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丹敏?郭静
刘大响，193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航空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99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党的十五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一台飞机发动机有几万个小零件，一个螺丝帽出了问题都不行。你看这上面的螺丝，都是需要特别固定的……”2023年4月27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里，刘大响院士站在一台发动机展品前，向记者介绍道。
作为我国航空动力界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先后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重大设备建设和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为国产飞机打造强劲的“中国心”，是刘大响为之奋斗了一生的闪亮轨迹。
与发动机专业“先结婚、后恋爱，一辈子不后悔”
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陈列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仍在投入使用的各种类型航空发动机，展现了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从无到有的曲折发展历程。而刘大响院士，正是中国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的亲历者、推动者和缔造者之一。
1955年，18岁的刘大响走进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门，见到学校悬挂的“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横幅，他感到无比振奋。后来，刘大响被分配到飞机发动机设计专业，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与发动机专业是“先结婚、后恋爱，一辈子不后悔”。
参加工作时，刘大响放弃了去北京大机关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到科研第一线做技术工作。1962年，刘大响来到沈字602部队（现为606所，即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开启了他航空动力人生的奋斗之旅。
1965年6月，刘大响奉命带队到空军某部“蹲点”。半年多时间里，他协助部队完成了从歼-6到歼-7的换代升级，同时深入调查了解部队对歼-7飞机和发动机的技术需求，积极推动和参与歼-7发动机的改型研制。他们天天与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一起摸爬滚打，了解飞行员的感受和意见。刘大响目睹了空军飞行员为捍卫祖国领空献出宝贵生命的壮烈场面，这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航空事业肩负的重大责任与使命。“我们的指战员要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打下敌人的飞机，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些感受决定了我思想上的进步，坚定了我一辈子的理想和信念。”刘大响说。
为解决歼-7战机不加力状态推力不足、续航时间短的问题，刘大响计算后提出在原有1180℃的基础上提高涡轮前燃气温度100℃的建议，他先后任总体性能组长、设计室代理副主任等职，和同事们一起，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师昌绪先生和航空研究院总师荣科指导下，经过多年努力，对歼-7飞机发动机进行涡轮气冷空心叶片的改进研究，破解了难题。1968年，他担任试车突击队副队长，在国内第一次指挥装有涡轮气冷空心叶片的歼-7飞机发动机进行地面台试车，获得了圆满成功，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三个能够自主研制装有涡轮气冷空心叶片发动机的国家。
“不搞出高空台，我决不离开山沟”
1970年，为支援三线建设，33岁的刘大响跟随团队，举家从沈阳来到四川江油的第624研究所（现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所），参加建造我国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工作。高空台是在地面模拟飞机发动机在空中的飞行状态和环境条件，对发动机整机和部件进行高空模拟试验的大型试验设备群。当时，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没有自己的高空台。
在川西北大山沟里，科研人员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住干打垒，走泥巴路，饮河中水，“山清水秀屋顶漏，鸟语花香厕所臭”是他们生活条件的写照。刘大响一家6口人挤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一到下雨天，屋顶还会漏水。
1980年，刘大响被委任为验收国产斯贝发动机高空台考核试验小组组长，带队赴英国参加考核试验并实地考察学习。“我们没搞过高空台，也没有看过实物，更没有图纸，只有学习英国，但是人家不给你资料。”回忆起当时的艰难处境，刘大响十分感慨。他组织考核小组成员白天与英方专家交流，晚上加班讨论整理笔记。回国后，刘大响一行人共收集整理出近100万字的资料，为中国建造自己的高空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当时恰逢国民经济调整，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时，高空台二期工程1981年被列为“缓建项目”，经费锐减，安装队伍撤离，工程陷于停顿，人员思想动荡。时任高空台试验研究室主任的刘大响压力巨大，但他毫不气馁，主动做好员工思想工作。他多次在全室大会上动员大家：“缓建只是暂时的。要下定决心、坚定信心，哪怕最后只剩下几个人，我们也要把高空台搞上去！”他还向大家表示：“不搞出高空台，我决不离开山沟，死在松花岭，埋在观雾山！”他向所领导请战，从所里借调5位老工人技师，组成高空台“安装收尾突击队”。他带领留下来的全室同志，既当干部、技术员，又当工人，边收尾、边研究、边调试，硬是将缓建期变成了热火朝天搞科研调试的攻关期。1985年，高空台一期工程提前投入使用，全员上下信心倍增。
“潜龙在渊，一飞冲天。”1995年年底，高空台调试成功并交付国家验收，经与俄罗斯高空台对比标定试验，其总体试验技术和测验精度达到世界同类设备的先进水平，被誉为“亚洲第一台”，我国成为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此类大型高空台的国家。这个平台为我国20多个发动机型号进行了试验。1997年，高空台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让国产飞机都装上强劲的‘中国心”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没有先进独立自主的发动机技术，就没有独立完整的航空工业。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第一个按系统工程组织管理的航空发动机大型预研项目，为中等推力涡扇发动机自主研制提供技术储备。1986年，刘大响接任624所总工程师和高推预研总设计师，他大胆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思路，主持高推预研及中推核心机的自主研制。在贵州举行的七级高压压气机立项会议上，刘大响带病坚持数日，虚脱到被救护车硬拉进医院。有人说，刘大响总师为了这个项目连命都豁出去了。
1990年11月23日晚，中推核心机七级高压压气机第二次上台开车试验。鉴于首次试验失败，大家都提心吊胆，刘大响鼓励大家说：“你们大胆干，如果出了事故，我是第一责任人！”并当场大喊“快推油门”，使转子快速通过“临界转速”，试验取得了成功！高推预研及中推核心机自主研制的完成，为我国发动机的自主研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中推核心机研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7年5月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民用客机C919在上海进行首飞，飞行时间虽然短暂，但是这段路浓缩了中国民用大飞机研制几十年的奋斗历程。试飞现场，80岁高龄的刘大响热泪盈眶，作为我国大飞机专项工程的主要倡议者和推进者之一，他为大飞机首飞成功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2022年11月，刘大响荣获第十五届航空航天月桂奖的最高奖“终身奉献奖”。他常说：“我是属牛的，老牛自知使命重，不用扬鞭自奋蹄。”为使国产飞机都装上健康强劲的“中国心”，如今已86岁高龄的刘大响依然步履不停。上午开会、下午讲座，第二天去外地讲学……记者看到刘大响院士随身携带一本工作日志，上面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一个月差不多要坐8次飞机去外地出差，”刘大响院士笑着说，“趁现在身体状况还允许，想干的能干的我都会尽力去做。我愿在有生之年，繼续为中国航空发动机鼓与呼，不断发挥余热，直到自己的生命之光熄灭为止。”
（责任编辑：方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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