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敏
摘 要：《孔羡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备受推崇，碑文结体端庄，书风古质遒劲、雄稳沉着，延续了汉代隶书的磅礴厚重之气，是三国至元明时期的隶书经典之作。其书风上承两汉，下导北魏。《孔羡碑》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做了铺垫。三国时期的书法承前启后，这一时期也是书法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笔墨纸砚的进一步发展都推动了书法发展，精神的释放，宽松自由的氛围，使楷书、行书、今草各书体高度融合，三国书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孔羡碑》；
隶书；
风韵；
结体；
过渡；
三国时期；
书法艺术；
繁荣；
发展；
楷书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8.034
《孔羡碑》（图1、图2），额名“鲁孔子庙之碑”，孔庙旧存，立于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9）。史上有“魏封宗圣侯孔羡碑”“魏封孔羡奉孔子祀碑”“宗圣侯孔羡碑”“魏修孔子庙碑”等称谓。碑通高215.5厘米，宽93厘米，厚25厘米。碑圭首，有穿，有额。额篆书，文为“鲁孔子庙之碑”，2行，行3字，位于穿上。碑文22行，行40字，记魏文帝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元年，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并命扩修旧庙，设吏卒以守卫之事。
孔羡，孔子二十一世孙，汉末魏初官至议郎，黄初二年（221）受封宗圣侯，邑鲁县百户，掌奉孔子之祀。泰始三年（267）改为奉圣亭侯。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历代帝王以尊崇儒学来维护其统治，历朝历代都对孔子尊崇有加，对孔子后裔给予优待。汉魏以来，历代朝廷对孔子嫡长子孙多有册封。汉元帝时期，元帝加封孔子后代孔霸为褒成侯。自东汉后，朝廷正式将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来祭祀，但对孔子后代所继承的褒成侯封号名多有变化，先后册封孔子嫡长子孙为褒成侯、褒亭侯、宗圣侯、奉圣侯、崇圣侯、恭圣侯、文宣公。
碑文后有宋嘉祐七年（1062）张稚圭正书题云“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十字（图3）。《孔羡碑》碑额额书流丽明秀，体态周正而秀韵，姿态婀娜，书风上承两汉、下导北魏，史称“魏隶”，为史家所重。《孔羡碑》与《大飨群臣碑》《上尊号碑》《受禅表》并称，结体端庄，书风古质遒劲、雄稳沉着，延续了汉代隶书的磅礴厚重之气，是三国至元明时期的隶书经典之作。昔人评此碑书“有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宋人洪适《隶释》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①近世书家杨钧对《孔羡碑》推崇备至，其评价曰：“学两汉书，有四要义：一曰沉着，二曰平稳，三曰开展，四曰铺毫。四者俱备，《孔羡》一石而已。”②
由于《孔羡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备受推崇，故自唐宋以来，迭经著录。历史上留下的拓本也比较多，历代金石名家多对此碑进行著录，《金石略》《金石录》《集古录目》《石墨镌华》《天下金石志》《墨华通考》《金石文字记》《平津读碑记》《山左金石志》等著作中都有著录或评价。
《孔羡碑》用笔以方笔为主，融以圆笔，结体外拓。撇笔收笔下压出锋缓平宽，具有一种雄强坚实的气势，为魏隶中不朽之作。笔画有粗有细，字形竖长方，与横方汉隶书有明显区别。碑文字体规整，似有界格，字距小，气势整齐统一。碑文开端字距疏朗，后半部分较紧凑。字体横、竖笔画长度基本相同，线条粗细变化明显，字势端庄，排布井然有序。《孔羡碑》虽然以隶书为主，但在隶书的基础上又加以改变，将隶书蚕头的圆起笔变成了略方的“折刀头”的起笔，似乎出现了楷书的萌芽。书法是汉字的线条表现艺术，线条的改变带来字形的变化，视觉上也随之发生改变。“折刀头”的起笔使字的线条呈现出顿挫感。每个字的收笔处都做不同的细节处理，或出尖，或勾挑。
《孔羡碑》是在隶书日渐衰微的趋势下产生的，独树一帜，继承了汉代隶书的端庄古朴之气，成为汉代隶书高峰之后曹魏时期的代表作。《孔羡碑》以方笔始终，主笔形态鲜明，改变了隶书字形扁方、取横势的规则，伸展有度，但又似全在界格之内，字距、行距均等，整体阵容威然（图4）。隶书在全国流传较广，与《孔羡碑》同风格的碑刻还有《上尊号碑》《受禅表》《三体石经》《王基斷碑》《范式碑》《曹真碑》等。这些碑刻的共同之处是气势雄强、结体方正，字体大小接近，笔画波磔、挑法相似，字的结体和线条趋于程式化，方折感浓烈，线条处理缺乏艺术性，隶书中的含蓄内敛之气渐消。因此，虽然曹魏时期隶书盛行，但总体已无法再现汉隶淳古厚重的风韵。《孔羡碑》是曹魏时期隶书的代表作，其隶书也未超脱媚俗之气，风韵远不及汉隶，缺少汉隶鼎盛时期的灵和之气，但《孔羡碑》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做了铺垫。
隶书在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期达到其艺术性的巅峰状态。汉代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说，历代君主亲赴曲阜祭孔，地方官员更是争先立碑纪事，宣扬祭孔、尊孔事迹，孔庙碑刻层出不穷。春秋时期儒家所倡导的孝道观念对往后几千年的丧葬习俗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东汉时期儒家孝义思想在“举孝廉”的提倡下，厚葬之风盛行，举国上下广树墓碑、大造祠庙，东汉中晚期出现了碑碣云起的壮观景象，中国历史上的碑刻迎来了首个发展的高峰，随之产生了石阙、墓志、石经以及画像题字等多种新的石刻形式。碑刻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内容丰富，《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碑刻石刻文化发展的同时，隶书也在这时发展到极致。清代王澍《虚舟题跋》中称“隶书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相同”③，其笔法完备，结构严谨，格式与形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提到：“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④之后隶书逐渐开始走下坡路，渐渐缺失了隶书原本的圆润古朴的韵味和庄重厚实的质感。
三国时期的《孔羡碑》等不少石刻，大多数是隶书体，然而与汉隶不同，其字形渐趋于方，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隶书中楷书笔法成分加强，其实正是隶书日渐衰落、行楷书逐渐取代隶书的表现。《孔羡碑》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做了铺垫。杨守敬《平碑记》云：“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惟北齐少似之者。”⑤可以看出《孔羡碑》对楷书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影响的。三国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为“隶变”，隶变承前启后，对草书和楷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开创了中国汉字发展史上的新局面。
文字发展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隶书的衰落和草书、楷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交替的过程。一种书体发展到极致之时，也就是其衰落的开始。隶书在东汉达到鼎盛之后日渐衰落，从东汉末一些碑碣出现装饰性的波挑就不难发现隶书日衰，无法再现昔日“每碑各出一奇，莫有相同”的盛况了，这也是隶书随时代发展的必然。楷书是从隶书演化而来的，在发展之初，首先是减少隶意，改收笔上挑，减少波磔，演变成为体势欹侧、结体方正的一种过渡性字体。到了三国初期，这种过渡性字体蚕头燕尾渐消，出现大量方折、硬钩笔画，隶意更加淡化，楷书的意味则更浓，字形稍纵，结体方正，开始真正具有楷书的意味。和《孔羡碑》同风格的《曹真碑》（约231年），其起笔运用了“折刀头法”，降低了隶书意味，露出接近楷书的笔法，开启了唐隶的先河。杨守敬在评论《曹真碑》时说：“至其隶法，上承《百石卒史》，下开《王基碑》，唐代韩、梁、卢、蔡皆脱于此。”⑥三国时期吴国书法处于新旧书体交替的重叠时期，比《孔羡碑》略晚的吴国《谷朗碑》碑文似隶非隶、似楷非楷，隶书、楷书的形态交替存在，笔画的波磔已基本消失，楷书的笔法还未成熟。隶书到三国魏以后就逐步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楷、行、草书已日渐成熟，特别是行书和草书，在实用中已逐步代替隶书，隶书日渐衰落。三国魏的隶书方笔直势居多，倘若笔画没有波磔的话，那就与楷书很相近了。三国时期隶书进入程式化的末路，开始了楷化的阶段。楷书逐渐登上书法的舞台，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在唐代达到巅峰，固有“汉隶唐楷”之说。早期楷书广泛存在于孙吴时期下层胥吏的日常书写中。钟繇楷书的出现是隶书长时间发展演变的结果，现在楷书基本是钟繇“变隶为楷”而产生的，所以钟繇号称“楷书鼻祖”。钟繇是三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他擅长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他的小楷被当代的书坛奉为圭臬。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却是中国书法又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思想极度解放、艺术十分繁荣创新的时期。三国书法艺术空前发展的原因如下：
第一，从曹魏开始，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作为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的曹操，建都许后，连下四次求贤令，曹操“唯才是举”令的颁布，使魏国出现了文士云蒸、书家鳞萃的局面。曹操手下的人才除了五子良将及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文学家外，还有一个书法团，成员就是名重一时的梁鹄、邯郸淳、钟繇、韦诞、卫觊等。曹魏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首先是传承的结果，曹魏书法艺术是在传承汉末隶书优秀书法作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当然主要归功于曹操的领导和组织。曹操以国家领导者的身份倡导、参与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曹操酷爱书法，其书法造诣也非常高，经常与当时出名的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韦诞等人切磋书艺。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曹操的书法“尤工章草，雄逸绝伦”，为“妙品”。曹魏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更是让书法艺术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第二，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作用。曹操的书法团高手云集，各有所长。韦诞字仲将，魏京兆人，书法家，擅各种书体，亦善制笔墨，制出了兔毫与青羊毛相间的笔，人称“韦诞笔”，所制之墨人称“仲将之墨”。据史书记载，“仲将之墨，一点如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韦诞的制墨之法—合墨法。从韦诞合墨法起中国古代制墨工艺进入了成熟期，制墨方法、制墨的主要原料和成分基本定型，后世制墨虽有调整，但跟韦诞制墨法没有本质区别。
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之间。东汉建安年间，书法家左伯在总结蔡伦造纸的经验上改进造纸工艺，改造后的纸光亮整洁、质地细密、厚薄均匀，适于书写，书画家竞相选用。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更是“每每作书，非左伯纸不妄下笔”。韦诞墨、张芝笔、左伯紙并称“三绝”。到了汉末三国时期，造纸术不断改进，纸的质量愈来愈好，具有细、软、匀、薄的特点。三国时期的砚也向轻巧精致发展。笔、墨、纸、砚的进一步发展为书法家充分发挥才能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尤其是纸张的运用，笔画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舒展，字形可小可大，还能兼顾整篇字的章法，摆脱简帛狭窄、坚硬的束缚，更能表现笔法美和墨法美，能最大限度发挥书者的艺术潜质，使书写者有了更多机会进行深层次的艺术探索，为各种风格书法的争奇斗艳铺平了道路，极大地促进了古今文字演变的顺利完成。同时也使以隶书为基础的字体向楷、行、草字体迅速演变，为逐渐形成各种书体及书法理论打下了基础。
书法艺术的发展带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研究书法艺术的论著应运而生，书法理论也发展兴盛起来。我国最早的书法理论出现在东汉，最早论著书法的文章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汉末有赵壹的《非草书》和蔡邕的《笔论》《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晋时期书法论著更多，如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书论》等。这是书法论著出现的早期阶段，但著述非常丰富，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方向发展。
三国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隶书被进一步简约和演进，《孔羡碑》的出现，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做了铺垫，开了隶书楷书化的先河。《孔羡碑》《曹真碑》《谷朗碑》等以方笔为主的书体风格，是研究隶书变楷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碑刻字形、章法上整齐的风规，为后来唐代文字走向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虽然三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只是一个短暂而又动乱的存在，但它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其书法上承篆书下启魏碑楷法，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上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注释
①洪适.隶释·续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
②杨钧.草堂之灵[M].叶子卿，马鳙，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③王澍.虚舟题跋竹云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木出版社，2015.
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⑤⑥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碑记[M].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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