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金两基著 包志民译 王天歌校
（1.加利福尼亚州国际大学 日本 东京 197-0804 2.内蒙古艺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8 3.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9）
了解异文化，就是了解本国文化。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即与异文化相遇，是了解本国文化的动机和契机。在与异文化的相遇中，一定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契机，我也是这其中之一。但是，本文要谈的情况不能视为一个一般的契机，而应视为一种反观。
作为一名韩国人，对我来说日本文化是异文化。但正是如此，通过对异文化的理解，反而让我更加接近了所处的本国（韩国）文化。从文化形式上而言，我的体验和日本人接触韩国文化时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如果从我得出的结论上来谈，日本人对韩国分化所持的观点、感受、分析，与我的态度有很多根本不同之处。同时，在韩国土生土长的人们之中，我的见解与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我能够跨越不同文化的藩篱，站在不同文化之间实现文化“内”与“外”的“共同享有”。正因为这种“共享”，所以站在不同立场思考才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状态。所谓文化“内”与“外”的“共同享有”，即意味着在语言使用层面上也是“共同享有”的。概言之，即是掌握不同文化中所使用的语言，以他们的语言了解其文化生活。因此，就出现了一种看上去“既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的特殊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结果，能够跨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可以看到曾经站本文化之中互观时所看不到的部分。
如果要观察日本文化的话，用日语去思考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即言之，思考日本文化，对于日语以外的参与者而言非常困难。同样，用韩语去观察思考韩国文化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如果用韩语的思维来观察日本文化，当然会在眼前浮现出不同的东西。也许这确实是日本文化所不一般的地方，有时用另一个视角看会有很棒的发现，但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发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被扭曲的认识。日本人曾经观察思考韩国文化时，在了解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误判。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缺乏对韩国文化的认识，并持续以日语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韩国文化。
对于日本来说，韩国文化显然是异文化。但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流，所以很容易被视为同一文化。而且，将日韩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的行为往往是在无意识中生成，并容易形成先入为主之见，由此歪曲了对韩国文化的理解。
与异文化相遇时，绝对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例如，将“胡坐”①视为“正坐”②的韩国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日本式的跪坐看起来像是罪人或下人一样。因此，按照上述观察，说日本是一个罪人多和贱民多的国家，那么会怎么样呢？曾经，日本人总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尺度来衡量韩国文化，将其作为韩国文化和韩国的美来宣扬。然而，这以日本人的价值尺度所观察的韩国文化，韩国的美，而不是以韩国的民族价值尺度来衡量。对此，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几乎处于忽略状态。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Kluchohn）曾指出，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外部参与观察，另一种是从内部进行观察。从我的体验来说，有外部的视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无限接近其内部的时候，其社会本相被正确地可视化并让我们所见。那么，以此为基础，试着探索一下日本人对韩国文化的关注所在。
1927年1月出版的《朝鲜民谣研究》[1]，其内容姑且不论，这应该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韩国民谣研究书籍。它由两国作者以集成的方式编写。也许是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很罕见，所以在当时10月份又增补再版了一批。在巿川盛雄主编的《朝鲜民谣丛书》序言上有这样一句话写道：“如果看朝鲜歌谣，从中能看到这个民族洋溢着对日常生活的短暂享受。而这些是处于压抑与逃避现实之间的赤筋山深处寂静之国的诗人群体所创作，他们为忍受着所有的压迫与苦难，并与之抗争的纯朴民众所创作朝鲜歌谣。作为乡土艺术的瑰宝，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值得向世界夸耀。”
在编者巿川盛雄看来，韩国（或称之为朝鲜）是个“寂静之国”，这成为接触韩国文化时的基本态度。那里的居民、家园、自然、艺术等所有东西都被视为寂静之国的产物。如果带着“寂静之国”的眼镜观察那里居民的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现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短暂享受感到不知所措和逃避现实”。这样的生活状态在高丽王朝末年到朝鲜李朝末年的歌谣中被发现，并且称之为“值得向世界炫耀的东西”。但是，向世界炫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韩国人。因为那是日本人注意及发现的东西，而韩国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将其与这本书中韩国人的论述相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与日本作者相反，韩国作者将朝鲜族视为一个乐观的民族，故而韩国作者与日本作者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国作者认为韩民族是乐观的民族，并没有指出悲哀性和颓废性。对比思考这两种对立的见解哪一种更有说服力，时至今日也具有充分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其中隐含着接触异文化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民谣是百姓不加以粉饰的纯粹声音，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日本作者们阐述了研究韩国民谣的重要性。
“要想了解真实的朝鲜，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从表现最淳朴民众的时代心理的民谣中窥探民族性是最有力的资料。”编者在扉页的“例言”中阐述了研究民谣的目的。虽然有人指出韩国民谣表现了时代心理，但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任何深入探讨这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论文，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在对异文化的观察中，经常出现模糊的时代设定，这其中蕴含着产生误认的危险性，这种倾向特别是在那些以表面解释为先导的人中尤为明显。韩国的民谣，每个王朝（新罗、高丽、朝鲜朝）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像高句丽、百济等被新罗灭亡的王朝也有各自的特色。编者市川是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非常含糊，这不仅是他个人出现的问题，也是日本作者常见的共同现象。
为何会出现上述问题？也许是因为日本人没有能力做到更深入的程度。虽然这种事实确实存在，但是日本人研究的基本态度有问题，因为他们坚信，以日本人的价值观为尺度来衡量是正确的。通过阅读他们的论文便可知这一点，他们始终没有站在韩国人或韩国文化内部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总是作为局外人，抑或是只不过在欣赏韩国民谣而已。说得不好听就是起哄，说得好听点是剧场的观众或评论家。这是局外人的界限，但凡能观察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人，都需要越过这个界限，并对文化进行解析，无限接近于文化内部。正因为缺乏这种基本态度，日本作者的韩国民谣论并没有接近核心，只是一个二维的描述，仅停留在表面来回徘徊。
韩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日本人曾将韩国人也视为日本人。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歧视，但从形式上看是这样。因此，有许多人试图将韩国文化置于日本文化之中，而不是作为一种不同的文化。尽管处于殖民统治之下，韩国文化对日本来说显然是陌生的。但是，秉持“局内人”的视角和观点来研究、观察韩国文化的日本人却寥寥无几。
韩日两国在语言结构、生活文化、人种、信仰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常常会产生两者是同一文化的错觉，并被这种幻觉所影响。由于当时是“内鲜一体”③的殖民地时代，虽然对同一文化内部的异质性考量形式变多了，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就默认“日韩文化具有同一性”的错觉是正确的。特别是今天，当我们试图开辟一个叫做“民族艺术研究”的新领域时，有必要对此进行具体的批判，因为从中可以看出研究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于异文化的研究来说，最危险的即是民族利己主义，是以一国价值观为尺度的独断与教条。一般说来，如果缺乏异文化的认识，经常会有民族利己主义表露出来，而我们却想用艺术和美学的外衣来掩盖它。披着艺术、美学、文化的外衣，就好像民族利己性和独断教条普遍存在。这种思维逻辑在《朝鲜民谣研究》这本书中表现的非常突出，因此，让我们以这本书中的具体例子展开思考。
抱有民族利己性和国家价值尺度教条研究异文化是一种错误，这是常识性的事情。但是，在接触异文化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目的，有的只是想了解表面，有的是想触及核心，而有的是想从两种文化的接触中思考本国的文化，以及等等不同的目的。无论如何，他们的确真实感受到了韩国民谣的魅力。而且，他们目的是“了解真实的朝鲜”。为此，首先要了解韩国的民族性，而民谣就是最合适的素材。虽说通过韩国民谣能够“了解真实的朝鲜”，但是为什么想要了解真实的朝鲜呢，那么我们有必要把目光转向本课题以外的领域。
在越南战争期间，东南亚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被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凶。与此同时，调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习俗、信仰等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多受非议。为了使传教士能够顺利地开展传教工作，人类学家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进行了调查，并被记录下来。这些一手材料用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但它们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材料成为利用、支配及控制当地人的手段。尽管传教士和文化人类学家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传教和研究，但其中也有目的不纯粹者，但我认为也有纯粹目的的调查。但是，无论目的多么纯粹，如果被政治滥用，其目的就会变得不纯。对于研究或调查异文化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一开始就带有不纯目的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往往是不准确的。从日本对中国、蒙古、韩国和东南亚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旨在扩大日本思想和支配“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研究调查等显然具有不纯的学术性。另外，以证明日本任那府④存在于韩国的发掘调查，虽然是以考古性质的资料发掘为目的，但在韩国进行的发掘调查也带有非学术的不纯目的。如果纯粹从学术角度发掘调查，如果发现了日本任那府的存在，那么谁都不能否这一点。但如果故意以其存在为目标，可疑资料往往会被用作证明材料。这样的事例有很多，然而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的方式。如前文所述，即使在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也因被用于错误目的而受到批评，这种情况一直发生在我们周围。
那么，还让我们回到民谣的讨论之中。一同书写《朝鲜民谣意味》一文的浜口良光，讲述了调查的艰辛经历。大部分受过当代教育的韩国人都不知道民谣，所以他们花了几年时间才发现民谣。滨口并不知道韩国人听不懂“民谣”这个词。民谣是日语单词，在韩国称为“ノレやソリ”（noreyasori）。
此外，日本人不知道韩国的习俗，即上流社会的人不唱民谣（民歌），因为民歌是由农民等普通人唱的。换句话说，那些日本研究者还没有踏入那些以山歌为生的人们的圈子。而且，滨口也不太懂韩语。
“从祖母那辈人口中说出的民谣，几乎没有受到汉语的影响，是纯粹的朝鲜语，而且古语非常多。因此，在了解其意义上感到非常困难……”为了品味和了解异文化，掌握那个民族所使用的古老语言在今天看来已是常识。但是，不仅仅是滨口，很多日本研究者都不太懂韩语，都是依靠翻译进行研究。因此，如何理解民谣的艺术性呢？民谣是由曲和词构成的，不了解歌词就了解民谣的艺术性是很奇怪的。
冈田贡在《朝鲜民谣中显现的诸相》中说，由于韩国的经济状态尚处于初级阶段，儿童玩具稀缺，所以找不到“玩具”一词。虽然在韩语中“玩具”称为“ノリゲ”（norige），但对不会韩语的人而言，“ノリゲ”这个词即便是说了对方依然不会明白。
“在民谣中，不要怨天尤人，安于命运的思想，悠扬逼迫的沉着，乐观的优点，对前途没有光明而不得不放弃，刹那间的快乐主义，丈夫等也一起浓厚地流露出天真的热情。充满感情，活力横溢，几乎没有坚强的东西，也没有激烈的反抗情绪……。”（《朝鲜民谣》今村螺炎稿）
就这样，日本人自认为从韩国民谣中发现了这个民族无力和颓废的特征。自不必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今天在韩国流行并深受喜爱的民谣和日本学者所谈的是同一首民谣，但韩国人却完全没有感受到其中的颓废和冷漠，反而以相反的形式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相信通过民谣可以接近、触摸民族的心灵，使之唤醒民族意识。民谣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为什么产生了这些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呢？
这并非仅限于韩国和日本的小问题，而是作为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之中的重要问题。有一些像井上收一样认为，尽管韩国民谣中有颓废和淫荡的特色，但这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全部，但其民谣观与其他人的意见并无很大差别。
一旦被颓废、冷漠等特征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中摆脱出来。与其如此，倒不如说这些所谓的“颓废”“冷漠”像一把传家宝刀一样，适用于朝鲜的任何艺术，在舞蹈、工艺等方面皆是如此。柳宗悦的著名定义“朝鲜的美都是悲哀的美”就是在此时诞生的，关于这个定义以后再重新阐述。那么回到《朝鲜民谣的研究》一书的开头，从永田龙雄《关于朝鲜舞蹈》一文开始。
“……很难从韩国舞中感受到活力四射的舞感，更看不到从南岛、八重山的波涛中孕育而生的热情舞蹈。……朝鲜舞蹈是在温情中培育出来的，……作为狭窄的室内舞蹈一直保持到现在，所以动作的律动更加细腻而非是表现激越性，这是朝鲜半岛殷勤的国民性所导致的……朝鲜的舞蹈作为接近太古时代的姿态而值得尊敬。”（……是省略）
这篇文章道出了作者对韩国舞蹈的不了解。只要接触过韩国舞蹈的人都知道，永田龙雄看了朴春载、韩俊成的歌舞（呈才舞、宫廷舞），仿佛认为这就是韩国舞蹈的全部。将八重山民俗舞蹈和呈才舞进行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永田也不知道韩国有民俗舞蹈。而且，韩国民俗舞蹈的原则是在室外跳舞。对韩国舞蹈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民俗舞蹈的代表性农乐是以生动活跃的舞蹈为中心。对事实的认识出现了错乱，所以仅仅谈论韩国舞蹈的艺术性是不够的。
在这本书中，民艺家浅川伯教写了《论朝鲜民间艺术》一文，他认为简朴、健康和永久性是其特征，与其他作者并不一致。另外，清水兵三还在《朝鲜的乡土和民谣》中写道:“我认为，所谓‘朝鲜的民谣’，是不矫揉造作、不讲技巧、男女老少皆宜的抒发朝鲜人民纯真感情的歌谣……含有朝鲜固有诗情趣味的民谣，反而出现在当时乡野田夫之口，并且混入了哼调。……往往借助民谣来讽刺世态，但这既不是民谣本身的使命，也不是民谣固有的特异性。民谣必须饱含自然之趣。”姑且不论他是否赞同这些，他确实抓住了韩国民谣的一个重要特点ポィント（point）。他似乎相当懂韩语，从高丽的定型诗中译出了歌词，发现时代韵律的风格。通过分析民谣的世界，并没有发现颓废、无力等负面形象。正是因为他对语言有很深的理解，所以他对韩国民谣的解释才更接近韩国人的内心。
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外部参与者的民谣论，但我想引用在这本书中投稿的两位韩国人所述的民谣论来比对其差异性。作家李光洙引用韩国谚语“让我们微笑”来描述了这个民族的乐观性。
“朝鲜民族的特点之一是乐观。他们认为沉于悲愁、失望是妇女的行为，并以此为耻。所以朝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性文学和歌谣。”
李光洙与日本作者的见解是不同的，可能会从差异之中让人感受到民族之特性。但即便如此，对比差异也过于明显。正如李光洙所指出的，韩国没有西欧意义上的悲剧。韩国人虽然享受悲剧，但并不会满足于悲剧的结局。这种生活感情和生活节奏不容易被外部参与者所看到，能够看到它们是已经进入文化内部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不能看到它们意味着你还没有超越参与者的范畴。
横跨历史、民俗、日本文学等广泛领域的学者崔南善表示：民谣，“作为一种革命手段，能发挥超乎寻常的效果，而且也不仅是在一个事例中。
朝鲜的民谣在社会和历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与其他国家的民谣不同，在其他国家，民谣只是作为一种原始的诗歌形式或流行艺术的一角而存在，朝鲜民谣与此不同。将民谣定位为革命手段之一。通过民谣，唱出平时难以言说之事。我同意从人民生活的角度分析民谣，并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公开化。这一点从韩国假面剧的台词和表演中就可以看出，其中充满了讽刺和搞笑，而悲剧性只限于以剧中剧的形式出现。
民谣时代风格的研究者兼诗人李殷相将民谣定位为置于地方艺术的首位，并高度评价民谣：“提倡任何一种文学的人，都应该尊重这些民谣。”。诚然，他完全没有对朝鲜民谣提出颓废、压抑的解释。
如此一来，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同一本书中形成了对立的理论逻辑，出现了同床异梦的有趣现象。而且，日本学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它恰如其分地告诉我们，根据照射的位置和角度，即使是相同的材料也会看起来不同。这是由于内与外、被支配者与支配者的位置差异的强烈影响而产生的扭曲。不仅如此，不得不指出的是日本学者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最近，赵容弼的演歌在日本大受欢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说，他自身的歌唱有非常强的魅力，吸引了很多粉丝。事实上这是韩国民谣中传统歌谣，而歌谣本身也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受众，可以从中感到极为悲伤或极为有活力，在他身上有一种让这些不同粉丝们都着迷的魅力。韩国的民谣亦是如此，其中有一首民谣叫“恨五百年”，是一首非常哀愁的曲子。也许正是如此，所以题目中的“ハン”（han）用汉字写成了“恨”⑤，这其实是错误的，真正的意思是“大概”或“大约”。这首民谣的歌名来自歌词中重复的句子“想活五百年之久，但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闷”，如果把“活五百年”简单解释成一种“恨”的话，意思就说不通了。那么，为什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呢？这是因为被战前日本人的悲哀、哀愁等分析与解释所束缚，至今仍无法从中摆脱出来。这样的观念和审美一旦深入人心，即使意识到这是误区，也很难纠正。因此，我们不能让错误的审美意识固定下来。
李御宁认为日本文化是收缩的文化，主张韩国文化是“恨的文化”[3]，并出版了同名书籍，后来改名为《韩国人的心》，并将原书名变为副标题，在日本学生社出版。虽然改标题的理由尚不清楚，大概是因为题目中“恨的文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但是，关于这种“恨的文化”的理论，不仅是李御宁，就连一线的文艺评论家金宇钟对“恨的文化”也做出了肯定的论断。金宇钟分析了民谣的歌词，认为民谣中所揭露的感情“正是恨的审美意识，是恨的艺术”。我在拙稿《现代冥途的飞脚》[4]中否定了“恨”的文化论，但是在此还要再谈几句。李御宁认为：“怨是愤怒，恨是悲伤。”金宇钟指出:“恨是长年积累、沉淀、堆积的哀愁，以及渗透到内心深处的内在的悲凉。”但是，如果把“恨”作为一种“悲哀”的话，那么韩国文化或民谣的审美与上述日本人的民谣论大同小异。为什么李御宁和金宇钟会得出这样的见解呢？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站在民谣创作的一边，而是从已经创作出来的音乐和诗（歌词）流传而产生的现象中考察的。如果两人站在民谣演唱者的立场来考虑的话，大概不会得出此观点。民谣是将郁积的东西托付给语言和声音表达出来，从而心中积累的忧愁和痛苦得到了治愈。
在民俗艺术和民谣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功效（治愈痛苦），在韩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如果单纯的从吐字——听歌词的角度而言，任何人都能听懂，语言平实是韩国民谣的一大特色。但是，由于局外人看不透这一特点，因此便将其与颓废、无力、淫荡等负面审美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误解在今天也很常见。有趣的是，正因为这些参与者来自文化外部，才会将注意力转向其内部看不见、注意不到的事物，体会到发现的喜悦。但与此同时，对文化内部而言极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常常被忽略。
韩国民谣的最大特色是旋律和歌词不一致。例如，虽然是工作歌，但与工作相关的歌词几乎没有出现，反而更多出现的是恋爱与仰慕之情、结婚生活的艰辛、人世的无情、对青春的怀念与悔悟等。这些与工作毫无关系的歌词，随着工作歌的旋律被唱了出来。这种现象在信仰歌中也能看到。例如，庆尚道的“成造普利”（成造プリ）取材于巫歌，歌词在重复的地方保留了巫俗信仰的痕迹。作品的主段落讲述的是英雄豪杰的故事、岁月的流逝、荣耀与荣华富贵的虚幻等。在庆州流传的“庆州农歌”是除草工作时唱的歌曲，但很少提及具体除草的事情。其中一个小调的面貌这样的：“当朝阳出现，万物沐浴光辉充满生机/夜半凝结的露珠在阳光下绚丽夺目/稻田里已经灌满了水，主人何处去了？/原来是拎着章鱼和鲍鱼跑去了小妾的房间里”
李光洙在前面提到的“民谣中所见的朝鲜民族性的一面”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全罗道地区的“六字拍”（六字拍イ）、中部地区的“兴打令”（興打令）、西部地区的“愁心歌”被列为韩国代表性的忧郁歌曲，虽然这些歌曲的旋律显得忧郁哀愁但是歌词表达却很乐观。李光洙通过民谣解释了这种乐天的民族性：“近年来，虽然颓废诗人们引进了西洋式的绝望和悲哀，但这似乎与朝鲜人乐观的心灵没有产生共鸣。因为这些诗人本身也是朝鲜人，所以在他们的作品表达中就不会出现完全的绝望和悲伤，这是一种固有民族性的体现，并不会因为外来风格而改变。”
韩国的假面剧场成为了讽刺统治阶级的场所，通过对统治阶层的嘲笑，民众获得了明日的精神寄托。我认为民谣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与拙稿《韩国民谣的心与形》[5]有重复之处，详细情况请参照。
民众虽然被儒教政治所束缚，处于失语状态，但在民谣的旋律中获得了诉说真实、吐露心声的机会，是一个能自由表现喜怒哀乐的各种各样的情感的场所。无论唱什么或说什么，都不会受到指责和苛咎。因此，人们能够尽情地表露感情，虽然没有说出来就能完全实现的可能性，但通过表达就会形成一种宣泄，宣泄能让民众从中获得乐趣。由此，尽情地倾吐郁积的忧愁，得到了未来生活的精神寄托。与其说通过民谣表达出的情感和话语之中具有消极美学的性质，不如说其中非日常的内容比较多，这样也许更准确。与此相对，表达出的内容并不存在内在的消极美学，而正是为了避免其内化于心，所以要将这些压抑与痛苦吐露出来。这些积郁的情感一旦表达出来，它可能就变得虚无。因此，把忧愁和痛苦倾吐出来，就能从痛苦中获得解脱，由此就产生了积极的美学效果。
仔细想想，韩国民谣同时创造了积极和消极的美学。在唱民谣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方面，并且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些外部参与者，以及处于参与者地位的内部参与者，他们的注意力被消极的美学所吸引，而忽略了其中的积极意义。内部参与者，特别是那些有着深刻参与经验的人却没有将这种积极性提出来，也许这无法用逻辑来表达，所以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但他们已经认识到民谣具有积极的美学属性。因此，民谣历经漫长的时代孕育而成，如果一直背负着消极的美学，那么走过这漫长的旅程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处于内部的参与者在无限接近民谣本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民谣的两意性。如若没有发现其中的两意性，才会从韩国民谣语句的表达中产生歪曲的民谣理论。这不仅在民谣领域，韩国艺术的各个领域均是如此。
例如，柳宗悦发现了韩国的陶瓷之美，其特征表现在曲线和白色的使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为什么韩国陶瓷产生了曲线和白色的风格？他始终无法摆脱外部参与者的身份。如果柳宗悦懂韩语，能够无限接近其创造者——制作者的内心，那么他一定能洞察民众表达的两义性。柳宗悦的局限性就在于无法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宗悦的民艺论被视为时代的产物，很容易成为过去式，这也是宗悦无法深入其内部的原因。
在参与者眼中，曲线仿佛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渴望，而白色则是对国家永恒的哀悼。在柳宗悦看来，在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摆脱现实的民众之中，创造了曲线和白色的美感，并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和情绪。由此，这种美就变成了由于悲哀而产生的美感。因此，韩国的美是“悲哀之美”的著名定义由此诞生。我认为这是柳宗悦的错误见解，他的理论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虽说如此，柳宗悦对时代性的把握应给予高度评价，我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批判。由于篇幅所限，争论的过程请见拙著《泡菜和新香》[2]。
那么，宗悦和上述日本人对韩国民谣认识的谬误不仅限于此，而且这也不是被称作时代产物的古董品。这种谬误和认识，现在也正在异文化研究中频繁发生。为什么会如此？为了思考这一点，我特意以上述的书为基础进行了说明，因为这之中有具体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单而危险的方法在跨文化研究过程中仍然时常出现。这不仅限于韩国，而是延伸到广阔的地区。
我们可以在未来一边走一边思考艺术民族学的方法论，这是一项无法通过专注于单一国家来完成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我试图将韩国文化视为一种异文化来思考。（ターゲット target 目标 将韩国文化视为异文化的目标）。
注释：
①译者注：“胡坐”是指盘腿而坐。人们把两脚交叉，席地而坐称之为“胡坐”。魏晋时期，受胡人影响，出现了一种低矮的“胡床”，此时受高度限制，无法垂腿而坐。到唐朝时期，椅子开始出现。椅子的高度提高，坐着的时候已经不需要两腿交叉，可以垂腿而坐。
②译者注：“正坐”是指跪坐。正坐是汉族在古代居坐的一种方式，跪在蒲团上，将臀部放于脚踝。同时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目不斜视。现在日本人依然沿用此坐姿。这个坐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古人的标准坐姿，故称“正坐”。
③译者注：“内鲜一体”是朝鲜日治时期促成朝鲜同大日本帝国内地无差别一体化的口号。此国策由第八代朝鲜总督南次郎主要提倡，旨在将朝鲜民族同化成忠良皇民，为朝鲜统治五大政纲定基，和“鲜满一如”对应。
④译者注：任那府，又称“任那日本府”或“任那之倭宰”，是古代日本大和王权（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设立统治机构的理论。任那日本府被视为皇国史观、殖民史观，被视为“征韩论”“日韩合并”的理论基础，现在被现代日韩主流学界所否定。
⑤译者注：“恨”是韩语词 所对应的汉字，发音为Han。韩国学者认为，“恨”是一种韩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是对绝望与宿命感的悲哀，同时伴随着愤怒、无力与饶恕。“恨”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很多时候并不一定以悲伤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笑声中伴随着泪水的淌出最能表现这种心理，形成一种无力的控诉。
猜你喜欢民谣朝鲜韩国韩国“第一步”环球时报(2022-08-06)2022-08-06聚焦韩国大选金桥(2022年4期)2022-05-05十唱共产党音乐天地(音乐创作版)(2019年10期)2020-01-06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 这个大地，我过来了海峡姐妹(2019年9期)2019-10-08朝鲜国庆"轻松"阅兵显自信环球时报(2018-09-10)2018-09-10“民谣泥石流”花粥:唱出自己海峡姐妹(2017年6期)2017-06-24朝鲜试爆氢弹,中方坚决反对南方周末(2016-01-07)2016-01-07城市民谣（组诗）鸭绿江(2013年11期)2013-03-11朝鲜平静度过“金正恩生日”环球时报(2012-01-09)2012-01-09韩要求朝鲜为泄洪道歉环球时报(2009-09-09)2009-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