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立润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2）
国家治理权力具有鲜明的疆域属性，这意味着国家治理权力的生产、使用与更替往往都发生在特定疆域内，疆域构成国家治理权力活动和流动的空间边界。
任何一个具备正常政治理性的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其国家治理权力流出到疆域之外，毕竟国家治理权力的流出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而国家安全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或维持繁荣昌盛的根基，这也使得国家治理权力通常只会完整地配置在单疆域中。
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体系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多方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直接涉及国家疆域的调整和国家治理权力的让渡。
换言之，这种影响并不会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与空间配置。
不过，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技术依赖广度与深度的增加，随着人工智能弱国与人工智能强国分野的出现，或者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超级国家”的诞生，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任何权力都存在空间边界，权力的空间边界指的是权力可以产生作用的地理范围，不同层级或类型的权力可以产生作用的地理范围存在明显差别，明确权力的空间边界有助于在空间层面建立权力秩序。
相较于其他层级或类型的权力，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更宽更广，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就是一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国家治理权力一般只在此空间范围内活动和流动。
鉴于国家治理权力对一国民众福祉的深刻影响，任何具备正常政治理性的执政施政集体都不会轻易允许其国家治理权力流出到疆域之外或将部分国家治理权力让渡给其他国家，也不会轻易允许其他国家进入本国疆域“代行权力”或将部分国家治理权力带离。
即是说，任何一个具备正常政治理性的执政施政集体都不会轻易将其国家治理权力配置到多个疆域空间中，毕竟这样会对国家治理自主性产生不小的影响。
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通常较为固定，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的疆域极少会发生变化，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将把国家治理权力留在疆域内或者说在本国疆域内配置国家治理权力视为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的根本原则。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不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以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为纵横坐标轴，构建出一个空间视角下的国家治理权力变动模型（见图1）。
由于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都未发生变化即意味着国家治理权力未发生空间层面的变动，因此总体上说，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发生变动的情形包括三种：一是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都发生变动；
二是空间边界发生变动，空间配置未发生变动；
三是空间边界未发生变动，空间配置发生变动。
图1 空间视角下国家治理权力变动的理论模型
由于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与国家疆域范围重合，因此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的改变意味着国家疆域范围已经更早一步发生改变，而国家疆域范围发生改变通常都是因为战争，更准确地来说是因为在战争中落败付出了割让部分领土或全部领土被别国占领的代价。
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的变动包括两种具体情况：一是国家治理权力“整体打包”交给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权力还是配置在单个疆域空间中，只是这个疆域不再是本国疆域而是他国疆域；
二是国家治理权力“部分打包”交给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权力配置在包含本国疆域和他国疆域在内的多个疆域空间中。
就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都发生变动的情形而言，可能存在以下更具体的情况：其一，A 国和B 国发生战争，B 国落败，A 国对B 国进行了全面占领，B 国国家政权覆灭，B 国原有的疆域由A 国进行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B 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被压缩为零，国家治理权力也全盘被别国吸收。
至于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被压缩为零而国家治理权力只有部分被别国吸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毕竟整个国家疆域被占领就意味着国家政权覆灭，从而也就不可能还保留有部分国家治理权力。
其二，A 国和B 国发生战争，B 国落败，A 国让B 国割让部分领土并出让部分国家治理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B 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有所缩小，国家治理权力部分被别国吸收，出现了国家治理权力多疆域空间配置的现象。
至于只被要求割让部分领土而国家治理权力全部被别国吸收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毕竟整个国家政权都已被别国替代，也就不存在与原有国家政权相关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问题。
就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发生变动而空间配置未发生变动的情形而言，可能存在的情况是，A 国和B 国发生战争，B 国落败，A 国让B国割让部分领土，但并未要求B 国出让部分国家治理权力，或者说，A 国只要求B 国割让部分领土，但并不继续干涉A 国在其剩余疆域内的治理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B 国的确因为疆域范围的缩小而致使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有所压缩，不过，从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来看，并没有出现国家治理权力的异域流转。
至于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被压缩为零而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保持不变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比如B 国被全部占领，B 国国家政权覆灭，B 国国家治理权力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与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相关的问题。
就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未发生变动而空间配置发生变动的情形而言，可能存在的情况：一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权力全部交由其他国家或组织行使，二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权力部分被其他国家或组织所掌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上看，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都可能发生变动，从历史事实看，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也都单独或复合地发生过变动。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是自然界的原初规则，也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规则。
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正是竞争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虽然竞争带来过社会混乱与灾难，但是竞争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创新、活力与繁荣。在当今社会，不同社会个体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组织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都存在丰富而激烈的竞争，这其中又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最为引人注目。
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宽广的竞争领域，不过由于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越来越能够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越来越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点。
恰如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王小凡所言，“我们身处一个瞬息万变、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深刻改变着社会组织形式和人民生活面貌。
科技决定国力、科技改变国运的历史趋势在当前更加显著。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着综合国力，驱动着企业发展，改善着人民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部分”［1］。
确实，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民族赖之以兴，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特别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能在科技领域赢得相对竞争优势对于一个国家提升其国际地位、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交往中的正当权益至关重要。
（一）新一轮技术竞争的开启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国家间围绕不同领域已经展开多轮科技竞争，即是说，人们对国家间的科技竞争并不陌生。
二战以后比较具备代表性的一次国家间科技竞争聚焦于太空技术，拉开国家间太空技术竞争大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作出一个判断，即“谁控制了宇宙，谁就控制了地球；
谁控制了空间，谁就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2］。
不可否认，有一些国家因为在科技竞争中拥有相对优势而尝到了不少甜头，也有一些国家因为在科技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吃了不少苦头，曾经尝到过科技竞争优势带来的甜头的国家会继续寻求保持科技竞争优势，而曾经因为处于科技竞争劣势而吃过苦头的国家也会谨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不断寻求缩小科技差距，避免重蹈覆辙。
正因为如此，国家间科技竞争的车轮才会永不停歇地向前滚动。
时至今日，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焦点的科技竞争又打响了发令枪。
自2016 年3 月阿尔法狗（AIphaGo）在人机围棋大战中取胜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智能化或者说未来社会的形态是智能化社会，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取得领先，谁就能够赢得未来，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入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行列，成为新的人工智能竞争“参赛者”。
一方面，基于过往多轮国际科技竞争的经验与教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印度、日本、韩国、西班牙、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加拿大、新加坡、越南、阿联酋等在内的众多国家都专门制定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级战略；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与组织还明确表示要在此轮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或领导地位，占据主导权。
比如，美国在2019 年2 月就由总统签发了一份《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指出，美国目前在AI 研究、发展与应用上处于领先地位，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对于保持美国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3］；
英国在一份政府报告中也曾提出18 条建议助力英国抢夺AI 主导地位［4］，并在2021 年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中明确指出，未来十年要使英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5］；
中国虽然没有表明要在此轮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导地位，但是也展现出了不甘落后的决心，在2017 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其中一步就是，到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部门体系中设立人工智能部的国家，阿联酋也对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充满期待，正如其副总统兼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所言，“我们希望阿联酋成为世界上最适合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6］；
欧盟委员会在2018 年4 月发布的政策文件《欧盟人工智能》中也表示，欧盟要竭力确保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国际竞争力。
一言以蔽之，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二）谁会成为“超级国家”？
竞争天然地与高低优劣排序相关联，虽然当前加入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赛域的国家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尖端性和前沿性，只有少数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才有条件和能力去研究、开发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
但在世界舞台上，欠发达（或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数量多、分布广，它们的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能力低，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去研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大浪潮中，将被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距和被加深‘边缘化’地位”［7］160。
确实，由于前期技术积累和整体支撑环境的差别，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实力参差不齐，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中所处的段位也不同。
尽管并没有权威机构发布过类似于全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排名榜单，但是从一些相关统计数据中也大致可以推测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
从人工智能论文产出数量来看，中国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国内外10 余家机构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显示，2013—2018 年，全球人工智能（AI）领域论文产出数量共计304 914 篇，中国以74 408 篇、美国以51 766 篇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1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也显示，中国学者在2020 年发表的人工智能相关论文总数（6．8 万篇）以及在人工智能顶级期刊、顶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量（4 019 篇），均为全球第一。
从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来看，全球科技创新情报服务商智慧芽发布的《2022 年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指数分析报告》显示，近5 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量达115 万件，中国以64．85 万件排名第一，遥遥领先于排名紧接其后的美国（19．10 万件）和韩国（5．28 万件）。
从人工智能研究人才来看，清华大学计算机系AMiner 团队联合智谱AI 等机构于2022 年1 月发布了一份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AI 2000），该榜单基于2012—2021 年人工智能领域46 个顶级期刊与会议收录的185 241 篇论文和258 268 位作者数据，遴选出了一批在人工智能学科最有影响力、最具活力的顶级学者，美国有1 146 人次入选，中国有232 人次入选，位列前两名，其他国家入选人数与美国和中国相比都存在不小的距离。从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来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1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截至2021 年9 月，美国和中国分别以4 664家和880 家位列前两名，排名紧居其后的是英国（805 家）、印度（782 家）、加拿大（465 家）、德国（357 家）、以色列（341 家）、法国（297 家）、新加坡（224 家）、日本（214 家）；
从拥有全球顶尖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来看，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企业TOP20 榜单为例，美国占据了9 家，位列第一；
从拥有最具潜力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数量来看，以CB Insights AI 100 榜单遴选出的2020 年全球100 家最具潜力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为例，美国更是以65 家独占鳌头。
虽然从人工智能论文产出数量和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来看，中国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从人工智能研究人才、人工智能企业数量、顶尖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最具潜力的初创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等来看，美国都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可以说遥遥领先。
总体上看，将美国和中国列入全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第一梯队并无不妥，不过依然需要明确的是，“美国作为人工智能的发源地，在创新精神、基础理论、核心算法、高端芯片、从业人员规模和素质等方面，明显地领先全球”［8］，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实际上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无法与美国一争高下，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中是独居一档的存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超级国家”①这里的“超级国家”更多的是从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实力与影响力层面来讲的，是技术意义上的“超级国家”。，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乃至风险治理方面，都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在2018 年5 月由美国白宫举办的一场以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为主的科技峰会上，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迈克尔·克拉希欧斯在讲话中才会自信地说：“我们已经将美国打造成了世界上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最先进的国家。
现在的任务是让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领先。
不仅专注于已有技术，还将提供资源来探索更多可能。”［9］与此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何会在2019 年2 月签署一份独特的行政命令，专门指示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从历史事实来看，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和空间配置都曾单独或复合地发生过变动。
就当前情况而言，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人类社会愈发明白世界上各个国家互相尊重彼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重要性，并通过建立权威的全球性组织和各种国际政治规则，确保各个国家互相尊重彼此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一理念产生事实上的约束力。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再出现过割让国家领土的事情，即是说，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亦即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故而国家治理权力在空间层面发生变化就只剩下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情形，即国家治理权力空间边界未发生变动，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发生变动。然而由于国家治理自主性在当今世界越来越为各个国家所珍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与其他国家分享本国的国家治理权力，基本上都是各个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本国的全部国家治理权力，加之各种国际政治规则的约束或者说尊重国家主权这道国际规则“围墙”的阻隔，因此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也几乎不会发生变动。
虽然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频次和广度也在不断增加，这为大国对小国或强国对弱国产生影响创设了更多的机会空间，但是这些影响主要停留在经济发展层面、社会生活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较少直接涉及国家治理权力的运用层面。
换言之，全球化情景中的小国和弱国在面对大国和强国时，可以让渡特定经济层面的利益，可以让渡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风尚引领权，鉴于国家治理自主性的重要性，一般不会直接让渡国家治理权力。
不过，随着以人工智能为焦点的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展开以及“超级国家”的出现，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超级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显著优势会帮助其打开一条或明或暗的权力流动通道，便于其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
首先，“超级国家”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无时无刻不在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各种各样的数据，人成为“数字人”或“数据人”，国家治理的展开也越来越需要倚仗数据与算法的支持。
得益于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方面的显著优势，“超级国家”的一些人工智能企业及其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众多国家中都拥有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以美国的Facebook 为例，Facebook 的用户遍布全球227 个国家和地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型企业，并且在其中92 个国家和地区的渗透率达到50%及以上［10］，更为重要的是，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在使用相关人工智能产品时会留下海量的数据足迹。
事实上，这些数据经过合适的处理与分析之后可以形成一些有价值的国家治理信号。
对于一些特定的国家治理问题，有些国家可能一时无法及时有效采集到比较充分的相关数据以及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从而还可能需要“超级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这等于在无形之中将部分国家治理权力转移给了“超级国家”。
其次，“超级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合作或“技术援助”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
“在科技全球化与网络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的技术与产品在进行着跨越国界的流动。
在全球范围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大国到小国，人工智能引发了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潮，各国都渴望依靠技术革新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增加国民福祉”［11］。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颇为复杂，对于缺乏前期技术基础和算料、算力、算法要素支撑的国家来说，即使有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福于民或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寻求与“超级国家”进行技术合作或者说寻求“超级国家”的“技术援助”。
毕竟尝试完全依靠自主式创新和发展存在不小的难度，且不说完全依靠自主式创新和发展能否成功，即使成功了，或许也错过了搭上人工智能时代发展快车的最佳时间窗口。
而人工智能弱国在接受“超级国家”的技术合作或“技术援助”时，实际上也就将本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导权甚至说控制权交给了“超级国家”，并且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本国国家治理时一并将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交给了“超级国家”。
问题在于，既然国家治理自主性在当今世界如此受重视，那么是否会有国家愿意以让渡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为代价换取技术进步呢？ 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来看，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当初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源与环境约束需要进行产业转移，虽然作为产业转移承接方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非常清楚，自己所承接的是对方所“淘汰”的，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合作中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拒绝产业转移合作，因为其可以借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促使本国的产业升级和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
更为主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执政施政集体从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连带效应中看到了提高执政施政绩效、巩固政权基础或维护政权稳定的潜在利好，故而也乐于接受而不是排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同样，虽然人工智能弱国在接受“超级国家”的技术合作或“技术援助”时，可能要付出让渡部分国家治理权力的代价，但是人工智能弱国可以借此提高本国的人工智能综合实力，从而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弱国的执政施政集体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提高国家治理水平，这对于政权稳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由此看来，人工智能弱国接受以让渡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为代价换取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尽管让渡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会有损国家治理自主性，不过完全可以等到积累一定的技术基础之后，再寻求“自给自足”，这也算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最后，“超级国家”可以通过芯片控制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
芯片是人工智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2018 年5 月，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Compass Intelligence 调查了全球100多家AI 芯片企业后，发布了一份全球AI 芯片企业排行榜，在这份榜单的前24 名中，美国有14 家AI芯片公司入围，而且前5 名均为美国公司。
另外，全球芯片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都归美国所有，美国在全球芯片领域保持绝对的领先地位。
IC Insight发布的全球IC 销售区域市场份额数据显示，美国在2019 年占据了全球IC 市场总量的55%，排名第二的韩国仅占有21%的市场份额，与之相差甚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占比更是少之又少。
以中国为例，虽然在Compass Intelligence 发布的2018 年全球AI 芯片企业排行榜前24 名榜单中，中国有7 家AI 芯片公司入围（华为海思、联发科、Imagination、瑞芯微、芯原、寒武纪和地平线），但是中国的芯片自给率始终偏低，根据相关机构的测算，中国近些年的芯片自给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高端芯片和核心芯片更是主要依赖进口。
2015—2019 年，中国芯片进口金额都超过了原油进口金额，芯片成为中国进口金额量最大的商品。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中国每年需要进口2000 多亿美元的芯片，芯片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商品，而且中国进口的芯片要么是客户指定因而不能更改的芯片，要么是中国不能自主设计生产因而必须要进口的芯片，如果“超级国家”拿科技产业的核心要件（芯片）开战，由于中国并不掌握芯片这枚武器的扳机，因此并没有什么胜算，甚至将处于相当被动和危险的境地［12-13］。
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极力促进芯片产业的发展，2015 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文件提出，到2020 年中国芯片自给率要达到40%，到2025 年要达到50%，中国工信部甚至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计划到2025 年让中国芯片自给率达到70%；
2020 年8 月4 日中国国务院又发布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继续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确实，由于芯片一直被视为是国家的“工业粮食”，是所有智能设备和数字设备的“心脏”，因此在这方面受制于人将直接制约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特别是当未来的国家治理日益依赖于人工智能时，“超级国家”的芯片断供或缩供，对于芯片自给能力不足的国家来说将是“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很有可能造成该国国家政权系统运行的停滞，甚至逼迫其国家治理退回到纯人工时代。
这也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一个国家的芯片受制于“超级国家”时，其国家治理活动能否顺畅展开也取决于“超级国家”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间接地将其国家治理权力部分移交给了“超级国家”。
新一轮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会促使“超级国家”的出现。
由于人工智能弱国在推进国家治理时需要依赖“超级国家”的数据与算法支持、人工智能弱国在谋求推进本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时需要“超级国家”的技术合作或“技术援助”，因此随着“超级国家”数据的输入、算法的输入、技术的输入，接受国的国家治理权力也就直接部分流出到了“超级国家”手中。
另外，由于“超级国家”控制着人工智能技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芯片，因此当一个国家的芯片需要依赖“超级国家”供给时，实际上也间接地将其国家治理权力部分移交给了“超级国家”。
这其实就改变了国家治理权力流出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使得其国家治理权力不再全部配置在本国疆域中，也部分配置到了“超级国家”的疆域内，而到底有多少留在自己手中，有多少流出到“超级国家”手中，则要看其对“超级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本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
由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就形成一个“翘板式结构”（见图2），即一部分国家治理权力配置在本国疆域内，一部分国家治理权力配置在“超级国家”疆域内。
翘板往哪边倾斜主要取决于人工智能弱国对“超级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人工智能弱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依赖程度越低或自主自给程度越高，就意味着越少的国家治理权力流出，反之，依赖程度越高或自主自给程度越低，就意味着越多的国家治理权力流出。
图2 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的翘板式结构
国家治理能够对一国民众生存与发展福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每一个执政施政集体都希望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性，避免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边界被压缩，而且也希望独立自主地行使全部国家治理权力，避免出现部分国家治理权力流出到其他国家手上的情况，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其他国家掌握本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之后还能像本国的执政施政者一样负责任地使用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能否独立自主地行使全部国家治理权力事关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尊严。
然而，当发展人工智能的时代潮流滚滚而至，当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抱有越来越浓烈的期待，技术段位层面的差距就使得一些国家很难保持技术发展的自主性或独立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需要大量前期投入，而这种投入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政治状态和较强的科技能力作支撑，因而使得部分拥有这些基础能力的强国在事实上形成技术垄断，从而获得大量收益。
而未拥有这些基础能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将在此轮技术浪潮中失去入场门票，进一步拉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固原来的边缘依附地位”［7］162，特别是当技术意义上的“超级国家”出现时，技术上的依附极有可能成为技术与权力相互置换的催化剂，成为一些国家明显或隐秘、有意或无意地向“超级国家”转移权力的通道［14］，技术置换权力也使得技术意义上的“超级国家”摇身一变又成为权力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超级国家”。
面对新一轮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面对技术意义、权力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超级国家”的出现，如何提高本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以尽可能减少国家治理权力流出、如何防范“超级国家”出现后引发的衍生性风险、“超级国家”的出现会如何重构全球治理体系与规则等，便成为人工智能时代除“超级国家”之外所有其他国家都需要及时做出前瞻性思考的大问题。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技术。
在人工智能技术综合实力方面，美国当前是技术意义上的“超级国家”，其有众多条件与机会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技术援助、芯片控制等方式实现技术置换权力，从而变成权力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超级国家”，这对其他致力于维护国家治理自主性、安全和尊严的国家来说，就多了一种全新的压力与挑战。
通过重视发展人工智能且不断提高技术段位固然是应对压力与挑战的重要举措，更为关键的是，除“超级国家”之外的其他众多国家需要努力联合起来构建相应的国际规则与机制，以防范与制约人工智能时代“超级国家”的“科技霸权”或“智能霸权”。
当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实力并不差，在特定领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应对“科技霸权”或“智能霸权”，从理论层面来说，中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近年来，美国采取制造发展危机论、技术封锁和脱钩、争抢数据资源、“组团遏制”等一系列手段，防范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赶超发展［15］，在美国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更是将中国确立为未来的“头号竞争对手”。
由于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可能在更大范围与更深程度受到美国“科技霸权”或“智能霸权”的影响，因此从实践层面来说，中国也有必要自觉地、系统地、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应对美国的“科技霸权”或“智能霸权”。
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发挥优势。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具有得天独厚的数据基础优势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算法成长优势、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的国家支持与社会接受优势，中国需要继续发挥这些优势以进一步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实力。
其次，中国需要及时补齐短板。
针对芯片卡脖子问题，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为引领和支撑，坚决打赢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最后，中国需要增强文化影响力。
中国有着深厚的和合文化传统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文化与意识恰恰是霸权文化与霸权意识的反面。
这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新技术时代如何能够促使世界更美好，中国可以贡献独到的智慧与方案。
“中国学者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带进人工智能时代并积极走向未来，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新的可能”［16］。
中国在新的技术时代可以有所作为，并且会大有作为。
猜你喜欢疆域竞争权力拓展生活的疆域保健医苑(2023年2期)2023-03-15大中国之中国疆域锦绣·下旬刊(2019年3期)2019-09-10不如叫《权力的儿戏》电影(2019年6期)2019-09-02试析辽朝的疆域观西夏学(2017年1期)2017-10-24感谢竞争现代企业文化·综合版(2017年5期)2017-06-14中国疆域内所见的丝绸之路(Ⅱ)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6年2期)2016-05-17权力的网络博客天下(2015年12期)2015-09-23儿时不竞争，长大才胜出人生十六七(2015年26期)2015-08-22竞争小说月刊(2015年9期)2015-04-23农资店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营销界(2015年22期)201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