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雅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以下简称《安提戈涅的诉求》）作为朱迪斯·巴特勒少有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对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性戏剧《安提戈涅》（Antigone,1956）的重新阐释。这一理论文本体现出巴特勒对非暴力伦理理想的倡导，尤其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显示出宝贵的人道主义色彩，由此《安提戈涅的诉求》也成为巴特勒思想的理论中心由前期性别研究领域转向后期生命政治领域的重要标志。
目前，国内对《安提戈涅的诉求》的研究大都围绕着巴特勒对黑格尔、拉康等人对安提戈涅阐释的再阐释进行介绍和总结，较少论及巴特勒的批评观。故本文选取了在该文本中巴特勒提到的 “可活的生命” 这一概念作为批评视角切入研究，试图对关于巴特勒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空白进行填补。将目光聚焦安提戈涅面临的生命困境，思考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对标准规范的一次短暂 “偏离” 。接着从 “可活的生命” 这一批评视角切入这一理论文本，分析巴特勒文学批评的批评本体和批评方法。关注巴特勒对亲缘关系的规范面向未来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做出的呼吁，联系作者的理论背景和批评实践透视其整体思想的走向，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巴特勒的批评观。
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重读是指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悲剧文本《安提戈涅》中出现的 “安提戈涅” 这一特定人物形象。在《安提戈涅的诉求》这一批评文本中，巴特勒在对黑格尔、拉康、伊利格瑞等人的阐释基础上对安提戈涅的身份困境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对安提戈涅的言语行动进行分析。从亲缘关系的视角出发，在传统伦理体系中没有属于安提戈涅的位置，她在伦理层面处在被悬置于生死之间的状态，巴特勒谓之 “短暂偏离” 。
（一）解题
传统伦理学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并不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对黑格尔来说，亲缘关系归属于文化规范领域，且服从于国家权威。在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能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的时代，安提戈涅自始至终被放置在亲缘关系之中发声。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属于二元论的论调，亲缘关系与国家权威、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女人与男人、神律与人律，二元对立化的底层逻辑有着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1]149。从二元论出发，黑格尔从国家的角度将安提戈涅视作个人主义的代表，将其从政治领域中除名并消解。在巴特勒看来亲缘关系体现在安提戈涅身上显然具有 “这一个” 的特殊性，但黑格尔却将她泛化为 “女人” 这一带有普遍性标签的身份，这是对安提戈涅特殊性的阉割。[2]353-354
拉康对黑格尔的超越之处在于，他提出 “象征界” 这一概念作为调整欲望的法则[3]122。拉康一反黑格尔家庭与国家对立的二元论调，以 “欲望” 为中心解释安提戈涅的行为，提出是安提戈涅的 “死亡欲望” 指引她的语言和行动。但巴特勒指出，安提戈涅由于血缘不洁，她既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又是他的妹妹，导致她在象征界的定位并不连贯，在亲缘关系变得复杂和脆弱的时间点上，拉康象征界固化的位置将不再适用于此类家庭亲缘关系。
正是这一尴尬困境将安提戈涅悬置于生与死之间的边界上，无论从性别伦理，抑或象征界的层面来看，在任何一个领域中都没有属于安提戈涅的位置。从黑格尔到拉康，安提戈涅被阐释为亲缘关系的维护者形象，但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并不能被看作是亲缘关系的理想代表。对此，巴特勒指出：
“概括来讲，安提戈涅代表的既不是亲缘关系，也不是亲缘关系之外的东西，而是社会重复亲缘这个概念时，受到了结构性限制，我认为安提戈涅是对标准规范的一次短暂的偏离。”[4]73巴特勒这一 “短暂偏离” 的界定是对黑格尔和拉康阐释的反驳，并指出安提戈涅的困境实质上正是在亲缘关系方面文化认同的局限性造成的。因而，安提戈涅注定要在规范伦理的重压之下走向死亡，成为不可活的生命。
（二）安提戈涅的困境
1.伦理困境
安提戈涅面临的第一重身份困境是伦理困境。从血缘向前追溯，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乱伦产物，由于血缘的混乱，安提戈涅的身份是模糊的。因此，安提戈涅并不被黑格尔的伦理秩序承认，这使得安提戈涅陷入身份认同的伦理困境，而由这一困境延伸出的乱伦禁忌成为维护异性恋亲缘伦理关系稳定性的基础。巴特勒指出，黑格尔将安提戈涅作为亲缘关系的典范是不合适的，因为她自身亲缘关系是混乱的，并不在伦理秩序之中，谈不上成为亲缘关系的典范。此外，黑格尔将安提戈涅泛化为 “女性” 这一形象定位，已经暗含了父权制对伦理规范的掌控，作为女性的安提戈涅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被这一伦理规范接纳，既因为血缘关系的混乱，也因为被视为女性的这一身份定位。
2.性别困境
安提戈涅遭遇的第二重身份困境是性别困境。安提戈涅一路护送流放的俄狄浦斯，在俄狄浦斯看来，比起女儿，安提戈涅更像儿子。根据巴特勒的 “性别操演” 理论，俄狄浦斯的言语和安提戈涅的行动是互相影响的，更准确地说，安提戈涅的言行是受到外在的俄狄浦斯话语的影响的，这使得她对自身的性别是矛盾的，表现为安提戈涅既知晓自己的性别身份，但又会从内向外打破自身性别的规范。在只有男性可以成为公民的时代，安提戈涅内化政治语言来反对国家法律时的男子气概使得她更像是一个男人。从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二人之间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当她使用男性的语言公然与国家律法对抗时所显示出的男性气质，让身为国王的克瑞翁担心自己相较之下反而比较女性化。通过对权力话语的征引，安提戈涅的性别特征处于矛盾状态，显示出不稳定的性别特征。
因此，在身份认同方面，安提戈涅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她既没有一个固定的伦理身份，同时又在性别之间跳跃，身份认同的混乱使她受到来自社会和权威话语的结构性抵制。此外，安提戈涅的言语和行动，需要通过哥哥这一男性的身份作为中介才能获得所谓的荣耀，而这份荣耀归根结底是父权作为异性恋亲缘关系主流话语规范制定者所体现的表征。
3.语言困境
在传统伦理学之后，哲学家们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地关注到安提戈涅的语言。在语言层面，安提戈涅还面临着话语与规范的承认问题，这种困境来源于公共领域中的模糊领域。规范话语规定了人类的身份和亲缘的结构，处于模糊地带的安提戈涅并不符合 “人类” 的规范，她的言行也得不到规范话语的认可。因此，悬置在生与死的边缘上，她虽活着，但如同死去。像安提戈涅这一类不被规范认可的人类被放逐至存在的边缘线上，成为文化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小地步的 “他者” 面孔。正是因为安提戈涅作为没有权力行动的人，是被排除在权力的语言之外的，但她却用权力的语言发声，这也导致她的身份最终难以被认定。
巴特勒梳理了安提戈涅面临的伦理、性别和语言三个层面的困境，并运用 “述行理论” 阐释亲缘关系及性别规范的征引过程，为阐释安提戈涅面临的多重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外，巴特勒不仅说明了言语与行为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并且讨论了话语重复性带来的偏离能否颠覆主体的可能性。安提戈涅遭遇的重重困境，也是巴特勒试图颠覆主流规范的突破口——透视话语和规范的承认框架， “他者” 的面孔向生命的尊严提出了诉求。
（一）述行与征引的过程
巴特勒在阐释安提戈涅言行的过程中援引英国学者奥斯汀的 “言语行动论” ，将 “述行” 话语具有的施事功能挪用到亲缘关系和性别的构建中。巴特勒指出安提戈涅的言语同时也是她的行动，虽然安提戈涅死了，但是，她的行为以语言的形式永存。在 “述行理论” 中，言语和行为之间的互构关系在安提戈涅身上体现为对亲缘关系和性别的建构。
首先，是语言的行为和实践对亲缘关系的重新建构。
“亲缘关系并不仅是安提戈涅所处的一种境况，也是她所实施的一系列事实行为——也就是说，安提戈涅在重复亲缘关系的实践中，重新建立了亲缘关系。”[4]111这就是说，安提戈涅的亲缘关系既是她面临的处境，更是在她对自己处境的认知过程中的一遍遍言语重复和 “述行” 实践中所建构起来的结果。因为言语的表述带有施事话语的功能，使个体去引用建立在异性恋亲缘关系基础上的规范话语，从而得到主体性的认同；
并通过后天的重复强化这种塑造，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亲缘规范。
其次，这一 “述行” 和征引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安提戈涅的亲缘关系之中，也体现在安提戈涅对性别的表演之中。当安提戈涅用克瑞翁带有男性权威的话语去反驳他时，正是通过征引权力话语背后的权威性与克瑞翁对抗，以遵循神律的名义反抗国家律法从而获得男性气质，实现了对性别的操控。总之，在安提戈涅身上，无论是对亲缘关系的建构，还是对性别的表演，实质上都是语言对权力的 “述行” 。
“这些话语被重复，而其可言说性依赖于这种重复所带来的偏离。”[4]112在既是建构也是解构的这一过程中，巴特勒强调 “述行” 的规范话语中 “偏离” 的重要性，因为这一 “偏离” 包含了对现存规范颠覆的可能性。
（二） “他者” 的生存
在巴特勒看来，安提戈涅的言行是对亲缘规范的一次 “短暂偏离” 。
“偏离” 意味着对现存规范的质疑和反抗，从 “述行” 到 “偏离” ，安提戈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此，巴特勒指出：
“这个行为既是又不是她自己的行为，是对已有的亲缘和性别关系的超越，并揭示了那些处在社会规范中感到脆弱不安的生命，展示了她们惶恐和被干涉的易变性，以及他们在不被接纳的文化背景中被重塑的可能性。”[4]67巴特勒对安提戈涅阐释的创新之处正在于此，关注到安提戈涅言行所能表征的一类群体——受到规范塑造和干涉的脆弱不安的生命。这为亲缘关系的危机提供了启示，即什么样的人类的死是真正值得哀悼的？
国王克瑞翁的一纸禁令，引发了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之间的冲突。克瑞翁代表的国家法律体现的是主流的话语规范，向民众宣布埋葬为国家而战死的厄忒俄克勒斯，但不允许埋葬背叛国家的波吕涅科斯，让他的尸首暴露荒野为鸟兽而食。安提戈涅以遵循神律的名义执意要求埋葬在战乱中死去的哥哥波吕涅科斯，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安提戈涅在洞穴中死去了，但她的言行对规范话语的冲击是永远存在的、饱含生命力的。在这段戏剧冲突之中，安提戈涅表征了存在于规范边缘的 “他者” 形象，显示了不被规范话语所接纳的 “他者” 失去作为人的各项权利，包括哀悼的权利，以致成为文化社会中的幽灵。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当主流话语规定了成为人类的框架内容，就会导致出现某种 “褫夺人性” 的话语，不符合这一规范的人类会成为被否认真实存在的 “他者” ，继而由这一话语引发现实中的暴力。
巴特勒通过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对 “他者” 生存的合法性进行追问和反思，试图为 “他者” 扩大生存空间，让 “他者” 能够得以言说。正是安提戈涅式的 “偏离” ，使得颠覆主体得以可能，但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巴特勒认为：
“颠覆对规范来说必不可少——我们本应都满足于这个表面上慷慨的姿态。然而，在我看来，问题就在于，颠覆作为规范必不可少的否定的特质，正好被困囿于此，但是规范与颠覆之间的关系却保持静止，因而规范没有重新阐明自身的可能。”[4]142规范若想重新阐明自身，必须给予他者言说的权利，而这恰恰是最困难之处，安提戈涅用她的语言和行动展示了对规范所能做到的反抗，今天的我们听到安提戈涅的脚步走向坟墓的回声，是对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生命生存基础的敲打。巴特勒为安提戈涅的阐释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方法论，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能够承认可活的生命，这是关于让安提戈涅活下去的文化承认的问题。
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诉求》从 “可活的生命” 这一概念出发，倡导多元开放的主体生存，以及非暴力的伦理建构，对 “他者” 群体有着人类学意义层面的人文关怀。通过分析巴特勒在文本中体现的解构主义批评本体和批评方法，可以进一步梳理总结出巴特勒的批评观。
（一）批评本体
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从解构主义批评的本体出发，反对本质论的主体身份概念，从性别和伦理两个层面对本质主义进行解构。在性别层面，巴特勒将目光落在 “性别” 这一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范畴上，提出消解性别的策略，大胆地向异性恋亲缘规范提出挑战。在伦理层面，巴特勒对异性恋为基础的亲缘关系的合法性根基作出批判，指出传统规范中的亲缘关系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出现的复杂多样的家庭模式，对以异性恋为基础建构的传统亲缘关系进行了解构，为亲缘关系的重建指向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未来。
巴特勒受解构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从《安提戈涅的诉求》实现了从性别研究领域到公共政治领域的过渡。从建构性别的身份到关注 “他者” 的生存空间，巴特勒的批评显示出解构主义关注意义、惯例、权威、法律、价值等最终有没有可能的倾向，在对安提戈涅解读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突出表现为反传统、反理性的尝试。对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能够让可活的生命存在，巴特勒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这种对可能性的追问正是反本质主义的最好解释。
（二）批评方法
在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中，对话语的解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巴特勒对安提戈涅言行中的语言进行解构，强调其话语 “能指” 与 “所指” 之间的断裂性，具体表现为安提戈涅对 “哥哥” 这一指称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当安提戈涅强调她要忠于神律而埋葬哥哥时，其亲缘关系的特殊性使得 “哥哥” 这一指称具有不确定性——哥哥既可以指两个同父同母的哥哥，也可以指既是父亲又是哥哥的俄狄浦斯[5]102。语言的建构具有的不确定性是巴特勒批评的着手点，试图从这一缝隙撕开本质主义话语霸权的外衣，从而为不具有合法性生存身份的 “他者” 扩大生存空间。因此，可以说，从语言的言说进入批评的框架是巴特勒理论的重要特征。
在对话语的解构之余，巴特勒还运用了 “酷儿理论” 的批评方法。关注安提戈涅言行体现出的不稳定的性别气质，巴特勒揭示了语言对权力话语的 “述行” 和征引。不仅是性别的模糊，从安提戈涅对律法的遵循与违背也可以看出，安提戈涅自身是存在矛盾的，而巴特勒对安提戈涅言行中悖论的解读也成为其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
“在重构法律的过程中背离法律，这是否表达了某种未来的亲缘关系——一种超越结构主义整体性的后结构主义亲缘关系——的前提条件？”[4]125自成悖论的安提戈涅通过自身展示了亲缘关系的异样图景，这一人物形象显示出的反传统与反权威是对解构主义最好的说明，也成为巴特勒文学批评的特有景观。
（三）批评观：可活的生命
1.从性别到伦理
对安提戈涅的命运，巴特勒在文本的第一部分结尾就已经指出：
“她的命运注定不是要活下去，因为她在任何可活的生命之前早已被诅咒而死去。因而，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亲缘如何确保在文化认同领域内让生命可活，而不是受诅咒或提前遭致扼杀。”[4]65并在后续文本多处提到 “可活的生命” 这一概念。结合巴特勒的思想理论背景可以知道，她早期关注性别的构建，对性别所谓的主体身份进行解构。由《安提戈涅的诉求》开始，巴特勒的思想出现了转向，更加关注伦理规范下的 “他者” 生存状况，并在后续的著作中体现得更为清晰。《安提戈涅的诉求》是巴特勒前后期思想的一个交汇点，在这里，巴特勒借由安提戈涅的言行体现了自身的诉求，在理论发展上完成了从性别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过渡。聚焦 “可活的生命” ，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展现出与前人不同的关注点，把对社会关系思考的落脚点放置在人类学意义上对生命多样性的呼吁。
巴特勒的批评观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身体层面的性别批评观，二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伦理观，但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的。究其根本，巴特勒想要批判的自始至终都是本质主义，它所导致的异性恋规范话语的霸权和同一性对文化和生命的侵蚀实际上都是这一棵树上结出来的果子。巴特勒在分析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时指出：
“伦理秩序的普遍原则不但不包括她并且在泛化她为女性后还征用了她的爱。”[4]85伦理层面的边缘化、性别层面的他者化追根溯源都要回到规范话语的强大引力之中。
2.从自我到他者
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阐释不仅仅是停留在性别和伦理领域的批评，更在哲学层面显示出从寻找自我走向关注 “他者” ，倡导一种多元开放的价值观。正是在注定死去的安提戈涅身上，巴特勒看到了安提戈涅对成为可活的生命的希冀，以及别无选择地走向坟墓的无奈和坚决。安提戈涅抱有对身份合法性的诉求，但她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没有达到目的，她的死亡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在 “他者” 与自身之间，安提戈涅的诉求也是巴特勒的诉求，为了不再出现安提戈涅的悲剧，巴特勒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能容纳 “可活的生命” ，积极建构一种 “非暴力” 的伦理思想，并在后续的相关著作中进一步完善。
由此，巴特勒秉持着一种多元、开放的批评观，安提戈涅的诉求在巴特勒看来正是指向于此。
“这份诉求希望建构象征界之前的合法性，用以终止仓促而立的亲缘关系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谈到生命的多样性问题。”[4]109合法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进入这个代表着规范的法律的界限之内，并在其中有立足之地。对于这个问题，巴特勒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但她已经为安提戈涅的困境拨开了迷雾，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从性别领域到公共领域，巴特勒的批评思想逐渐成熟，尤其是她对作为人类共同基础的脆弱生命特有的关怀具有人类学层面的文化意义。
《安提戈涅的诉求》作为巴特勒少有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做到了文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相结合。在作品的阐释机制方面，巴特勒在对黑格尔、拉康、伊利格瑞等前人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基础上，重新做出阐释，这对丰富安提戈涅的人物形象、为阐释安提戈涅的方法论提供了更多角度，是极具活力的阐释。在文学指导方面，《安提戈涅》本身就是在历代众多哲学理论家的相继解读中建构起来的经典，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阐释进一步丰富了这部经典悲剧的人文主义内涵；
尤其是批评的社会性及其社会功能，通过文本作品和安提戈涅这一人物作为载体，会对现有的整个社会评价体系起到建构作用。在理论的建构方面，批评作为 “运动的美学” 是文学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经验升华，巴特勒通过考察黑格尔与拉康提出的两种理想化了的亲缘关系，对二者阐释的合理性进行解读和质疑，并将 “述行理论” 运用于对安提戈涅言行的阐释之中，由此实现了批评与理论的双向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