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正道”是原始佛学的基本思想，指释迦牟尼向弟子宣说的八种通向涅槃解脱的修行方法和道路，包括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其中“正命”意指正确的生活，在佛教的语境中这种生活是符合佛教戒律规定的正当合法的生活，是远离各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职业以求活命的做法。“正命”论是佛教的道德准则，规定了佛弟子谋生的价值取向，与“正见”论同为“八正道”的基本要义。
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土的国情和民风，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受中国文化重人本、重现实等特色的影响，中国佛教逐步走上了世俗化、伦理化的道路，近现代“人间佛教”就是这种道路的结果。人间佛教“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以创办新式教育、融贯现代科学文化精神、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来弘法传教，努力契合现代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关注人生，服务于社会，并在随应时代的不断除旧创新中赋予佛教以新的活力、开拓佛教在现代发展的新途径”，“正命”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了一些新的阐释。
一、太虚：“职业与志业融合”说
太虚（1890～1947年）是近代佛门高僧，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倡导建设“人间佛教”，对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太虚首先也认同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概念。他说：“而职业，则于或家，或国，或社会，或世界，随其势位之所宜，才力之所能，任一工，操一劳，用与人众交易其利，以资一身一家之生活者也。”他又说：“职业者何？迫于机械的必然形势，为应付现前环境之工作，乃由质力之不足，求补充以保持固成局面之艰苦事也。”两处对职业的表述内涵基本一致，都指出了职业的世俗意义即一般形态，职业为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世界提供生活来源，是必须要从事的工作。如果职业停止，生活资料将难以供给，人类也将难以生存。
但是太虚对职业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形态，而是对职业概念进行了升华，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志业。他对志业是这样解释的，“学者，志业也，从吾志之所好，以趋践佛之淑吾身，善吾心，增进吾之德性，达到吾之乐地者也。故应以三皈之信，五戒、十善、六度、四摄之行为柢，而毫忽不得藉此形仪名称以为谋一家一身之生活计者。”他又解释到，“志业者何？发于精神的自由意志，为创造当来运命之活动，乃由质力之有余，谋施用以开辟生化源泉快乐事也。”从太虚对志业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志业是职业的升华，着眼于人的喜好、志向和追求，以愉快的心态和自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正当职业）可以完善人的身心，增进人的德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太虚作为近代“人间佛教”的发起者，他认为“从事正当职业无碍于学佛，”主张将佛教精神融入世俗职业伦理，确立世俗职业的神圣性。以经商为例，太虚大师从经商与学佛的心理、经商与学佛的行法、经商与学佛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证两者的一致性。首先在心理上，经商的心理大都是求得发财，所谓将本求利。学佛的心理也在求得发财，但不是求金银财宝、衣食房产，而在求得功德法财（禅定、福德、智慧等）以为无穷受用。两者所求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是求得发财的心理是一样的。其次在行法上，经商者是在通有无，利人生，如甲处缺少的货物，乙处有的话就从乙处运至甲处，这对于人的生活大有裨益。学佛者，是自利利他，望人成佛，以所得福德智慧的自利，再用以利他。两者同样是调剂有无、便利人生。再次在两者的关系上，经商者只凭自身有限的知识能力无法应对外部繁复的市场，盈亏不定，须在精神方面求得安心定志的抚慰，如果学佛的话，可以得到这种抚慰。经商还需要持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如果能诚心学佛，修习五戒、十善作为道德标准，则可以成为讲道德守信用的商人，推而广之，也可以造就讲道德守信用的社会。太虚这样总结两者的关系，“经商与学佛关系至巨。愿到会诸君，细心探讨佛教之真理，身体力行，达到商人之目的。以所得之资财，办弘扬佛法之世界公益，则经商之道，即与学佛之道相通，可以直趋无上菩提。”
二、印順：“法律与戒律融合”说
印顺（1906～2005年）是当代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享有盛誉的佛教大师。作为太虚的弟子，印顺曾先后在太虚任院长的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学习，并多次亲近太虚大师，耳濡目染，他的佛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太虚的影响，但又不尽相同。印顺“正命”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世俗法律与佛教戒律结合起来，将两者共同作为判定职业是否正当的标准。
法律是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这种规范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法治是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从它被提出开始，人类一直在不断探索、共同努力。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其法制建设的历程中每取得一项进展，都是向法治理想迈进了一步。法治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这种结构和秩序的目标是经济富裕、政治民主、社会文明和国家安全。
佛教戒律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为保持僧团的清净，本着“随犯随制”的原则为佛教信徒所订立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集中体现了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伦理道德精神。戒律与禅定、智慧并称佛教“三学”，并且排在首位，所以《华严经》说：“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释迦牟尼在世传道说法四十五年，弟子们以他为师。在涅槃前，他告诫弟子们要“以戒为师。”可见，戒律对于佛教非常重要，它是佛教的防腐剂，是佛教正法久住的根本保证。如果戒律得不到持守，佛教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印顺对“正命”的界定首先是没有违犯国家或是居留地国家禁令的职业。他认为，国法不允许的，比如不允许民营和外侨经营的，不允许种植和出卖的，就不能做。理由当然是国民和侨民都应该遵守国家的法令，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另外，他认为正当职业还应该是符合佛法要求的，不符合佛法要求的职业就不是正当职业，比如以杀、盗、淫、妄、酒等解决生活的职业。印顺劝告人从事正当职业是为了说明“人不能不依财物而生活，但财富要以清净的如法得来”的职业伦理准则。
三、星云：“多业融合”说
星云（1927～2023年）是当代台湾佛教高僧，他开创的台湾佛光山道场，成就卓著，在两岸四地都有很大的影响，其道场和佛光会会员遍及全世界，他本人的人格魅力也为世人所敬仰。星云的佛光山道场通过文化、教育等事业来弘法利生，把佛教的根本精神、传统教义与现代生活、时代精神贯通起来，使佛教根植于人间、落实到生活、渗入至心田。具体到“正命”论，星云特别注重“业”的作用和影响。
业，是梵文Karma的意译，音译为“羯磨”，泛指一切身心活动。佛教一般将业分为身、语、意三类：身业，指身体的行动；
语业，也称口业，指言语；
意业，指思想活动。佛教认为，身、语、意三业的善恶，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果报。所谓善有善报，惡有恶报，这是因果铁律。对于业的善恶性质及其果报，《成实论》卷七说：“业报三种，善、不善、无记；
从善、不善生报，无记不生。”意思是善业必招致善报，恶业必招致恶报，无记乃非善非恶，不产生什么结果。佛教认为，“业”不但是“受身因缘”，而且万物也“从业因生”。决定个人生死祸福的业称为“满业”或“别报业”，所得的果报称为“别报”；
决定人的共性和共同物质生活条件的业，称为“引业”或“总报业”，所得的果报称为“总报”。
星云扩展了“业”的话语体系，对把职业定义成为赚钱维持生活的看法表示不赞成，他认为职业之外，人还应该要有德业、道业、学业、家业、志业、行业、心业等。比如一个人的学业不优秀，工作能力不足，即使找到一份职业，也不可能在职业上取得什么成就。一个人的道业、德业不健全，品行不高，威望不够，也只能做一些劳力的工作。有些人事与愿违，从事着不合自己志趣的工作，总觉得工作枯燥乏味。还有一些人的职业与行业、心业关系密切，比如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这就要求医生专业严谨，如果敷衍马虎，就是对人的生命健康不负责，要造下罪业。因此，星云特别注重从“业”的角度理解职业，“每一种职业，都与道业和德业有关，甚至将来还有一个行业，行业更与善业、恶业、引业、满业、自业、共业，都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因此职业不只是职业，职业之外，行业的因果业报，可不慎乎！”
四、圣严：“职场与禅法融合”说
圣严（1930～2009年）是国际知名的禅师、思想家，他在接续东初老人1955年设立的中华佛教文化馆的基础上创办了台湾法鼓山道场，法鼓山的理念就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圣严把他的禅法叫做中华禅法鼓宗，按照承前启后的原则，以汉传佛教为主体，以旧融新，是吸取了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韩国、日本、越南的禅佛教的精华而创制的。他把禅宗讲的自性弥陀阐发为最高阶位的净土，禅修是他引导众生进行自心开发、修习，除去烦恼，立证菩提的根本途径。他用现代而通俗的语言对禅观及禅修方式进行解释。他认为，“第一，禅是清净的智慧。一般人有执著、有自我、有自利的聪明，是不清净的智慧。第二，禅是无染的心灵。所谓无染，就是没有分别、执著，没有带着情绪及自我中心的心理活动。第三，禅是‘无相、‘无住、‘无念的精神境界。……禅修就是要破除由自我意识引起的人我和法我相，而成就无我的悟境。”
圣严弘扬的禅法在运用中，体现出禅修不离日常，体用不二的特点。将禅修运用于生活中，就是要人少欲知足，重视心灵净化，使境随心转。在健全人格、净化人心、净化社会的基础上，帮助大众认识自我、肯定自我、成长自我，从烦恼的自我中获得解脱，以此消融自我，超越自我，达到自净其心，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
以这种禅思想为指导，圣严认为在职场生活中，如果发愿秉持一颗利益他人的心，自身也会获得较快的成长。职场成功的标准是人格的成长，以及对社会的奉献。要在职务上默默耕耘，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求新求变，这种坦然的职业态度反而会让人受到倚重，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还教人以慈悲心包容他人，以柔软心忍辱负重，以智慧心处理问题。
佛教“正命”论的新阐释就是“人间佛教”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世俗的职业、法律、行为、职场分别通过与志业、戒律、因果、禅法相融合而具有了佛化的神圣意义，从而使印度佛教的“正命”论在中国佛教中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实现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化”再造，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ZDA23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南京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邮编210023）
朱昭平（1983.7-），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方哲学与宗教，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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