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 洁，李辉婕，钟雨微，翁贞林*
（1.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2.江西农业大学 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兼具适应市场化改革、让产权关系和组织边界更加清晰，整合农村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和家庭经营“分”的功能，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筑牢经济支撑①2016年，《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各地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实践中，依据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经营型、联营型、租赁型、服务型、混合型等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1]，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有效探索。。与“强国家-弱社会”的威权治理不同［2］，乡村多元治理体系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主体，运用“三治融合”治理机制和民主协商的治理方式，组建以国家-社会共治为特征的乡村公共治理格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领广大农民追求共同富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经济基础，而多元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环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社会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多元治理体系之间是否能够发生有效的双向嵌入与协同互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既有研究主要从交互基础、交互机制、交互动力等方面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的协同关系。一是基层党建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治理体系交互嵌入中的基础作用。基层党组织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3］，以“枫桥经验”［4］“塘约经验”［5］为代表，推动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离”的乡村内生发展逻辑转变［6］，形成多种“党建+”治理模式［7］和经济发展模式［8］。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之间的交互机制。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交互关联［9］，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民富裕、农村生态创造前提条件［10］，在经济交往层面实现乡村社会的再组织［11］。通过补位治理场景降低乡村治理成本［12］，多元乡村治理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13］，通过秩序重组［14］、自治赋能［15］、人才支撑［16］等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三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交互发展的动力来源。周向阳等［17］认为下沉资源对农村经济和基层治理具有激活作用，刘伟等［18］和张英魁等［19］认为乡村精英参与共治对重构乡村秩序具有促进作用，江亚洲等［20］和徐蔚姌［21］认为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基层自治可推动乡村社会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其必要性达成普遍共识，在乡村主体及其利益不断分化的趋势下，基层党建的核心引领是承载国家治理介入、重构乡村社会共治环境的内在诉求与必然路径。然而，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相互嵌入关系发生过怎样的历史变迁，如何对两者的交互嵌入进行整体性理解，如何在新征程中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协同发展动力机制，既有研究尚未构建系统的理论认识框架和实践探索路径。本文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为框架，通过对南昌市A 村建设进行案例分析，以国家-社会共治格局的有效构建为指向，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双向嵌入的要素与机制进行解构，探寻双向嵌入的动力机制，以期为深入理解两者协同互促的内在机理提供理论框架和经验借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路径。
嵌入性理论最早由制度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22］提出，该理论指出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是一种乌托邦式幻想，经济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其合理结构的形成依赖于对社会系统的有效嵌入。近年来，嵌入性理论被引入我国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用以探讨国家治理嵌入社会并主导社会公共治理的具体机制与现实路径等问题。
（一）嵌入性理论逻辑的引入
1985 年，美国学者Grannovetter［23］开创新经济社会学并引发嵌入性理论的流行性运用［24］。总体来看，该理论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包括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等。采用关系性嵌入框架，可以清楚地梳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双向嵌入形成国家-社会共治格局的过程：国家治理作为外在力量通过基层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过程，是通过乡村社会内部子系统之间的有效互动实现。一方面是多元乡村治理体系把国家治理主体及客体资源嵌入集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发展生成基层社会秩序反向嵌入多元治理体系，这种有效互动培育出能与国家治理力量对接和联合的乡村社会秩序，推动新型农村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从“脱嵌”转向“互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共治格局并推动乡村社会协同发展。
嵌入性理论逻辑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过程。总体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提留服务期、动力弱化期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3个阶段，“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则经历了孕育形成、“一事一议”和“一核多元”3 个阶段［25］。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治理作为乡村社会两个重要子系统，两者之间经历了嵌入、脱嵌、再嵌入的结构变化。
第一，改革开放起始到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实现了村域范围内的有效互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从“政社合一”裂变为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两个子系统：一方面，国家赋予农村进行集体提留的经济权力，以满足乡村治理的资源需求；
另一方面，各行政村成立以群众自治为基础的村民委员会，执行公共治理职能。集体提留来自农民税收，农民可以通过村委会等自治组织表达和监督公共需求的供给过程，推动乡村社会资源支撑与治理决策在村域范围内的适度匹配，实现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稳定转型。
第二，农村税费改革后到党的十八大以前，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之间出现脱嵌现象。2005年，农业税的取消和项目制的推广，使得乡村治理资源的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在制度对接中出现一定偏差：一方面，国家采用项目制替代税费提留为乡村供给治理资源，农村集体经济在制度悬置中失去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治理普遍推广“一事一议”制度，但能评、能议、能办的“事”局限于项目制清单，很难覆盖基层运行中生成的各类服务需求。由此，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之间出现脱嵌问题，涉农惠农资源出现传导性耗散，对惠农政策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新嵌入出现新的契机。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工作，一方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释放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的制度空间，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自主发展奠定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基层党建的强化推动乡村“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的形成，统合基层自治组织构建国家-社会共治新格局，为乡村社会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国家治理力量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介入，激发农村社会秩序再造，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供需的过程性匹配，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嵌入和协同发展。
系统反观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嵌入关系的发展历程，发现嵌入结构形成的关键在于经济资源与治理目标、公共供给与公共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此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乡村治理体系相互嵌入的实现，需要在两个子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实现深度融合与交互，以国家治理介入激发乡村秩序再造，方能推动资源供给的有效传导和公共需求的有效生成，进而实现乡村治理资源与治理目标、公共供给与公共需求在突破村域的国家范围内重新对接与平衡。
（二）构建嵌入性分析框架
嵌入性理论逻辑的引入，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机理，由此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乡村治理体系相互嵌入的分析框架（图1）。多元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制度设定确立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引领地位，以人事任命、工作机制等组织关联通道，将国家治理主客体资源嵌入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则将经济发展中生成的精英人才、经济成效、共参意识等要素输出，充实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公共资源和民主程序，从而实现对多元治理体系的反向嵌入和能效推动。
图1 新型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双向嵌入机理
1.集体经济对多元治理的嵌入机理 （1）经济精英嵌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瓶颈之一，是人力资本大量外流导致公共治理人才梯队不健全，阻碍了多元治理体系的有效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乡村产业的有效链接，一方面能吸引乡村精英回流、培育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可提升经济主体对乡村治理的参与需求。党组织吸纳经济精英不断发展壮大，有利于充实“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人才队伍。
（2）经济成效嵌入。近年来，国家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涉农财政支出逐年上升，2021年达到2.2万亿元，但我国有超过50万个行政村，平均到每个行政村的公共建设支出有限，且财政支出很难在资金缺口和投入时点上全部满足农村公共建设的需求。在下沉资源无法匹配基层需求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支持能够及时回应基层诉求，成为基层公共产品供求对接的重要支撑，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3）共参意识嵌入。有关研究表明，集体经济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能够显著增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共享水平和共治水平［26］。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能够通过股份经济形式和市场经营方式构建资产共享的产权基础，进而构建民主治理结构和共享分配方式，促进多元主体的民主秩序和协同治理，提升“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公共服务效能。
2.多元治理对集体经济的嵌入机理 （1）治理组织嵌入。多元治理体系以党组织为核心，发挥政治引导和智力支撑作用。一是通过基层党组织书记与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设计，实现对集体经济管理主体的嵌入，确保新型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基础信念和政治方向；
二是构建基层党组织与基层各类自治组织的关联运行体系，通过人事渗透、决策集中，带动各类自治组织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方案和支撑主体。
（2）治理目标嵌入。2020 年决胜脱贫攻坚，乡村治理的阶段性目标从实现小康转向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推动集体经济转变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一是推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引导集体经济的功能定位从保障公平向兼顾效率扩展；
二是推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收益分配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程序，引导集体经济的发展目标从服务支撑向共治共享转变。
（3）治理资源嵌入。多元治理体系通过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实现反哺资源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传导和嵌入。一是资源直接嵌入，即明确用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支撑项目，减少项目资源的传导性耗散；
二是资源间接嵌入，即用于农村公共事务的项目资源，采取一定的关联方式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A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心城区以东25 km，南靠浙赣铁路，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截至2021年12月，全村共有25个村民小组，1 476户，总人口6 426 人，是一个传统农业行政村。A 村发展经历了明显的转折过程，2012年以前，是远近闻名的“落后问题村”“经济薄弱村”，而2012年之后，新一届村党支部将自上而下的涉农补贴资源和村内经济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治理村庄环境与发展富民产业“双轮驱动”，推动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取得综合成效。2019年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2021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0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6 万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9.4%。A 村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具有典型意义，课题组于2021年7月对A村进行驻村调研，主要聚焦于A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治理协同发展路径及其成效，并选取50 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对A 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双向嵌入的协同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剖析。
（一）构建双向耦合的嵌入机制
A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构建双向开放的人才管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过程管理机制，使各类制度要素在乡村社会不同子系统之间的流动具有连接机制和对接平台，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多元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构建双向耦合的嵌入机制。
1.双向耦合的人才管理机制 A 村构建双向耦合的人才管理机制，为人才要素双向嵌入提供制度平台。一是双向耦合的人才吸纳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经济动能吸引乡贤返乡创业，“一核多元”治理体系为乡贤回归创造社会环境；
二是双向开放的人才引用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吸纳和培育的经济精英可以通过加入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培养的党员干部可以通过组织任命和先锋作用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2.双向耦合的资源整合机制 A村发挥党组织的资源传导作用，加强基层社会网络核心的向心力，实现政策资源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治理体系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双向耦合。一是“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统合自治组织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保障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和资源更好地匹配基层公共建设需求；
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动本地资源参与乡村产业和村庄建设，提升国家惠农资源的杠杆作用和整合效率。
3.双向耦合的过程管理机制 A村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建立双向耦合的过程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民主决策机制、目标管理机制、监督检查机制，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一核多元”治理体系之间的双向嵌入提供过程保障。一是通过过程管理机制确保“一核多元”治理体系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发展方向、收益分配的过程引导和治理保障；
二是通过过程管理机制确保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乡村治理的资源支持和监督参与。
（二）推动双向嵌入的协同发展
A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以党建引领确保政治方向和法治规范，自上而下有效输入治理理念和社会价值目标，重新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的双向嵌入协同机制，实现集体经济和乡村治理的协同发展。
1.多元治理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一是以组织嵌入优化集体经济制度设计与管理决策，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A 村致力于构建“一核多元”治理组织体系。一方面广泛吸纳乡村精英壮大村党支部，A 村党员数量从不足百人增至2021 年的139 名，支部数量也从4 个增加至6 个，2018 年改组为村级党委；
另一方面推动组建各类自治组织，推选出5 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组成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干部履职情况，推动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5 个村民小组协商民主理事会，组织家乡发展委员会为A 村争取发展资源和治理谋略。A 村党委把基层组织力量统一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之内，拓展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思路和资源，2021 年A 村集体合作社服务全村种植水稻467 hm2，实现100%机耕机收，农业产业逐渐转向规模化经营，村干部牵头组建的农业企业带动135 户农户发展养殖农业，促进集体经济收益和村民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乡村旅游接待参观者800 人，为集体经济增收24万元。
二是“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治理目标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探索出土地等集体资源突破生存保障性功能、释放市场化潜能的具体路径。A村村民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意愿不强，2017 年底全村农地流转不足15%，远低于全省农地流转40%的平均水平。为优化土地资源效益、推动村民共同富裕，A村党委党支部发动家乡发展委员会的力量寻找市场合作机会，形成“双抱团发展”模式：一是由村集体出面将土地集中后一并流转给第三方企业发展产业；
二是加入本县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开拓集体产业，带动A 村集体经济发展。“双抱团发展”解决了A 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中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使A 村土地流转租金从每公顷7 500 元上升到约12 000 元，2021 年A 村土地流转102 hm2，出租砂场1个，集体经济中土地流转及其服务性收入达到36万元。
三是“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将自上而下的涉农惠农资源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治理资源对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效撬动。A 村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古时被称为梓溪，曾是远近闻名的“相国村”，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有待开发的旅游资源。2012年以来，南昌市农业农村局启动“五位一体”综合示范村建设，A村在新一届党委村党支部带领下，争取到项目资源6 000万元，通过家乡发展委员会的力量发动捐资4 000万元，形成约1 亿元资金打造“相国”故里美丽乡村，完成40 户江南民居新户型，A 村由此被建成综合示范村，不仅推动项目资源对集体经济在地资源的有效撬动，还通过其有效结合推动乡村旅游和集体经济的发展。
2.集体经济提升治理成效 一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经济精英和管理人才，壮大了乡村治理人才队伍，提升了干群联系的紧密度和信任度。A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2年的“空壳”状态发展到2015 年突破30 万元，2021 年达到60 万元，其持续发展中涌现出大批经济精英和管理人才，这些新兴人才不断壮大A 村党组织及各类自治组织人才队伍，为乡村治理提供主体基础。2014 年，A 村制作1 500 余张干群联系卡，2015 年在25 个村小组中设置书记信箱，紧密了干群关系，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调研数据显示，A 村62%的村民知道可以通过联系村干部、村民理事会等提出关于村内公共事务议题，90%以上的村民了解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程序，70%的村民认为联系村干部有助于表达公共诉求，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得到大幅提升。
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资源支撑，补充国家涉农财政公共供给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乡村服务时效性和满意度。A村“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利用集体收入支撑一系列乡村公共项目的建设，重建刘氏宗祠、村部小学，修建彭家、甘家、思溪、南头、观前、田西、西沟、北沟、南头、田垅、冈上、中心公路等12条村级公路和四剑水渠、二干一分水渠、恒里水渠等3条主要灌溉水渠，使A 村从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落后村转变为设施齐全的美丽新村。调研数据显示，该村66%的村民认为近年来村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近半数村民认为村庄基层民主有所提升，78%的村民认为村内公共设施、公共项目得到及时修建和维护，96%的村民对村内公共项目成效和村组生产生活秩序表示满意，充分体现出村级自治的有效构建和积极效应。
三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培育深厚的共参意识，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逻辑和工作模式。A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村庄环境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A 村创立“1+3”模式基层协商民主工作：“1”指村党委，负责统筹安排本村的协商民主工作；
“3”指协商民主理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3 个机构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互相监督。共治逻辑的完善，增加了乡村事务决策透明度，提高了乡村集体经济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调研数据显示，该村92%的村民对集体公共事务账目总体较为满意，76%的村民认为村民自治扩大了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大多数村民认为村庄经济状况和公共服务得到同步提升，72%村民认为村庄和谐环境有所改善。
基于嵌入式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对A 村新型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治理的机理与成效协同发展进行剖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领导核心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党组织的凝聚力激活各类组织的合作精神，通过党组织的带动力激活各类组织和集体成员的发展动力，通过党组织的规范领导力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组织统领作用，是推动乡村社会协同发展的根源力量和基本前提。二是农村精英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头雁作用”日显重要，需进一步总结各地“领头雁”工程成效经验，继续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重点关注致富能人、本地大学生、退休人员和退伍军人等人群，发挥农村精英在集体经济中的“头雁作用”，通过传播先进技术、带动乡村产业切实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三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把握和选准主导产业，城市化发展经验表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动力是二、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依托，要遵循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以及县域县情现有的产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慎重选择。
党建引领及双向嵌入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多元乡村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需要处理好农村社会内部关系及改革联动问题。一是处理好行政村与村民小组的关系。农村集体资产由村民小组范围内的集体成员共同享有，但村民小组的设置与变更由行政村委员会决定，如何发挥村小组作用，选优配强村小组党支部书记，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和单位下沉，让基层党组织在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与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起关键引领作用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二是处理好村民自治与农村精英嵌入关系。大部分农村社会仍然存在多种经营、规避风险的“村社理性”，需要农村精英的嵌入与工商资本的引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如何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既防止“精英俘获”和资本逐利、与民争利，又克服农户短视行为和农民集体非理性，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二。三是适时推进改革盘活农村发展资源，2015 年启动的农地三项制度改革，2019 年启动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2020 年又启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说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重道远，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激活人才、土地、资本等三大要素，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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