鷟严肃的多。张鷟为人张狂，言语多虚。笔者在《有关刘勰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经辩驳。
笔者对杨明照提出《刘子》的语言特色和习惯用语问题时指出：“我将《文心雕龙》《刘子》《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等刘勰著作，全部输入电脑进行检索，《刘子》中‘若夫’一见，‘至於’八见，‘盖’(句首)五见，‘耳’(句末)一见。相别只在于使用频率少一点，而不是像杨先生说的‘《刘子》全书中也未使用过’。杨先生所指出《文心雕龙》使用过八次的‘原夫’一词，《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也未用过。‘观夫’一词，《灭惑论》不用，《石像碑铭》仅用一次，‘至於’一词以上两文皆不用。‘若乃’《文心》十三见，《刘子》不见，《灭惑论》三见，《石像碑》不见。‘夫’(句首)字《文心》五十二见，《刘子》二十三见，《灭惑论》四见，《石像碑铭》一见。‘若夫’一词《文心》二十七见，《刘子》一见，《灭惑论》和《石像碑铭》不见。可见杨明照的统计是不准确的，其结论也就显得牵强和武断。”笔者认为：“《刘子》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当权者提供治国方案的，把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列举以后引出如何才是当前的良策，故而多用‘由此观之’‘以此而言’‘以此言之’‘由此言之’和‘由此而言’之类的用语，是引出新见解的需要，是‘敷理以举统’的体现。也正是为此，此书又名《新论》。此类用语《灭惑论》和《石像碑铭》多不用，如果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撰的依据，则《灭惑论》和《石像碑铭》也就不是刘勰著作了。”正如《刘子·正赏》篇所言：“昔二人评玉，一人曰好，一人曰丑，久不能辨。客曰：‘尔来入吾目中，则好丑分矣！’”如果仅以《文心》和《刘子》比较习惯用语，则可比性小，而引入同是刘勰而没有争议的其他著作，则分晓可见矣！朱文引黄侃的观点，证明同一人的不同著作，未必是一个模式。
朱文民从十个方面理出《刘子》作者刘勰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演变过程，建议把《刘子》的著作权归还给刘勰。
朱文发表后，刘昼说的支持者周绍恒先生又提出了一条新证据：《刘子》中不避梁讳，有“顺”字和“衍”字，以此否认《刘子》刘勰作⑥，坚持刘昼说。朱文民再次撰文指出用避讳法否定《刘子》刘勰作，坚持《刘子》刘昼作更是行不通的。因为《刘子》也不避北朝讳，“欢”字两见，“隐”字十九见，“殷”字八见，“纬”字三见。而北朝比南朝更加保守，更讲究避讳。例如高齐以后的“赵州”原为“殷州”，高齐时为避帝讳而改“赵州”。又如《北齐书·赵彦深传》说赵彦深：“本名隐，避齐庙讳，故以字行。”这是因高欢六世祖名“隐”的缘故。这就更堵死了刘昼可能性的思路。相反，《刘子》中的《思顺》篇，有的版本就是《思慎》，这可能是《刘子》的原始版录。至于现行本中不避梁讳，是否也像《昭明文选》中有些文章不避梁讳一样，如屈守元所说“大都后人复其旧也”，已不可知了，因为《文心雕龙》现行本也不避“练”字。梁武帝小字“练儿”，按理说，也应该避讳。然而，现行本《文心雕龙》，“练”字二十四见。就是没有著作权争议的《灭惑论》中，“顺”字两见，“练”字三见。
总之，以避讳法判定《刘子》作者是行不通的，更堵死了刘昼说的思路[25]。《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历经梁王朝，必经避梁讳，还应考虑梁之后的复原问题。
对于朱文民关于《刘子》《文心》《灭惑论》的用词检索问题，2014年，香港学者梁德华先生在《诸子学刊》第十辑发表了《〈刘子〉成于东晋时人说献疑》一文，指出：“朱文民举出《文心》《灭惑论》《刘子》三书相同之词汇，以为《刘子》与《文心》等相同，故此均为刘勰所撰，如‘休明’‘嘉遁’，……然而朱氏所举之词汇亦多见于其他魏晋典籍，故亦不能据以论证两书必为刘勰所著……‘休明’、‘嘉遁’两词均为当时熟语。故此，学者透过词汇角度论证《刘子》作者时，必须注意鉴别何者属于某书的特殊词汇，何者属于时代的共享词汇，否则必定影响其结论的可靠性。”[26]
梁德华先生上面这段话，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朱文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他的用意在他文章的下面：一是“休明”一词，是对朝廷和当时社会的赞誉，而刘昼对社会不满，不可能认为自己“无闻于休明之世”，反之，“正合刘勰”。二是对“嘉遁”一词，《灭惑论》《刘子》皆用，其用意是赞美道家思想及其经典作家。这也是在《九流》篇赞美儒、道融合治世，方可使社会休明的体现。刘昼是一位迂腐之极的儒生，不可能对道家有如此赞誉[12]389。
朱文民在《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的第四部分，强调内证时的第三点，就是把《文心雕龙·诸子》篇、《刘子·九流》篇与《灭惑论》三篇文章的主导思想作一对比，发现这三篇文章的资料来源、主导思想、思想源头均一致，现在重复引录如下。
《诸子》篇：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馀家矣。
《九流》篇：观此九家之学，虽旨有深浅，辞有详略，偝僪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犹五行相灭亦还相生，四气相反而共成岁，淄、渑殊源同归于海，宫商异声俱会于乐。夷、惠异操，齐踪为贤；
三子殊行，等迹为仁。道者，玄化为本；
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
《灭惑论》：至道宗极，理归乎一；
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太上为宗，寻柱史嘉遁，实为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然而三世弗纪，慧业靡闻，斯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也。
《诸子》《九流》的资料和观点明显来自《汉书》。
在《诸子》中可以看出道家鬻熊为周文王之友，李耳则是孔丘的老师。这儒、道两家的鼻祖为师友关系，所以《文心雕龙》儒、道同尊是可想而知的。《九流》中，“观此九家之学，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灭惑论》中，李耳为大贤，《道德经》为“导俗之良书”。虽然站在佛教立场批驳道教，他却把道教分为三类，第一是道家，第二是道教，第三是巫道。实际上批驳的是巫道，而不是道家和正宗的道教。正宗的道教虽然曾经借助巫道得以发展，事实上时常批驳巫道败坏门风。至于儒、佛关系，刘勰认为“教殊而道契”。我们把这三篇文章的观点联系起来理解，正是“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它的源头是《易传》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能有如此识见者，纵观南北朝，也只有刘勰与之相配。
2008年，陈应鸾先生又发表了《〈刘子〉作者补考》[27]，坚持《刘子》作者为刘昼，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刘子》用典与北朝同；
第二，《刘子》中存在着知识性错误，与史传所载刘昼的心性特征十分吻合。关于第一点，早年(晚年认为主张《刘子》作者为刘昼是不妥的)主张刘昼说的傅亚庶先生与陈应鸾先生的看法就不同，可以参考傅亚庶《〈刘子〉作者辨证》的观点；
关于第二点也太牵强。例如，陈氏特别指出《刘子》称段干木为干木，把复姓段干误为单姓段，称朱泙漫为朱泙等，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力主《刘子》作者是刘昼的周绍恒先生对于陈应鸾的指责，做了反驳。周绍恒先生说：“其实，称‘段干木’为‘干木’，‘朱泙漫’为‘朱泙’是一种省略，古人经常使用。例如《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诏曰：‘干木偃息，义压强秦’，《晋书·虞预传》‘故燕重郭隗而三十竞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宋代吴淑《事类赋》卷二八《鳞介部一·龙》‘美董父之见扰，哂朱泙之学屠’，刘弇《云龙集》卷一二《谢中宏词启》‘靡休冯妇之搏虎，切陋朱泙之屠龙’，等等，就是称‘段干木’为‘干木’，‘朱泙漫’为‘朱泙’的。……《刘子》作者称‘段干木’为‘干木’，‘朱泙漫’为‘朱泙’，是符合古人省略原则的。”[28]
周绍恒先生用省略原则反驳陈应鸾固然可行，但是尚未说道点子上。在此基础上，我想再补充几个例证：汉人王充《论衡·非儒篇》：“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云：“木，晋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造其门，干木逾墙避之。”唐人吴筠又有一首诗《高士咏》：“干木布衣者，守道杜衡门。”陈应鸾说“《刘子》之错误盖本应劭而来。《风俗通义·十反》‘干木息偃以蕃魏’”。我看未必然。陈氏认为《刘子·随时》篇称“朱泙漫”为“朱泙”等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这些知识性的错误，只有刘昼才有可能，刘勰《文心雕龙》中是没有的。在“朱泙漫”称“朱泙”的问题上，周绍恒先生的反驳，虽然有理，但是尚未指出要害，需要再补充的是：不是《刘子》作者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而是陈应鸾先生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错在陈先生不知“朱泙”是复姓，“漫”是名⑦，《随时》篇称姓不称名，是四字句式的需要，这是常有的事。如诸葛亮，诸葛是复姓，亮是名，诸葛亮常被称为“诸葛”或者“葛亮”，“司马迁”也常被称为“马迁”，无人责怪。刘勰《文心雕龙》很多篇章就对司马相如简称“马”，这都是句式的需要，即符合省略原则，也符合复姓的简称。再，陈应鸾先生在《增订刘子校注》[29]一书中注释《九流》篇的“桑丘”一词时说：“前秦王嘉《拾遗记》一《少昊》：‘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餘裔也。’……且孔昭与子年均为北朝人，故与此相同。由此不仅可证《刘子》之‘桑丘’不误，且可证是书乃北朝人所为。”陈应鸾先生以这个证据证明《刘子·九流》篇的“桑丘”出于王子年《拾遗记》，并以此证明《刘子》一书出于北朝，其力度太苍白。著书使用资料，以最原始出处为佳，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规则。比王子年《拾遗记》早三百余年就著录“桑丘子《阴阳书》”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条中就有“《桑丘子》五篇”。《刘子·九流》篇和《文心·诸子》篇的资料源于《汉书》，我早已指出，并未引起陈应鸾先生注意。其实《文心雕龙》中也有知识错误。例如《文心雕龙·情采篇》“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王叔岷认为此处的“雕字是周字的假借字”，刘勰“误用庄子的话，由于忽略了训诂的问题”[30]。陈应鸾先生的其他举例也过于牵强，受文字限制，不一一述论。
还应该提及的是，《刘子》一书的美学思想非常丰富，有一些经典式的见解。一些美学家在自己的专著里言及《刘子》美学思想的时候，往往涉及《刘子》作者问题。但是这些美学家对于《刘子》一书的作者并未做过认真研究，只是“抄几条旧资料装门面”，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例如，敏泽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国美学思想史》中的第二十三章，专设一节《刘昼》，讨论《刘子》的美学思想。言及《刘子》作者时，抄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子》的观点，全然不提其观点已被余嘉锡推翻的历史。又如蔡仲德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的第二十八章第三节，谈论《文心雕龙》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时候，也附论《刘子·辨乐》篇，言及《刘子》作者时，提及林其锬、陈凤金二位主张《刘子》作者为刘勰，但是他本人不敢苟同。理由是《文心雕龙》为骈体，《刘子》为散体，二书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这一观点，显然是源于杨明照先生，而对于曹道衡、章太炎二位先生关于南北文风及其文学上的散、骈问题的研究成果，全然不知，或者知之而不愿意重视等等。
(一)《刘子》作者研究的新进展
2012年，林其锬先生的《刘子集校合编》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林先生在《前言》中对于《刘子》作者问题，再次爬梳资料，最后认为“只要摈弃在争论过程中出现的先入为主，先有定见再索引附会求证的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避繁难，深入考察，一定会还《刘子》刘勰著的本来面目的”[31]。并提出了袁孝政为唐人说是南宋人伪造的见解。林先生明显地意识到，在《刘子》作者争鸣问题上有些人失去了公心。
2013年8月，台湾学者游志诚教授的大著《〈文心雕龙〉与〈刘子〉跨界论述》，由台湾华正书局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大约九十万字的巨著。全书共有十六章，通过“《易经》作为刘勰思想的本源”“刘勰子集合一的学术源流”“《文心雕龙》的子书性质”“《文心雕龙》与《刘子》理论契合互通”“《刘子》句法、比喻、词汇、写作技巧互通《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与《刘子》方法论相似”“《文心雕龙》与《刘子》共通情理论”“《文心雕龙》与《刘子》同主儒道二化”等诸章节的论述，得出结论：“《文心雕龙》与《刘子》当同为刘勰一人”。游志诚教授在这近百万字的大著中，用了十六个论题，采用内证法，证明了他《文心雕龙》与《刘子》当出于一人的结论，并认为刘勰是“子家”。“而这种子家是汉魏新兴的子家，以私人著述为主，与先秦诸子的子家不同，汉魏子家的共同特色是子论往往兼文论。因此，呈现子集合流。”[32]9特别是在“《文心雕龙》与《刘子》方法论相似”一章中，提出《刘子》一书，在方法论上亦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只是在《刘子》一书中是“选事例以定篇”罢了，可谓慧眼识珍珠。这是《刘子》作者研究史上第一部从思维方法、理论契合、语言特色、遣词造句等全方位的内证大著。过去的同类争鸣文章中，虽然文友们也用过内证法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就其系统性来说，这部大著是一座昆仑。
2019年7月，游志诚教授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刘勰〈刘子〉五十五篇细读》(上册)，书前一篇《导论》，用了三十四个小题目，导读《……细读》，除了最后两节谈体例和方法之外，其他全是通过内证证明《文心》《刘子》两书同出一人。其中第十四节《〈刘子〉篇章架构就是仿照〈周易〉序卦》，第十五节《〈刘子〉篇目排列顺序解祕》，游志诚先生说：
追考《刘子》五十五篇先后次序之排列，又似有刻意经营、精心安排之意。其先后安排篇章主要用二二相承之形式，即拟仿《周易·序卦》述六十四卦相次之序，皆两两相承，非覆即变。……今将《序卦传》这种“二二相耦”之易理应用到《刘子》全书五十五篇的排列，结果很快发现与《周易》极有相似处，清楚看到《刘子》拟仿“二二相耦”的排列原则，将五十五篇分作两篇为一组，依次排列，且此两篇的篇题大意与论述内容，大致也都有“相反”涵义的组合，类似《序卦传》所说的“非覆即变”这样的相综结构。兹试从《刘子》第二十六篇《妄瑕章》与二十七篇《适才章》说起，此两篇先后相承，篇题涵义与论述主旨即是“相反”之关系。……
1.《妄瑕章》←→《适才章》
2.《文武章》←→《均任章》
3.《慎言章》←→《贵言章》
4.《伤馋章》←→《慎隙章》
5.《戒盈章》←→《明谦章》
6.《大质章》←→《辨施章》
7.《和性章》←→《殊好章》
8.《兵术章》←→《阅武章》
9.《明权章》←→《贵速章》
10.《观量章》←→《随时章》
11.《风俗章》←→《利害章》
12.《贪爱章》←→《类感章》
13.《正赏章》←→《激通章》
14.《言苑章》←→《九流章》
上列《刘子》共十四组“二二相耦”的排列方式，明显可知，极似《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结构，皆准“二二相耦”的条例。……恰恰与《文心雕龙》五十篇也是两两相承，先后为一组小单元的作法相通，又再次辅证《文心》与《刘子》二书同出刘勰一人之手，否则二书结构不会酷似如此[33]。
朱文民曾经在《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中说：
首先，《刘子》与《文心雕龙》的篇数皆出于《周易》。《文心雕龙》为大易之数，《刘子》为天地之数。这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得了的，这在同时代的学者中没有谁人与之相比。凡研究刘勰者大都认为刘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出于易学。
笔者虽然看出《文心》《刘子》两书谋篇布局相同体例之端倪，由于自感易学修养不逮，不敢贸然言说。今见易学专家朱清[34-35]、游志诚两位先生把《文心》《刘子》两书谋篇布局采用“大易之数”和“天地之数”的具体谜底揭开，可谓千余年来刘勰之知音，“龙学”研究之功臣，其意义非常之大。杨明照先生早期也没有读懂《文心雕龙》，就是《刘子》一书，一直认为主导思想乃归心道教，直到晚年才承认《刘子》儒道同尊，这还是《刘子·九流》篇末端的一再提示下的醒悟。《文心》一书没有这方面的提示，杨先生曾被“征圣”“宗经”所迷惑，至终坚持《文心》主导思想纯是儒家，不承认儒道同尊[36]。
当然，游志诚教授的大著《〈文心雕龙〉与〈刘子〉跨界论述》，也并不是单一的内证，其中也有外证。例如对于敦煌遗书《随身宝》中著录“流子刘协注”的问题，也做出了自己的辩驳。王重民断定“流子刘协注”，必是“刘子刘勰著”。杨明照认为王重民“武断”，强调《随身宝》“原文本身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对它不宜估计过高。只好存疑俟考”。游志诚教授指出：虽然认为其学术价值“不宜估计过高”，但是杨明照也没有彻底否定，“只好存疑俟考”。游志诚教授以他的老师潘重规教授《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一文作证。潘重规先生总结了敦煌遗书俗字问题的六种类型：1.字形无定，2.偏旁无定，3.繁简无定，4.行草无定，5.通假无定，6.标点无定等。特别是对“通假无定”问题说：“敦煌写本同音通假之字，触目皆是，但与一般习用的多不相同。在当时写读已成习惯，自可通行；
到了后代触处都成障碍。盖文字通假，本无严郛，如古籍中早之作蚤，晚之作挽，徒以因同；
借用异字，迨俗习已行，则谓之通假；
若违俗习，则谓之误字。”游志诚教授引录了大量敦煌遗书中的通假文字做例证。例证之后，接着说：“可见在那时代中已经相习成风，普遍使用。如不了解，便读不通敦煌俗文学。”[32]13-15
同时，游志诚先生也提出了一个学风问题，认为缺少公心，呼吁“不可有彼轻此重之不平态度”。这就是说论者心中预先已经装着一个刘勰不可能是《刘子》作者的问题，而以此种心态参与争鸣，岂能找到真相？
载有“流子刘协注”的《随身宝》，一名《杂抄》，一名《珠玉抄》，一名《益智文》等，从名字来看，古人视之为珍宝。它在敦煌遗书中有“伯二七二一卷”“伯三六四九卷”“伯三六七一卷”“斯四六六三卷”“斯五六五八卷”等不同卷子，但内容一致，说明有多种抄本。周丕显先生有《巴黎藏伯字第2721号〈杂钞·书目〉考》一文。周丕显先生说：“《杂钞·书目》中有‘《流子》，刘协注(著)。《流子》即《刘子》，亦名《刘子新论》《新论》，刘协即刘勰。……《刘子》虽非巨帙，……保存的材料和反映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可以说是南朝学者融化老庄之学而形成的学术代表作品。”[37-38]
2013年《诸子学刊》第八辑，发表林其锬先生撰写的《刘子袁孝政注本考辨》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证《刘子袁注》乃南宋人伪托。
一、《刘子》袁孝政注本始现于南宋初年。理由是隋唐至北宋期间，未有记载《刘子袁注》的文献，也不见他人引录《刘子袁注》的资料。“成书于元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艺文志》卷四《子部·杂家类》著录：‘《刘子》三卷，题刘昼撰。奚克让《刘子音释》三卷、又《音义》三卷。’未录袁注。”
二、断袁孝政为“唐”时人并无的据。“《刘子》袁孝政注本的注者，晁公武录为‘唐袁政注’，而陈振孙、章如愚、赵希弃、黄东发、王应麟等著录皆不称‘唐’。而注者传记无凭，来历不明，已为公认。”
三、《刘子》袁孝政注乃宋人伪托“唐”人之作。(一)迄至南宋初年，全无《刘子袁注》的记录。“北宋去唐未远，尤其离晚唐更近，如果袁孝政《刘子注》确是唐人甚至‘非初唐人’之作，那么《新唐书·艺文志》既然增加了那么多的唐人著作，并且录及《刘子》，为什么不提袁注？这说明，南宋初年以前根本不存在所谓《刘子》‘唐袁孝政注’，甚至南宋以后出现的‘唐袁孝政注’，正史的编者，比如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的编者，也不相信其可靠性，因而弃而不录。”(二)“此书近出”，当袁序、袁注在南宋出现之时，即为目录学家质疑，“由于晁公武和陈振孙都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们的著作《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目解题》被后人视作权威，影响很大，因而他们的著录被腰斩曲解之后，疑以传疑、由疑变是，对《刘子》的作者、注者的讹传、误导起了极大的作用”。(三)袁注遗存异体字与隋、唐《刘子》古本不成比例。隋、唐、古本多异体俗字，到宋代由于印刷术进步，刊本渐多，文字趋于规范化，异体俗字自然大大减少。(并列表比对)(四)袁注体裁与唐人注书体裁不相同。……唐、宋(尤其南宋)学术风气不同，唐代汉学重新流行，宋时疑古之风大盛，注书体裁格式也相异。(列表比对)……唐人注书沿袭汉儒章句之学，各承师传、不凭胸臆、实名征引的注书体裁格式，所以实名征引的比例很高，……宋人注书由于“窃袭前人之语转为己意”隐没古人、古书已成风气，所以实名征引的比例大大降低。
四、袁《序》“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断语辨析：……无论是外证(“播迁江表”不合刘昼生平经历)还是内证(“伤己不遇”“故作此书”不合《刘子》实际)都表明袁《序》乃“粗识之无，不通文义者”(余嘉锡语)“乱道”而已。但是一些主张“《刘子》刘昼撰”论者却深信不疑，奉为圭臬，援引为主要依据，反指两《唐书》等“《刘子》刘勰撰”之明确著录为“道听途说”。
……
综上所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袁孝政非唐人；
《刘子》袁孝政注本非唐人注，乃宋人伪托；
袁孝政《序》以“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断“《刘子》刘昼撰”，无论外证还是内证都站不住脚。因此，应该尊重历史，按照新、旧两《唐书》《一切音经义》《隋身宝》《珠玉抄》《益世友》《杂钞》以及郑樵《通志》等明确著录，还“《刘子》刘勰撰”的本来面目。
林其锬先生的这篇文章，没有走前贤辨伪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采用内证和外证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晁公武著录的“唐录事参军袁孝政”之说不实，乃南宋人的误题。虽然还有张鷟小说《朝野佥载》也说是《刘子袁注》乃唐袁孝政作，此说漏洞更大，已经被主张《刘子》刘昼著的王叔岷先生否定，而且否定的颇有道理。因而被《刘子》刘昼著的学者奉为圭臬的硬件折了，《刘子》刘昼著的提法，自然也就没了强有力的支撑，至少是余嘉锡的观点没了支撑。
最早怀疑袁孝政是唐代人的是在明万历丙申世恩堂刊本《刘子》中，有吴骞写于乾隆年间的跋语，吴骞也不认为《刘子袁注》是唐人作品，他说：
至《新论》昔人多疑其非刘昼所撰，其书至南宋始出，又北齐书及北史并不言昼有《新论》，黄东发谓书中多避唐讳，疑是唐人伪托。予观《九流》一篇大都刺取《汉书·艺文志》中语，而升道家于儒之上则其为唐人显然矣。作注之袁孝政亦无所表见，其注更多芜陋，且不类唐人手笔，当更改之[39]。
《诸子学刊》第八辑、第十辑，还刊登了涂光社先生《“杂”:刘勰学术思想考论——〈文心〉〈刘子〉的作者当同为一人》(一)和(二)两篇大作。涂先生的两篇长文也主要是用内证的方法，认为《刘子》与《文心》理论契合，证明《刘子》作者为刘勰，因为文长不作引录了。
2013年9月14日至15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二次年会暨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会议上，《刘子》作者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刘子》的作者为刘勰，不承认是刘昼。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对会议上有关于《刘子》问题的讨论做总结时说：
《刘子》研究对全面认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都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次会议共有四篇相关内容文章。林其锬《〈刘子〉作者谁属争鸣与刘勰思想及〈文心雕龙〉研究》认为，“《刘子》刘勰著”分歧主要在南宋出现的《刘子》袁孝政注本及刘克庄引文，经考证认为袁孝政注本为宋人伪托，刘克庄引文亦无确证，文章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同意“《刘子》刘勰著”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辩驳。陈志平《三十年〈刘子〉研究综述》，对近三十年《刘子》的作者考证、文本整理的工作进行了梳理，认为《刘子》研究缺乏对其思想体系及其思想史地位的关注。黄承达《再论〈文心雕龙〉的类感论如何通神与起情——兼与〈刘子〉一书比较》一文认为，《刘子》的感知模式对汉代相数易学的承继和开创，和《文心雕龙》较为一致[40]。
陈志平教授的会议文章说：
《刘子》作者为刘昼是被“假定”和考出来的。《刘子》作者至南宋才有学者明确定为刘昼。南宋初年人吴曾读到有袁孝政注的《刘子》，其《能改斋漫录》是最早提到袁孝政注的著作。稍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确记载该书“近出”，“终不知昼为何代人”。博学如陈振孙，此时都不知道刘昼是谁，足见学界对《刘子》和刘昼的陌生。随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黄震《黄氏日抄》中均有关于《刘子》的记载和讨论。而至王应麟(1223-1296)《玉海》时才明确知道《北齐书》和《北史》中有刘昼传，足见南宋人对刘昼的了解是逐步清晰的，……而明清以来所谓的“刘勰撰”说和刘昼撰说之争，实发端于南宋出现的袁孝政序，唯将陈振孙等尚存疑问的“刘昼”径直题曰“北齐刘昼”，曲解腰斩南宋人本意。如《四库总目提要》宣称“故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而附着其抵牾如右”，一方面认为《刘子》作者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却仍然相信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题《刘子》为刘昼。……今人置四库馆臣之怀疑于不顾，径直取其言之后半截从之，真的以《刘子》作者为北齐刘昼[41]。
台湾学者黄承达先生为会议提供的论文题目是《再论〈文心雕龙〉的类感论如何通神与起情——兼与〈刘子〉一书比较》，作者从汉代易学中象数学的 “类感”论出发，论及《文心雕龙》与《刘子》的类感说相契合。黄先生在“结语”末说：
令人惊喜的发现是，《刘子》的感知模式，对于汉代象数易学的继承和开创，和《文心雕龙》几可吻合。不论是感应方式，对于“神”的认知及重视，还有天人感应说下性善情恶的思考见地，皆和当代“为文任情”的说法大有殊异，这也可以说是《文心雕龙》《刘子》创见，而创见又源自于“认知模式”——类感说，而其又和象数易有高度的关联，这么一来，《刘子》的著作权，也许又更能从刘昼手上还给刘勰，进而使“龙学”研究的材料更为丰赡了[42]。
尤其是林其锬先生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刘子〉作者综考释疑——兼论〈刘子〉的学术史意义》。林其锬先生在该文的内容摘要中说：“《刘子》刘勰著，在南宋以前直接可见的公私书目均无疑义；
分歧始自南宋出现的《刘子》袁孝政注本及刘克庄引文。考证表明袁孝政注本，乃南宋人伪托，刘克庄引文亦无的据；
无论内证还是外证，都充分证明《刘子》作者当属于刘勰。”[43]
(二)有关《刘子》作者争论中的学风问题
2010年，张少康先生的大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一书问世。该书共分八章34节。其中第一、二章和第七、八章是把已经发表的论文改编后新补充上的，当中从第三章至第六章是他把早年在齐鲁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新探》全部移植过来的。第一章共分六节，引起争议的问题主要在这一章。特别是第一节“关于刘勰的籍贯和谱系”、第六节“关于刘勰的思想和著作”中，涉及刘勰著作权有争议的《刘子》。
纵观张先生的“龙学”论著，大都是把他人的成果加以综合，再加上自己的评点而成的，另辟蹊径开创性的见解不多，即便是有，也是在评判中显示出来的。第六节“关于刘勰的思想和著作”具有代表性。他对于《刘子》一书“并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只不过是综合前代和当代学者的研究做一点具体分析而已，但是这就已经很清楚地说明问题了。我认为《刘子》不可能是刘勰所著”[44]29。张先生的这话说得很实在，也代表了他整个“龙学”研究的特点。他认为《刘子》一书的作者是刘昼而不是刘勰。但是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见解和新资料，除去抄录了几条已经被批驳了的旧资料外，剩下的就是失范的言辞了。例如：他认为把《刘子》一书的著作权判定为刘勰，并写入《刘勰传》是“糟蹋了刘勰”，是“误导读者”，是“欺世盗名”，是对刘勰的“一种亵渎”；
认定《刘子》作者是刘勰，“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张光年“同意《刘子》是刘勰所作，只是出于对刘勰的热爱，对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者的鼓励，而并没有专门对《刘子》的作者进行过考证和研究”。把他的话“反复征引，作为《刘子》是刘勰所作的根据，是拉大旗作虎皮”[44]29-30，“只要有一点文史常识的人，一看就明白它根本不可能是刘勰的著作”[44]36，等等。
2011年3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武汉大学举行年会，朱文民为大会提供的论文是《有关刘勰研究的几个问题——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专门针对张少康先生这部专著的第一章。朱文用了三个小标题，与少康先生提出商榷：第一，批评少康先生史学素养的缺失问题，把刘勰家族谱系和梁武帝家族关系搞乱了。第二，与少康商榷《刘子》作者认定问题。第三，与少康先生商榷在《刘子》作者争论问题中的学风问题。该文收录在会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百年龙学的会通与适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并发表在《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文章申明他纳《刘子》入《刘勰传》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前提下做出的决定。少康先生就此激烈反对，认为“是对刘勰的一种亵渎”，贾锦福教授持肯定态度，他说：
作者不限于《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中的简单记述，也不囿于对《文心雕龙》和《灭惑论》的理解，而是联系南北朝时代特征、学术思潮，从刘勰家世、到其家世的信仰，都在考证有据的基础上给予了记述。对《刘子》一书，朱氏长期地通过大量谨密的阅读和思考，从宏观考察到微观分析，在客观公正地详细论证作者为刘勰的基础上纳入本传中，极大地丰富了刘勰多维度的思想。《刘子》作者问题早已是暗潮涌动，现在的研究已由青涩而渐入成熟[45]。
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议上，《刘子》作者争论开始出现明朗化的氛围，张少康先生，“愤怒”之下，两周后的2013年10月1日就写出了《再论〈刘子〉是否为刘勰所作：兼谈学术争论中的学风问题》[44]349。该文后来发表在香港《岭南学报》复刊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发行)，作者单位署：“北京大学、树仁大学”。张少康在该文的内容摘要中说：
近来有人认为《刘子》作者是刘勰，这种结论的得出，体现了作者曲解材料的不良学风，本文为之作正本清源的驳斥。认为《刘子》是刘勰所作的作者的文献根据就是两《唐志》的著录，本文考辨了两《唐志》致误的缘起，从目录学上，否定某些人据以为刘勰著《刘子》的可信性。从《刘子》的基本思想倾向、人格思想素质以及语言风格诸方面与《文心雕龙》相对照，所呈现之差异，可彻底否定所谓《刘子》为刘勰所作之谬论。一切基于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而作的所谓学术研究，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接下来的正文说：“他们(指《刘子》刘勰著的主张者)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起码没有一条确凿证据。”“事实俱在，不容诡辩。”[46]346
(1)各家对史料的解读
由于少康先生已在《初论》和《再论》中批评《刘子》刘勰作的主张者学风不正，甚至是曲解南宋目录学家的资料。那么，我们只能把几位南宋主要目录学家关于《刘子》的资料再录过来。
第一条，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杂家类》(667条)：
《刘子》三卷，右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
晁公武的话，由三个句号可证明是三句话：第一句晁公武客观地记录和介绍了他手头《刘子》一书的卷数、规模和作者题署，以及注者的名字。第二句是介绍《刘子》的主要内容和晁公武对《刘子》语言特色的看法。第三句是晁公武对《刘子》作者题署的看法：除了刘昼之外，还有人说是刘勰，也有人说是刘孝标，不知道哪一种说法对。
第二条，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诸子类》(1685条)：
《刘子》五卷。右刘昼字孔昭之书也。或云刘勰所撰，或曰刘歆之制，或谓刘孝标之作，袁孝政为《序》之际已不能明辨之矣。《唐艺文志》列于杂家。
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赵希弁客观著录手头《刘子》的规模即卷数和作者题署刘昼。二是对《刘子》作者的质疑：手头的《刘子》虽然题署作者是刘昼，但是学界对这部书的作者题署有分歧，有的说是刘勰撰，有的说是刘歆制，有的说是刘孝标作，在袁孝政为之作序的时候就已经分不清了。三是说《刘子》在《唐艺文志》的归类问题。前两句显然是质疑《刘子》一书对作者的题署问题。
第三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杂家类》：
《刘子》五卷，刘昼孔昭撰。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为《序》，凡五十五篇。案《唐志》十卷，刘勰撰。今《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孝政之言云尔，终不知昼为何代人。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知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字孔昭也？
对于这条资料，主张《刘子》刘勰著者的理解是可以大分为两部分，有下划线处(下划线是笔者所加)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陈振孙客观地介绍了他手头《刘子》一书的卷数和作者署名，以及为之作序者的官职、名字和序文的内容。第二部分是陈振孙对《刘子》一书作者题署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对于《刘子》袁注，说是“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知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字孔昭也？”。“其书近出”是说《刘子》袁注在陈振孙编著目录时不久前才出现的，以前的传记没有记载，至于署名刘昼，陈振孙质疑：“莫知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字孔昭也？”这亦是质疑。
问题就出在袁孝政序里。余嘉锡先生说：“自晁、陈以下，题此书为刘昼撰者，大抵据袁孝政之序。余尝疑孝政作注，文理尚复不通，其言岂足为据？”[7]708这已经表明其怀疑态度。
少康先生还提及一条资料说：“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曾考证敦煌遗书《随身宝》中的‘流子刘协注’当为‘刘子刘勰著’，这是主张《刘子》为刘勰作者常常引以为证的，可是他们总不能客观地把王重民先生的真实观点引出来讲。王先生非常明确地说：‘至其撰人，应为刘勰抑或刘昼，仍不敢赞一言也。’对王先生考证的断章取义也是《刘子》作者争议中不良学风的典型例子。”[46]350少康先生的引录是不全的。这个问题，林其锬先生在《〈刘子〉作者考辨》(见《〈刘子〉集校》第341-342页)引录的内容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的第186页和218页；
《〈刘子〉集校合编》上册第334-339页又将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中有关《刘子》叙录的资料全部移录。其中最重要者是：“敦煌遗书内有所谓《随身宝》者，……卷内正有‘流子刘协注’一则，知必系‘刘子刘勰著’矣。于是是书盛行唐代之言益验，而《唐志》刘勰所著之说，又多一证。”林其锬先生的文章正是在为《唐志》多了“一证”的意义上使用这条资料的。
在这个问题上，少康先生未免理解有误。首先，少康先生把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一书的书名改为《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容易让读者误认为是王重民的另一部书，并造成无处查证。第二，将引录王重民的话颠倒过来，先引录王重民结论的一半，而未引“是书盛行唐代之言益验，而《唐志》刘勰所著之说，又多一证”一语。因为这条资料是王重民对1935年4月7日叙录伯2546卷《刘子》之后，又于同年的6月14日补叙的，所以王重民又补叙说。全文如下：
“余于敦煌本《刘子新论》，于罗卷外，在巴黎既又获见两种，以补罗氏为六朝旧著之说。至其撰人，应为刘勰抑刘昼仍不敢赞一言也。继思敦煌遗书内有所谓《随身宝》者，所记经籍一门，均系当时最通行之书，不啻一部唐人《书目答问》也。余求其卷内，正有‘流子刘协注’一则，知必系‘刘子刘勰著’矣。于是是书盛行唐代之言益验，而《唐志》刘勰所著之说，又多一证。又3636号卷子为《杂抄》，卷中有‘九流’一条，目下有注云：‘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所录正是《新论·九流篇》原文。其作‘流子’之义，虽仍不得其解，然《隋志》叙录，全取此篇，事正相同也。”[47]
王重民所谓“至其撰人，应为刘勰抑或刘昼仍不敢赞一言也”，是指1935年4月7日叙录的《刘子》残卷伯2546卷作者是刘勰抑或刘昼，仍不敢赞一言。关键是王重民紧接下来的“继思……”《随身宝》中的《书目答问》有“流子刘协注”，正是“刘子刘勰著”。王重民想起这条资料，坚定了《刘子》作者是刘勰的观点。又想到唐代盛传《刘子》是畅销书，在此更加得到了验证，一个“益”字，该做如是解。再者，王重民想起两《唐志》著录《刘子》刘勰著，因而，这条资料又为两《唐志》对《刘子》作者刘勰说多了一个证据。这就是王重民由“不敢赞一言”到肯定“《流子》就是《刘子》，刘协就是刘勰”的心路历程。
对于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等人的观点，《刘子》刘勰著的主张者解读为是“质疑”派，这一点，曹道衡先生在《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一文中，就说“像晁公武、陈振孙两家都是存疑派，而非都是刘昼说的主张者。关于这一点，过去有些研究者曾有所忽视。近几年，林其锬、陈凤金二位先生的《〈刘子〉作者考辨》是很有见地的，他们发现了晁公武、陈振孙和《宋史·艺文志》均对刘昼说持存疑态度。因此转而采用两《唐书》的说法，以《刘子》刘勰作，并且进而论证了《刘子》思想与《文心雕龙》的一致性”[48]。
关于《刘子》作者刘昼说、刘勰说、怀疑派的问题，朱文民在《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曾经分类列表，其中章俊卿的《山堂考索》如实地列入了主张“刘昼”说一栏中，而少康先生在《再论》中说主张《刘子》刘勰作的人，把章俊卿《山堂考索》的观点理解为“质疑”派，并反问：“这难道是‘质疑’刘昼，而认为是刘勰作吗？”需要指出的是，主张《刘子》刘勰著的学者并没有人把章俊卿的观点认为是“质疑”刘昼说。对于章俊卿的这条资料的使用，林其锬先生用了一个“今”字，即“今袁孝政序”和陈振孙的“其书近出”的“近”字，以证明他对《刘子袁注》系出于南宋而非出于唐代的证据之一，朱文民是把章俊卿列入了主张刘昼说的栏目中的。
(2)关于两《唐志》资料的来源和真实性问题
少康先生的《初论》和《再论》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刘子》刘勰著，去批判两《唐志》资料来源和编者的水平低下，不如宋代那些目录学家水平高。这个问题，朱文民曾经在《有关刘勰研究的几个问题——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一文中给予辩驳。今将少康先生在《初论》中对两《唐书》的指责再引录如下：
首先，从文献记载看没有充分根据。说《刘子》作者是刘勰最早是《唐书》的著录，后来郑樵《通志·艺文略》因之，某些佛学典籍和有些明清版本也题为刘勰。究其来历皆因两《唐书》之著录。《旧唐书》作者为后晋的刘昫，但是实际上，刘昫并没有执笔写，书是在他之前由原宰相赵莹监修，史官张昭远、贾纬、郑受益、李为先等所撰写。开运二年(945)书成后，赵莹改任晋昌节度使，刘昫继任宰相，由他奏上，故以他的名字为作者，全书共二百一十四卷。《新唐书》为北宋至和元年(1054)由欧阳修和宋祁主持，参加撰写的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等人。《新唐书》注重文字表达，而于事实有些反不如《旧唐书》。其著录《刘子》作者为刘勰当也是因袭《旧唐书》之说。从宋代晁公武、陈振孙等最有权威性的图书版本和目录专家开始，历代学者几乎都不认为《唐书》著录题为刘勰著是有根据的[44]29。
针对张少康对两《唐书》的指斥，朱文民曾辩驳如下：
少康先生对两《唐书》的指责和怀疑也是多余的。关于两《唐书》的经籍资料来源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新说一遍。《旧唐书·经籍志》的资料来源是《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古今书录》又是毋煚在自己参与撰修的开元《群书四部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毋煚为《古今书录》写的序言录在《旧唐书·经籍志》中，今《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经籍与毋煚《古今书录》写的序言记载经籍的部数和卷数一部也不多，一卷也不少。《旧唐书·经籍志》的不足处，在于它不载开元以后的唐人著作，这与我们讨论南北朝的《刘子》无关。《新唐书·艺文志》是欧阳修亲撰的，写于公元1054—1060年，增加了开元以后的部分唐人著作[49]。
少康先生在《再论》中又专列一个小标题：两《唐志》关于《刘子》作者的著录为什么是值得怀疑的。再次指责两《唐志》：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两唐志的著录呢？它是不是很可靠呢？其实，《旧唐书》成于五代那一动乱时代，此书并不是后晋刘昫所写，而是他之前宰相赵莹主持下，张昭远等几位史官所写，刘昫任宰相后以他名义出版。《旧唐书》的作者并非专门目録学家，而《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子》十卷，亡。”所以《旧唐书》作者很可能就是依据袁孝政和张鷟所指出的坊间一般传说来著录的。看来，他们并不知道在唐高宗时期就有袁孝政的序和注，也不知道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有过论说。《新唐书》的作者虽然是欧阳修、宋祁等大学者和文学家，但是因为已有《旧唐书》在，所以参照和因袭之处是很多的，其对《刘子》的著录显然是来源于《旧唐书》。和宋代以后的这些目录学家和学问家比，应该说，可信度是不如后者的[46]349。
少康先生故意不谈两《唐志》的资料来源，只说《旧唐书》成书于动乱年代和两任监修官的传接过程。先看看历史上一流目录学家对《旧唐志》的研究和评论。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专列一个题目：“《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及《唐书·经籍志》之关系”。姚先生对于前两部目录书的形成过程原原本本地道来。
毋煛……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
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古今书录》四十卷。……《唐志》尚嫌其“卷轴繁多”又“并略之，但纪篇部”。则更删去小序及小注。故又略四十卷为一卷。……故《唐志》实为《古今书录》之节本[50]。
这是说，毋煛把自己(负责子部)亲自参入的多人之成果《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又经自己一人之手订漏补缺，压缩至四十卷，《旧唐志》的编者又“删去小序及小注。故又略四十卷为一卷”成为现在的《旧唐志》。这就可以看出，《旧唐志》的不足，在于没有著录开元之后的唐代书目，它不是整个唐代及其以前的书目。黄侃弟子李曰刚先生在《中国目录学》一书中，也对《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和《唐书经籍志》有专门的介绍，同样认为旧《唐志》是《古今书录》的节本[51]。至于《群书四部录》的资料来源，史书记载资料也不缺环，可谓凿凿有据。两《唐志》关于《刘子》的资料来源，并不是少康先生想象的“《旧唐书》作者很可能就是依据袁孝政和张鷟所指出的坊间一般传说来著录的”。至于《古今书录》的学术价值，历代目录学家一致看重。王重民先生说：
《古今书录》对后世的影响是大于《群书四部录》的。不但《唐书·经籍志》时完全以《古今书录》作依据，五代北宋时期所征引和参考使用的开元旧目，大概都是指的《古今书录》(《崇文书目》有《开元四部书目》四十卷，应该就是《古今书录》，不是《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的流传也是较长一些的。尤袤《遂初堂书目》的目录类，犹有毋煛《古今书录》，可见南宋犹存，只是由于参考使用上已为《崇文总目》所代替。所以也就无人注意了[52]101。
《旧唐书·经籍志》完整地保存了《古今书录》(一点没有改动地保存了51 852卷图书的著录)，在这一点上反而是它的优点了。《新唐书·艺文志》是欧阳修在公元1054-1060年依据《古今书录》(其实际意义是依据《旧唐书·经籍志》)编成的，他的最大功绩是补入了唐代著作28 469卷(据《新唐书艺文志》总序，但据志内“不著录”的卷数应该是27 127卷)，这就基本上弥补了《旧唐书·经籍志》的缺点。[52]107
这里我们既然是“史论”，必须把《刘子》在唐代官府的保存情况予以说明。《隋志》关于《刘子》的著录是根据梁王朝书目记录的。此时梁代书目中有《刘子》一书⑨，但是四库馆臣手中没有实物，按照惯例，著录“亡”。这里的“亡”(仅是四库馆臣手中没有而已)，不是在隋代已经失传，而在皇家宫中是有的，何以见得？唐太宗为太子李治编著的《帝范》一书中引录了《刘子》，武则天为臣僚编著的《臣规》中，也引录了《刘子》，这说明唐王朝宫中一直存有《刘子》一书。至唐玄宗时期，根据大臣马怀素、褚无量等人的奏请，开展了一次向官府献书的活动，这次献书之后，经过图书管理者的缮录补第，开元六年八月整理完毕，玄宗亲率百官大臣前往乾元殿参观鉴定。此时《刘子》也必定从大臣手中或者从宫中找来抄录于乾元殿。这是《群书四部录》著有《刘子》的根据。《群书四部录》的子部编纂者正是毋煛，《古今书录》又是毋煛费一人之力压缩《群书四部录》而成，《旧唐书·经籍志》又是《古今书录》的“节本”，两《唐志》著录开元以前的图书皆据《古今书录》，资料来源环环相扣。少康先生说：“一切基于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而作的所谓学术研究，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3)《朝野佥载》有关《刘子》的学术价值问题
张少康先生一再强调张鷟的小说《朝野佥载》有关《刘子》的学术价值，竭力否定两《唐志》的价值。张鷟及其《朝野佥载》关于《刘子》的学术价值，余嘉锡奉为至宝而王叔岷给予否定，主张刘勰说的林其锬、朱文民等也给予否定，《刘子》刘勰、刘昼说的怀疑者陈志平也给予否定，上文已列出王叔岷、林其锬、陈志平三位学者的否定意见原文。少康先生认为否定派“实在是非常可笑，也是对余嘉锡这位晚清著名学者原意的严重歪曲，实在是让人无法容忍！”。王叔岷也否定了张鷟的这条资料，余嘉锡也是否定了袁孝政序，这说明余嘉锡、王叔岷也在少康先生的“严重歪曲”“非常可笑”和“无法容忍”之列。
对于张鷟小说里的《刘子》资料，朱文民曾经引录洪迈、胡应麟、钱锺书、王叔岷等人的意见给予辩驳，认为张鷟小说不可信，这如同现实中的一些人，不信大道来的信息，专信小道消息如出一辙。
(4)学术争鸣的研究态度
少康先生一再坚持说：“比较谨慎的态度就是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44]3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刘子提要》，经余嘉锡《辨证》和陈志平《辨误》已经推翻，四库馆的馆臣们并没有读懂《刘子》。少康先生杜撰别人“拉大旗作虎皮”，而自己动辄拉上杨明照、王叔岷，说：“他们都是研究六朝文史的杰出专家，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权威专家，并一致认为说《刘子》是刘勰所作是完全不可靠的。”在学术争鸣问题上，重视的是证据，而不是某人的声望。
再者，杨明照、王叔岷、余嘉锡几位先生，他们一生之学问，在于校勘和文献、目录之学，并非长于义理之学。而《文心》和《刘子》两部大著，恰是理论性极强的书，这些校勘家做的是版本文字异同之校勘。正如游志诚先生所说：
《刘子》校注当然是研究《刘子》之学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之功夫，但是《刘子》研究却不能仅止于校注。因为，校注的断案结果若是脱离对《刘子》文本的理解，违背刘子思想的一贯系统，以及不通晓《刘子》文章的句法、惯语、及其写作技巧，只局限在对个别字句的校注、异文异字的校定等等工作，自称是“实事求是”，却不能读出《刘子》的“意”，将《刘子》的“义理性”阐释出来，还原《刘子》是子书与文章结合的特色，则必知这样的《刘子》研究是远远不够周全与深入的[33]61。
游志诚先生的话击中了一些校勘学家的短处。张少康搬出的杨明照、王叔岷、余嘉锡的短处也正是在此。《刘子》一书的主导思想是儒、道同尊，这在《九流》篇末已经点出，而这三位学者一直主张《刘子》崇奉道教。杨明照先生直到去世前两年读出《刘子》“儒道二化为最”，仍然主张“《文心雕龙》则纯为儒家思想，人所共知，无须再赘”[53]。《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也是儒道同尊。《文心雕龙》的撰著体例是仿照“大衍之数五十”，《刘子》是“天地之数五十五”。《文心》《刘子》的篇序都是效仿《周易》“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结构排序规律。《文心雕龙》撰著的阐述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而《刘子》同样遵照此逻辑方法撰著的。有些学者解读不出来的原因，诚如屈原《楚辞·卜居》篇所言：“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
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吧。
张少康先生《再论》的第二部分是谈论“《刘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倾向和论述内容特点同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比较”。在这一部分里，由于少康先生对刘勰思想与笔者使用的概念内涵不同，述论起来时有不便。因为刘勰一生处境的复杂性，笔者把刘勰的思想分为《文心雕龙》的主要思想和刘勰的思想以示区别，也就是说，把他从政前和从政后的思想区别开来。而少康先生是把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思想以及《灭惑论》统一对待。另一点是少康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充满了佛教思想，笔者则不认同这一点。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讨论少康的“比较”研究。少康先生认为刘勰随仲尼而南行，撰写了《文心雕龙》，“他离开定林寺进入仕途，一直到晚年出家，说明一生是以儒佛为主要思想的。这和《刘子》‘归心道教’‘近乎道家’‘多黄、老言’是有根本区别的，故其书被收入道藏。”又引王叔岷的话说：“《刘子》虽采九流百家之说(朱按：王叔岷原文为“杂采”)，然其中心思想为道家，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相类，故以《清神》为第一篇，又继之以《防欲》第二，《去情》第三，《韬光》第四，皆其验也。末《九流》首述道家，正以其名所宗。则此书非崇佛之刘勰所作甚明。”[46]351这说明少康先生认可王叔岷的观点。少康先生认为：“说这样的书竟会是刘勰所作，岂非糟蹋了刘勰！”[44]36
1987年《文史知识》第1期发表了少康先生撰写的《〈文心雕龙〉与我国文化传统》一文，张先生说：“《文心雕龙》中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中以儒、道、佛为中心的各种不同思想文化派别融合与统一的特点。”“《文心雕龙》中鲜明地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中‘以道制欲’‘以礼节情’，强调个性必须受共性约束而不能任其自由发展的特点。”并说儒家学派的继承人荀子“在《乐论》中就明确提出了‘以道节欲’的命题，认为人的感情、欲望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必然要‘乱’，故必须以‘礼义’加以节制”。对《文心雕龙》有如此解读的人，在对《刘子》一书中设有《清神》《防欲》《去情》《韬光》就认为与《文心雕龙》有冲突，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文心雕龙·程器》篇说的“君子藏器，待时而动”，这正是“韬光”之意。
笔者认为，《刘子》与《文心雕龙》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无论是说《文心雕龙》思想主要是儒、道、佛，还是说《刘子》主要思想是道家或是道教，都是儒、道同尊，对《刘子》儒、道同尊的认知，杨明照先生晚年承认了这一点。
少康先生无论是平常谈话，还是在论文中常说：“历代的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学者绝大多数都不认为《刘子》是刘勰所作。”[46]349少康先生对“绝大多数”是否研究过。据我阅读所及，在《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中曾列表统计：主张刘昼者16家，主张刘勰者25家，存疑者19家。“绝大多数”足以显见。
(5)关于《刘子》的语言风格问题
关于《刘子》的语言风格问题，朱文民曾撰文反驳杨明照说：
杨明照先生曾将《刘子》与《文心雕龙》的习惯用语和文风进行比对，认为不一致，以此作为重要的理由否定两《唐志》记载的《刘子》刘勰作。鉴于此，笔者受《刘子·正赏》篇“昔二人评玉，一人曰好，一人曰丑，久而不能辨。客曰‘尔来入吾目中，则好丑分矣’”之启发，在拙作《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中，按王元化先生的建议，将《刘子》和刘勰其它没有著作权之争的作品全部输入电脑进行比较检索，其结果与杨先生的结论不同。如果按杨先生判定《刘子》作者的标准去判定刘勰《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铭》的作者，后两文的作者也不可能是刘勰了。因为以上两文所使用的是散句多而骈文少，且两文的习惯用语与《文心雕龙》也大为不同。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作的论据是值得商榷的。近来有论者再次重复杨先生的论据，并迳直作出判断，认为《刘子》作者是刘昼，这就使笔者觉得还有把《刘子》文风问题提出来再论的必要[54]。
主张《刘子》刘昼作的杨明照及其同道大都举出《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与《刘子》一致，与《文心雕龙》作比较，认为语言特色差距太大。这个问题，曹道衡先生也专门论证过，他认为北朝的这两部专著属于史学著作，即使在南朝，也必须用散体文写。曹先生认为《刘子》一书，最初出现在南朝人的目录书中，找《刘子》一书的作者，应该在南朝找。曹道衡先生关于《刘子》作者的研究，可以说呼之欲出。在 “述论”《刘子》作者问题研究史的时候，曹道衡先生关于《刘子》的语言风格就实事求是地做过论证，引录如下。
齐梁时代的骈文和刘宋相比显然更为成熟。由于诗歌中“永明体”的出现，骈文在声律方面更为严密，对仗也更工整了。这个时期著名的文人如沈约、江淹、任昉等集子中的文章，几乎全属骈文体……然而即使像这些骈文大家，还是很少用这种文体去说理和叙事。沈约写《宋书》用的就是散体文。江淹作《自序传》，一反骈文的笔调，改用散体……在齐梁时代，不但叙事之文如史书和志怪小说等仍然用散文来写，而且说理的文章，多半也用散文。例如：梁代僧祐所编的《弘明集》所载的关于宗教和哲学问题争论的文章，用的都是散文。例如：范缜的《神灭论》和曹思文等人站在佛教唯心主义方面反驳他的文章，用的都是散文。因为这种哲学问题，很难用骈文来说理。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书全用骈文来写，这确实是说明作者高度熟练地驾驭骈体文字的能力。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部著作仍然说明了骈文的局限。作者在有些地方，由于形式的限制，并不能把论点说得很清楚。另外，刘勰虽然能用骈文来写《文心雕龙》，但他的哲学论文《灭惑论》就使用了大量的散句，因为像这样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用骈文是很难阐明的[55]45-46。
关于曹先生的这段话，朱文民曾经评论说：“曹先生对南北文风研究很细，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文风每一朝代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也有不同的特点，每一作家不同内容的作品也往往用不同的文风。”[54]
曹先生还说：
刘宋的骈文和齐梁以后的骈文，其形式有较大的区别。
南朝是骈文发展的高潮时期，到中、后期，已多以四、六言为主，参以三、五、七言，规整而有错综，疏朗而不板滞[56]23。
朱文民还在《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说：“杨明照先生曾认为《刘子》的文风与《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同，因而认为《刘子》是北朝刘昼的作品。曹先生在上文中也谈到了北朝的这两部书。”曹先生说：
关于北朝文风，还有一点应当提到的是关于《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在不少文学著作中，往往把它们作为北朝散文的代表。其实《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作的注释；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史籍。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55]52。
朱文民还引录了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义》第五章《文学·骈散之分》中对此问题上的见解。
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为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行，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辞尚体要矣[57]。
关于《刘子》的词采和文风问题，少康先生一再重复晁公武的“辞颇俗薄”之评价，而曹学佺批驳晁公武的评价是“不好文之一证矣”，他就不提了；
曹道衡先生的意见，少康先生从不提及。
(6)关于避讳问题
少康先生的大作中引用了王叔岷先生《刘子集证·自序》中的一些有关避讳问题的话，我拿旧合字本《刘子》核实，发现少康先生偷换了概念。王叔岷的原话是：
据袁注本(王叔岷自注：“涵芬楼影印道藏本、海宁陈氏影印旧合字本，并为袁注本”)避唐讳推之，如《爱民》篇：“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理盖本作治，此避高宗讳也。又云：“……故人饶足者，非独人之足，亦国之足；
渴乏者，非独人之渴乏，亦国之渴乏也。”诸人字盖本作民，此避唐太宗讳也。《法术》篇：“尧、舜异道，而德盖天下，汤、武殊治，而名施后代。”……以代代世，避太宗讳也。又云：“……制法之人，不足以理。”……以理代治，避高宗讳也。……《从化》篇：“尧、舜之人，可比家而封；
桀、纣之人，可接屋而诛。”巴黎敦煌本人并作民，足证为唐以前的写本[58]。
就王叔岷先生这几处的识读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就袁注本《刘子》来说，仅此而已。因为全书(包括王叔岷先生举出例证的这几篇当中)大量的“民”字、“治”字、“世”字均不避讳，偶尔见到的这几处避讳，可能是入宋以来，在全书把避讳唐帝之用字复原时漏下的。要不然，何不全书均避唐讳呢？而少康先生的原话是：“根据王叔岷先生考证，袁注中避唐高宗以前的讳，而不避高宗以后讳，故袁孝政应为唐高宗时人。”[46]346这里需要辨别两个概念，即“袁注”和“袁注本”。少康说的“袁注”，应该理解为是指袁孝政的注释文字；
王叔岷说的“袁注本”，应该理解为是指有袁孝政注的那个《刘子》的文本(王叔岷特意自注是指：道藏本和旧合字本)。少康先生指的是注释文，王叔岷指的是《刘子》本文，王叔岷的避讳说也确实指的是《刘子》本文。
过去我在研究王叔岷关于《刘子袁注》本几处避讳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时候，只是在《爱民》《法术》和《从化》三篇的正文中找到几个例证，如果放到《刘子》全书正文中考察，就行不通了。即使在《爱民》《法术》《从化》三篇中也行不通，因为这三篇中也还有许多“民”字、“治”字不避唐讳。反过来求助《刘子》袁注的注释文字，觉得如果是避讳唐帝，则更能证明袁孝政是唐高宗时期的人，这将是为刘昼说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于是我翻阅了手头的宋刻本《刘子》和旧合子本《刘子袁注》本的袁孝政注释文字，发现“民”字、“治”字、“世”字均不避讳，感到刘昼说的主张者以此为论据的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7)关于判定《刘子》作者为刘勰是没有“一点文史知识”的问题
少康先生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把《刘子》作为刘勰著作来看待，这不是他们无知，而是只要有一点文史知识的人，一看就明白它根本不可能是刘勰的著作。”[44]36既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把《刘子》作为刘勰著作来看待”，何以生出这桩千年公案？既然“都没有把《刘子》作为刘勰著作来看待”，两《唐志》和敦煌遗书《随身宝》以及郑樵《通志》是如何看待和著录《刘子》的呢？少康先生这不是在说谎吗？唐代的目录学家毋煛和两《唐志》的作者、宋代的郑樵也都认为《刘子》为刘勰著作，却被少康先生划入了属于没有“一点文史知识的人”之列。
总之，学术争鸣，争的是学理，用的是证据，追求的是真相。学理需要理性思维，属于智文；
诗人需要的是激情，“愤怒”有利于情文。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刘子》作者之争这桩公案，使得我们有机会参入讨论，应该感到乐在其中。因为它促使我们为探讨历史真相而去翻阅更多的古籍资料，不仅增长了知识，也考验了学者的心态。
通过对一千多年以来《刘子》著作权争论资料的梳理和研究，我们认为这段争论历史很复杂，很曲折。它大体经历了由肯定刘勰，到质疑刘勰，肯定刘昼；
再到质疑刘昼、刘勰，或以为刘歆、或以为刘孝标；
到明清时期又出现了贞观以后人作、魏晋间人作、袁孝政自为说、既非刘勰也非刘昼而为另一刘子说。经过历代学人们的考证，主要是通过内证方法，发现《刘子》正文中有魏晋之后的资料，也发现贞观以前的文献引录《刘子》，因而魏晋人或者贞观时人作等诸说，也就不攻自破了。问题集中在了刘勰、刘昼，或者另一刘姓作者身上。
总结以上诸家关于《刘子》刘昼作的证据，《四库提要》和王叔岷皆认为刘勰崇佛，《刘子》崇道，非刘勰所作“则为有力之证据”。杨明照的硬件也是《刘子》归心道教，《文心雕龙》尊儒，两书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其实，现代“龙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证明杨明照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看法和《四库提要》及王叔岷的看法都有太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说偏颇，说明他们都忽略了南朝的学术思潮和时代背景对刘勰的影响。至于王叔岷先生说的刘昼自谓“‘博物奇才’，《刘子》中之陈言故实，异闻奇说，援引万端，非博物奇才，决不能作”一事，更让人觉得牵强，因为刘勰难道就不是博物奇才吗！
从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关于《刘子》作者问题的文章看，他的前半部分，经过辨析，认为晁公武、陈振孙等人的观点“大抵”出自袁孝政序，袁孝政序又不可信。而后半部分促使余嘉锡改变观点的是刘克庄引录的张鷟的那段话，我们认为王叔岷先生的反驳和辨伪最为有力。对于刘勰信佛问题，朱文民一向认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分阶段言说：早年的刘勰与晚年的刘勰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把刘勰从政前和从政后的思想区别开来，从政后应该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考虑。一是皇帝信佛，刘勰作为臣子，也必然响应，这是政治需要。例如，梁王朝的臣子在天监三年梁武帝弃道从佛之后，即使道教世家的沈约也从佛了，不从佛的官员屈指可数。二是刘勰早期依沙门僧祐，是文化打工，其后两次入定林寺校经是奉皇命，这充其量算是一位佛教典籍整理者，不能说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这可以用刘勰的佛学思想没有新意来证明。至于刘勰晚年出家，那是强烈的政治欲望与眼前处境和自身客观条件的矛盾产生的结果。
我们在梳理千余年来争论文献的时候，还发现近些年来，在《刘子》作者谁属的问题上，发生了学风之争，相互批评对方学风有问题，或断章取义，或曲解前人资料，言辞失范，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问题在于有的学者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公心，没有把学术看成是天下之公器。我们觉得凡有意参与《刘子》作者之争鸣者的心态应该放平，欢迎不同观点的意见公开发表，只有争鸣，才能推动学术发展，使得被争论的问题趋向明朗化，逐步走向真相，是共同促进了这个问题的发展，不存在个人脸面的问题。
蔡尚思先生说：“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59]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说：“学术从来是大公，张王李赵各争雄；
区区己见休凭恃，待等千年辨绿红。”[60]如果心态不平，处处以教师爷的身份发脾气，是不妥的。黄节在《李氏焚书跋》中说：“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王者徇一己之好恶，乃欲以权力过之，天下固不怵也。”
当然也有出于公心者，如王叔岷先生本是支持刘昼说的学者，却把传为张鷟《朝野佥载》中的《刘子》刘昼作的资料认真辨析之后，感觉与刘昼生平性格不符，给予否定。又如傅亚庶先生早年认为“《刘子》为刘昼所撰，是比较稳妥的”[18]628，二十年后又说：“关于《刘子》作者问题，我们目前还是应该尊重历史，轻易下结论，可能不合适。”[61]3由刘昼说的坚信派走向了怀疑派，并在其女弟子林琳出版的《刘子译注》删去了自己原在《刘子校释》对作者的题署。在《刘子》主旨思想问题上，傅亚庶早年反对“道家说”“儒、道互补说”，主张“儒家说”，这显然是为了向刘昼生平学术儒家说靠拢而失去了公允[62]。二十年后认为：《刘子》思想主旨“表现的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思想倾向”。并认为“即使是一个人，其早期与晚期所撰之言，也会存在一些差异”[61]3。再如陈志平先生在他的大著《刘子研究》中，是《刘子》刘昼作或刘勰作的怀疑者，曾经探索为魏晋作品。随着研究的深入，由怀疑派走向了刘勰说的坚信派。周绍恒先生本是支持刘昼说的人，当陈应鸾先生为了支持杨明照先生的刘昼说，在《文学遗产》发表了《〈刘子〉作者补考》一文，就立即撰文《关于〈刘子作者补考〉的一点商榷》，对于陈应鸾先生提出的论据给予批评否定。周绍恒先生参入了这场辩论，当他的文章论据被对方否定之后，他不是继续炒作旧资料，而是寻找新的证据，其态度、学风可点可赞。这些学者的学风表现了公心为上，值得传承并发扬。学风问题，说到底是个公心问题、学德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刘子》与刘勰的关系，更显示出一种摔不开、割不断的关系，总是让研究者觉得刘勰的精魂或游荡于脑际，或隐藏在《刘子》文内。例如，祁志祥先生在《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发表的《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一文，全文以《刘子》为资料，说《刘子》“其玄学美学的特点，主要通过捏合儒、道体现出来，带有一定的总结性。《刘子》美学最突出的贡献不仅在此，而在《正赏》《殊好》等篇中对美的主客体差异，或者说审美的客体性和创造性的精湛剖析，它是对梁刘勰文艺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再如蔡欣在《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发表的《〈刘子〉文艺范畴辨析》一文，也多次指出“在文学观念上，刘昼与刘勰有暗合之处”。
这里必须指出，在现代“文心雕龙学”研究百年之际，朱清、游志诚两位易学专家的参入，使得《文心》和《刘子》之撰著体例“大衍之数”和 “天地之数”的谜底终于揭开，实在是刘勰之知音，“龙学”研究之功臣。
通过梳理千余年来有关于《刘子》作者之争的史料，还验证陈石遗先生的一条经验之谈：“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63]
关于《刘子》著作权的争论，由最初的刘勰作，到南宋出现的刘勰、刘昼、刘歆、刘孝标等莫衷一是的争论，我们认为宋人的著录，最值得研究。宋代的官方目录书《崇文总目》虽然只著录《刘子》而未记作者，其缘故《四库全书提要》在《崇文总目》条说：“原本每条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故。”《崇文总目》是欧阳修等学者仿照开元《群书四部录》，有大叙小序，这说明《崇文总目》原本每条之下都是有序释的，当是在序释里已经交代了作者问题，是郑樵嫌文繁才删去的。郑樵当是亲见《崇文总目》著录《刘子》作者的，才在《通志》中著录其书作者为刘勰。《崇文总目》是欧阳修参与编著的，《新唐书》又是欧阳修主撰的，这就使我们很容易把两《唐志》《崇文总目》等大道官方资料，再把考古资料《随身宝》及其佛界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郑樵《通志》等书籍中的记载联系起来思考，判断《刘子》作者为刘勰是可靠的，《刘子》的著作权应该还给刘勰。正如刘勰所言：“核以至理，真伪岂隐？若以粗笑精，以伪谤真，是瞽对离朱，曰我明也。”[64]
【注 释】
①《四库全书提要·学林》：“其事迹不见于《宋史》，《湖广通志》亦未之载。惟贾昌朝《群经音辨》载有观国所作后序一篇，结衔称左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监押，末题绍兴壬戌(1142)秋九月中澣，则南渡以后人也。”
②清《四库全书》中的《刘子》底本是内府藏本，原书作者名为刘勰。今署作者刘昼，是四库馆臣误读了陈振孙和晁公武的书之后，才“姑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的。原内府藏本今已不知其下落。只见乾隆皇帝曾为专门收藏四库全书而建的文津阁写有《文津阁记》，云：“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乾隆所引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出自《刘子·崇学五》。可见乾隆读到的《刘子》题作者为刘勰。乾隆帝所读的《刘子》当为内府藏本。转引自陈志平：《刘子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324页。
③唐刘知几《史通·核才》说：“孝标持论谈理，成为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可见孝标的水平名与实之间是有较大的差距的。
④陈志平：《〈刘子〉作者和创作时间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陈志平的论文为作者《刘子研究》一书的第二章，故此一观点又见该书第4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此时的陈先生还处在刘昼说的质疑时期。
⑤王更生：《重修增订文心雕龙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268页。前辈学者罗焌先生的研究结果与王更生先生相同。详见罗焌：《诸子学术》第一章《诸子释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⑥周绍恒：《刘子作者问题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研究》第八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陈志平先生也曾被避讳法所迷惑，详见其大著《刘子研究》第47—4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⑦“朱泙”是历史上稀少的复姓，今天的中国境内也不足千人。该复姓《续通志·氏族略》有收载，最初见于《姓苑》。《姓苑》一书，乃南朝刘宋时期的何承天编著，学界普遍认为该书的可信度较高。在《庄子》“朱泙漫”问题上的注或者疏，无论是司马彪，还是成玄英都错了，错在不知“朱泙”是复姓。
⑧我们在“史论”中，把林其锬的论文简称为“综考”，把张少康的论文简称为“再论”，把少康先生大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涉及《刘子》的一节：《关于刘勰的思想和著作》简称为《初论》，“初论”之谓，是因为作者有“再论”。
⑨陈志平先生2012年在《鲁东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论〈刘子〉在唐宋时期的流传——兼论其作者问题》一文，对《刘子》一书在唐宋时期的流传，列举了李世民《帝范》、武则天《臣规》两书对《刘子》的部分引录。特别是《臣规》，还是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之一，相信《刘子》在唐代的广泛流传，与官府的提倡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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