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琦,李锐钰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时代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舆论引导、人才培养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治理”领域的功能,就需要我们找准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中的角色定位,以治理的理念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所能发挥的价值功能,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探索。金林南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功能的研究划分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教育治理、意识形态治理等几个层面;[2]54李合亮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政治社会化、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功能与价值;[3]189徐艳国通过阐释治理理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适用性,着重对其理论创新进行系统构建,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治理的理论自洽。[4]124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期间,进行了题为“生命政治的诞生”的系列演讲,深入阐释了治理的形成、演化以及达成路径。在这一阶段福柯将“治理”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权力技术”,并且通过研究个体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对治理在其中运作的逻辑进行分析,论证了治理技术存在的合理性。而这种“积极的权力技术”是如何开展并达成其既定目的的,对于我们研究和探讨如何使用治理理论去指导思政教育实践开展,具有较为深刻的引导意义。本文将以福柯的治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当代思政教育表象背后的层次肌理,探索治理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促进治理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指导从“应然”到“实然”转变。
(一)治理技术与规训
福柯认为,治理影响和塑造行政国家存在的形式,通过积极合理的治理技术,可以实现国家从某种应然存在的形式转变为实然存在的形式,因此,国家本身是“某种治理方式的相关项”,治理本身是一种“政治主权的运转”。[5]59由此可见,福柯的治理理论并不是去对“治理”本身作概念上的界定,而是从基于治理技术的考量,从具体的运作机制和方法上去阐释治理为什么存在,而它又是如何通过外在的“规章制度化”实现了个体内在的“规训化”,又是如何催生一系列特有的机制建立形成,促进一整套知识体系的发展的。
权力的运作应当镶嵌于社会的运作之中,而非强加,因为治理所面对的是具有积极性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客体,所以治理不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的权力实施,而是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充满了制约与应对,这造就了其主体客体存在多重维度、双向作用的特点。福柯在对18世纪重农主义的探讨中,认为政府在进入农业领域后,产生了一系列干预手段,例如,人口的转移、基础设施的完善、工具的普及改良、土地法律的修改等,这些在农业领域的操作因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因而逐渐扩展、突破和应用至其他的治理领域,于是“土地治理艺术”创造出了新的国家理性,被纳入了整个权力运作的模式中,也是从这里开始,人口成为了可被治理的对象。另外,福柯以“经济人”的概念为引子,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阐释了人作为个体是如何被转化为人力资本,通过推动劳动价值创造的持续增长或者工作效率提高,最大限度去发挥经济人活动的价值增值功能,达成社会总效用的提升,实现了权力运作从以管理手段进行暴力施加向治理为名的“温和—生产—利润”转向。而政治经济学本身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理论,有效限制了治理行为,规避了在自由主义之下容易出现的“过度治理”的弊端。[6]25福柯生命政治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规训,规训本身的形式并没有明确定型,但是一定会取决于治理者对于治理对象的期待和标准,被应用于各种治理技术生成的体制机制当中,对治理的内容与方式进行辅助补充。因此,规训的标准往往就是治理需要达成的目标。总体而言,人口的管理成为了治理技术的重要课题,经济人的概念又赋予了个体行为可知性的构架,成为治理与个人的桥接途径,规训的手段可以使个体的人变得符合治理需要,通过让治理技术逐步细致入微地触及个人,从而使人群变得有用,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及财富累积的重要推助力。
(二)“知识—权力”与话语体系构建
福柯认为,知识、话语、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他所构架的“知识—权力”体系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话语和知识是具有权力效应的,[7]78即权力可以生出一整套技术性的知识体系,它可以规定什么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当的知识”,进而对社会舆论态度和个体的行为态度进行塑造,实现对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理体系的构建、维护和强化。因此,通过权威话语体系的建立,治理主体可以实现对事物或事件的定义和运作,从而拥有了主导其发展方向的强制力量。其次,知识服务于权力。“知识—权力”体系之所以能产生效用,是基于公众对于当前社会真理和科学体系的认同,也得益于高度精细的专业化理论知识本身有着较高的准入门槛,使得公众对于掌握权威的知识主体产生了信任和依赖。当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本质目的就是通过观点的汇聚、传播和交流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一般来说,相关专业领域要得到发展,就得通过理论知识的创新去解决发展中的掣肘问题。因此,行之有效的专业知识在其分析堵点、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形中完成了对于权威话语体系的构筑与维护。福柯认为,治理技术主要发挥作用的领域并不在上层建筑之中,而是以一种毛细血管般的权力力量,形成一股运行于社会肌理细枝末节处可知但不可见的影响和控制。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戒》中,借用了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来阐释了一种单向监视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型,[8]224监管存在但无形,其运作主要是通过在被治理主体的心理上施加一种持续的被监视状态,即使监管并非持续存在,甚至存在与否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却依旧能够持续发挥规训的作用。话语体系的建立、意识形态教育正犹如全景敞视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一般,以一种可知但无形的思想上的压力施加,从善恶判断、是非分辨、遵纪守法和道德约束的层面,达到微观且不可见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教育永远都被放在重要位置,国家政权之间的话语争夺也是历久不衰,而知识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其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国家话语体系的建立,并且通过教育的实践对其领导地位进行巩固。
(一)要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明确提出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育方面提出了改进优化的新要求,在治理视域下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思政教育理论创新的必然趋势,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时代特质。
思想政治教育所涵盖的内容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息息相关,其教育内容会适时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创造出的最新理论成果而发生变化,反映出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鲜明的教育价值倾向,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多个层面和领域起着关键性作用。在福柯的治理理论视域下,个体本身就是治理的对象,国家可以通过对人口的治理,实现对社会治理众多参与主体的塑造,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一种举足轻重并且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治理所面对的是具有积极性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客体,福柯生命政治学所提倡的便是在个体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国家理性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下,多种途径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作为治理对象,其综合素质不断提升,政治共识不断凝聚。在这样的机制下,国家理性对于个体的规训已经不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管理手段或机制,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镶嵌于社会运作中的治理技术,使其功能细致入微地触及每个个体和元素,又通过鼓励政治参与去促进个体自治,以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反哺其他治理领域,促使多元治理结构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人才选育(治理)—政治参与(自治)—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国家治理的内在肌理在运作中日渐完备,成为维系社会运转、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与保障,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共建共治共享,进而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着重于话语体系的构建
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治理技术本身同“正当的知识”、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须确保其内容有助于国家真理体系、话语体系构建,时刻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9]178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本身昭显着社会权力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多元治理体系架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好比“知识—权力”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体系构建的内在需求决定了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思政教育的内容与目标又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建设。因此,教育者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发展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其对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引领、支撑、保障作用的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发展、创新,其在一系列高等教育的课程中,绝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而是关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与话语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教育者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必须注重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权威话语体系构建,必须在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的区分辨别上慎之又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信息时代的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接触任何话语,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中,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并没有多余的容错空间,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其本身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通过教育的手段,从思想根源上去做好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社会舆论方向的引导,从而实现以真理体系的构建助推国家话语体系的建立,并且通过教育实践长久持续地对其地位进行巩固。
(三)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于环境氛围的构建
个体的人一直是治理的重要要素,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试图覆盖整个社会的治理技术,它超脱于福柯“规训”概念中所强调的对个体身体的管理,而是以社会层面的价值建设,形成一种精神道德约束,实现对个体思想认知进行塑造规范的同时,完成个体自我内省和自我约束机制的构建。
话语权力构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机制保障,而教育者又通过教育教学实践,传播并形成了一整套普遍存在并且为大众所熟知的行为秩序和道德标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作为思政教育最主要的开展方式,它对受教育者影响的实效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校园与课堂这类特殊的空间,以及在该空间内存在的特定秩序,从而构建出了一种类似于福柯全景敞视的治理模式。对于思政教育者而言,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知识与价值观的介入施加向促进受教育者从思想层面主动自我约束的转变,就是要形成一种不允许个体的不规范言行举止游离在群体标准之外的环境氛围,使受教育者处在“规训的目光”中,使行为秩序和道德标准可以全方位地嵌入于其生活的细微之处,成为内化于心的道德准则。学校仅是形成全景敞视的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基础要素,要使思想政治教育脱离校园课堂等既定环境的限制,更广泛地触及更多个体,形成社会大课堂与“大思政课”的体系建设,就需要从教育者、学校、政府、社会等多个层面形成价值环境构建的合力,而这种让受教育者得以时刻保持警醒的全景敞视机制一旦建立完成,观测者的身份或者其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受教育者在主观意识上能明确感知到的存在且具有普遍性和严密性的观测,从而在认知上处于一种持续被凝视的状态,形成在认知层面的自我约束,进而使其不自觉地对标规范来完成自省自查,主动承担起以道德规范标准实施自我规训的责任。
(一)注重真理体系构建,加强话语权力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治理理论的结合,其落脚点之一便是国家真理体系的构建。思政教育为治理技术运作提供必要知识,作为教育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加以研究,从而在教学实践中能熟练地用理论来解读社会现实问题,第一时间做好价值观宣传和舆论引导。
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价值创造。思政教育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通过教育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创新路径,解决难题,总结经验,行业领域专业知识只有在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才能对国家真理体系进行完善巩固。因此,要更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能动作用,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实践,就需要依托高等学校的人才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强行业的资源整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端智库的建设,以先进的理论成果为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提供强大智力支持。二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真理性。任何理论思想的形成,都难以超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充分认识到自身使命,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相应国情,坚定政治立场,深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入阐释其是如何准确识别当代中国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又是如何去解决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在此基础上,更需要联系时事政治、社会新闻、热点舆论去论证教学内容,积极进行社会公共舆论引导,构架好、维护好权威的话语体系,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培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后备人才队伍。三是要强化知识话语体系的构建传播。信息时代意识形态的博弈往往发生在学校课堂以外的地方,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注重于课堂,就会逐步失去其话语阵地。新时代以来,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以简短有力并具有丰富象征性的词组,实现了整套话语体系对众多社会群体的心态、认知和行为的塑造影响,就是在借助互联网这种易于复制又容易产生共鸣的方式路径之下,以一种“梗”的形式达成了最为广泛的爆炸式传播。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思想政治教育更应注重在经济市场、社会环境、传播媒介、群团组织等领域的宣传阵地占领,在实现外延式扩张的同时,更要注重于内涵式发展,从而协助国家意识形态实现在多个领域的权威知识体系、话语阵地的构建,以及话语权力的抢占。
(二)注重主体能力培养,加强人才选育
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对象是比以往更具有积极性、主动性的受教育主体,这就要求教育者在教学实践中应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主导地位,在确保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治国理政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巩固传播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润物无声,通过双方联动,共同努力,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达到最大化。
一是要着重对受教育者的研究性学习能力进行培养。学习本身是一种探究真理的过程,这就要求教育者在知识得到准确传授的基础上,实现从传统授课式理论教育为主的教学模式向着重于培养受教育者的研究能力的转变。例如在经典原著选读课程中,可以通过指定阅读材料,要求受教育者使用其中理论视角,去分析、解释当下社会热点事件,梳理其成因与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培养其善于探索未知、系统独立思考、明辨善恶是非的能力,促使他们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信息数量剧增、社会思潮频涌的当代,形成在政治原则问题面前保持如磐定力的思维模式。二是要着重对受教育者的社会调查能力进行培养。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社会调查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优良传统,通过组织受教育者深入基层或到当地红色教育资源基地进行调查,指导其运用正确的理论深入分析社会风貌成因,形成调研报告,培养统筹考虑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其主体意识培养和教育价值生成。三是自查自省能力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常用方式方法,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可使用的武器,其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使个体正视短板弱项,去排查化解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隐患,通过明确的红线思维和底线意识,明确什么不可为,做到在日常的研究、学习、实践中,找准思辨的方向和行事的准则,严防行差踏错。
(三)注重时代环境特点,用好技术工具
治理所能覆盖的范围,通常会受到所采用的治理形式的影响。[10]71科技发展至今,监视摄像技术已完成了存在但无形的监管,实现了福柯书中所描绘的全景敞观。而难以实时监管的互联网平台,也因网络审核员与网警的存在,不再是监管的真空地带,因此,思政教育也要顺应时代之变开展教学路径创新。
一是要准确把握传统教学与新兴技术之间的关系。高校思政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最主要的形式,是其发展的基础。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代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就要在巩固传统教育教学途径、丰富其教学内容、承担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同时,去探索如何利用技术信息手段,增加教育信息传递总量、提升传递效率,优化教学质量,提升高校思政课堂教学的总体效果。二是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扩大教育覆盖面。在庞大的人口数量面前,治理技术本身面对的挑战是毋庸置疑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决定了其不能局限于传统思政课堂,而是要充分运用好技术工具,扩大思政教育的覆盖广度,触及基层群众。三是保障技术手段与人文关怀并重。技术手段本身仅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并不能使治理过程中所遇到的实质问题得到自行解决,近年来,线上教育领域发展态势迅猛,但其所能达成的效果是否与传统课堂教育相同还有待于商榷,虽然高校、党政机关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种线上平台上,开设了官方账号,并且上传了优质内容,但是开拓教育信息传递的多重路径,仅能为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一旦采用的形式缺乏接近性、趣味性,又无法捕捉时事热点去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使他们丧失主动学习以及转发传播的动力,则也就会失去平台和途径的优势。因此,只有在加强优质内容创作的基础上,及时根据受众喜好对教育信息传播后产生的回应进行调整,构建起传播—引导—接收—回馈—改进—再传播的传输闭环,进而促使教育信息在优化改良中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真正建立长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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