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驼纹鎏金青铜饰牌的赏析与养护

时间:2023-07-13 10:25:03 来源:网友投稿

乔丽娜(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华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大量的动物纹饰为特征而独树一帜。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匠人以巧妙的构思和超凡的再现能力,将草原上真实的场景以青铜艺术的形式呈现,构成了独特的草原青铜文明。饰牌是当时衣服上的主要装饰品,下面我们可从其中的青铜工艺、艺术造型、文化内涵方面来欣赏这件青铜佳作,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艺术魅力。

(一)基本信息

本件双驼纹鎏金青铜饰牌珍藏于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该饰牌是西汉时期的物件,出土于鄂尔多斯地区,主要用于衣服的装饰。饰牌正面鎏金,背面保持原青铜基底、未施以鎏金工艺。器物呈长方形,长11.76 cm,宽6.03 cm,高0.08 cm,重约101.00 g,饰牌正面刻画了两只相对而立的骆驼形象,骆驼头微昂,双目圆睁,嘴里衔着麦秸秆,长长的秸秆飘扬到驼背并垂落到驼身中央,骆驼鬃毛浓密整齐,脖子弯曲修长,饰牌四周用整齐的麦穗纹装饰,整体布局合理。

饰牌一般都是衣服或腰带上的装饰品,该饰牌背部有拱形钮,方便缝制到衣服上或穿绳使用。本件鎏金青铜饰牌整体纹饰刻画精细,构思巧妙,线条流畅,张弛有度,并施以珍贵的鎏金工艺,一看就是青铜装饰品中的上乘之作,青铜器在当时属于贵金属,一般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男士所用的装饰品。

(二)写实的动物纹饰展现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鄂尔多斯青铜器写实性强,多以与草原息息相关的动物为素材,通过不同动物造型的组合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信息。青铜饰牌作为装饰品类,出土较多,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占比较大,按照青铜饰牌中动物纹饰表现形式和内容,可将饰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战国时期,饰牌中动物姿态多以厮杀咬斗、弱肉强食为主题,例如虎弑羊、虎弑鹿等腥风血雨的打斗场面,还有一些怪兽咬斗的场面;
第二阶段:西汉初,饰牌中的动物形象多以双鹿、双驼、双牛等温顺姿态出现,描绘了一种祥和安静的画面,构造出和谐的氛围。两种阶段截然相反的表现风格,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

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战事连绵、干戈不息,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之间、中原各诸侯国竞相争夺鄂尔多斯这一区域,造成攻伐征战不断,社会混乱,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艺术多以草原上司空见惯的动物争斗、弱肉强食为主题。这既是草原环境的真实写照,又寓意当时的社会状况,各诸侯国竞相争霸和后来的兼并战争无不波及北方游牧民族。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的急于求成和暴政,引发了农民起义,秦末的战乱使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西汉王朝基本是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当时中原社会经济残破,劳动力不足,国力空虚,民生凋敝,汉初政权自顾不暇。

此时的匈奴民族早已趁机占领了今鄂尔多斯一带,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西汉王朝北部边防的重要隐患。公元前200年,面对匈奴的不断南侵,汉高祖亲自率兵抵抗,但难抵匈奴40万骑兵,被围困于平城的白登山七日,这就是著名的“白登之围”,这一战让西汉政权雪上加霜。在之后的六七十年间,汉王朝一直对匈奴实施和亲政策,并每年赠与其大量的金、帛、酒、米等物,使得北方边塞得以稳定,让彼此都有了稳定的发展机会。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全国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快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已是米仓尽满、财物充溢、马匹成群、国力充实、政权稳定。

图一 汉双驼纹鎏金青铜饰牌 长11.76 cm 宽6.03 cm 高0.08 cm鄂尔多斯博物馆藏

图二 战国鎏金虎咬双羊纹青铜饰牌 长9.4 cm 宽4.5 cm鄂尔多斯博物馆藏

鄂尔多斯这一带是沃野,这里水草丰美、牲畜旺盛、粮食丰收、社会稳定,成为匈奴民族天然的牧场和后花园,表现在青铜艺术上就是以双鹿、双牛、双驼等和谐的图案为主题,不表现厮杀咬斗等惊心动魄的画面。本文中的双驼纹青铜饰牌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作,鬃毛浓密的骆驼正悠然自得地衔着挂满麦穗的秸秆,粒粒饱满的麦穗、长长的秸秆随风飘扬均表现粮食的富足和丰收。适宜的气候、丰富的草场资源,使得这片土地上孕育出驼肥牛壮的景象。

在这段稳定和平的时期,匈奴青铜艺术品表现的也是和谐丰收的画面,不再是抢夺、杀戮的争斗场面,恬静平和的氛围被定格在这些珍贵的青铜艺术品中。

(三)形象生动的艺术造型展现出娴熟的青铜技艺

春秋到两汉时期,北方系青铜器得到长足发展,并走向辉煌,本件鎏金青铜饰牌正面采用浅浮雕的工艺刻画了两只骆驼悠闲驻足的画面,两只骆驼相对而立,悠闲自得,头微昂,双目炯炯有神,嘴里叼着麦穗还未脱落的秸秆,采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秸秆的长度,随风飘到驼背和驼身中央,体现了一种潇洒、自然、飘逸的氛围。虽然是浅浮雕,但立体效果很强,给观赏者生动逼真的视觉感,犹如穿越时空,回到那个难得的祥和安宁时期,也反映了古代匠人的极深造诣。

对动物造型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这些都源于工匠对动物的深刻了解和对生活细节精准的捕捉能力。骆驼鬃毛细密整齐,脖子弯曲修长,展现了骆驼的曲线美。饰牌四周的麦穗纹交错叠加,熠熠生辉,装饰性极强。整个饰牌线条流畅自然、构图饱满,将匠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在这件青铜艺术品上,尽显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成熟和构图思路的巧妙,同时施以先进的鎏金工艺,使得这件文物锦上添花,不仅色泽亮丽,文物价值也得到提升,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精品。

(四)流光溢彩的鎏金工艺更显其弥足珍贵

鎏金工艺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一项传统金属装饰工艺,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又一次伟大创造。在东周和汉代以后均颇为流行,是当时最受追捧的装饰工艺。西汉时期,社会相对稳定,鎏金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鎏金器物丰富多彩。本文所述的双驼纹鎏金饰牌就是西汉时期的物件,鎏金层均匀且与原胎器物贴合紧密,整件器物犹如由纯金打制而成,提升了整件器物的质感和艺术价值,可见其鎏金工艺的高超。

鎏金工艺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器或者其他金属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物表面不脱落。凡是经过鎏金处理的器物表面色泽亮丽华贵,具有了纯金器物一样的美感,同时有效减少了成本,因此一直受到古人的喜爱。鎏金器物化学性质稳定,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因此一般的鎏金器物色泽保存较好。以上两点也许是人们至今沿用鎏金工艺的重要原因。很多佛像的制作也运用了鎏金工艺,鎏金的外观象征神圣和佛光普照。此外,鎏金工艺还应用于宫殿、寺庙等装饰上,故宫中许多建筑物的构件上都可见鎏金工艺,如午门上散发着金光色的九九八十一颗大门钉、故宫内著名的鎏金大铜缸,从这些物品可见鎏金工艺非常受皇帝的喜爱。

一件精致的青铜器物加上完美的鎏金工艺,必会使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得到提升,所以本文所述的鎏金双驼纹青铜饰牌弥足珍贵。

(一)养护的必要性

鎏金器物的材质属性一般较稳定,不易腐蚀,但经过地下环境长时间的侵蚀、干湿程度等保存环境因素的变化,难免会发生一些损害。本文的鎏金青铜饰牌表面产生很多蓝、绿锈蚀,严重遮挡了文物的纹饰、鎏金层,这对研究古代历史、展陈物品造成很多不便。文物是历史信息的重要载体,我们应在科学保护文物的理念指导下对该文物进行养护修复,使其恢复原貌,再现历史,重放艺术光芒。

(二)养护方案

1.养护前进行科技检测分析

通过显微镜对器物进行观察,可以看到锈蚀层下有金色,结合便携式能谱检测仪及通过成分分析可确定这件青铜饰牌是鎏金青铜器;
通过运用科学的检测方法,对器物不同部位的锈蚀产物进行取样、硝酸银滴定检测,对比发现滴定后溶液变浑浊,说明本件文物的锈蚀产物中存在有害氯离子,需对文物进行浸泡脱盐工作。

2.确定修复方案

对鎏金器物除锈需要十分谨慎,保证鎏金层在修复过程中不会受到破坏,本文采取了机械清除法和化学清洗法相结合的方式对饰牌正面和背面进行除锈,计划在最小干预下对锈蚀层进行清洗、脱盐、除锈及封护。

(1)清洗

用纯净水对本件文物进行刷洗,主要采用软毛刷、软牙刷,对文物外表层以及钮孔内进行刷洗;
将器物放入盛有纯净水的超声波清洗机内震荡清洗20分钟;
捞出器物后先用毛巾吸干水分,再将热风枪调到合适温度将器物吹干。

(2)脱盐

用纯净水配置5%的倍半碳酸钠溶液,将器物放于溶液内进行脱盐工序,后经硝酸银滴定检测无明显沉淀,置换完成,用纯净水清洗两遍,擦净吹干。

(3)除锈

因为还有部分锈遮盖了鎏金层,为了使纹饰更加清晰,鎏金更加清楚,需要用适量的EDTA溶液在纹饰处进行敷贴,经过几天的敷贴,大量鎏金层被清理出来,再用纯净水将器物表面的溶液残留清除,还有些许影响纹饰的红锈,用洁牙机将红锈去除,直至干净。

(4)缓蚀和封护

随后用1%质量分数的BTA溶液对其进行缓蚀,最后使用1%质量分数的B72丙酮溶液对器物进行表面封护处理,修复工作完成。

图三 战国鎏金禽马咬斗纹青铜饰牌 长10.4 cm 宽7.1 cm 厚0.6 cm 鄂尔多斯博物馆藏

图四 汉双驼纹鎏金青铜饰牌 长11.76 cm 宽6.03 cm 高0.08 cm 鄂尔多斯博物馆藏

(三)鎏金饰牌养护小结

由于鎏金器物的特殊性,相关技术人员在保护修复中经多次试验选出了合理的除锈法,成功保护了这件鎏金青铜饰牌,有效去除了有害锈蚀,重现精美的纹饰和鎏金层光彩,延长了文物的观赏寿命,为更好地保护鎏金青铜器物积累了经验。保护修复后的鎏金青铜制文物,建议保存环境温湿度控制在(20±5)℃,温度日波动范围<5℃,相对湿度(45±5)%以下,相对湿度日波动范围<5%。文物应配有囊匣,库房或展柜内有温湿度调控设备,以便实现预防性保护的目标。

双驼纹鎏金青铜饰牌是汉初匈奴人生活情况的一个缩影。文物中成熟的青铜工艺、先进的鎏金工艺、丰满的艺术造型,反映了西汉初期匈奴民族牲畜兴旺、粮食丰收的美好景象。如此珍贵的鎏金饰牌因表面蓝绿锈蚀而失色,提醒我们应及时对该文物进行科学保护,修复后整件文物恢复了原有的面貌,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成为研究西汉初期中原与匈奴民族关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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