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振
[提要] 《译书汇编》是清末早期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首份刊物。《译书汇编》的纪年方式、发行日期等细节体现出早期留日学生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梳理文献可知,他们的救国实践受到《译书汇编》前9期发行者坂崎斌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的影响,他们的社会交往与思想趋向与生活场域相关。《译书汇编》第二年的“改良”,意味着初具国家意识的早期留日学生群体发生分化,并对此后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文献的选择与取向产生了影响。
1896年清政府选派13名学生赴日留学,拉开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帷幕。从规模看,到1902年为止的留日学生总数尚不足千人,迥异于随后每年数千人涌入日本的留日热潮期。[1](P.389)从素养看,1902年前的留日学生,大都受过正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此后良莠不齐的留日学生群体形成鲜明对照。本文将1902年前那个“少数优质时代”[2](P.12)留学日本的学生称为早期留日学生。
创办报刊、翻译著述是早期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1900年12月6日创刊于东京的《译书汇编》,是早期留日学生创办的首份刊物。在其译述的《近世政治史》中,首次出现了汉语词汇“社会主义”,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主译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的介绍。因此,《译书汇编》成为中国留日学生自主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历史价值。
现有著述中有关《译书汇编》主创团队和出版发行的表述错讹较多。譬如,坂崎斌与《译书汇编》有无实质性关系?刊物编号中的“第二年”是哪一年?《译书汇编》主要成员的生活场域与其多个发行所之间有何关联?考述《译书汇编》的发行日期、发行人和发行地点等出版发行信息,有助于厘清当时日本的舆论环境、社会思潮及早期留日学生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考察《译书汇编》主要成员的生活场域,有助于廓清早期留日学生的社会交往和思想渊源。
《译书汇编》创刊于1900年的说法来自第一期封底的发行信息“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该日期分别对应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和公元1900年12月6日。如表1所示,《译书汇编》创刊当年发行了1期,1901年发行了8期,1902年4月3日发行了第三年的第1期,即总的第10期。奇怪的是,这期的编号成了“第二年第一期”,“本编改良告白”中还称“去年”出版了十二期。期刊编号及发行期数与事实不符,是编辑疏漏导致的录入错误,还是另有原因?查阅文献会发现,既有著述在论及《译书汇编》发行情况时,因滥用“第二年”等表述而导致的误用比较普遍。
从《译书汇编》创刊的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明治三十三年)算,“第二年”应是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和明治三十四年,《译书汇编》实际分别发行了7期(第三期-第九期)和8期(第二期-第九期)。显然,著述中常见的“去年出十二期”“第一年出九期”等表述均与事实不符。此外,从干支纪年看,发行“第二年第一期至十二期”的“光绪壬寅”实为“第三年”,也不是期刊编号中的“第二年”。值得注意的是,《译书汇编》从第三期开始封面上印有“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这表明《译书汇编》是在发行第二期当天才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出版发行许可。换言之,《译书汇编》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发行的第三期开始,才是日本的合法出版物。因此,“光绪壬寅”即光绪二十八年发行的《译书汇编》编号中的“第二年”,是合法出版的第二年。
表1 《译书汇编》发行日期一览表(部分)
《译书汇编》自第三期开始封面上都还印有“每月一次定期阴历十五日发行”。但是,实际的发行日期如表1“封底发行日期”所示,多有延迟或中断。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第三期的“本编告白”和第五期“谨告阅报诸公”中所提到的“中历新年同人鲜有暇,加之日本印书局万分忙迫”“创办之多疏”“财力之困难”看,人员不够、经验不足、经费紧缺都是重要因素,可见早期留日学生译书办刊的艰辛和不易。即便如此,正如第二年第一期“译书汇编发行之趣意”所言,因国家“改革行政”所需“‘学理’之书,尚稀若晨星”,故“负笈他邦,输入文明,义不容辞”。可见《译书汇编》团队成员胸怀强烈的爱国心和报国情。
实际上,《译书汇编》在封面上印每月定期发行信息与日本法律规定有关。据日本递信省1892年发布的《第三种印刷品认可规则》可知,第三种印刷品必须“每月一回以上逐号定期发行”。“若有异动,必须在一周内提交申请,否则将被罚款并被吊销发行资格”。“若经认定的定期印刷物变更发行定日,则需由发行人在七日内提交申请。否则将处以2日元以上20日元①以下罚款。若无法定期出刊,则将被吊销发行资格”。[3]
从《译书汇编》前10期封面上发行日期纪年方式的变化,可以看出早期留日学生国家意识的微妙变化。第一期封面上没有发行日期,第二期封面上只有明治纪年的时间,第三期至第九期封面上有光绪和明治两种纪年的时间,自1902年开始封面上则仅用“光绪壬寅”(详见表1)。封面上的明治纪年发行日期,是根据光绪纪年每月阴历十五定期发行的计划推算出来的,并非实际发行日期。封面坚持采用光绪纪年,按“华历/阴历”定期出版,体现出《译书汇编》团队的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感。值得注意的是,1901年5月由《译书汇编》部分成员参与创办的《国民报》不再使用光绪纪年,是早期留日学生分化的迹象和反满的表象。1902年召开的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则可视为早期留日学生爱国家但反对清政府的宣言。
《译书汇编》前9期的“编辑兼发行者”坂崎斌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译书汇编》发行人?散见于各著述中的表述多似是而非,尚未见有学者对此做过具体研究。廓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明治时期日本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思潮,还有利于探求早期留日学生的社会交往与思想来源。
据西园寺公望回忆,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日本对发行报纸杂志没有任何限制和管控,法国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认为“‘日本民风极美,堪称理想的自由之境’。遗憾的是,不久日本便出台了新闻条例”。[4](P.1-2)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为了打压西乡隆盛因征韩论下野的舆情,发布了《新闻纸发行条目》。1875年,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又发布了《谗谤律》和《新闻纸条例》,严厉镇压反对政府的言论,“出现记者恐怖时代”[5]。其中,明确规定对报刊进行事前审批和检阅,对记者、译者、编辑等相关人员可罚重金、判重刑[6](P.43-55)。为了加强言论管控,明治政府又于1883年对《新闻纸条例》进行了大幅修订。要求“报刊的所有人、发行人、编辑等必须是年满20岁及以上且具有日本国籍的男性”,“申请在东京创办报刊,需要缴纳1500日元保证金”(详见图1)[7]。受此影响,“书生之辈所创办的报刊因交不起保证金悉数废绝”,“1883的报刊总数由前一年的246种锐减至136种”[8]。1898年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联合成立隈板内阁,日本的言论环境有所放松。1899年2月发布的《新闻纸条例第六条中改正》对原严禁外国人担任发行人的“第六条第一项”进行了修订,“年满20岁以上且居于本国的人可任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详见图2)[9]。可见,《译书汇编》由坂崎斌担任发行人,并非为了获得合法地位和避免日本政府审查[10](P.37)。坂崎斌可能在《译书汇编》创办初期,为刊物的申办、编辑及经费等提供过实质性帮助,这可能与他具有丰富的办刊经验、曾是知名的自由民权斗士的经历有关。
图1 《新闻纸条例改正件》(1883年)资料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ID:3623600)
图2 《新闻纸条例第六条中改正》(1899年)资料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ID:156757)
坂崎斌(1853～1913年),号紫澜、鸣々道人,是土佐(今高知县)藩医坂崎耕芸的次子,是知名的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1880年任立志社机关报《土阳新闻》主编,1881年开始尝试以政谈演说、讲谈②等形式宣传民权思想,先后遭禁并被罚款和判刑。次年,尚在保释期的坂崎斌开始以“紫澜渔长”之名在《土阳新闻》上连载以坂本龙马为主人公创作的政治小说《汗血千里驹》。1884年坂崎斌和好友宫崎梦柳等开始翻译板垣退助从欧美带回的政治小说。他希望用日本历史人物创作的政治小说和翻译的欧美小说鼓舞民众的政治信念,“养成下等社会劳力者的政治思想”[11](P.108)。此时坂崎斌的家乡高知已成为“自由民权论者的麦加和耶路撒冷”,成了“在日华侨吸收新思想的突破口”,“‘参拜高知’在华侨中悄然兴起”[12]。
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以英国共和制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对内是革命的民权家,主张革命和抵抗,反抗专制政府;对外是“热烈的民族独立斗士”和国权主义者,主张亚洲联合,希望“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抵抗欧美列强侵略”[13](P.177-180)。1885年,随着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消退,部分自由民权主义者把国权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谋求民权运动的东山再起。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等自由民权主义者和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亚洲主义者③积极地通过兴办教育、译书办刊等方式开展与中国及在日中国人的交流与合作。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在日华侨和早期留日学生,都曾接触或参与过他们策划组织的相关活动。受他们的影响,梁启超主张学习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经验④,“留学生中提倡自由民权者甚多”⑤。
坂崎斌在1900年7月27日发行的《和文汉读法》跋中,谈及他帮沈翔云校对该书的情况。“今沈子东航来学,活印和文汉读法一书,以便同人。使余校讐之,亦从粗入精之阶梯矣。”并“深感东西同文之谊焉”[14](P.52)。可见,坂崎斌与沈翔云等早期留日学生确有交集。从沈翔云为《和文汉读法》所作序文和书中所附译书汇编叙例可知,早期留日学生在1900年上半年即已开始翻译政治类书籍并自筹经费筹办《译书汇编》,以开民智“救今日之中国”。而坂崎斌作为编辑兼发行者一直支持《译书汇编》的出版事业[15]。坂崎斌还接收了汪兆铭等留学生寄宿,并热心地教他们日语及家庭教育[12]。可见,坂崎斌等自由民权运动者利用译书办报、举办演讲、普及小说等方式启民智、图国强的做法,深刻地影响了以《译书汇编》团队成员为代表的早期留日学生的救国实践。
早期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时主要就读于成城学校、亦乐书院和日华学堂等学校。如表2所示,《译书汇编》前期团队主要成员以1898年-1899年浙江求是学院和南洋公学等官派的学生为主,他们的语言(普通科)阶段集中在1898年为接收中国留学生新设的日华学堂,此后大都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升为早稻田大学)和帝国大学系学校(今东京大学)⑥。这既反映了当时日本教育的真实样态,也隐含了早期留日学生的思想倾向。
表2 《译书汇编》前期团队主要成员信息表⑦
东京专门学校是由立宪改进党⑧党首大隈重信1882年以美国私立大学为原型,“带领一批东京大学毕业生”所创立,“被政府视为谋反学校”⑨。其地处东京远郊的牛込区早稻田,“从市区的本乡、下谷、神田、麴町等地来这里上学,都只能靠走路”。[16](P.995)据该校校史记载,1900年入学不久的曹汝霖便因交通不便转学去了东京法学院[17](P.172)。东京专门学校之所以敢远离市中心建校区,是因为它是当时除东京帝国大学之外少有的拥有专任教师的学校。[18](P.134)
“在留东学界执牛耳者”[19](P.4)戢翼翚1899年9月19日踏入了东京专门学校大门,是该校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之一[16](P.922)。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在东京专门学校附近的牛込喜久町二十番地[16](P.924)(位置如图3中的①所示)组织成立了译书汇编社,译书办刊以启民智、救中国。而牛込区喜久町二十番地,是金邦平9月从日华学堂毕业后入读东京专门学校的居所。[20]1901年雷奋、杨廷栋、杨荫杭和周祖培等4人成为东京专门学校政治科的校外生,1902年富士英入读日语政治科。他们都是《译书汇编》的主要成员。据张继回忆,“余得松平先生之介,得入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住寄宿舍一年,与金邦平同室。除照例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等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19](P.5)
大同高等学校离东京专门学校不远,唐才常、秦力山等曾就读于此。“翼(元丞)、沈(虬齐)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21](P.38)该校成立于1899年,“校长犬养毅、监督兼教习柏原文太郎、教头梁启超、日文教习船津输助”[22](P.340)。柏原文太郎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是东亚同文会成员,曾负责照料康、梁在东京的生活,居间说合革命、保皇两派,被称为犬养毅之左右手。[23](P.137)孙中山的寓所也在东京专门学校附近的鹤卷町[24](P.82)。由此可见,戢翼翚等生活在东京专门学校周边的早期留日学生与梁启超、孙中山及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者有密切接触。此外,《译书汇编》前期所刊文章主要译自东京专门学校讲义,可见戢翼翚等东京专门学校学生是该时期《译书汇编》的主导。
图3 东京专门学校区域地图
图4 东京帝国大学区域地图
表3 《译书汇编》发行所及相关学校地址信息表
东京帝国大学是伊藤博文和森有礼根据德国大学所规划、创设的,是“满足‘国家之需要’的国家的大学、帝国的大学”。尽管学生数量不多,但是它几乎是其他高等学校师资供给的垄断性源头。[18](P.56,133)当时日华学堂、亦乐书院以及东京法学院等东京各类学校基本没有专任教师,为便于东京帝国大学教师来兼课,都聚集在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区域(详见图4)。1899年,随着居留地限制的取消,以中国留学生为首的很多留学生都从筑地和横滨移住到了神田及本乡一带。[26]当年9月,章宗祥、吴振麟等作为旁听生入读第一高等学校。不久,章宗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成为最早入读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译书汇编》第二-八期发行所,就在章宗祥等所租住的本乡区丸山新町19番地,紧邻日华学堂和第一高等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详见图4和表3中的③⑥⑦⑧)。
《译书汇编》发行所自第九期开始又搬到了旁边的丸山福山町15番地,一直到1902年搬至新成立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可见,章宗祥、吴振麟、钱承志等是本乡区这两个发行所的主要成员。第九期“改良”后,《译书汇编》的主导者已由戢翼翚等东京专门学校的留日学生换成了章宗祥或吴振麟等东京帝国大学的留日学生。改版后,《译书汇编》不仅更换了发行人,内容和宗旨也由前期的译外书启民智以救国,变成了重学理学内政外交以治国。由此可见,早期留日学生因思想趋向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生活场域和就读学校。迥异的社会交往和学校秉性,又塑造了他们不同的国家意识。生活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的早期留日学生思想较为稳健,爱国家且亲近政府。而生活在东京专门学校附近的早期留日学生与日本自由民权者和早期亚洲主义者交往更密切,思想比较激进,他们爱国家但反对清政府。这从《译书汇编》前两期位于麹町的发行所及坂崎斌住址上也可得到佐证。
1899年,孙中山曾专程到访三崎町山田良政的住所[27],两人从此结下革命情谊。如图4所示,三崎町紧邻《译书汇编》位于麹町区饭田町六丁目24番地的发行所。该地址在发行了《译书汇编》前两期后,于1901年5月-8月成了戢翼翚、沈翔云、杨廷栋、秦力山等新创《国民报》的发行所。在1906年《革命评论》的邮寄名册中,坂崎斌的收件地址与该发行所地址完全一致。坂崎斌在《译书汇编》和《国民报》创刊时是否居住于此,尚不得而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译书汇编》前9期封底上发行人坂崎斌的住址“芝区爱宕下町三丁目四番地”紧邻早期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及平山周常住的芝区爱宕町1-12番地的对阳馆[28](P.157)。从这两处地址可以看出,坂崎斌、宫崎滔天与戢翼翚等早期留日学生有联系。《译书汇编》“改良”后由稳健派主导,或许是坂崎斌不再担任发行人的重要原因。
早期留日学生在日本首建译书团体、首创《译书汇编》刊物,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等新知识、新思想译介回中国。《译书汇编》纪年方式、发行日期等细节体现出早期留日学生的身份认同和爱国精神。梳理文献可知,他们的救国实践受到《译书汇编》前9期发行者坂崎斌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的影响,他们的社会交往与思想趋向与东京专门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这两个主要生活场域密切相关。《译书汇编》第二年的“改良”,意味着初具国家意识的早期留日学生群体发生分化。这对此后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文献的选择与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注释：
① 20日元足够早期留日学生一个月的“学费房食之用”。详见《译书汇编》第九期“简启”,1901年12月15日。
② 政谈演说是民权派批判政府、普及和宣传民权思想的重要手段。明治政府为此发布了集会条例,严禁街头演说,镇压政谈演说。1880年至1897年被称为日本近代讲谈的黄金时代。
③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认为,1880年-1900年是亚洲主义早期。该时期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均等。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5.
④ 梁启超在《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中具体阐述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过程,提出要学习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经验。详见[日]狭间直树主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6.
⑤ 1902年清廷高官忧心忡忡地问嘉纳治五郎,这“该如何是好?”详见严安生(2018:13).
⑥ 当时包括第一高等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校中的法科、工科和农科。
⑦ 表中未包含当时在国内的王植善。信息主要参照:1902年4月3日出版的《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一期中的译书汇编社名单;栾殿武《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20(1);郭梦垚《清末中国人日本留学生の初期活動について—励志会と訳書彙編社を中心に》,载[韓]孫安石,[日]大里浩秋《中国人留学生と「国家」·「愛国」·「近代」》,東京:東方書店,2019:30-32.
⑧ 该党与自由党一样,是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882年,以大隈重信为中心,由矢野龙溪、犬养毅、尾崎行雄、小野梓、高田早苗及岛田三郎等组成。它主张以建立英国类型的议会政治为理想的立宪君主制,其基础主要是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帝国议会成立后,立宪改进党作为一个民间政党而与政府对立。但不久就染上浓厚的国权主义色彩。转引自[日]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沈仁安、马斌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262.
⑨ 1882年,东京大学法学部和文学部12名毕业生中,高田早苗、天野为之等7人去了新成立的“反体制的‘大隈政治学校’”。东京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竟然“成为‘反谋学校’的教员”,这对政府的冲击也很大。政府决定以德国大学为样板,把东京大学建设成为国家服务的大学,并于1886年将其更名为帝国大学。1897年因成立京都帝大,又将其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详见[日]天野郁夫(2011:48-49,301).
⑩ 《革命评论》由宫崎滔天等创办于1906年9月5日,次年3月停刊。该刊物与孙中山等及同盟会有密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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