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兰
内容摘要：鲁迅《伤逝》和萧红《生死场》中书写的女性悲剧命运具有典型性，本文将聚焦于《伤逝》和《生死场》这两个小说文本研究左翼作家鲁迅和萧红在女性悲剧的书写层面上的互文性，主要从悲剧主题、封建男权、女性启蒙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借此窥探左翼作家鲁迅与萧红小说作品的女性视域下的启蒙性。
关键词：鲁迅 《伤逝》 萧红 《生死场》 左翼作家 启蒙性 女性
“直面现实，其实就是作家用头撞墙的艺术。”[1]有的作家刻意回避写作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沈从文、汪曾祺、冰心、杨绛等等……有的作家则直面这种“惨淡的现实”，在创作中大书特书，鲁迅和萧红是后者。对于萧红而言亦师亦友亦如父的鲁迅，乐于帮助青年文人，他尽自己所能帮助萧红、萧军等文学新人走上文学道路。通过鲁迅的提点和帮助，文学史多了一个优秀女作家萧红，并且使其在女性文学领域取得了较高成就。可以说没有鲁迅的支持，就没有萧红的小说成名作《生死场》。萧红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选择《伤逝》和《生死场》这两个小说文本作为切入左翼文学女性视域下的启蒙性研究的初衷，是探究鲁迅和萧红在小说创作中的死亡叙事、情爱幻灭书写、女性悲剧命运的人文关怀等层面的文本间性，从而在鲁迅和萧红的小说中窥探启蒙性。
一.幻灭·悲剧·死亡
王富仁认为时至今日的文学“缺少韧性，我们缺少崇高悲剧中那种理性精神和意志力量”[2]，鲁迅《伤逝》和萧红《生死场》中最突出的主题便是革命幻灭与情爱遇挫，以及女性的悲剧命运和死亡，是少见的鲁迅和萧红在小说创作中审美意蕴出现高度契合的两部作品。“相对其它艺术话语，文学话语更贴近世俗生活，更形象、更直接地表达对死亡的审美。”[3]鲁迅和萧红作品中不乏死亡叙事，如《明天》《小城三月》等等，似乎鲁迅和萧红都偏爱书写死亡，他们通过叙述小说主人公追求的幻灭、生命的死亡来虚构崇高的悲剧，书写他们在小说中欲言又止的象征话语。溯源鲁迅和萧红的生平，他们都经历了重重苦难和世间悲剧的人，这决定了他们小说创作表达的深刻性。“从《伤逝》故事层面上来看，它的叙事是通过现代个性与妇女解放双重话语背景下的‘私奔行为来实现的。”[4]《伤逝》书写一个女性的死亡，这篇小说是男性涓生视角下的叙事，全篇是涓生的手记，他写下了对爱人子君逝去的悔恨和追思。子君果敢地与他一同“走出家庭”，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这段情感关系最后的结局是子君由抛弃一切和涓生“私奔”继而落寞孤独地死去。《生死场》书写的则是一群人的死亡，“‘生死场的‘场，既可以说是那块灾难深重的黑土地，又是那块土地上一个个痛苦的家庭。”[5]《伤逝》的悲剧性不仅在于子君的死亡，更在于这个小家庭的死亡，子君的那条叫作阿随的狗，他们养的植物，小油鸡们，以及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初生不久的死亡。《生死场》的悲剧性是在这个“生死场”中，人们对于人生的“死的挣扎”，在与死亡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浑浑噩噩地活着，这也是悲剧本身。《伤逝》和《生死场》都有一个悲剧的核心，那便是灵魂的幻灭和死亡。《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他们不顾一切地离开了旧家庭，本以为将会奔向两人美好的新生活，子君心灰意冷地离开和涓生同居的吉兆胡同，彼时他们的爱情已经面临着死亡的危险。这份爱情是慢慢衰老至死的，涓生是主谋，子君是从犯，涓生买的两盆小草花、子君养的小油鸡和那条叫作阿随的狗，还有那个官太太都是帮凶。狭义上，这个小家庭的一切，包括主人自己杀死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
广义上，这份爱情是鲁迅口诛笔伐的那个社会杀死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社会。涓生与子君相爱相知，正如所有爱情神话最开始的模样，子君常常以一种近乎于崇拜的目光听涓生谈论文学，涓生亦享受来自爱人子君的崇拜，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尽了两性所有该做的、能做的事情。像一根蜡烛，涓生和子君迫不及待且炽热地燃烧着，末了，只剩下烛泪和尸骸。子君为什么会选择离开，难道不是因为她面对涓生“早夭”的爱而万念俱灰？难道不是她“无路可走”不得已而为之？毋庸置疑的是子君对涓生情感上的幻灭和对于现状的不知所措促使她走出了吉兆胡同，一步一步地靠近死神。“叔本华认为没有比为爱情而结婚的人更为不幸了，因为这种人無法不在婚后失望，他追求的是热烈的爱情，未曾想得到了不过是平庸的生养。”[6]涓生无法忍受他们炽热的爱恋竟快速地变成了平庸的日子，吉兆胡同是涓生与子君爱恋的坟冢。“鲁迅、周作人、萧红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以各种方式给过他们的女性同行以援手。然而，这些无法替代女性独立的艺术探索。为了这种独立性，为了保有写作的空间和自由，萧红付出了生命代价。”[7]萧红芳年早逝，她的一生充满着苦难和悲痛，这些自我人生的悲剧凝练固化，使得她在小说中自觉或不自觉表现出“淡淡的悲哀”的叙事风格。但正因为她迈过而立之年就走向了死亡，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小城三月》依旧不改其小说创作的悲剧色彩和艺术风格。萧红所书写的是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比如《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生死场》中的“翠姨”“小团圆媳妇”“小金枝”，她们的惨死，其中的话语蕴藉是萧红小说的崇高精神所在。她的小说“藏污纳垢”，像余秀华的诗歌，能叫读者不仅看到黑土地人们的生活境况，还能闻到黑土地的味道、血的味道。我们可以从萧红小说悲剧中看出她通过“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艺术追求，这和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所表达的书写绝望从而反抗绝望，因为彷徨所以呐喊的创作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死场》是萧红第一次大规模地对东北黑土地的本土话语进行书写的一篇小说，一如她既往不羁的叙事风格，这本成名作集中表现了她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独特的叙事观念。她认为“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象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8]萧红小说的实验性在《生死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完全采用抒情笔风来叙述一个东北村庄的故事，像一首诗，一首长篇叙事诗，像屠格涅夫生前最后一部作品的散文诗集中凝练精简的作品。萧红小说创作在话语蕴藉属性层面达到了“一句顶一万句”的艺术效果。“全个村庄在火中窒息”这一句极具象征意味，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不在生活和命运的大火中煎熬，乃至窒息。瘫了的月英躺在床上，下半身腐烂，长蛆；
小金枝刚生下来一个月，爹妈吵架，就被亲爹摔死了；
传染病肆虐时，村里的女人们害怕打针，不愿意让孩子们接受治疗，宁愿她们的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和成年人一起硬抗；
金枝进城后找到了一份给人缝衣服的活计，看似正在走入全新的生活，时过境迁后，她的希望幻灭了，甚至有了堕入空门的念头……
二.落后·愚昧·男權
两篇小说的社会语境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思想落后，愚昧麻木，男权思想笼罩在人们头顶上空。《伤逝》中子君的叔父和她的家人并不同意她与涓生同居，涓生的很多朋友对他选择同居也有些非议，涓生为爱情做出的抉择是和朋友们疏远和绝交，他们两人仿佛是叛离了自己的全世界才能够相爱。在这里，“叔父”和涓生的朋友们这个群体无疑鲁迅书写的愚昧恋爱观的乌合之众，二人叛离的那个“全世界”就是鲁迅所鞭挞的旧社会，是不容许他们仅仅出于真心相爱就可以同居的落后社会。小说从涓生视角展开叙述，全篇都是涓生的自说自话，他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子君，其实不然，他更爱的是自己。当子君忙碌于家务琐事，已然没有往日散步谈天的时间，涓生的潜意识并不是体贴她，替她分担，而是责怪她，只不过他的不满和愤懑没有直接诉诸语言罢了。从这个层面看待涓生，他是虚伪的，他买回来的小草花没有照顾好，却埋怨子君没有悉心照顾，任其枯死。他并没有帮助子君分担家务的意识，有意或无意地站在男性霸权的至高点俯视子君，嗔怪她因为琐事而丢失了灵魂，殊不知，涓生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欲盖弥彰。当子君为了爱而忙碌不停时，涓生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
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9]看似涓生总是从子君的角度思考，为她着想，其实恰恰相反，子君自从住到了吉兆胡同开始，她扮演的角色是贤内助，是厨娘，是保姆，只在搬进吉兆胡同之前充当涓生的爱人。所以，我们可以窥见，尽管涓生大谈特谈伊孛生的“女性出走”神话，声扬女性自我和鼓励女性独立，可是他却自觉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关系模式，认定家庭事务一切都归属于作为女性的子君，自己则只需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的事情，谋求赚钱的营生。这是他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在主导他的情爱观，所以当他与子君出现隔膜，他不是主动积极地去解决问题，而是选择逃避，去别的地方呆着。他的爱只是安慰自己的谎言，他的怯弱和卑琐藏匿在他爱的言语里，妄图自己生的安慰和子君死的安宁。《生死场》中，“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10]小说中的人物大抵都是一些以活着为目的的人们，他们只有生存的烦忧，而没有灵魂的苦恼。落后的环境必然藏污纳垢，落后与愚昧常相伴而行。“妈的，羊丢了就丢了吧！留着它不是好兆相。”“找羊会出别的事哩”麻面婆和二里半丢了羊，二里半在去找羊的路上丢了草帽，他认为这是不祥的。他们可以说是没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在思想上保有农民的局限性，不会有跨越认知藩篱的冲动，更不会有剖析自我的内省意识。小说中叙述村庄的女性生产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因为在这个村庄里，女性的唯一功用就是男性的性工具和生育工具，正如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费尔斯通所言，妇女在《生死场》中只作为性阶级而存在。此外，男性对这个工具甚至没有“敝帚自珍”的怜爱，她们生产时，他们只是觉得厌烦。小说中在村里的金枝，丈夫成业明知她已有了身孕还不管不顾地把妻子当成发泄性欲的躯体，妻子只是他的性工具，仅此而已。金枝怀孕后，成业更是冷漠和厌恶。金枝独自进城后，被城里人嫌弃、压榨、剥削，被一个单身汉强奸，事后他还丢给她一块钱侮辱她的人格。金枝的女儿小金枝更是小说里悲剧中的悲剧，她刚出生不久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活活摔死。而她们的名字“金枝”“小金枝”其中的讽刺意味力透纸背，现代女性本该是金枝玉叶，在这里，却是被男性随意踩踏的烂菜叶。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掀起一股热潮，而“中国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在立法层面上超越了女权运动。”[11]所以，李小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历史没有女权，也没有女权的土壤。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孟悦和戴锦华所述，女性始终是处于历史的盲点，但终将以一种铺天盖地的趋势浮出历史地表，中国女性不会一直是“第二性”，两性平等和谐，这是一个乌托邦，但这是所有女性主义者的信仰！子君死亡昭示着“子君群体”的诞生，萧红这个短暂地拥有过“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作家，终究没有得到“五百英镑”的收入，早早客死他乡，这是萧红的悲剧。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萧红个案极具文学典型性，她的死亡是“萧红们”的诞生，而且是拥有“可以反锁的自己的房间，且有五百英镑收入”的“萧红们”。
三.个体·众生·启蒙
谢有顺说：“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是人民伦理、军事标准下的个体挣扎”。而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左翼文学则是群体的挣扎，在这些“个体挣扎”“群体挣扎”的话语中可见一条清晰的叙事启蒙线索，比如鲁迅《伤逝》里子君的死亡叙事和萧红《生死场》中小金枝的死亡叙事。“《讲话》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理论的核心正是现实主义的，它关注的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大众化等问题。”[12]《伤逝》是《彷徨》集中的一篇，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在鲁迅思想“彷徨无依”时应运而生，是鲁迅苦闷的象征，其启蒙性在于个体的革命力量是脆弱的，这是左翼文学的旨归。“以寓言化的小说境遇意识，形象化地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命题的幻想特征和乌托邦色彩。”[13]子君离开吉兆胡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向死亡，涓生离开吉兆胡同后只能抱恨终身，在自责和忏悔中苟且度日。鲁迅赋予子君爱情神话的死亡，塑造了一个为自由恋爱，勇敢奔向幸福却不幸殒身的女性形象——子君，个体死于群体的脚踏下，是鲁迅《伤逝》叙事启蒙性的叙事策略使然。“鲁迅在关注维新、排满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思考文学启蒙和‘新民问题”[14]在文本中，涓生是子君的启蒙者，他们常常谈论着伊孛生等女性解放的话题，可是当爱情幻灭后，涓生弃子君不顾，任由她落寞离开，永久地逝去。启蒙者涓生怯懦，不彻底，他甚至是自知的，当子君喊出那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5]，涓生的反应是“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16]涓生是子君的启蒙者，作为被启蒙者的子君却是更彻底的，更坚定的，让涓生自愧不如的。子君作为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她无法抵抗涓生情感上的昨是今非、群体的冷嘲热讽和猛烈炮轰。我们知道，女作家萧红本人也是一位一腔孤勇的“子君”，她也是“五四的女儿”。她成长于缺乏父爱、母亲早死的童年里，只有外祖父是她唯一真正的亲人。“她那位慈祥善良的祖父影响了她的一生，关于她对祖父的回忆，是萧红日后所能得到片刻陶醉的主要源泉。”[17]祖父去世后，她对于家庭已然没有了丝毫的眷恋，她也曾在青春洋溢的年纪里与自己的家庭决裂，出走北平求学。萧红写作《生死场》时所处的现实环境恶劣，当时她是东北作家群的一员，东北沦陷，在战乱中她只能南漂。小说中群体既象征着黑土地的藏污纳垢，又象征着未被启蒙的乡村愚昧不堪的境地，同时还象征着萧红想要通过小说表达的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存硝烟和死亡的险境。萧红所抒写的那个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牢不可破的，是所谓男权统治下的传统力量。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18]麻面婆、二里半、老赵三、王婆等等，他们完全“失去人格意识”地活着，他们对那个掌控他们意识背后的意识形态只能是束手就擒，那种巨大的能量就像一张大网收紧他们的精神，变成集体无意识，他们的生活只能停留在肉身层面。“萧红则在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与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19]子君、金枝的女性悲剧具有典型性，觉醒与未觉醒的女性最终都是被命运逼近末路，极深研几其启蒙性，启蒙者“涓生们”的孱弱和被启蒙者“子君们”革命激情的式微造成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革命况景。“‘与黑暗捣乱和‘绝望的抗战是鲁迅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20]，先觉者的死亡或沉沦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绝望，反而是鲁迅反抗绝望的启蒙话语叙事方式。左翼文学除却其激进的革命话语之外，自有其独到的文学启蒙性，于女性而言，于国民性而言，都可圈可点。如左翼文学提倡集结人民大众的力量，团结一致，促进文学大众化发展，于女性觉醒具有积极因子，女性个体的觉醒，大抵是子君的结局，而女性群体的觉醒，那必然是女性解放的千钧之力。
表面上，《傷逝》讲述的是涓生和子君的个人经验，《生死场》讲述的是东北黑土地的集体经验；
实质上，鲁迅和萧红都在叙事中赋予象征，子君、涓生、麻面婆、二里半等人，他们作为一个文学符号，传递、表达，分工合作，是鲁迅和萧红启蒙性叙事的表征。这两个小说文本中女性悲剧命运人文关怀殊途同归，《伤逝》中的子君爱情幻想破灭，她追求的爱情乌托邦随着她的死亡而消逝。《生死场》中的女性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灵的忧思，更没有美的寻觅。她们糊涂地生，糊涂地死，为了男性生育、劳作，活着。女性个体觉醒的力量是单薄的，只有“生死场”中的女性全体觉醒，这是书写女性话语的启蒙性。只有她们觉醒了，子君才不会死去。或者说，《伤逝》的另一重启蒙性还在于鲁迅对启蒙者本身的启蒙性是双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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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J].美国研究，1999（2）.
注 释
[1]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59页。
[2]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下》，《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03页。
[3]陈民：《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审美风貌》，《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页。
[4]林丹娅：《“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5页。
[5]萧红：《生死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6]赵稀方：《存在与虚无》，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7]艾晓明：《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第61页。
[8]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第187页。
[9]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10]萧红：《生死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11]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12]文史哲编辑部：《左翼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7页。
[13]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第24页。
[14]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1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7]葛浩文：《萧红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冯克利译著，2004年版，第17页。
[19]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版，第1期。第48页。
[20]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2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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