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论《时务报》的思想价值

时间:2023-08-14 15:35:02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作为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时务报》在国人启蒙、舆论支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甲午战后新的社会危机及西方列强的威胁,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士大夫的帮助下创设《时务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旧制度、旧文化、旧体制,鼓吹变法图强,宣传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从“破”(挣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与“立”(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探索)两方面为维新创造舆论,声援戊戌变法。《时务报》在推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气变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时务报》;
社会舆论;
维新变法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1-0158-04

报刊是人们了解时事、开阔视野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近代兴起的舆论空间,报刊给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新平台。甲午战后兴起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进一步介绍西方思想、开拓国人眼界、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作为维新变法时期的重要报刊、维新派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时务报》在宣传维新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创办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影响三个方面对《时务报》进行研究,探究其思想价值对中国舆论方向改变的意义,审视报刊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使命。

一、于变局中开新局

《易·系辞下》中言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时务报》于十九世纪末创刊,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充满危机与变局的年代。此时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时代来到了近代,未来的出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社会危机中蕴含新思潮

持续的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形成了顽固的自我保护机制,很难接受外来文化。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曾经是自己藩属国的日本所打败,以至梁启超先生言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入侵外,清末的社会危机日益凸显。一方面,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
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最高峰,官僚主义盛行,政府财政拮据,百姓苦不堪言。

在日趋严峻的民族、社会危机中,思想文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正悄然更新,民族意识开始广泛觉醒,呈现大众化、普遍化的倾向,报刊作为重要的媒介与信息载体,密切参与了中国的近代化。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提出了耳目喉舌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2]在众多报刊中,创办于维新变法时期的《时务报》,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二)创刊基础与受众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清廷丧权辱国,救亡意识逐渐兴起,洋务运动失败后,在列强压迫、开明绅士的推动以及维新思潮的冲击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清末官员日益意识到封建政体的不足之处。因此,面对富有“朝气”的《时务报》,他们在公开声援的同时,在资金、宣传、发行等方面为维新派提供了有力支持。面对报纸受众不多这一现实情况,参与其中的士大夫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人际关系网络帮助报馆。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曾发专文命令官员订阅《时务报》,如湖北全省各级衙门和书院、学堂共订阅《时务报》288份。通过这种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网络,在各地形成了一个读报群体,奠定了《时务报》最初发展的物质和文人论政的基础。

面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割地、丧权、赔款的屈辱,新兴资产阶级提出变革政体,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作为维新变法时期的一份重要报刊,《时务报》创办之初就综合官方背景、地方学派、新兴知识群体和改革思潮等多方因素,在读者中传播改革变法的声音,其有关改革的吁求引得读者纷纷响应,启发了读者对于推动变革的想法,他们会对报纸内容提出自己的感想,为其發展建言献策。读者将这些主张回馈给报馆,对该报做出价值评判,甚至提出自己的质疑,这有助于报纸扩大社会影响。如有一位读者呼吁《时务报》应该多刊登中国人可能会遭“灭种灭教、为奴为囚之害”的文章[3]。

二、在“破”与“立”中鼓吹社会新风

清末变法维新时期的中国处于救亡图存、探索出路的时期,《时务报》作为维新派的机关报,承担着宣扬维新变法、保国存种的使命,既要批判传统,又要启发思想,提出新见解供人们学习参考。

(一)破:挣脱封建传统的束缚

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鼎峰,高度的集权导致社会的创新活力严重不足。到了晚清,传统的封建思想已无法支撑风烛残年的清王朝。在外来冲击下,启蒙者意识到打破现状的重要性。

《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在报上连载其著作《变法通议》,提出在思想上打破“不变论”:“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4]他认为时代已经发生改变,不能再恪守古法。他通过发表《论不变法之害》《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金银涨落》等14篇文章,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政治、教育、经济等诸方面论证该如何变法。

针对政治上清末君主专制发展到鼎峰、高度的集权造成官员腐败等问题,《时务报》的众多作者对专制体制进行了猛烈批判。针对中国破败的现状和封建势力的因循守旧,夏曾佑指出:“今之世料天下之必为小人,故凡食货、选举、职官一切诸政,非以求进化也,防流弊也;
非以待驯良也,御盗贼也;
非以礼士夫也,蓄奴隶也。”[5]在这篇文章中,夏先生通过揭露“不变”造成的后果,让人们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严复的《辟韩》以韩愈的《原道》为对象,用逻辑推论揭露韩愈所崇尚的“天命论”、君权至上的纰漏:“今释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6]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揭示君主专制言论的错误性。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学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时务报》对以儒学和八股文为代表的封建文学进行了大力批判。徐勤的《中国除害议》[7]指出,中国有十三种“大害”,其中生不学、师不教学所产生的危害极大。梁启超深刻抨击科举之害,称其造成“人才之少,风俗之坏”,因此中国想要富强,就要变革科举制度。

封建社会的三大毒瘤——缠足、吸食鸦片、纳妾,均受到《时务报》编者的强烈批判。梁启超强烈反对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提出应该让女子上学,“论强国必有女学”[8],体现了他的男女平等观和现代教育观念。针对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时务报》提出要废止缠足,刊登外国人反对缠足的《中国妇女宜戒缠足说》。梁启超阐明了缠足的危害:“龀齿未易已受极刑,骨节折落,皮内溃脱,创伤充斥,脓血狼藉,呻吟弗颜,悲啼弗恤,哀求弗应,哀嚎弗闻。数月之内,杖而不起,一年之内,舁而后行。”[9]据统计,《时务报》上共刊登了30篇关于妇女的文章,其内容主要集中于不缠足和兴女学。可以说,《时务报》在鼓励推进不缠足运动的同时,竭力帮助妇女解放思想,鼓励女性敢于反抗,走进学堂学习新知识,通过实际行动改变社会的腐朽风气。

(二)立: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探索

中国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建立,来源于启蒙运动带来的新思想文化。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近代的启蒙者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近代中国的“自由”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两种不同“自由”含义结合的产物,《时务报》最早在中国倡导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提倡的自由,主要是新闻传播及舆论自由。他提出,清政府应该准许社会设立报馆并加以保护。同时,报纸应该被准许报道各类事实,可以“广译五洲近事”,兼记各省政治、文艺等新闻。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闻自由”这一命题,但是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包含了倡导舆论自由的基本思想。

维新人士在政治上提出要构建民主政治框架,倡导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时务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权”,把设议院、兴民权作为此时中国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时务报》是中国第一份敢于大声呼吁民权思想的报刊。汪康年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惟与民共治之国,民之与君,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自生。盖必使民共乐,民然后乐其乐,使民共忧,民然后忧其忧,必然之理也。”[10]他介绍了西方民权学说及其益处,要求用“民权”代替“君权”,废除封建君主专制,体现了观念的进步。梁启超界定了民权的含义,“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11]他强调,应该让民众和君主共同管理国家,在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共同商议,这样才会形成天下太平的局面。来自湖南的士人赵而彬论述了如何开议院,“泰西变通古法,创立议政院……君民之间,仍复浃洽,耳目最近,喘息必闻。”[12]他在文中提出对清政府的希望——尽早实行君主立宪,仿照西方议院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形成上情下达的局面,逐渐走向富强。改良派政论家汪康年就设议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凡国有大事,下诸议院,议院议之,断之君而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复议,议不能定,可更置议员,是大权仍操之君。”[10]他借鉴西方的议会制度,指出应在中国实行民主制,由民众推荐选出议员,当选者代表民众心意。近代知识分子通过报纸大力宣传西方民权思想,积极倡导设立议院制度,启发民智,在当时社会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们的思想形成了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启了民主启蒙的新纪元。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阐述了科举制的弊端,认为国家培养人才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变革科举。“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3]在“教育救国”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中国之衰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4],把教育作为提升民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徑。为了使学校更好地培养人才,他希望在中国实行新式教育,创办幼学、女学等,学习内容应超越传统的“四书五经”,涉及科技、军事等众多方面,弘扬务实的学习风气,促进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

科技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时务报》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并改良教育,其中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尤为重要,为世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个“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的窗口,开启了中国人办刊之先河,营造了社会新风气。为此《时务报》开设了“时务报馆译编”等栏目,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这个栏目使用的稿件来源十分广泛、内容庞杂,大多是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报刊,天文地理、农业、军事、日用技术等均有涉猎,其中应用类科技知识占了绝对的地位。通过翻译学习实用技术,希冀达到革新技术、启迪民智的效果。在社会方面,《时务报》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刊载各国发生的大事和外交案例,二是打破腐朽的社会风俗。鉴于此,国人可以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情形,开阔眼界,提高见识。

综上可见,《时务报》在启蒙方面是既“破”又“立”的——一方面,它揭示并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与落后,鼓励人们挣脱传统的束缚;
另一方面,建构起新的社会基础,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启了新制度的大门,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新风尚。

三、《时务报》的历史价值

由于《时务报》的诸多言论超过了保守派容忍的限度,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因此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称“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逼迫光绪帝下诏停办《时务报》,“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1898年8月8日,《时务报》正式停刊。作为维新时期的重要见证,《时务报》开启了新式报刊的时代,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在晚清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推动政治变革

创办于维新变法时期,《时务报》刊载了众多关于戊戌变法的文章,揭露了中国国力衰弱的根源,论证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带动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支持开明官员投身变法,对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时务报》的宣传起到了發动舆论和加强中外沟通的作用。《时务报》不断鼓吹不变法之害,提出了使中国走向自强的方法,使得中国人民从现实中认清了自己国家确切地位,逐渐产生了奋力变法的强国之心。通过发表论说以及译文,引导国人改变之前天朝上国的观念,“知耻而奋进”。此外,通过传播新思想,《时务报》给近代中国社会培养了一批新式的士绅。他们革新了自己的观念又将其传播给其他人,成为变法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将理论付诸实践。

(二)推动思想文化变革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变革是相辅相成的。戊戌变法时期,近代知识分子鼓吹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促进沉闷的儒学传统文化体系变革。《时务报》连同当时的众多报刊,在思想文化方面引起了士绅阶层价值取向的转变,“时政日更,朝中渐有振作气象。”[15]同时,还引发了文化市场的巨变和学校教育的变革,带动了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转型。

(三)推动社会风气变革

《时务报》刊文阐发的关于改革的主张,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办刊的三年里,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办学堂、设学会之风兴起。

《时务报》在社会上成功地制造了以改革图变为核心的舆论,传播媒介在由意见到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阅读《时务报》的官员和民众通过了解作者想要传播的内容,革新自己的思想。借助读报,读者积极谈论天下大事,表现出了积极的爱国情怀[16]。《时务报》在国内广泛发行,成为国人了解外情、扩充闻见、追求新知的窗口。

四、结语

《时务报》的创办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它开启了启蒙的时代,给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救国的新道路,在打破传统的过程中试图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政治方面,它开启了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先河;
思想文化方面,它推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变革;
社会方面,它开创了新的公共空间,给社会舆论的发表提供了新平台,为沉闷的旧社会带来了新鲜空气。总之,《时务报》可以被称作合格的进步报刊,在开民智、兴民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时务报》的影响下,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展开,社会风气为之一振。然而,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这样一份启迪民智的报纸最终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因多方干扰而落下帷幕。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戊戌政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3.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N].时务报,1896-08-09.

[3]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J].历史研究,2005(5):60-83,191.

[4]梁启超.变法通议[N].时务报,1896-08-09.

[5]夏曾佑.论近代政教之原[N].时务报,1896-09-07.

[6]严复.辟韩[N].时务报,1897-04-12.

[7]徐勤.中国除害议[N].时务报,1896-09-07.

[8]梁启超.论学校·女学[N].时务报,1897-05-31.

[9]梁启超.戒缠足会叙[N].时务报,1897-01-03.

[10]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N].时务报,1896-10-27.

[11]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N].时务报,1896-09-21.

[12]赵而彬.开议院论[N].时务报,1898-02-11.

[1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M].北京:中华书局,1991:138.

[14]梁启超.学校总论[N].时务报,1897-04-12.

[15]徐赓陛.致汪康年函[M]//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593.

[16]蒋建国.《时务报》的发行与“阅读共同体”的建构[J].东岳论丛,2019(1):38-51,191.

作者简介:崔立群(1999—),女,汉族,山东青岛人,单位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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