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1898年近代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创刊至五四运动前的二十年间，我国共诞生了百余种妇女报刊，它们或由女性创办，或与女性生活休戚相关。以1898—1918年间出现的妇女报刊为对象，重点关注其在女性觉醒与独立方面的作用与地位。这些报纸的创刊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关注，见证了中国最早一批女性的觉醒，既促进了近代以来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又在改善社会风气、推动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近代妇女报刊的出现翻开我国妇女报刊事业的崭新一页，成为近代女性建立话语权的最初尝试与生动实践，在近代以来的妇女运动发展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关键词：近代;妇女报刊;妇女解放运动;女性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3）-02-0046-06
近代婦女报刊的兴办发轫于清朝末年，推波于民国初期，伴随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时代浪潮，成为近代妇女运动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道风景线。姜纬堂先生在他的《北京妇女报刊考·总述》中提到， “凡研究、讨论妇女问题，反映、指导妇女生活和斗争者”[1]，即是妇女报刊。本文所谓的妇女报刊，以姜先生的观点为基础，主要指以广大妇女为主要受众，研究、讨论妇女问题，反映、指导妇女生活的报刊（不含其他学术性及科学性的报刊）。同时， “不限于由知识女性主办或冠以妇女之名的报刊，一些由男性主持或编辑的报刊只要符合上述标准，也都划归妇女报刊之列”[2]。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的妇女报刊最早出现于1898年，同时，1919年新出现的妇女报刊均创刊于五月四日之后，而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学界一般将其及其后纳入“现代”范畴，故本文将研究视野重点投向诞生于1898年至1918年间的妇女报刊。
近代，我国共诞生了百余种妇女报刊，这些报刊或由女性创办，或与女性生活息息相关。女报的创刊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女性生活状况及命运的关注，见证了中国最早一批女性的觉醒，既有助于促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又反映了妇女在改善社会风气、推动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方面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女性建构独立话语权的最初实践。
一、近代女性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广大妇女始终生活在由男性占据主导话语的“男权社会”，深受“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等观念的束缚，背负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几乎完全丧失了女性尊严和独立人格。到了晚清时期，妇女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愈发深重，不断被强化的贞节观念、道德要求以及日益严苛的伦理规范成为埋在中国女性身上的一枚“定时炸弹”。
20世纪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取得部分进展，但女性要完全挣脱“四大枷锁”的束缚、树立自己作为“人”的独立尊严，仍旧面临着重重阻力。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在人们心中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狱”，困囿其中的妇女同胞很难轻易走出自身困惑与现实压迫。如何打破心防、建立起女性独立为人的自由思想成为困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率先觉醒的一批女报人的一个重要问题。
1898年7月，在戊戌变法的时代浪潮中， 《女学报》在上海应运创刊。它既是一份由维新派同人创办的进步刊物，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女性刊物。自此，近代妇女报刊作为解开受压迫妇女心锁的钥匙，逐渐成为清末女性解放运动的“得力助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3]，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深重压迫最终孕育出反抗的种子， “统治集团所一贯奉行的封建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感召力和说服力”[4]。
数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培育了中国人的僵化思想，女性长期以来在社会生活中的“集体缺席”导致男性在各个领域占据绝对的话语权，社会普遍存在着女性在男权话语体系下的“失语”困境。即便是看似如火如荼，风靡一时的女权运动，实际上也处于“振臂一呼，应者寥寥”的惨淡境况。在报刊界，女性“失声”的最直接表现便是诸多妇女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都是男性，报纸上刊登的文章也几乎全部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正如《妇女时报》的主编包天笑曾在他的回忆性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提到的， “《妇女时报》是综合性的，不能专谈文艺，而且里面的作品，最好出之于妇女的本身。但是当时的妇女，知识的水准不高，大多数不能握笔作文，因此这《妇女时报》里，真正由妇女写作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二三，有许多作品，一望而知是有捉刀人的”[5]。
恐怖的政权控制与霸道的男权压制给女性话语权的建立带来极大挑战，成为横亘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妇女报刊作为近代女性发出独立声音的传声筒，勇敢地做出了带领女性摆脱封建愚昧、走向幸福自由的初步尝试。
二、近代妇女报刊建构女性话语权的具体路径
报刊本身所具有的影响舆论与启发民智的独特作用使其成为近代女性建构话语权力的不二选择，借助报纸杂志，女性可以迅速有效地占领宣传阵地，打破报刊行业内长久以来形成的男性“一言堂”局面;同时，妇女报刊以女性为主要受众，既能够为方兴未艾的女性解放运动开拓声势，又有助于牢固树立女性的自我意识，建立女性群体的性别认同感与自豪感。
（一）丰富传播媒介：抢占文化阵地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西方的“天赋人权说”、女权理论相继传入中国，斯宾塞的《女权篇》、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等先后在中国翻译出版，这些观点和理论启迪了先进女性的思想，为其开创妇女解放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思想武器。同时，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他们带来了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为近代妇女报刊的兴办提供了技术上的指导。这些新思想、新技术的传入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注意到了报刊的重要作用，她们试图以女报为突破口，激励更多的普通妇女勇敢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目前可考的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创刊于1898年7月24日的《女学报》，截至1919年五四运动，我国共诞生过百余种妇女报刊，它们是我国女性研究领域的瑰宝。作为近代妇女报刊的开山鼻祖， 《女学报》一改以往男性把持报刊出版行业的状况，不仅由女性创办，且主笔、撰稿人也几乎全是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康同薇、李蕙仙等著名学者家属纷纷参与其中， 他们的支持为女报的兴办扫除了不少障碍。该报秉持“兴女学，倡女权”的主旨，以妇女为主要目标读者，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作为最早提倡“妇女权利”的报刊之一，它拉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是中国妇女利用报刊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的最初尝试”[6]，在当时引发了极大反响， “展诵之下，合志数言，以见我朝巾帼中未尝无人，且实开古今风气之先焉。”[7]。再如《新女界》，其创刊人和主要撰稿人也都是女性，这一天然的女性身份使得她们更加关注女性自身，也更能设身处地地以女性视角思考、为女性同胞发声，始终秉持着早期妇女报刊中较为少见的女性立场。
宫京成先生在谈及中国近代报刊在传播社会思潮方面的作用时说， “中国近现代报刊造就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公共领域，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公共空间”[8]，在面对重重机遇与挑战的情况下，近代女报人们机敏地抓住报刊这一有力武器，积极抢占舆论宣传阵地，率先发出了属于女性自身的有力声音。
（二）筑牢思想防线：女性对自我的确认
作为女性声音的载体，近代妇女报刊的主旋律即是妇女解放，鼓励妇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打破传统观念，摆脱封建礼教束缚，寻求独立人格。我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于对身体的审视，进步的女报人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束缚女性自然躯体的封建陋习。以“戒缠足”为例，许多妇女报刊都指出，缠足是封建落后的恶俗。1903年，陈超在其发表于《女学报》第2期的《缠足之害》一文中痛陈缠足之危害，呼吁读者放弃裹脚。《女学报》第2期发表的《女界进步之前导》一文对缠足进行了激烈抨击。《女子世界》中也刊发了一系列反对缠足的文章，如《缠脚的妇女多受脚的累》 《放足歌》 《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 《戒缠足诗十首》等，号召妇女为自身健康和人格独立拒绝恶习，尽快放足。
除了缠足，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也是束缚我国女性的一个陋习，许多近代报刊自觉地承担起了带领妇女摆脱封建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历史重任，主张废除一夫多妻制，拒绝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自主婚姻。1903年，发表在《女学报》第4期上的《女权将伸》一文提倡女权，鼓励女性走出封建家庭，摆脱腐朽婚姻制度的阴霾。1906年，秋瑾在《中国女报》第1期发文，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鼓励妇女勇敢反抗，摆脱旧式家庭和封建婚姻的束缚。1907年《中国婚俗五大弊说》发表，炼石在文中具体分析了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9]、 “一夫多妻”等婚俗的诸多弊端，讽刺了旧式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戕害。
实现了从“缠足”到“天足”的身体解放，打破了从“包办婚姻”到“婚姻自由”的思想束缚，女性慢慢发现自身的独特性，逐步完成对自我的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报刊功不可没。
（三）巩固统一战线：建立群体认同
如果说戒缠足是为了解救女性肢体上的病痛，是对女性自然身体的解放，接下来，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无知就显得刻不容缓。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并进一步将女性的权利问题提升到关系民族未来、国运兴衰的高度，是女性建构话语权的应有之义。炼石在为《中国新女界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 “欧美诸强国深知其故，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日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亦不之惜，斯其国始得为有民宜，其国势发达，日益强盛而莫之能侮”[10]。《妇女时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对女子教育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刊登了大量提倡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今日急宜创妇女补助学塾》 《女子之学问与时代之关系》 《说女子之体操》《家庭教育与女子教育之关系》 《女子教育与普及教育之关系》 《论女学之关系国家》 《论初等教育》 《论普及教育》 《论女子教育》等。另外，当时许多妇女报刊都提出了妇女参政的问题。1898年，卢翠在她的《女子爱国说》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女性参政的愿望。1906年，黄公发表《大魂篇》一文，提出女子应当同男子一起，治理和建设我们的国家，进一步深化了女性解放的主题。
近代妇女报刊大力宣传女子教育和妇女参政，能够把更多妇女组织起来，真正从根源上缓解女性被压迫的困境。在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真正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催生了女性觉醒的群体效应，至此，女性报刊的力量被进一步放大，女报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妇女解放问题声嘶力竭的呐喊与声援，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主动走向社会，勇敢发声，并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
（四）树立进步典型：塑造先进女性形象
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之下，最先觉醒的女性們勇敢地走进学堂、步入社会，不仅出现一批女报人和女作家，同时也诞生了一批女理论家和女革命家。她们相互依存、彼此帮助，既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这些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劳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奋力为男权话语压制下的女性突围制造可能。
在当时，陈撷芬、何震、薛绍徽、燕斌、秋瑾、唐群英、张昭汉、胡彬夏、吕碧城、吴弱男、徐自华、陈鸿璧等都是从封建家庭走向社会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早觉醒的知识女性。她们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教育界、文化界，发表的文学作品见于当时的各大报刊。1904年8月，秋瑾在东京创办了《白话》报，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文章，如《演说的好处》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敬告我同胞》等;1907年，她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发出了“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11]的响亮声音。秋瑾一生关注妇女事业，直至最终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为世世代代被纪念的巾帼英雄。
这些女性们的事迹被记录下来，成为激励一代代女性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懈奋斗的精神烛火，以星星之姿成燎原之势。她们一方面以积极的努力实现自身的理想与价值，一方面也成为当时人们心中共同的女性榜样，以自身的勇敢、坚韧鼓励和带动普通女性的觉醒。由此可见，先进形象的塑造也成为近代女性建构话语权的有效措施。近代妇女报刊沿着唤起女性觉醒的实践路径，一步步艰难地推动着建构女性话语权的历史进程。
三、女性话语权建构起来了吗
“话语在人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是信息的载体又是传播的重要工具。话语和权力相伴相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掌握了话语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12]。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的话语，任何话语都是为权力所渗透的。话语不仅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一部分。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即是权力争夺的对象，所有的话语都是权力的话语。权力体系与话语相结合，不断借助话语的力量渗透和强化自身统治，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和惩戒。为了摆脱这种控制，实现社会角色由边缘向中心的位移，女性必须牢牢抓住发声的机会，展示独特的女性力量。于是，女报人开始在媒介上发布话语， “其意见和观点在受众中传播开来，藉以影响受众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并获得受众的回应、反馈，这就是女性话语权的构建及实现过程”[13]。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女性话语权真正建立起来了吗？近代妇女报刊究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回顾我国千年以来的新闻发展史，唐朝的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它是我国最早的官报，到了明朝，民办报纸《京报》等相继出现，而真正的妇女报刊和独立女性报人到了近代才陆续出现。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近代众多妇女报刊始终把妇女解放作为办刊的立足点，着力批判封建制度的弊端，主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婚姻自主，支持女性参政，传播科学知识。毫无疑问，近代女报的兴起是我国新闻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遭，它一改封建社会男性主导报刊行业的旧局面，掀开了妇女从事新闻工作的序幕，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增添新的力量。但是，如今的女性和男性依然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抵牾，女性生存困境依旧，因此，我们尚不能说女性的话语权已经得到了完全的确立。
“妇女参政运动”①的爆发，使得男性对女性参政的不满到达了一个高潮。周瘦鹃在《妇女时报》中称“今我国隆隆春雷，亦已发大声于海上，一般女子，渐有政治思想印入脑海之中，因违译之敩以绍介于我女同胞之前，为告诸君，幸各加勉，以底于成。勿徒嚣嚣然为无谓之周旋，非盾以坚厚之实力不为功，其毋为彼欧美西女子所笑也”[14]，大有借西方女子参政经验影射女界之意。创刊于1915年1月的《妇女杂志》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妇女报刊，然而，登载于其创刊号上的《余之女子教育观》依旧立场鲜明地表达了“人类之大别有男女，其终不可强同乎……古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内与外各正其位，所以示男女之并尊，男与女内外仪分，所以示职守之并重。卦合乾坤，而父母之道始成”[15]等观点，认为近年来的女性参与政治等活动属“大谬 ”。
事实证明，尽管女性逐步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话语场域，但是男性精英掌控话语媒介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缓解，女性仍旧活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与男性话语的遮蔽下，女性在整体上仍旧处于“体制之外”。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诘问言犹在耳， “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惯否？”[16]王宠惠针对女子参政问题直言不讳，认为“女子参政，男子进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7]。即便是对于那一批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的男报人而言，长久以来潜移默化形成的性别立场与抱持女性立场、为女性代言之间，天然存在着种种无法言说的矛盾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并不是要否定男性启蒙者在女性觉醒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也并非是对其为女性声援的立场和初衷的怀疑，只是，作为男性，这些报人长期不自觉地受到男性话语的影响，男性视角已经在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一时之间难以“拔除”， “压抑女性”的惯性和“解放女性”的诉求彼此“拉扯”，造成男性报人对女性话语的“若即若离”。
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否认近代妇女报刊在女性建构话语权过程中的“开创之功”。尽管男性群体仍旧在不断压缩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但女性的觉醒与反抗昭示着她们第一次意识到了自身话语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近代女性报刊在推动女性觉醒与解放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无法磨灭的，一方面，它确实为近代中国女性提供了可靠的话语阵地，为广大妇女发表观点、发挥才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舞台;另一方面，近代妇女在创办报刊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为后代所继承和发扬，引领一代代妇女同胞继续前辈未竟的事业，在构建女性话语权力的斗争中不懈前进。女性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仅凭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直到今天，女性仍旧没能建立起完全平等、独立的话语体系，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妇女报刊作为近代女性话语权力建构过程中的初步尝试和生动实践的地位是毋庸置疑、不可撼动的。
四、结语
女性争取独立话语权绝不是为了反对或消灭男性话语权，而是为了构筑一个更为客观和广阔的话语空间，使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占有话语份额，进而都能够更加自由且有效地发声。审视如今报刊业的发展情况，行业内仍然普遍存在着诸如妇女在传媒行业可入职的岗位少，拥有新闻专业职称的女性少，女编辑、女记者数量少，从事硬新闻报道的女性少，高级决策层女性数量占比少等实际问题，这意味着新闻报刊行业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仍由男性垄断。1986 年， 《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The Glass Ceiling”一文，作者首次提出“玻璃天花板”的概念，用来比喻企业中女性工作者想要达到高层所面临的无形的障碍。美国“玻璃天花板委员会”官方网站对这一概念做出明确定义， “玻璃天花板”指“人为无形障碍，阻碍了人们在组织内部升迁和发挥全部潜能”[18]。这一概念成为现代女性的职场图鉴，不仅仅是报刊行业，男性在幾乎所有行业中的强势地位使得职业女性常常身陷“玻璃天花板”的困境，观念与制度上的偏见所建立起的“行业壁垒”至今仍是悬挂于职场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代女报的兴起是我国新闻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遭，它一改封建社会男性主导报刊行业的旧局面，掀开妇女从事新闻工作的序幕，为中国新闻事业增添了新的力量。在如今“男性话语”仍旧垄断报刊行业的现实语境下，近代报人创办妇女报刊的生动实践可以为我们提供可靠的指导。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报刊是近代最高效、最普遍的一种舆论宣传工具，始终在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当着宣传独立与解放事业的妇女阵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分发挥着自身的喉舌作用，既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可以说，近代妇女报刊的出现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充分保证女性群体在报刊行业的话语份额，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拥有更多发声的机会，妇女刊物才能更好地担当起喉舌作用，才能更好地保证女性平等、独立的社会地位。同时，我们也要牢牢抓住报刊这个“传声筒”，充分重视传播媒介与话语策略的运用，以更加系统、更加高效的方式为女性话语权的建构贡献自己的力量。
尽管长期处于被围困、被排斥的边缘地位，但勇敢坚韧的中国女性始终没有放慢抗争和突围的脚步。19世纪末，妇女报刊的出现成为近代女性实现妇女解放、建构女性话语权的初步探索，至今，女性仍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这一目标不断前进。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突围口，近代妇女报刊始终发挥着自身特有的价值，我们不能说近代妇女报刊的创立与发展是对于社会不合理秩序一次绝对成功的抗争，或许其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历史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妇女报刊的出现掀开了我国妇女报刊事业的第一页，成为近代女性建立话语权的最初尝试与生动实践，在中国新闻史和妇女运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有朝一日，女性能够站在更加显眼的位置，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注释：
① 辛亥革命胜利后，在筹建政权的过程中，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妇女参政热情逐渐高涨，参政要求更加明确。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即掀起了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1911年11月，林宗素在上海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任会长，成员约两百余人，以实现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男女一律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宗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着手制定《临时约法》，唐群英等人上书临时参议院，全力争取在《临时约法》中规定男女平权的条文。然而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皆未作出规定。唐群英等人多次上书孙中山，表达女界对《临时约法》的强烈不满，遭到敷衍推诿后，唐群英等人又来到临时参议院面陈诉求，遭守卫士兵阻拦，唐群英等打碎参议院的玻璃，造成了所谓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其后，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又多次被拒。30日，唐群英等再次率人闯入参议院请求修改《临时约法》，并声言“若不容许，必诉武力”。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后，女子参政同盟会仍多次上书请愿，均被否决。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11月，各省的女子参政团体被勒令解散，女子参政运动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进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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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d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Women′s Right of Discourse
——Modern Women′s Newspapers
Gao Zhex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twenty years from 1898， when the first women′s journal was published，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more than one hundred women′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ppeared in China， which were either founded by women or closely related to women′s lif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ole and status of women′s newspapers in women′s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ce， which appeared between 1898 and 1918. The founding of these newspapers reflected the intellectuals′ attention to women and witnessed the earliest awakening moment of women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but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social atmosphere and promot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The emergence of women′s press in modern China initiated women′s press in China， and became the first attempt and vivid practice of modern women to establish discourse power， which has a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women′s movement.
Key words：
modern times; women′s press;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women′s right of discourse
收稿日期：2022-09-20
作者簡介：高哲璇（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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