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付 奎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加快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实现 “中国之治” 的根基。西部大开发以来，大量政策、资金、人力、物力集中于西部地区基建投资、区域性税收优惠和产业转移，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但由于忽视了农村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教育与人力资本改善等软环境培育，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不足，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激励动力和约束机制治理农村、发展农业和惠及民生，引致并一度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民经济福祉改善较为缓慢。基层兴则新疆兴，基层稳则新疆稳。长期以来，新疆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 “旧老大难” 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农村地区脱贫、就业、教育等问题繁杂交织，基层治理工作繁重、农民增收难度较大；
二是部分乡镇 “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的通道不畅，导致各级政府对基层民情社情掌握失真，存在基层治理 “末梢失灵” 现象；
三是个别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干部综合能力素质不强，部分村庄自治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论断。①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址：http://cpc.people.com.cn/n/2014/0122/c64094-24196262.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会议精神，提出围绕总目标、应对新挑战、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稳疆安疆固本之策。②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址：http://cpc.people.com.cn/n/2014/0107/c64094-24048247.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4日。2014年2月，自治区党委组织20万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南北疆基层（农村和社区）开展为期三年的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以下简称 “访惠聚” ）驻村工作，全面开展基层治理改革。③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址：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16/c82581-25671007.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4日。为深入推动驻村工作常态化，2016年10月，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深入开展 “访惠聚” 活动健全干部驻村（社区）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开展第二轮 “访惠聚” 驻村工作，要求自治区各级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五年轮流驻村一次。截至2019年7月，新疆各级政府部门、中央驻疆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派出24 508个 “访惠聚” 驻村工作队和35万人次驻村干部，深入全疆18 912个村（队）和5 596个社区。[1]89
“访惠聚” 驻村工作是党中央治疆方略在新疆的伟大实践[2]，是自治区党委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大部署，它以大规模、周期性的党员干部入驻为载体，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统筹、量化考核的晋升激励为驱动导向，号召新疆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融入群众，尽最大努力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新疆基层治理注入了强大活力，实践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多方协同推进，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服务，帮助解决基层治理和人民生活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典型特征是通过刚性的制度设计，搭建 “结构嵌入性” 的治理机制，以柔性的价值情感、社会生态和利益关系重构来构建 “访惠聚” 驻村工作队运行的 “关系嵌入性” 治理机制[1]98。这种制度设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治理的激励约束作用，极大地克服了偏远地区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有效确保了各类扶贫资源、民生项目精准落实到农民生产生活中。实践表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影响了农牧民的婚姻、生育、家庭观念，引导了社会新风尚的转变，尤其是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积极就业工作的比例大幅提高，2019年新疆城镇新增妇女就业22.81万人，占新增就业的比重高达47.43%。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人口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9月27日，第11版。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要大力推动南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那么， “访惠聚” 驻村工作是否提高了农民收入？如果是，其内在机制和治理逻辑又是什么？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2014年新疆实施的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以其他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除外）县域为对照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评估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文章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以农民收入作为研究对象，拓展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经济福祉效应研究，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
二是运用县域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评估基层社会治理的农民增收效应，有效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弥补了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定性描述和案例分析，缺少因果识别的逻辑缺陷。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自治区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撑。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政策效应评估研究并不多见，现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几类文献梳理如下。
第一类文献：围绕着体制机制变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究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及社会福祉效应。学者普遍认为，强大的治理能力是政府制度调整和变革的重要基础，也是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②See Malik F B,Xu C S.Impact of Political Freedom,Economic Freedo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on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4,22(5),59-67．作为治理能力提升的主导者和治理现代化的践行者，地方政府官员表现出的经济治理能力对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参见徐现祥、王贤彬、舒元《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第18-31页。从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效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将经济增长红利转化为脱贫成就的关键性力量，④参见王雨磊、苏杨《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195-209页。凭借国家制度的政治优势，产业脱贫、教育脱贫、生态补偿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等多项举措并行，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福祉。⑤参见燕继荣《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 “脱贫攻坚” 的创新意义》，《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209-220页。
第二类文献：围绕着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探究其带来的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效应。既有研究认为，国家治理是一种总体治理，必须经由 “宏观—中观—微观”[3]的层层分解、细化，才能落实为具体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形式。驻村第一书记的外部嵌入、有效衔接与内部执行，使得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各项任务得到可持续推进[4]。作为党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有效激活了基层治理体系的各项功能，推动了地区贫困治理。具体而言，第一书记驻村嵌入到村级组织而形成的 “双轨治理”[5]、 “接点治理”[6]以及 “粘合治理”[7]等模式，能够有效地避免资源截留或他用等寻租行为，最大程度地确保扶贫治理的精准和高效，对中长期基层治理结构优化和乡村振兴推进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部分研究实证发现，第一书记驻村在强化基层治理监督的同时，给农村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显著提升了村庄的扶贫治理效果[8]，促进了贫困农户增收，①参见黄娟娟、王国成、尚华《 “第一书记” 驻村的贫困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华东某扶贫重点市的实证检验》，《西部论坛》，2018年第6期，第50-56页。同时派出单位的 “后盾” 支撑进一步提升了贫困治理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民生改善效应。②参见倪大钊、徐志毅、钟超、宫钰《 “先锋” 与 “后盾” ：个体资本、单位层级与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基于陕甘宁深度贫困地区72个贫困村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4期，第126-139+174页。
第三类文献：围绕着社会价值和制度治理等领域展开，研究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制度的内涵、治理机制及社会稳定效应，为探究其收入效应提供有益借鉴。杨清基于善治理论，从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有效性等方面探索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内涵及社会价值，认为其通过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能够助力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③参见杨清《善治理论视角下的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活动价值内涵》，《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42-45页。张振华、周建鹏等认为， “访惠聚” 工作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了示范，后者进一步从哲学意蕴、理论向度和实践价值等层面对 “访惠聚” 政策进行理论阐释和制度建构。④参见张振华、代晓辉《 “访惠聚”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新实践》，《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50-52页；
周建鹏、冯翔鹤、马凤强《 “访惠聚” 活动的哲学意蕴、理论向度和实践价值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20-26页。朱新武、谭枫等在此基础上，从嵌入性治理视角探究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和治理逻辑。⑤参见朱新武、谭枫、秦海波《驻村工作队如何嵌入基层治理?——基于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案例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3期，第84-101、195-196页。
综上，现有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治理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效应，从微观层面探究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带来的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效应。对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政策效应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作为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国内学术界对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研究不够全面。其二，以往研究在分析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治理成效和经验时，多以理论分析或案例分析为主，缺乏经验证据的有效支撑。其三，目前研究多从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着手，分析探讨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价值内涵、运行机制及社会成效，鲜有文献从农民收入视角，探究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经济福祉效应。基于此，文章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展开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治理能力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9]。
“访惠聚” 通过自治区、地州、县市、乡镇、村和驻村工作队的 “五级联动” ，以及 “驻村干部+村支两委+村后备干部” 的 “捆绑式传帮带” ，形成 “刚性” 、具有 “权威性质” 的驻村工作组织机制；
同时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成员通过走访、 “结对子” 、田间调查等方式，密切同农民群众联系，形成 “柔性” 、具有 “价值情感” 的党群服务工作组织方式。这种 “刚柔相济” 的制度设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治理的激励约束作用，有效克服了原有农村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有利于提升村级两委治理能力和水平，并通过就业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促进农民增收。
第一，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能够通过带动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访惠聚” 驻村工作制度有利于增强民众劳作积极性、匹配更多就业机会、高效有序转移富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一方面， “刚性” 的制度设计有利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确保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农牧民家庭至少有1人实现稳定就业，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提升。另一方面， “柔性” 的驻村帮扶工作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通过紧密的工作交流方式，影响了部分农牧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增强其外出务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家庭增收。同时，驻村工作队通过夜校、走访、田间调查等方式宣传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加大各类技术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补贴，显著增强了当地农民就业创业的活力和积极性，使农民能够通过参与创新创业项目提高收入。此外，驻村工作队既通过自身专业知识和派出单位的技术指导，帮助地方选择、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业带动就业，也通过互联网技术应用和农村电商平台的搭建，完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打通线上销售、线下物流配送 “最后一公里” ，扩大农产品销售规模，提高当地农民收入。
第二，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助力农民增收。
“访惠聚” 驻村工作队通过传帮带互助机制，在良性互动中能够形成新的 “农民—驻村干部—村支两委” 互助合作模式，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利于实现组织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共享整合和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地引导农民脱贫致富。
“访惠聚” 充分调动了当地农牧民、驻村干部和村委干部以及县乡两级政府所拥有的各类资源，通过统一规划使用中央转移支付和专项拨付以及各类扶贫资金，能够有效提高当地农业的规模效益和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从现实来看，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四地州农牧民的初始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且薄弱，而驻村工作队则在较大程度上发挥了社会组织功能，借助驻村干部自身及其派出单位的资源优势，拓展了农牧民的社会网络，有效弥补了初始社会资本的不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牧民收入。例如：阿克苏市托万克提根村驻村干部因地制宜，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种植、养殖、加工等实用技术，实现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经营，并通过拓展线上线下农（副）产品销售网络，促进当地农民增收。①参见天山网《一颗红心暖民心——记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驻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托万克提根村第一书记、 “访惠聚” 工作队队长袁红》，网址：http://zt.ts.cn/system/2019/09/25/035903628.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4日。
第三，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能够提升农民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职业技能培训。从现实来看，就业技能的缺失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则有助于增强当地农牧民的就业技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驻村工作队通过挨家挨户入户走访、摸排，能够实际地了解每一户农牧民家庭劳动力、子女受教育情况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水平，通过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力度，逐渐增强了少数民族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能力，这为农牧民就业技能的职业培训奠定了良好的沟通基础，也为拓宽农牧民收入渠道准备了条件。同时，驻村工作队通过积极加强与各类科研院所、职业技术院校、企业合作，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各类培训，为农牧民从事生产和工作、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特别是从长远发展来看，驻村工作队积极协助、多举措推行农村地区子女免费义务教育，大大降低了当地农民子女的辍学率，为农民的可持续增收提供了长远的人力资本支撑。
（一）研究设计
为有效减弱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PSM—DID），评估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促农增收效应。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2013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大论断是自治区党委于2014年开始启动部署和持续推进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重要政策动因。但其他自治区同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县域间很难满足政策实验一致的条件，因此，在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前需要使试验组和控制组在各方面特征尽可能地相似。
为此，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上述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路是匹配估计，即在未实施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控制组区县（市）中尽可能地寻找与其可观测变量特征相似的实施了政策的处理组区县（市），以此来减弱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具体步骤如下：（1）将2014年开展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新疆83个县（市）作为处理组，将其他3个自治区162个县（市）作为控制组。（2）为更精准地评估政策效果，尽可能地将影响政策试点的协变量纳入进行匹配。具体地，参照以往文献，纳入农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医疗卫生水平、消费储蓄水平等协变量进行匹配，并采用Logit模型估计，计算倾向得分值。（3）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在共同支撑假设条件下，根据倾向得分值为每一个处理组匹配在可观测变量特征方面较为相似的对照组，使得各匹配变量在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公式（1）中，p为倾向得分值，treat为开展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政策虚拟变量，文章采用卡尺匹配方法进行匹配，经匹配后得到样本县（市）个数166个，其中处理组个数为45个，控制组个数为121个。接着，对匹配后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检验匹配后样本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
由表1和图1可知，匹配后结果通过了样本平衡性检验。具体而言，t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且标准化偏差均低于15%，表明经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协变量不存在显著性组间均值差异，满足单个协变量平衡性假设检验；
联合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样本的偏R2由0.467下降至0.016，LR统计量的P值由0上升至0.960，均值偏差和中位值偏差分别由58.1和50.2降至5.7和4.3，表明匹配后各协变量对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实施的解释性较弱，即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于匹配样本而言是条件随机的，满足整体平衡性假设。
图1 平衡性检验
表1 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
此外，共同支撑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值具有较大的共同支撑区域，文章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数分别为83个和162个，采用PSM方法进行匹配后，落在共同支撑区域内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分别为45个和121个，即为最终匹配样本。由此可知，大多数的观测样本值处于共同取值范围内，这表明文章采用的PSM匹配方法能够满足共同支撑假设，适用于接下来的双重差分模型。
2.双重差分法（DID）
为此，文章采用2014年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构造以下双向固定效应差分模型检验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公式（2）中，i代表县（市），t代表年份。incomeit为农民纯收入，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i代表县域个体效应，控制了县域层面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个体因素；
γ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时间趋势因素；
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同时为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将标准误聚类（Cluster）至县（市）层面。在倾向得分匹配后，得到经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设置组别变量treati，若样本为新疆县（市）地区，则treati为1，反之为0，若样本为其他自治区县（市），则treati为0；
2014年之前，postt为0，当年及之后postt为1。文章主要关注treati×postt的系数β值，它捕捉的是试验县（市）在政策期间相较于非试验县（市）农民收入的差异变化，即为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净效应影响。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县域农民收入。按照现有研究通常做法，文章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考虑人均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统计口径的变动，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调整，进行动态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采用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treat×post）表示，若该县（市）为新疆地区，则政策虚拟变量treat为1，位于其他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除外）为0，若时间在2014年之后，则时间虚拟变量post为1，之前为0。其中，对照组中其他自治区县域主要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永宁县、贺兰县等13个县（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武鸣县、隆安县等73个县（自治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清水河县等76个县（旗）。
3.控制变量。文章进一步控制了其它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具体包括：（1）农业发展水平，采用农业增加值衡量，并做对数处理；
（2）产业结构，采用工业总产值占县域GDP的比重衡量；
（3）政府干预，采用财政支出占县域GDP的比重衡量；
（4）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县域GDP的比重衡量；
（5）人力资本，采用每万人拥有的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衡量；
（6）农业机械化水平，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
（7）消费储蓄水平，采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县域GDP比重衡量。
（三）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2010—2017年中国县域平衡面板数据评估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18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自治区统计年鉴，其中新疆农民收入数据来源于《新疆年鉴》手工摘录并与县（市）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反复比对，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填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检验
文章采用PSM—DID方法评估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效果，以农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第（1）列仅加入政策差分项，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接着采用逐步回归法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随着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加入，政策差分项系数值有所减小，但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经济意义上看，政策的实施使新疆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同时实证回归中R2不断提高，进一步表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农业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业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
产业结构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以工业增加值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政府干预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县政府财政支出强度过高并未对农民增收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相反，城镇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财政支出比例过高显著抑制了 “三农” 领域支出，不利于农民增收；
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城乡金融普惠程度差异导致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现象更为严重，不利于农民收入增加；
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增收，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人力资本对农民的持续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下并不显著；
消费储蓄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新疆县域人口的消费储蓄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消费储蓄有限，并不能有效通过财产性收入实现增收。
（二）动态效应检验
双重差分的前提条件是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在政策发生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农民收入增长趋势需要保持一致。为验证平行趋势假设，考察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施行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动态效应，本文参考事件研究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公式（3）中，i代表县（市），t代表年份。incomeit为农民纯收入，βt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其分别表示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施行的前四年、前三年、前两年、前一年、实施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县域农民收入的变动差异，其余变量设置与公式（2）相同。具体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同时为了更加直观地判断DID方法的平行趋势假定，本文绘制了βt系数及其95%的置信区间（见图2）。
图2 动态效应
表4报告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施行对县域农民收入的动态影响结果。从中可看出，无论采用调整前抑或调整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指标，当选择2014年为基期时，政策虚拟变量在前四年的系数值均不显著或仅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在2010—2013年期间，试验地区和非试验地区农民收入的差异与两者在2014年的差异基本一致，政策发生前平行趋势假设满足。此外可以发现，政策施行后三年的系数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随着政策施行时间的不断推移，系数估计值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表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具有动态可持续性。
表4 动态回归结果
（三）区域异质性检验
尽管上文已经论证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但不同区域对政策的反应是否存在一定差异？ “新疆一盘棋，南疆是棋眼” ，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关键要聚焦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地区。①参见陈全国、雪克来提·扎克尔《推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人民日报》，2019年8月16日，第9版。南疆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资源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农民收入增长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那么，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究竟能否显著促进南疆地区农民增收？为此，文章接下来从区域异质性的视角对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影响农民收入的效果进一步讨论。
表5报告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施行对南疆和北疆县域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在不加控制变量前，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南疆县域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对北疆县域农民收入的正向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加入控制变量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南疆县域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对北疆县域农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表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南疆县域农民增收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更多地促进了北疆县域农民收入的增长，该结论与刘金山、徐明的发现具有一致性，①参见刘金山、徐明《对口支援政策有效吗?——来自19省市对口援疆自然实验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4期，第43-61页。这主要是由于北疆地区社会经济、产业基础要远远超过南疆地区，因此北疆地区的显著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表5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但文章要强调的是，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并不能替代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上述实证结果的一个有价值的发现在于，在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实施依然使南疆地区农民收入相较于其他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除外）县域平均增加了358元，这进一步表明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切实给南疆地区带来了经济福祉效应，能够有效促进南疆地区农民增收。
考虑到南疆地区，尤其是南疆四地州县域贫困县数量相对较多，而其他自治区贫困县数量相对较少，直接将南疆地区县域作为处理组，其他自治区县域作为控制组，可能会使政策处理组和控制组间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政策效应评估产生一定偏误。为进一步探究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给南疆地区农民，尤其是南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带来的增收效应，将南疆贫困县作为处理组，将其他自治区贫困县作为对照组，重新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见表6。
表6报告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施行对南疆地区贫困县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在将南疆贫困县作为处理组，其他自治区贫困县作为对照组，并加入控制变量后，政策双重差分项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南疆地区贫困县农民收入增加。从经济意义上来看，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实施使南疆地区贫困县农民收入相较于其他自治区贫困县平均增加了662.5元，高于上述南疆和北疆地区分区域样本估计的358元增收红利效果。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进一步支撑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自治区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和兵团 “向南发展” 重大战略部署在促进南疆地区民生改善方面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表6 南疆贫困县样本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减弱遗漏重要变量对上述政策评估带来的影响，文章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系列特征因素，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进一步解决可观测协变量的偏差问题，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随着时间、地点变化而变化的不可观测特征因素（如制度、地域文化等）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回归偏误。为此，文章借鉴Ferrara、Chong等的做法，①See Ferrara L E,Chong A,Duryea S.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Evidence from Brazil,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2012,4(4),1-31.进行间接性安慰剂检验（见图3）。具体地，文章通过计算机随机模拟产生了83个县域样本，并将随机过程重复500次，得到500个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不难发现，随机模拟处理得到的估计系数均值非常接近于0，且估计的标准差均小于0.01，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进一步表明文章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图3 随机模拟500次的安慰剂检验
2.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为减弱控制变量与 “访惠聚” 政策施行可能会产生反向影响进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文章进一步将所有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7第（1）列所示。可以发现，主要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显著成立。
3.剔除县级市样本
县级市相对于一般县级地区往往享受着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扶持政策，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基础以及人口规模上具有显著性优势，可能会对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的净效应识别产生干扰，因此，剔除该部分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在剔除县级市样本后，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效应依然显著成立，同时剔除样本后政策双重差分项系数相较基准回归有所增加，表明上述结论较为稳健。
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一）结论
文章以新疆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该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这一效应在南疆地区更为明显。具体结论如下：一是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政策的实施使新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较其他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除外）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多增加了536元。二是从政策的动态效应来看，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具有动态可持续性且效果不断增大。三是从区域异质性视角来看，虽然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主要促进了北疆地区县域农民收入增长，南疆地区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但进一步采用贫困县样本后发现，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显著促进了南疆地区贫困县农民增收，政策的实施使南疆地区贫困县农民收入相对于其他自治区贫困县年均增加662.5元，高于平均增收效应。可见，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显著改善了边疆地区农民福祉，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是新时期加快推进边疆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二）启示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在推动富民兴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据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全面总结 “访惠聚” 驻村工作的成功经验，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第二，深刻认识南疆四地州防止返贫和民生改善工作的严峻性，通过 “访惠聚” 驻村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注重激发农民增收的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就业帮扶和产业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并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逐渐激活农民主体的 “造血” 功能，切实促进农民增收，持续深入推进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第三，创新 “访惠聚” 驻村工作政策，不断深化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形成 “访惠聚” 驻村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工作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可探索推广 “访惠聚” 新型基层治理模式，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实施差异化治理模式，探索持续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模式新路子，为助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新的思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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