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春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把“治理有效”作为总要求之一。而当下乡村善治的困境不但存在活力不足、共治乏力，而且乡村基层腐败时有发生、甚至宗族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之叠加，乡村的政治生态显得更为复杂严峻。笔者深入基层调研，探析提出扫黑除恶与乡村治理双轮驱动的路径，以助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扫黑除恶;乡村治理;协同促进;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扫黑除恶与乡村治理具有协同促进、融合发展内生性。乡村治理走深向好的地区，其黑恶势力往往呈弱或无状况，扫黑除恶的工作量相对就少，更侧重于强化基层基础。村霸等黑恶势力较突出的地区，群众的幸福感、安分感相对就不高一点，乡村各项治理也难以推进，扫黑除恶的工作量相对就多起来，更侧重于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现阶段，正处于“十三五”收官之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关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期，既要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的“打伞断血”工作，坚持扫黑除恶与乡村治理“双轮驱动”，切实推进乡村治理走深向善。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善治之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党的战略意志——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善治的核心。当下，乡村活力乏善可陈，振兴之路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乡村多元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体系也在坚持和完善的路上;鄉村“体制内”监督缺位和群众监督缺失造成“微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乡村基层“一把手”在“清单权力不足”的情况下为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向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自授权”，以补充“权力的不足”，同时，“一把手”负责制又促使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力扩展自由裁量权，以保证“政绩”。这虽然提高了执行效率，但会导致“一把手”走向极端，乡村“微腐败”也就不可避免;面对待遇偏低困境，部分公务人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势，以“勾（J）、框（Q）、克（K）”等不法方式来填补收入;日常生活中群众对腐败虽普遍对其憎恨，但事涉其身时，又大多宽容、默许甚至存在“火石都往当门刨”的心理倾向;叠加宗族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支持，甚至参与其中，乡村的政治生态显得更为严峻复杂。为此，着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扫黑除恶与乡村治理双轮驱动成为现实必然要求。
二、扫黑除恶与乡村治理双轮驱动的路径探析
基层组织中的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往往由于“乡土熟人社会”现实境况，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通过乡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精准治理基层“微腐败”，注重增强群众的参与意识;又精准发力乡村宗族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助力乡村治理法治化提速。同时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整合乡村社会各要素的价值、规范与结构。
一要强化乡村“五治”融合，激活乡村治理机制。促进乡村资源整合集聚，促进乡村治理合力联动，形成乡村治理网络，让便民利民群众满意成为常态，要深化乡村“五治”融合。如浙江桐乡市探索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案例，其背后就蕴藏着由谁来汇聚“三治”，也充分发挥了各“治”的优势，减少社会治理成本。从运作过程来看，汇聚“三治”的主导方历史地落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这正是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治优势的体现，同样是充分体现共建共治共享新理念的生动实践。一是突出“政治”引领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将综治形势严峻，矛盾纠纷突出、社情民意复杂的村社纳入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带头作用，建立党员+新乡贤+重点人员的结对帮扶活动。二是彰显“法治”保障教育预期功能，强化乡村司法保障，落实农民合法权利，整治农村基层腐败，抓好基层队伍建设，统筹法治乡村顶层设计，推动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加大对相关案件的处理惩治力度和公开透明程度，把扫黑除恶与农村基层“微腐败”整治结合起来。其次，可以通过披露一些典型案例，更好地发挥警示作用。如村社开展“以案释法”、搭建法治书屋和法律图书角等法律进社区立体宣教活动，形成多形式、全覆盖的法治宣传阵地。三是激活群众“自治”平台，培育村社治理公益组织，进一步探索地方特色基层民主治理体系，同时深化网格管理，优化考评体系，让网格员能够发挥真正作用。四是传承“德治”功能，坚持以榜育德，开展身边好人典型事迹宣传，坚持以文养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与崇高对话，创建书香村社等系列活动，坚持以评立德，开展“好村民”“好邻居”等评选活动，坚持立德树人，开展村社“家风家训”上墙活动。五是善借“智治”手段，针对乡村组织特点和治理需求，大力推进“智慧村社”系统等项目建设，以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应急处置、乡风文明等内容为重点，为县、乡镇、村三级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逐步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着力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壮大农民合作社队伍、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方面的应用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二要深化激励与监督机制，约束乡村公权力。将干部队伍治理好了，农村的很多问题就好办了。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能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因为农村群众对于政府的印象基本上都源自他们身边的干部。比如浙江宁海县推行的“小微权力清单‘36条”案例，既让村干部按照权力清单依规矩办事，又让“廉政风险金”与风险结果挂钩，同时暗含着有效监督网络的高效能，做到了激励与监督并重。一是把好干部入口关的“纯度”。选贤任能，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注重从艰难困苦中发现、培养、选拔人才，注重从实绩比对考察选用提拔人才，注重从群众口碑中发现人才，政治忠诚尤其重要。二是提高公务人员管理的“严度”。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即是要通过工作实践提高治理主体的素质及其执行制度的能力，特别是纪检监察系统、政法系统要敢于“刀口内卷”，确保不出现“灯下黑”。同时，执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依有关法律规定，对村（社）两委班子成员的社保、医保等自筹部分给予补助，减轻其负担。三是构建“四眼联盟”监督网络。发挥四全媒体便捷性、人民群众火眼金睛、社会组织平台化优势、纪委监委全覆盖之功效，约束乡村公权力，使其在阳光下运作。
三要发挥文化整合功能，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在乡村出现的“黑恶”势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乡村社会异质性引起的不正当社会现象。乡村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结构系统，而乡村社会中差异性愈强，乡村的分化程度就更高，各要素间的“分崩离析”“冲突冲撞”也会更强烈。比如，乡村中常见的邻里冲突、家族冲突、“山水林田湖草”所有权及使用权冲突、上一代遗留问题引发的种种冲突，都是形成邻里间争吵、家族间争斗、乡村黑恶事件发生的原发性“导火索”。所以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更需要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整合乡村社会各要素的价值、规范与结构。为保证乡村社会各要素间形成“价值同心圆”，推进乡村的和美协调，需要在冲突要素间形成“共同生活密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对乡村社会成员进行一定范围的共识规范约束——村规民约，如此，尽管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会使人们形成异样的价值观念，但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合作用，可以帮助乡村社会达到基本的和美协调。
四要因地制宜择优乡村治理方式方法，提高治理效能。对于各地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有效方式方法，要加以推广、广泛应用升级。但规律存在一般性与特殊性，没有放之四海的真理。唯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重庆秀山县洪安镇践行的“六联防体系”案例，就是清楚把握自己地处三省交会的地理区位特点，同时又认清系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宗教因素比较复杂的现实，在吸取其他好的治理方式的有效成分基础上进而探索形成的。为了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不但要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优势，更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相结合才是。
【参考文献】
[1]贺雪峰.治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韩志明.乡村黑恶势力的生成逻辑及其运作机制[J].国家治理，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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