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萍
内容提要：“冀察热辽鲁艺”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直接管辖的文艺组织，从延安鲁艺而来的教员安波、骆文、程云、莎莱等人是这支文艺队伍的中坚力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支文艺队伍的部分师生随军经辽宁锦州、天津、河南开封等地，一路南下到达武汉，成为新中国武汉红色文艺队伍的主力军。南下后“鲁艺人”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文艺的光荣传统，为新中国武汉文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是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建的一所综合性艺术性院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鲁艺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事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学界对鲁艺在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笔者认为仍有两点还可以继续讨论。其一，以1938—1945年延安为中心的鲁艺研究为数众多，而对1945年鲁艺撤出延安之后的“后鲁艺”时代的发展还可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其二，鲁艺的诞生与发展基本是在乡村地区，而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建设的主要阵地却主要是在城市，这支红色文艺队伍如何从乡村奔赴城市继续开展新中国文艺建设的过程还应得到更多的关注。1949年，活跃在冀察热辽地区的部分鲁艺师生南下武汉，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武汉革命文艺队伍的主体。关于这段历史，虽有部分口述资料留存①，但尚未引起学者们广泛的关注。本文将追寻冀察热辽“鲁艺人”的足迹，考察他们在冀察热辽的音乐活动及南下武汉的经历，探究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两种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贯彻党的文艺路线、表达党的文艺思想的精神内核。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延安鲁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东北的战略步伐，从华北进入东北。鲁艺北迁标志着以延安为中心的延安鲁艺时代告一段落，鲁艺进入了分散发展的“后鲁艺时代”。鲁艺北迁的过程是多个文艺队伍在不同时间、辗转不同地点又不断分解组合的一次大迁徙。其背景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峙、相持、鏖战，不断争夺战斗据点，最终获得全面胜利的过程。
延安鲁艺及各分支文艺队伍的迁徙与发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拓东北战场的进程紧密相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中共中央立即着手指挥部署挺进东北，至12月底，冀中、冀察、山东、冀热辽各解放区部队十万余人进入东北及毗邻热河地区。②这一时期，从延安随军奔赴东北的文艺干部非常之多：先于1945年9月出发的“东北文艺工作团”与“华北文艺工作团”，以及11月出发的鲁艺迁校大部队，还有若干在延安活跃的各个文艺团体随军先后奔赴东北。这些从延安鲁艺及相关团体分流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路线跟随部队往东北方向挺进。
从这些延安文艺队伍奔赴东北的最终集结地点来看，可以分为两条线索。
其一，1945年之后从延安奔赴东北，活跃于张家口、哈尔滨、佳木斯、沈阳等地，最后归于“东北鲁艺”的诸多分支。率先进入东北地区的是1945年9月从延安出发的东北文艺工作团，这支队伍于11月到达沈阳，12月撤往本溪③，而后继续活跃于东北战场的前线与后方。同样于1945年9月从延安出发的华北文艺工作团与11月出发的原赴东北的鲁艺迁校的大部队人员，都集结于张家口，先后并入“华北联大文艺部”，并组成联大文工团，吕骥任团长，张庚、周巍峙任副团长。1946年春，鲁艺奉命继续向东北进发，吕骥、张庚等带领文艺工作者继续前进，6月底辗转到达哈尔滨，9月迁往佳木斯，编入东北大学文艺学院。1946年年底至1947年10月，在吕骥、张庚领导下，鲁艺脱离东北大学，分别成立鲁艺一、二、三、四文工团。1948年11月沈阳解放，鲁艺各团相继由东北各地开赴沈阳，在沈阳正式恢复鲁艺办学，后于1949年9月改称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④
其二，1945年以后从延安奔赴东北，但因战事受阻尚未到达东北，在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冀察热辽地区活跃的“冀察热辽鲁艺”的一支。这批于1949年9月从延安出发赴东北的文艺干部，由于文艺宣传活动的需要，加之战争局势变化，留在了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冀察热辽地区。⑤他们在时任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宣传部部长赵毅敏的安排下加入胜利剧社，继续留在冀察热辽地区发展党的文艺工作。⑥
上述两条线索也形成了1945年以后以“鲁艺”为名的两处音乐机构与文艺团体的组建。本文所考南下武汉鲁艺人就来自于冀察热辽鲁艺这一支。
（一）“冀察热辽鲁艺”的发展与文艺队伍的集结
“冀察热辽鲁艺”的成立与发展，是随着1945年至1948年间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军区所属部队挺进东北战场、逐步获得全面胜利的进程而展开的。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冀察热辽军区十四分区宣传队时期
“冀察热辽鲁艺”最早的队伍基础，可追溯到1944年至1945年间活跃于冀东西部的“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宣传队”⑦。这是一支在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第十三团政治处下的一个宣传小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队伍，团书记王群英任队长，文化教员孙式礼为副队长。⑧队员们均未受过艺术的专业训练，仅接受过当时冀东颇有影响的、堪称主力文艺队伍的“尖兵剧社”的短暂培训。这支宣传队一直在乡村活动，配合部队开展反扫荡、游击战等战时活动，组织群众、开展宣传。1944年，宣传队曾一度随军进入平谷县城，后因战时需要隐蔽于周边村镇。1944年年底，宣传队受命离开部队独立活动，在蓟县（今隶属于天津市蓟州区）与平谷县的周边乡村活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冀察热辽军区十四军分区为了加强宣传，决定壮大宣传队伍，将原宣传队改组成为剧社，定名为“胜利剧社”，自此进入其快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⑨
2.胜利剧社时期
胜利剧社的成立与发展也伴随着我军向东北挺进的进程。1945年9月中旬，胜利剧社从冀东的蓟县邦均镇（今隶属于天津市蓟州区）向热河挺进。10月初经古北口一路北上到达承德市。⑩
在承德，胜利剧社集结了一批从延安鲁艺而来的文艺素养颇高的文艺工作者：1945年10月初，汪洗、王树堂参加剧社；
10月中旬，骆文、林农、达尼等延安鲁艺学院、青艺等单位的文艺干部分配到剧社；
10月至11月底，延安“鲁艺”的音乐家、文艺家安波、程云、莎莱、吕西凡、张凡（海默）、莎蕻等来到胜利剧社。这批延安干部调入后，胜利剧社进行改组：安波任社长，骆文任副社长、戏剧部主任郭介人、音乐部主任莎莱、演出部主任程云，创作部由骆文兼任，全体人员达到60余人。
1946年2月至1947年6月，胜利剧社分成不同支队跟随前线部队活跃于承德、赤峰、凌源一带的村镇。1946年新年，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在承德演出，又赴叶柏寿演出了小歌剧《解放军》和歌曲，后乘车经凌源到达平泉，为躲避敌军追击徒步行进，于1月底到达承德。5月，安波带领十余人去科尔沁右旗的王爷府、汤士沟等地；
乔振民、骆文带领十余人去围场县下乡参加农村斗争。1946年8月，胜利剧社向兴隆县转移。同时，吕西凡、王忠等人撤到围场从事宣传工作；
11月到达林西。1946年10月，胜利剧社大部队从兴隆经青龙、建昌、凌源、乌丹，于1947年3月到达林西。1947年5月，改名后的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随军到达赤峰。11
3.冀察热辽鲁艺时期
1947年至1948年，是“冀察热辽鲁艺”创立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47年5月，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随军到达赤峰；
同年6月，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决定，正式在赤峰创办“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从延安而来的文艺家、音乐家成为这所学校的主要师资力量：时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宣传部部长赵毅敏为第一任院长，安波为第二任院长，骆文任教务长；
学院下设“戏音系”，主任为杜印、严正，副主任为莎莱、程云，教师有姚汉光、石化玉、莎蕻、张婷懿、黄相等。
1947年5月，鲁艺“戏音系”在赤峰初建时招收第一期学生。121947年12月，因赤峰闹鼠疫，学院从赤峰迁往新邱村原国民蒙藏委员会蒙族人委员陈清云的庄园陈家大院中继续办学。1948年5月，鲁艺“戏音系”第二期学生入校学习，三个月后（1948年8月），鼠疫再次蔓延，学院再次迁移，搬到宁城县那拉不流村。13
从赤峰到新邱村再到那拉不流村，冀察热辽鲁艺师资力量不断增强、招生数量不断增多，其中“戏音系”的学员从1947年第一期的28人发展到1948年第二期的106人。141948年9月，冀察热辽鲁艺同当地的其他三所院校合并，成立“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冀察热辽鲁艺成为其下属“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简称“联大鲁艺”）。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向分布在锦州、长春、沈阳等地的国民党军发动攻势。于10月14日对锦州发动总攻，15日锦州解放。151948年10月，隶属于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的联大鲁艺文工团率先赴锦州，迎接锦州解放。1948年11月，联大鲁艺奉命迁往锦州，12月抵达锦州，驻扎在锦州城外东北方向的军营“北大营”。“联大鲁艺”的文艺人才在锦州再一次汇集：一方面，东北地区一部分专业音乐人才王方亮、杨博（波）、沈靖、杜平、黄继宗等人加入了队伍，成为教员；
另一方面，联大鲁艺在锦州招收来自各地的第三期培训班学员共101人。16（见图1）
图1 冀察热辽鲁艺师生在锦州“北大营”合影17第三排就坐者系冀察热辽鲁艺领导及教师（从左至右）：杨博（波）、张凡（海默）、吕西凡、孙士礼、汪洗、骆文、程云、姚汉光、莎莱、丹地
这支文艺队伍于1949年1月随军南下：从锦州出发，途经天津、河南开封等地，于1949年6月到达武汉。
（二）冀察热辽鲁艺的“延安”模式与安波、骆文、莎莱、程云的创作活动
在冀察热辽鲁艺的发展过程中，一批来自延安鲁艺的文艺家—安波、骆文、程云、莎莱、吕西凡、张凡（海默）、莎蕻等人是这支队伍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坚力量。
他们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和延安秧歌运动的历练，已经在延安成为面向大众、走向民间的知识分子；
或本身就是来自于工农阶层、基层部队，无需转换身份就能“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文艺力量。
冀察热辽鲁艺第二任院长安波，曾亲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也是掀起秧歌运动高潮的极其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他参与主创的《兄妹开荒》在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和轰动，对探索一条既适合农民群众，又符合政治宣传需求的革命文艺道路，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在安波的领导下，“冀察热辽鲁艺”在文艺方针、作品风格及创作方式上完全继承了“延安鲁艺”的传统。安波亲自为师生讲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8还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各系必修课，与《文艺新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政策时事》课程一样纳入常规教学，19让各地来到鲁艺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师生都接受红色音乐文艺思想的教育与洗礼。
在专业教学上，冀察热辽鲁艺的教学以教唱革命歌曲、合唱等声乐形式，以及秧歌剧为代表的戏剧表演教学为主。莎莱担任音乐基础课程，教授《基本乐理》，她通过教唱革命歌曲教会学员们识谱。担任戏音系主任的杜印，教授表演戏剧课；
严正，则教授民间舞蹈，在秧歌剧这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排练实践中将实践和教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由于战时乐器奇缺又常年征战，器乐教学的发展一直较为艰难，只有较少部分学生能学习器乐演奏。早在延安时期就有自制乐器经验的程云负责教授《二胡演奏法》及《小提琴演奏》。直至1948年6月至8月，“戏音系”副主任程云携学生梁思孔20从哈尔滨购入四车乐器才使冀察热辽鲁艺器乐教学的情况得以改观。21
冀察热辽鲁艺在演出的音乐作品上，高度呈现“延安鲁艺”的文化认同。1943年延安新秧歌运动孕育的鲁艺经典作品《兄妹开荒》《夫妻识字》，1945年鲁艺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以及更早的1939年的延安鲁艺最为成功的大型合唱《黄河大合唱》成为冀察热辽鲁艺师生研习的常规作品。
冀察热辽鲁艺继承了“延安鲁艺”集体主义的创作机制。安波、骆文、程云、莎莱、张凡（海默）等教师为代表的创作者，集体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安波、莎莱、程云从事作曲，骆文则善写歌词，并与海默和莎蕻一起担任大量歌剧、秧歌剧的剧本创作。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初，安波创作了歌曲《热河子弟兵》（1945年11月）；
安波、骆文、程云、莎莱创作了《人民之丧》（1945年12月）；
安波、骆文、程云、劫夫创作了《热河解放联唱》（1945年12月）；
张凡（海默）、莎莱、劫夫创作了具有民谣风的《歌谣四首》（1945年12月）；
1946年春，骆文、程云创作了《受苦人翻身大联唱》等作品；
1947年，安波创作了《运动战歼灭战》；
1948年，莎莱、骆文创作了风靡全国的歌曲《纺棉花》，骆文、安波创作了歌曲《三套黄牛一套马》，安波创作了《因为有了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歌曲。冀察热辽鲁艺教师还集体创作了小型歌剧《拥军碗》《参加八路军》《米》，大鼓作品《人民英雄董存瑞》，以及歌舞作品《秋收歌舞》等（见表1）。22
表1 冀察热辽鲁艺部分常演剧目与演出情况
（续表）
这一时期，适合游击战争的歌曲表演与演唱，以及从延安时期延续而来的具有典型红色文艺特征的歌剧、快板剧、秧歌剧等戏剧形式十分重要。歌曲形式表演简单、易于开展，特别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秧歌剧作为农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不仅在文艺运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已然成为“乡土中国”的一种文化标志。冀察热辽鲁艺的师生们，正是通过创作并演出一批充满矛盾与戏剧性的故事、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的文艺作品歌颂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及普通劳动人民由衷的喜悦与满足。
冀察热辽鲁艺这种适合农村斗争的“粗粮式”的文艺路线23，在冀察鲁艺师生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步伐迈入城市之后，逐渐发生了新的调整。
自1949年1月，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艺文学院陆续开始南下征程，分赴新的解放区开展文艺工作，冀察热辽鲁艺时代结束。这些分批离开的队伍中，安波、杜印、严正等50人赴沈阳，入东北开拓文艺工作；
骆文、程云、莎莱、吕西凡、莎蕻、张凡（海默）、汪洗、孙式礼等60人奔赴天津，经由河南开封，1949年6月到达武汉。24
（一）随军进入天津
1948年年底至1949年年初，平津战役逐步走向胜利。1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于1949年1月14日向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天津。1月15日，天津解放。骆文、程云带领文艺队伍，从锦州随军进入天津，编入“天津军管会第五宣传队”，成为解放初天津文艺力量的重要一支。从进入天津起，这支队伍正式结束了常年在农村征战的历史，踏入城市。
这支农村而来的红色文艺队伍第一次昂首阔步地挺进城市，他们伴随着党的全面胜利的凯歌沿途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骆文、程云带领的文艺队伍进入天津后，日夜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上演《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经典秧歌剧；
秧歌队几乎每天走上街头演出，绵延天津数条街道两三里路，游行庆祝；
程云等人从哈尔滨购得的乐器派上了用场，他们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军乐队加入了游行队伍。25
文工团驻扎在当时天津原英租界科伦坡道的茂根大楼，毗邻张家花园。26在旧时租界之地、华洋交融的天津，从乡村辗转来到城市的文工团团员们不仅上演了延安鲁艺的经典作品，展现了在农村喜闻乐见的秧歌舞蹈和音乐，同时也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震惊”。文工团团员们观看了反映旧社会生活的戏剧《日出》《夜店》，亲身感受到“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形象，以及城市摩登的生活方式，了解到开展文艺宣传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7据原冀察热辽鲁艺第二期学员，随骆文、程云一同赴津的黄毅回忆：在天津工作时，有一次由程云、姚汉光带队，一行20多人参加了“天津市委交际处”委派的一次演出任务—实际是场交谊舞会。文工团的同志们不会跳交谊舞，无奈让舞蹈演员上场跳一段舞蹈，再跳一段秧歌。
天津城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复杂、“旧艺术”根源深厚。红色文艺队伍所带来的扭秧歌、新歌剧等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文艺风格受到了挑战。在陈荒煤、周巍峙的领导与组织下，初入天津城的文艺队伍，短短几个月，就从进入天津多次进行秧歌活动、上演“农村部队戏”的第一阶段，转变到了创作新作品、反映城市职工生活的文艺宣传形式的第二阶段，将文艺活动与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民众的政治教育相结合，为城市中党的红色文艺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8在此背景下，骆文、程云所带领的文艺队伍在天津各地工厂、学校频繁地演出；
为产出更多适合新形势的文艺作品，骆文、张凡（海默）等剧作家还集中精力创作新剧本；
同时，为继续扩大宣传，“宣传队”在天津继续招收了当地的青年学生，这支红色文艺队伍在天津又一次壮大。29
（二）途经开封进驻武汉
平津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向长江以南地区强势挺进，打响渡江战役。1949年4月底，随着解放形势的加速推进，骆文、程云所带领的这支文艺队伍被编入湘江大队宣传大队南下文工团，随军从天津继续南下。30
骆文、程云、莎莱率领的文艺队伍于1949年4月底行至中共中原局所在地河南开封。中原局命令队伍就地待命，南下工作团遂在开封等待了十多天。其间，南下文工团与当时仍在开封尚未迁往武汉办学的“中原大学”师生联欢演出。31南下文工团在开封停留十多天后，继续南下奔赴武汉。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武穴地段横渡长江，16日和平解放汉口，17日和平解放武昌和汉阳。32此时，中共中央重新成立华中局。时任华中局宣传部部长的赵毅敏提议，原本准备奔赴湖南的“湘江大队宣传大队”的全体人员均留武汉，工作团因此更名为华中文工团。1949年6月，这支文艺队伍经由闷罐火车、卡车、步行，终于到达武汉近郊岱家山，而后徒步涉黄孝河走入汉口。到达汉口后，队员们正式接到通知，不再南下。33文艺队员被分别安置在汉口各处旅馆：大多数人被安排在汉口天声街旁的“中西宾馆”、乐队住汉口胜利街大光明电影院旁的仓库，还有一些分派在老汉口火车站的“人合昌”旅馆。34经过沿途天津、开封等地的招募，这支文艺队伍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骆文、程云、莎莱等原冀察热辽鲁艺师生们，到达武汉后，加入到了欢庆解放的人群中。他们沿着汉口最为繁华热闹的街道绕市中心游行，庆祝解放：从汉口杨森花园出发，沿着中山大道往江汉路方向，经过中山公园、民生路北口的循礼门、六渡桥铜人像等武汉城市地标，一路跳着大秧歌，锣鼓喧天、声势浩大。
不久后的1949年6月10日，骆文、程云的队伍首次在汉口兰陵路上的著名剧场—光明大剧院上演歌剧《白毛女》：莎莱扮演喜儿，张凡（海默）扮演杨白劳，吕西凡饰黄世仁，哈珊饰黄母，汪洗饰穆仁智，李成林、黄毅饰大春。35此后，这支从赤峰到锦州，从锦州一路南下武汉始终带着“鲁艺”文艺精神的红色文艺队伍，正式登上了“大武汉”的文艺舞台。
（一）“鲁艺人”融入武汉市文艺团体及文化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下武汉的“鲁艺人”逐步成为武汉市市级文艺团体及文化单位的主要领导与核心力量。
1949年5月，骆文、程云等南下文艺干部领导并组建了“华中文工团”，1950年4月该团改名为“中南文工团”，1953年6月成立“中南人民艺术剧院”36，崔嵬任院长，程云、莎莱任副院长，吕西凡任话剧团团长，1954年更名为“武汉人民艺术剧院”37。此后的20世纪50—60年代，以“武汉人民艺术剧院”为母体，分出“武汉实验歌舞剧院”（武汉歌舞剧院的前身）和“武汉话剧院”两个单位，后几经分合，程云、吕西凡历任主要领导，莎莱则先后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原冀察热辽鲁艺的其他师生，被分配进入武汉市的各文艺团体或单位，成为新中国武汉文化建设中市级文艺团体及单位的重要力量。（见表2）
表2 冀察热辽鲁艺部分南下武汉的文艺干部
（续表）
在骆文、程云们的领导下，武汉专业文艺团体与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充分联动，共同促进与发展。
1953年原冀察热辽鲁艺戏音系副主任程云担任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同年，兼任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武汉音乐学院前身以下简称中南音专）首任校长。作为武汉这两个重要音乐教育与音乐实践基地的主要领导，程云加强两个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培养人才、锻炼队伍。1954年，在当时任中南音专校长的程云和副校长夏之秋的共同倡议下，由中南音专教师与中南人民艺术剧院管弦乐队合作组成了武汉1949年以来较早的一支完备的管弦乐团：武汉联合乐团。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小提琴教师盛雪、苏冠章，中南音专大提琴教师张少甫、作曲家王义平、小号教师钱万耀，小提琴教师顾钟琳、何漂民，声乐教师杨金岚等都曾执教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及后续单位。同时，在原中南文工团、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一些艺术家也调往中南音专工作或兼职任教，为武汉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输送了人才。如：原冀察热辽鲁艺学员南下武汉文艺干部梁思孔、原中南文工团歌唱家宫桂珍、原中南文工团钢琴家吴熙，均调入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任教，也有孔建华（笛子）、李钟林（低音大提琴）、范力（长笛）、张问仁（双簧管）等演奏家在中南音专及后续单位兼职任教。
从1949年的华中文工团到1950年的中南文工团，再到1953年与中南文艺学院（前身为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部分人员合并的中南人民艺术剧院，以及后来的武汉歌舞剧院，这支以南下文艺干部为主要领导的文艺队伍集结了从锦州、天津、开封等地一路南下武汉的文艺工作者，并不断培养与招募专业音乐人才，使文艺队伍不断壮大，几十年间培养了孔建华、冯仲华、朱全维、吴杏华、何枫、黄继宗、梁哲、王志杰、汪培华、胡伦彬、韩孟国、易培坚、胡克、李至刚、李钟庆、张帆、吴雁泽、徐亨平、周力礼、梅笃信、熊开宏、徐奇武、黄怀朗等一批颇有影响的音乐家。
（二）红色文艺力量在新中国文艺发展中的作用
除本文所论冀察热辽鲁艺的文艺队伍之外，还有两支革命文艺队伍：四野特种兵文工团、南迁武汉的中原大学的文艺队伍。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武汉文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四野部队一同南下的四野特种兵文工团源头可追溯至1945年诞生的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院文工团（1944年八路军延安炮兵学校迁至通化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院）。1948年进驻沈阳后更名为“四野特种兵文工团”。1949年1月，文工团进驻天津。1949年5月，四野特种兵文工团从天津出发，经徐州、郑州，于5月随军进驻武汉。1949年天津时期的特种兵宣传队拥有军乐队共40余人，后来成为武汉最早的管弦乐队的组成部分。38四野特种兵文工团于20世纪50年代初全团人员离开武汉进京。
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后，与武汉本地的专业音乐院校与原冀察热辽鲁艺文艺队伍组建的华中文工团有两次部分的分流与重组：第一次是在1949年6月，中原大学文艺研究室接管武昌艺术专业学校成立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今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
39第二次是在1953年，更名为中南文艺学院（原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的音乐工作队、戏剧工作队与中南文工团合并，成立“中南人民艺术剧院”40。
冀察热辽鲁艺为基础的中南文工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四野特种兵文工团、中原大学的文艺队伍多有交集，他们不仅践行着革命的、大众的、民族的革命文艺思想，而且在精神上始终引领与号召着武汉的文艺工作者。
冀察热辽鲁艺南下干部们在民族歌剧的探索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9年6月10日，南下干部组成的中南文工团在汉口光明大剧院将代表延安文艺传统的歌剧《白毛女》搬演上武汉的舞台；
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文工团集体创作演出了极具延安“秧歌剧”风格的歌剧《田园新歌》，以及由骆文、莎莱在1948年创作的歌剧《米》。从1957年至1960年，以程云、莎莱、汪洗等人以中南文工团、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及而后发展的武汉实验歌舞剧院、武汉歌舞剧院为基地，创作并演出了7部民族歌剧。程云、莎莱为代表的主创人员在武汉创作的歌剧孕育于城市，不再囿于农民大众的民间性表达，而更加自然地走向更广泛阶层与受众的民族化路径。他们在主题上加入了反映城市工人精神面貌，以及新中国建设为题材的作品，在功能和形式上仍然保持着民族歌剧《白毛女》创作以来一直保持的：艺术与革命结合、戏剧与现实相容、音乐形式与群众审美心理同频，最终实现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虽然这些新歌剧在艺术成就、影响力与地位等方面远不及《白毛女》或同一时期出现的《洪湖赤卫队》，但仍可以看到他们力图通过民族新歌剧这种形式在城市中推动与传播革命文艺的不懈努力。
冀察热辽鲁艺南下干部们在精神上始终引领着武汉的文艺工作者。以程云、莎莱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家、革命家不忘党的文艺事业在历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精神原点，将聂耳、冼星海的音乐思想作为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号召文艺工作者、音乐研究者加入到聂耳、冼星海音乐思想的继承与传递中。1981年，在当时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程云、武汉市文联主席莎莱等人的主导下“聂耳、冼星海学会”在武汉率先成立。其后，全国掀起对聂耳、冼星海的学术理论研究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程云、莎莱等老一辈延安“鲁艺人”及全国范围内广大音乐工作者共同促进了继承革命音乐传统、推动革命音乐文化精神建设的历史契机，这也反映出“鲁艺人”始终对党的革命文艺思想的强烈认同与历史性的回归。
通过对冀察热辽鲁艺南下武汉的历史考察，对“后鲁艺时代”鲁艺文艺分支的后续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可以有两点总结。
第一，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造就了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与胜利。冀察热辽鲁艺的成立与发展，是随着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东北战场、逐步获得全面胜利的进程而展开的。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迅速挥师南下，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冀察热辽鲁艺人随军一路南下，经由锦州、天津、开封等地，1949年到达武汉投入到社会主义新文艺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文艺队伍的发展壮大、迁徙与变动都与人民解放军所开展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
第二，活跃于农村地区的冀察热辽鲁艺人，在进入城市之后不断创新文艺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提高专业性，并且在精神上始终引领着武汉文艺工作者。他们从创作与表演农村地区喜闻乐见的秧歌剧，转而投身到城市民族歌剧的创新与发展中；
从原来具有业余性质的部队文艺组织发展成为与专业音乐团体紧密合作、协同发展，并且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在文艺精神上具有先进性与号召力的新中国革命文艺队伍。
总之，南下武汉鲁艺人是无数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旧解放区走向新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的一个缩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过程中，来自农村的、部队的、城市的不同领域的文艺队伍最终在城市中胜利会师41。在党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精神指导下，革命音乐力量不断深化与拓展革命文艺的精神内涵，不断学习与积累城市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成果，谱写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新篇章。
注释：
①早在1987年，在周巍峙倡议下，得到李运昌、赵毅敏、杜星垣同志的支持，武汉的鲁艺校友们成立了冀察热辽解放区文艺志编撰室，编撰室由洛云、程云主持，莎蕻、孙式礼、黄毅等鲁艺校友编印了《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共4册，未出版），该书征集、收录了亲历冀察热辽鲁艺历史的“鲁艺人”的回忆文章和讲话文稿，成为考述那段历史珍贵的一手资料。
② 唐洪森：《东北解放战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第4 — 5页。
③1945年12月以前陆续到达东北的部队及干部，先后成立了10个军区，其中辽宁军区12月在本溪成立。
④ 谷音、石振铎、傅景瑞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一），1983，内部资料。
⑤ 1945年11月26日国民党部队占领伪满锦州省大小城镇，阻碍了部分延安文艺干部入东北的通路。同②，第16页。
⑥ 程云：《赵老与文艺战士》，载《赵毅敏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赵毅敏纪念文集》，内部印刷，2004，第38 — 46页。
⑦ “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宣传队”，原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第十三团宣传队”，后因部队所辖地区变更，于1945年1月改名为“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宣传队”。原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所辖地区改为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成立，后又改称为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冀察热辽分局，主要负责领导冀东、热河等地区的党组织。（谷安林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组织机构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第47 — 48页。）
⑧ 孙式礼，1949年随军南下武汉，湖北省图书馆原馆长。
⑨ 1945年12月8日改为“热河军区胜利剧社”。
⑩ 胜利剧社的活动历程主要参考，李德深：《光辉的战斗历程—记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载骆文、程云主编：《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建平县印刷厂印制（未出版），第43页。
11 在1946年年底，由于热河军区胜利剧社不断壮大，冀察热辽军区正式命名热河军区胜利剧社为：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
12 孙式礼：《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大事记稿》，载骆文、程云主编：《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建平县印刷厂印制（未出版），第391页。
13 冀察热辽鲁艺第二期学员韩孟国口述。笔者于2021年4月至12月间8次采访。
14 据《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各系、班学员名单》统计。（骆文、程云主编：《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建平县印刷厂印制（未出版），第416 — 417页。）
15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第130页。
16 据《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各系、班学员名单》统计。（骆文、程云主编：《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建平县印刷厂印制（未出版），第416 — 417页。）
17 照片为第一排右一坐者—原冀察热辽鲁艺第一期学员黄毅提供。
18 冀察热辽鲁艺第一期学员黄毅口述。笔者于2021年12月23日及2022年1月11日两次采访。
19 安波：《冀察热辽文艺工作三年》，载骆文、程云主编：《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建平县印刷厂印制（未出版），第34页。
20 梁思孔（1930—2020），1949年随冀察热辽鲁艺师生南下武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武汉市文联任职，后在武汉音乐学院任党总支书记至退休。笔者于2022年1月9日采访梁思孔的女儿梁劲（1957年生，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她对父亲曾对家人讲述这段赴东北购买乐器的经历记忆犹新。
21 1948年6月，时任中央东北局冀察热辽宣传部部长赵毅敏了解到鲁艺办学奇缺乐器的需求，决定拨出黄金一斤，派人去哈尔滨购买乐器、图书等鲁艺办学的必需品。这批乐器包括小提琴、小号、长号、黑管、长笛、手风琴等西洋管弦乐器及阮、三弦等民族乐器。程云带队，同行者还有热河省副省长杨雨民，于1948年6月出发，8月下旬回到冀察热辽鲁艺所在地那拉不流村。
22 根据《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中所列剧目整理。《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建平县印刷厂印制（未出版），第97页。
23 赵毅敏：《我们的任务是重大的—赵院长在鲁艺一期毕业二期开学典礼的讲话》，原载冀察热辽联大鲁迅文学院《群众文艺》，1948年第1期。见《赵毅敏纪念文集》编委会：《赵毅敏纪念文集》，内部印刷，2004，第273 — 274页。原文：“现在根据群众普遍文化食粮‘粮荒’情况，我们要大批地生产‘粗粮’，然后再生产‘细粮’。做多数人吃不到的‘点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24 据韩孟国口述：南下武汉的还有另一支队伍，由王方亮等当时联大鲁艺教员带领“联大鲁艺”第二期、第三期的部分学员共30人去往北京，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后南下武汉，于1949年9月到达武汉。
25 程云：《从承德到天津—我们的乐队》，骆文、程云主编：《冀察热辽文艺兵：鲁艺战斗生活回忆》，建平县印刷厂印制（未出版），第84页。
26 黄毅口述。
27 据冀察热辽鲁艺第二期学员黄毅回忆：在天津遭遇到很多“土包子”不懂洋玩意的事儿，我们住在天津茂根大楼的时候，看到阔太太出来了，牵着个洋狗，还有土包肉，还有这么多人。我们那时候穿着很土啊。电扇开错了，关不住，关不住电扇怎么办？队员说把它绑上还不是，后来把它关上了。沙发床，我们不是不愿意坐。我们看到沙发，把铲子都放在沙发上，我们坐这边，那个时候那事儿就多。（黄毅口述。）
28 荒煤、周巍峙等：《天津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经验介绍》，天津人民艺术出版社，1949，第7 — 8页。
29 原冀察热辽鲁艺学员黄毅、哈珊、孙莹口述。笔者于2021年12月23日及2022年1月11日两次采访。
30 莎莱（口述），周敏（整理）：《千里南下大武汉》，载《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Z1期，第124页。
31 黄毅口述。
3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803页。
33 莎莱（口述），周敏（整理）：《千里南下大武汉》，载《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Z1期。
34 黄毅口述。
35 黄毅、哈珊、孙莹口述。
36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湖北省志·文艺（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255页。
37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第153页。
38 “1950年10月30日，武汉音乐界为纪念中国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15周年、冼星海逝世5周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上演出了有千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声震云天，盛况空前。那伴奏的乐队是由中南文工团、四野（战士）文工团、四野特种兵文工团、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等4个单位的乐队组成的，总人数近200人。”程云：《程云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2000，第408页。
39 陶军主编：《中原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30 — 131页。
40 汪义晓：《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呦—武汉音乐学院部分重要学科奠基人考并兼述历史时期划分暨学科建制沿革》，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82 — 95页。
41 正如周恩来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概括的那样：（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旧文艺代表的会师，同样也是在农村的、城市的、部队的三部文艺军队的胜利会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发行，1950，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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