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对城镇中国的现实性与想象性书写

时间:2023-07-13 09:35:02 来源:网友投稿

曹毅 刘宗媛

城镇是一个具有时间感与现代性的象征,也是电影表现的主要对象与表达的主要空间。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开始,城市就成为电影中一切失落、希望和矛盾的汇集点。战后电影艺术的先锋派将镜头对准破落的城市与新兴的小镇,试图在影片中构筑或是重建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城镇是整个现代文明世界的象征,电影对城镇的书写是一种对抗表象世界消亡悲剧的英雄行为。

在当代电影对中国城镇的书写过程中,创作者开启了现实主义与想象性的双重空间,前者以“弗拉哈迪式”的真实在地性取胜,生活化的方言、浓郁的地域元素使人物落地、扎根泥土,令原本“不可见”的空間变得“可见”,表达出深刻的人文关怀;
后者则以城市空间中的多重理念展开想象,在富有形式感的影像中重组城镇,把连续的城镇分离成碎片,再重新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1]

一、现实背景电影下的日常美学与在地风格

从路易斯·卢米埃尔的电影拍摄和放映活动开始,城镇便是电影中的重要景观与重要角色。在现实风格的影片中,电影镜头作为不知疲倦的“第三只眼”细致而精确地观察着这个世界,观察与记录的结果又在街头被放映,被更多的眼睛注视着。20世纪之前,电影创造了新的城市生活与记忆方式,它将瞬时流动的城市凝固在胶片中,使之成为可追溯的永恒;
20世纪之后,现实性的电影依然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影片中展现出城镇的风格与地域性,成为一座座城镇在大银幕上扎根落地的独特文化空间。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曾经文化上的精英与大众区隔消解,附着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主观精神及价值意义一度被日常生活取代,更多电影的作者选择以真实性的生活作为电影再现的对象,城镇因此成为还原日常生活价值的重要空间与媒介。

以近年来的当代中国电影为例,《无穷动》(宁瀛,2005)中,三位时尚成功女性在大年三十的除夕夜应同样是成功女性的时尚杂志出版商洪晃邀请,来到一所封闭的北京四合院。在一顿年夜饭中,高密度对白的女性话语袒露出她们过往的伤疤和情感的失落。极具北京地域特征的伟人像章、老唱片、麻雀、大绳儿被苍凉灰色的四合院映衬,显示北方城市特有的沉重悲怆。尽管几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才是故事的重心,导演依然多次用全景拍摄了青灰色的四合院,并以特写镜头描述了院子里悬挂的风铃、朱红色油漆的大门等。北京四合院是《无穷动》中寄托所有怀旧的视觉容器,成长于院子中的人们和这院子本身一样,尴尬地处在当代的城市里,“消失的男人”以缺席的方式在场。《我们俩》(马俪文,2005)同样借助北京四合院的空间进行叙事。刻薄严厉、脾气古怪的房东老太太和古灵精怪、乐观开朗的租房学生小马一起居住在这里,小小的青砖四合院古朴而简陋,在一年四季的季节变迁与人情冷暖中显现出不同的色彩。在他人的叙述中,老太太年轻时“扛过枪”“当过兵”“抽过烟”,但影片中的老太太已经是从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中退却的普通小市民,小马刚搬进老太太家时,两人经常针对电话线、电冰箱、电暖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使用出现无伤大雅的小矛盾。这些具有北方典型城市日常生活特色的断片很难还原出宏大叙事的深刻,曾经的一代“红色娘子军”成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晒太阳的普通人。在曾经的英雄老去之后,电影叙事向度的缩减甚至无法承担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批评任务。在老太太怀疑小马用她的电话打了外地长途,掐断了电话线后,小马和老太太站在院子中央,像两个孩子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用“旗鼓相当”的方式相互攻击:——你这个坏孩子,难怪没有男朋友!——你是个坏老太太,难怪没人来看你!在北京四合院这一现实空间中,庸常、平凡、琐碎甚至无趣的日常性取代了深刻宏大的历史向度。“在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与巨大生存竞争压力下,他们期望看到表现普通人生存状态及观念的叙事文本以满足其精神和心理的需求。与此同时,艺术思维的解放对个体领域的突进以及经济环境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挤压使转型期并不充分的精神个性渐次退隐终至消失。小说的先锋探索热情在这一时期遇冷,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妥协,现实主义文学中突出的理想主义、英雄情结及奉献精神在淡化,作家的边缘身份与生活状态的重合使其在写作时以感觉介入生活,注重在消费层面带给大众以宣泄共鸣,远离规训与劳作。”[2]

在日常叙事的体系中,宏大历史的衰落引起了个人化立场的凸显,城市空间与个人生活经验的联系随之更加紧密。生活在城镇中,在尚可满足经济要求却缺乏理想、更加谈不上为理想而奋斗的市井人物也成为新的描写对象。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宏大叙事中,立志建设“新城市”的“新工人”“新市民”形象被强调个性与独立性的新市民形象取代,城市的现实书写空间也由此发生了迁移。在被称为近年来国产电影最佳爱情片的《爱情神话》(邵艺辉,2021)中,导演依靠上海这座城市的市井风情讲述了男女之间的情感困惑。离异多年的画家老白暗恋单亲母亲李小姐,却备受学生格洛瑞亚与前妻蓓蓓的困扰。上海徐汇区日常的气息和风情成为影片中男欢女爱的重要背景,为这一本身平淡日常化的故事增色不少。老白居住的徐汇区具有典型的老上海街景风情,五原路、永康路、延庆路、新乐路、衡山路等上海当今的“网红打卡点”纷纷在影片中出现。区域化带来新鲜的独特化,美食、咖啡、话剧、画展、文学、音乐、电影,小资文艺青年的审美趣味随处可见。《爱情神话》中的上海让人既熟悉又陌生,上海老街坊与西方文化的混搭流露出多元自由包容的气息,喜欢在小洋楼里做西餐、喝打折红酒的人们让上海充满市井烟火气自信而又国际化,徐峥、倪虹洁、马伊琍等上海演员的沪语演绎也生动勾画了一群中产阶级的群像,体现出上海中年失意者联盟的精神状态。尽管与一般意义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风格不同,没有提供关于沪漂艰辛的励志史,但《爱情神话》具备一种真实的在地性、当下性和烟火气。“电影具有潜在性和不确定性,正如人的感觉,体现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而一部电影,是一个完成的作品,通过确定和诠释来展现事物。”[3]当代城市电影以生活化的方言、浓郁的地域元素使人物落地、扎根泥土,城市空间早已超越了故事背景板的功能,而成为参与叙事的一个角色。

二、想象性書写中的人物心态与多重空间

如果说现实背景下电影的任务是如实地表达在城镇生活之下的失意或得意,那么另一种在空间塑造、空间元素等方面加入更多“跳脱”于现实基线的电影则是想象性地编织自己的怀旧感伤,或追逐及时行乐、将享受与娱乐作为生命价值的体现。这些对现实进行想象性书写的影片在内容层面上涉及了复杂的社会因素,却拒绝进入现象的深层,只是对主人公的生存表相或文化想象进行了多种形态的描述与再现。

城镇空间不仅仅是人物生活行动的场所,也表明了其所属的社会阶层,是精神气质的体现和心理的外化;
有时也升格为超现实的表意象征,映射着人心欲望、经济境况和情感状态。《东北虎》(耿军,2021)由黑龙江鹤岗籍导演耿军拍摄,影片围绕着鹤岗体育老师徐东与妻子美玲、好友诗人、化敌为友的建筑承包商马千里等落魄普通人的日常琐事展开。这些平凡普通的底层人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顿中泥足深陷,外形粗糙、面容憔悴、不修边幅,带着独属于边陲小城的暮气和悲凉感。在废弃的煤矿、老工厂留下的烟囱、低矮的厂房与民房之间,鹤岗这座落后于一线城市的小城镇有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空旷感,工业的萧条、人生的衰败互为映衬。在很大程度上,电影中工厂烟囱与厂房的存在展现出一种前现代性和“过去”的标记。它是一项曾盛行一时的现代技术发明,可以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部分区域提供电力。如今,风电水电等新的清洁能源取代了煤矿,经济发展也不再依仗重工业;
《东北虎》向我们展现了大量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城镇空间,我们可以将其视作摄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档案与资料。这样的镜头在对人物的刻画之外体现出一种非人物的时间主体性。“主体性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它是时间,也就是说,是灵魂或精神,是虚拟之物……从一个(相当具有人性的)角度来说,虚拟可以被部分理解为已经发生的:一个独立存在的过去,在遗忘的这一面上充满情感的积淀。然而,关键在于,虚拟也总是和(作为生成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或同时将要发生的事情相接触,并以一种积极的——情动的方式参与其中:它超出了意识,是一种情感的积淀,持续不断地向着它在未来的变异的现实化而逼近。”[4]尽管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改变,但曾经依赖这一模式的人们仍然顽强地与工业时代的遗留物一起生活着,这一生活在“过去”的“当下”模式为影片带来了复合时间的维度,让影片中的许多地方都充满非现实性的诗意。潦倒困顿的徐东和马千里两人在寒冷的平房里谈到人生理想,在海边的海浪拍打声与海鸟鸣叫声、热带风情的音乐中幻想着穿着泳装,在沙滩上奔跑的南方姑娘,与冷色暗光中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色幽默中自带苦涩自嘲的东北趣味。

电影中的城镇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空间,而是可说物与可见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电影拍摄城镇不是为了还原一个虚构的叙事时间与空间性的故事,而是图像的自由拼接组合,造成可见与不可见的分割。在《兔子暴力》(申瑜,2020)中,我们发现了重庆之外的又一个魔幻工业城市攀枝花,影片中的攀枝花是一座地处西南边陲的老旧工业城市。与《东北虎》中的鹤岗一样,攀枝花也曾经是工业建设的重心,却因为资源耗竭而逐渐衰落,居民们接二连三地从这里搬走。废弃的戏院成为工业小城攀枝花中的一抹亮色,它是曲婷年轻时工作的地方,以及“青春兔子帮”的女孩们聚集的失乐园,也是旧日梦幻的残影。水青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跟镜头显示她们走过一条悠长而曲折的、黑黝黝的甬道,明亮的顶灯在女孩们头上被逐盏打开。与冷色调的工业城市外景相比,内景下的戏院被暖橘色灯光笼罩,仿佛童话里的爱丽丝进入兔子洞一般。舞台上一张贵妃椅沙发,一盏有流苏的落地灯,雕有繁复花纹的床头柜,甚至床头柜上还有个浮雕的高脚果盘,甚至地上还铺了地毯。灯光所及之处是金碧辉煌,而灯光之外是破败的舞台、蒙尘的座椅以及简陋的幕布。“电影图像的操作展示着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可视性与其相连的意指和情感威力之间的关系、各种期待与填充期待之物的关系。”[5]《兔子暴力》中暖色的舞台与冷色的城市相隔,欧式风格的家具显现出暧昧不清的地方指向,这个青春少女们的失乐园是一个游离的灰色空间。与父亲和继母一家生活在此的少女水青与大城市回乡的时尚妈妈曲婷相遇,两人在被荒弃的剧院舞台上演了一幕生活的悲剧,而那看似无底的隧道则预示着人心的深不可测。

三、城镇书写中的空间美学与人文关怀

城镇是现代人赖以生存在主要空间,也是当代文化建构的主要对象。与在统计地图、城市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建筑专题中的城市相比,电影中的城镇充满各种幻想、神话、渴望,某种程度上比数据与图表中的城市更加真实。电影提供了从三维城市上切下的一小片切片,它记录着某个特定时间段里的特定空间。而演员的举动言语、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乃至导演刻意选取机位时露出的一小截象征现代工业文明的电站烟囱……它们都是社会文化赋予这一切片的生命性。人物的神态、动作与客观的城镇相融,在电影中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爱情神话》中年逾半百的修鞋人在上海街坊的习语中依然被叫作“小鞋匠”,一眼就能认出奢侈品高跟鞋的牌子,阿姆斯特朗和哲学随手拈来,保温杯里倒出的都是咖啡,他身上有着上海的时间刻印与并不高贵却体面妥帖的品格。这是浪漫喜剧包装下当地成熟男女的生活姿态展演,对于性别挑战也表现为轻巧机智的伶牙俐齿,“上海”在其中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场域,一种爽快开放的宣言。《乌海》(周子阳,2020)中创业失败又被债主追债的杨华无家可归,经常在内蒙古乌海几家娱乐开发项目中徘徊,荒凉的沙漠和湖泊交织在一起,烂尾的恐龙乐园显然是被异化的现代空间,也是杨华爬入恐龙雕塑的肚子里过夜的居所。尽管遭遇生活艰难、情感与经济双重困境,电影却拒绝以过多的情感介入其中,只是用零度介入的方式一再展示杨华与妻子的生存表象。杨华的生活空间并非传统现实主义下的典型空间,而是乌海这一特殊城镇中的一个寻常的角落。电影空间美学的建构意义在于去中心化。在大银幕的空间书写中,具有区域与阶层的多元差异性的中国,本身呈现出多种文化、地域与生存方式的属性,人们由此也关注到更多边缘地区的边缘人群。

在自由创作的视角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故事的城镇于电影而言,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层次丰富的剧本。关于城镇的电影在导演的叙述或导演创造的一种话语之外,也表达着其自身的故事。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孙海鹏,2021)的镜头穿越了广州的荔湾湖公园、荔湾的陈家祠堂、龙津西路的驿巷、南岸路的增埗村等地标,广东常见的木棉花、桑基鱼塘、镬耳屋等岭南特色元素也让当地观众倍感亲切。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场景被动画复刻到大银幕上,细致入微,纤毫毕现;
而阿娟等留守儿童,与咸鱼商人、建筑工人、快递小哥等这些辛苦劳作的城市建设者身影则有机融入其中,让观众看到了广州这座城市在不同层面上的丰富色彩。近年来国漫几乎都有神话原型加持,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更容易在虚拟时空释放想象力,而《雄狮少年》却另辟蹊径,将岭南民俗“舞狮”作为奇观,关注当下的留守儿童,表现普通的草根民众,整部电影既有励志向上的高燃能量,也有回归于城镇生活的真实底色。这种区域化、阶层化的多样展现,与其说造成了一种封闭和区隔,不如乐观地说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不可见”变得“可见”,在丰富电影景观的同时,也打破了同温层的一种想象,人们得以反思现代社会,表达人文关切。

结语

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方向的人生轨迹与复杂多样的情绪体验在城镇空间中相遇,带来了故事书写的空间。电影总会从特别的角度出发,反映出比现实更为丰满生动的城镇图景;
而城镇电影的研究将会把影片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挖掘这些影像资料中蕴含的细节,探索电影如何用镜头镌刻城镇居民的群体性记忆。

参考文献:

[1]孟君.中国当代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22.

[2]滕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叙事美学困境探微[ 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2):69-75.

[3][法]雅克·奥蒙.电影导演论电影[M].车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

[4][美]查尔斯·J.斯蒂瓦.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M].田延,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51.

[5][法]雅克·朗西埃.图像的命运[M].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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