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玲 贾淑荣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不仅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文化符号，更被用作以“明尊卑，别贵贱”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手段。金朝在“兴礼乐，变华风”的过程中，进一步构建了自树于唐宋之间的本朝五礼制度。在五礼制度中，“嘉礼”因其独有的包容性和兼容性，不仅有突显君尊臣卑的政治作用，还发挥着亲民导俗的社会作用。各朝对“嘉礼”的理解和划定范围虽不一样，但有些内容却比较固定，主要是冠、婚、乡饮酒和若干宫廷礼仪，如朝仪、朝贺、册封之礼等①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在金代嘉礼的建构中，统治者借鉴和吸收唐宋礼制的同时，又因时所需地融入了本族习俗与旧制。所以，金代嘉礼在呈现君尊臣卑的历史特点时，也展露出族俗相融的时代特点。
20 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金代嘉礼制度研究，虽尚未有专述性著作出现，但在整体金史研究或通论性的礼制研究中已多有论及。比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②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汤勤福主编的《中华礼制变迁史·唐五代辽宋金编》①汤勤福主编、史睿等著：《中华礼制变迁史.唐五代辽宋金编》，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和王美华的《金代礼制考述》②王美华：《金代礼制考述》，吉林大学2016年博士后论文。等。这些专著中都对金代嘉礼中的上尊号、朝仪、册命、贺生、婚姻等礼仪制度进行了细述和罗列。此外，国内也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金代嘉礼研究内容更具体、侧重角度更明确的论文。现将其主要热点内容的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并对目前金代嘉礼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进行总结反思。
有关金代礼制发展渊源的研究中，张博泉较早提出：金代礼制是在唐、宋礼制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③张博泉：《金代礼制初论》，《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嘉礼亦不例外。安丽春在考证金代嘉礼的渊源时指出：金代皇帝即位仪及册命礼等大型礼仪中所执行的拜天仪、奏天仪大致延承于辽代的拜天礼和告庙仪；
而金代的其他诸礼，如受尊号仪及百官相见仪等礼仪过程、规模等，则大都参用唐宋礼制而设定，并日渐完善④安丽春：《试论金代礼制的渊源、特点和历史作用》，《辽金史论集：第8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汤勤福也认为从《金史·礼制》和《大金集礼》中对礼、乐、舆服的记载来看，金朝许多礼节的制订，都以汉制尤其是依唐宋礼典作为依据⑤汤勤福：《再论金朝五礼制度》，《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此外还通过将宋金嘉礼条目的逐一对比，进一步翔实指出金朝嘉礼在制定中多以唐宋汉制为基础⑥汤勤福：《宋金〈礼志〉比较研究》，《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使得嘉礼部分在众多礼仪条目中清晰区分。还进一步总结了在史料记载中，有关金代嘉礼所阙略的某些条目、有无和具体实施情况⑦汤勤福主编、史睿等著：《中华礼制变迁史.唐五代辽宋金编》，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王美华同样认为金代嘉礼是在其延承和效仿唐宋礼制的前提下，并结合自身现实统治需要将相关礼制进行损益和完善。张明华也提到在金代宫廷礼仪制度中，诸多如皇太后及皇后的册封、乐、卤簿等多项宫廷礼仪制度的确立，基本脱胎于北宋⑧张明华：《战争、战俘、文化碰撞——金国宫廷生活方式及宫廷礼仪汉化趋势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在其他有关嘉礼研究的论作中，也多指出金代嘉礼的建制，是在承续唐宋礼制和兼采辽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所以金代嘉礼的建制，是在承袭唐宋和吸纳辽代嘉礼的基础上日益发展完备已成为史学界共识。
人伦之本，历代重之。在中国传统的婚姻礼俗演变中，由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组成的“六礼”一直都为婚礼仪式的主要内容。此外，婚嫁方式以及婚聘礼制也包括在嘉礼之中。广义上的礼文化中，除我们所熟知的礼制、礼仪外，亦包括礼俗。因为早期的“礼”大都源于“俗”，所以，“俗”为明确社会等级上升为国家制度“礼”的同时，“礼”也在化风导民地过程中向下转为民间的“俗”，成为人们所认可并依照执行的社会礼俗。在嘉礼中的“婚礼”无疑是最为贴近民众生活的一项礼仪制度。所以金代婚姻中诸多习俗地研究亦当包括在金代嘉礼的研究范围之中。如女真的婚姻形态、收继婚俗、抢婚等。
在有关金代婚礼仪式、过程等研究成果中，王可宾《女真国俗》①王可宾：《女真国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就金代女真人的婚嫁礼仪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叙论。认为金代早期的婚姻礼仪程序，不同于汉族“六礼”，大致可归纳为：指腹为婚、先期拜门、纳币报衣、留妇家三年后以妇归四个步骤。赵永春和赵丽指出：虽因史料阙略的原因，在《大金集礼》和《金史·礼志》中均未记载嘉礼主体的婚礼文化，但这并不等于金朝没有婚礼文化政策的制订。并从金朝如何将尊老孝亲精神融入婚礼文化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厘清了金代婚礼由订婚、拜门、纳币等早期女真婚俗，逐渐转化为汉文化的纳采、问名等“六礼”文化中的发展脉络②赵永春、赵丽：《金朝婚礼文化与尊老孝亲观念》，《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王姝在对金代婚聘礼制和婚娶程序仪式等方面的论述时指出：金章宗为抑制婚丧过度之礼，使等级差别各有定数，对婚聘礼制曾多次发布诏令、制定仪制。同时提出：随着各民族不断交往融合，独具女真特色的婚姻缔结程序和礼仪，逐渐发展成为符合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婚姻制度③王姝：《金代女真婚姻礼俗探源》，《东北史地》2016年第4期。。
在许多通论性著作中对金代的嘉礼中的女真婚俗都多有提及。如陈鹏《中国婚姻史稿》④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陈顾远《中国婚姻史》⑤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俗沿革》⑥王承文：《董家遵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张博泉《金史论稿》⑦张博泉：《金史论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和宋德金《中国历史·金史》⑧宋德金：《中国历史·金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同时，也涌现了很多对女真婚俗研究翔实全面的专述性成果。如对金代嘉礼中诸多婚俗的形式与演变的研究。宋德金首先指出：女真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婚姻习俗中仍有着不同程度的母权制残留⑨宋德金：《金代女真族俗述论》，《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夏宇旭也认为金朝建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还实行着接续婚或者说转房婚等本民族婚姻旧俗。但随着女真人受汉文化影响的不断加深，也逐渐依据汉族婚姻制定了适合本国的婚姻制度，且以法律的形式重新定为女真国俗⑩夏宇旭：《略论金代女真人婚姻形式的演变》，《满族研究》2007年第4期。。李学成、郑毅、王雁同样提出：女真进入民族大融合时期后，汉族婚俗在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中，逐渐对金代女真婚俗产生影响。例如：逐渐重视婚嫁礼仪等⑪李学成、郑毅、王雁：《金代民族交融进程中的女真婚俗变迁》，《学理论》2014年第33期。。贾淑荣也从婚姻习俗的历史变迁角度提出：随着女真的入主中原，加快推进了其婚姻习俗地变迁，在参照汉族婚姻制度和儒家礼制对婚俗的制约中，将女真婚姻习俗日益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约束①贾淑荣：《女真人婚姻习俗的历史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6期。。
此外，更深入对金代女真婚俗中收继婚俗、隶役婚、抢婚和放偷婚俗的存在形式、原因、特点等进行系统考述的研究成果还有：邓荣臻《金代女真族“妻后母”说考辨——兼论女真族宗族接续婚》②邓荣臻：《金代女真族“妻后母”说考辨——兼论女真族宗族接续婚》，《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王叔言《女真“妻后母”复议》③王叔言：《女真“妻后母”复议》，《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王姝《金代女性研究》④王姝：《金代女性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刘筝筝《金代女真的婚姻形式和习俗》⑤刘筝筝：《金代女真的婚姻形式和习俗》，《满族研究》2009年1期。；
徐洁、刘晓丹《试论女真人的婚丧礼俗》⑥徐洁、刘晓丹：《试论女真人的婚丧礼俗》，《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朱瑞熙等著的《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⑦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以及张邦炜《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与习俗》⑧张邦炜：《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与习俗》，《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6期。等多部论作，不再一一赘述。
以节亲民，普天同庆。唐宋以来，元日朝贺与圣节朝贺以及诸庆节宴饮等被纳入嘉礼之中，而承唐宋建制的金代礼制亦将此类归入嘉礼之内。《大金集礼》与《金史·礼志》都详细记载了金代元日称贺仪、圣节称贺仪。宴飨也被称作“宴享”，指古代帝王宴饮群臣、国宾的一种活动。因而，作为嘉礼的“宴飨”其实属于一种在特殊节日行于宫廷的礼仪活动。金代宴飨主要分为大宴与曲宴两种形式。
朱瑞熙等著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对金代嘉礼中的圣节上寿仪、官定节日和节气性及季节性节日宴会礼仪活动等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地概述。宋德金的《金代社会生活》⑨宋德金：《金代社会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与史金波合著的《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⑩宋德金、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及钟敬文主编、游彪等著的《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⑪钟敬文主编、游彪等著：《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也同样对金代的节日风俗进行了详细阐述。周峰更进一步详实考述了金朝历代皇帝的圣节名称、日期和庆祝仪式、饮食宴飨等礼仪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指出了海陵王时期的圣节名称为“龙兴节”，填补了因《金史》有意阙载而不知海陵圣节名称的空白，勾勒出有金一代圣节的大致轮廓⑫周峰：《金代的圣节》，《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李辉则对金代帝王的真实生辰与圣节之日是否一致进行了细致论证。指出熙宗与章宗的改期受贺之制是受到契丹的影响而成，只是一种为方便外使来贺的权宜之策和外交手段，在其真实诞辰之日依然会接受本国臣民朝贺，举行一系列的庆生和宴饮活动⑬李辉：《金帝诞节改期受贺考》，《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除此之外，李大伟除对金代宫廷宴饮的发展阶段、活动种类、宴饮礼仪及宴饮目的和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叙述外，还指出：金朝宫廷宴饮活动在许多内容上，都对中原王朝进行了模仿与借鉴。同时也融入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礼仪，如不同于中原王朝的酒食同行，而是先饮酒，后进食；
宴饮用乐时也加入了极富有女真特色的“本朝音乐”①李大伟：《金代宫廷宴饮活动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
成教而后国可安也。”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2页。故为了能够更好地治国民安，正风化民，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孝文化的鼓励和推崇。根据清代学者秦蕙田所撰《五礼通考》③（清）秦蕙田著，方向东、王锷点校：《五礼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的嘉礼部分可知，养老礼主要包括养老之礼与优老之事两方面。金代统治者为更好维护和巩固政权，也积极主动地接受了儒家敬老尊老的孝道文化。
倪屹、徐洁认为女真自建政后，便开始借鉴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政策，针对不同的养老对象，制定了不同的养老措施。如赐物补官赡养庶民之老、给俸赡养致仕之老等。使北方地区形成了尊老养老风尚④倪屹、徐洁：《金代尊老养老风尚述论》，《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孙凌晨也同样提出：金代通过制定不同的优老之策，使得孝敬父母成为社会的伦理道德风尚，推动了当时北方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⑤孙凌晨、罗丹丹：《试论金代的孝亲教育》，《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孙红梅认为金朝对老年人的礼遇政策，尤其是金代朝廷对年老官员的养老礼制，充分提高了老年人在金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和尊重认同⑥孙红梅：《金代老年人优礼政策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2期。。徐洁进一步指出在金朝推行养老礼制过程中，为避免出现情与法、法与礼的冲突，金朝在国家养老礼制中还融入了法律的因素，切实维护了金代老年群体利益⑦徐洁：《从礼法融合看金朝养老礼制》，《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贾淑荣、常宁也认为：金代制定的许多法律，都对老人有一定的特殊照顾，如会从轻处罚对老小废疾的犯罪行为。并且指出：金代统治者在传播孝文化的诸多努力，主要是试图建立孝治社会，维护金代社会的道德环境秩序，束缚人们的思想⑧贾淑荣、常宁：《试论金代政治与孝文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礼典庆宴，用乐示重。金代雅乐在嘉礼中主要用于册封仪、朝贺和宴会等宫廷礼仪之中。潘江提出：金代在宫廷雅乐的制定、重大典礼所用乐器数量上和用舞上，对唐宋多有效仿和承袭。而在继承中原汉族政权宫廷用乐传统之上，金代宫廷音乐中还融入了本族音乐的元素，如“本朝乐曲”⑨潘江：《金代宫廷雅乐制定考》，《音乐传播》2019年第1期。。并且认为金代对女真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起到爱国、爱民族思想教育的同时，更增强了女真民族间的思想凝聚力①潘江：《辽、金、元宫廷用乐制度之关联——基于对〈金史·乐志〉〈辽史·乐志〉与〈元史·礼乐志〉的解读》，《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董旭彤也指出：金代嘉礼所用雅乐中多以“宁”相称为主，曲目数量也远多于唐宋雅乐的十二曲。但在嘉礼场合中的都有教坊参与其中，与宋朝十分相似，如文献记述元日称贺和圣节称贺时都载有“教坊奏乐”②董旭彤：《隋唐至明代礼乐观念变化辨析》，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赵航和隋东旭③赵航、隋东旭：《基于史料实证的金代女真乐舞文化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年第6期。谈到金代用于燕饮的乐舞形式，除对本民族特色的恪守和传承外，也体现出浓郁的汉文化特征，折射出了与其他东北民族之间的多元互动。
1．金代嘉礼研究现状总结
首先，近40年来我国金代嘉礼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嘉礼中的婚俗、节日宴饮及养老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其中关于金朝婚俗的研究尤为突出，取得长足进步。而关于金代嘉礼制度中的其他方面，如皇帝即位仪、舆服用乐及宴飨等研究成果较少，对冠笄之礼、巡幸礼及肆赦礼的研究也鲜有涉及。
其次，学界对金代嘉礼的研究形式主要集中于通论性著作中，与嘉礼内容直接相关的专述性论作占比很少。尽管在许多通论性社会风俗、礼制等著作中对金代嘉礼多有涉及，但此类著作并未对金代嘉礼的具体内容，做出更多精详地探析与考量。并且多从宏观的通史角度，去总结金代嘉礼的发展演变及特点。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中，金代嘉礼部分只是宋辽金夏礼制总结性论述中的小部分，远不及书中对两宋嘉礼的研究探讨。
最后，金代嘉礼研究成果数量偏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宋德金的《金代女真族俗述论》就已开启了学界对金代嘉礼的研究，但近40年来，论述著作数量还尚不足百篇，发表年份也较为分散，直至近十年来才对金代嘉礼的研究相对集中起来。但与史学界中对辽金史方向的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年“产量”十分稀少，仅有几篇成果出现。
2．关于金代嘉礼研究之反思
与其他朝代史的“显学”相比，“金史”的研究处于相对冷寂的状态。而金代礼制史料的匮乏（目前仅有《金史·礼制》和《大金集礼》两部正式礼制文献，同时还存在着大量史料错讹、阙略和脱载等问题），更使得金代嘉礼的研究不易开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范围过窄，研究内容过于集中，未能涵盖金代嘉礼制度的全貌，使得在金代嘉礼制度研究中仍存在空白区域的问题。通过作者对以往成果的爬梳发现，目前学界对于金代嘉礼地研究多集中于婚俗及养老等问题上，其他方面的礼仪制度研究相对匮乏，甚至空白。如金代巡幸、肆赦等有关礼制研究尚需学者补足。研究内容也过于集中于某一礼制的某一方面，缺乏详细全面的探讨。如对养老礼的探究，多集中于对养老政策与相关法律的研究，而对养老对象的年龄、实施机构等问题缺乏翔实考证。这就使得学界对金代嘉礼地研究，未能形成完整体系。所以在今后研究中，我们应减少对长足内容的讨论，加强薄弱内容的研究，尽可能在厘清金代嘉礼实施状况的同时，对金朝嘉礼的研究更加完备系统化和多面化。
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史料运用相对单调。由于金代礼制相关史料的匮乏，所以目前嘉礼研究中对于史料地运用，多集中在《金史·礼志》和《大金集礼》等历史文献上。但也正因史料阙略，才更应“用其所有，尽其所有”，深度挖掘其他史料。所以，在今后地研究中应进一步增加对墓志、碑文石刻、行程录及笔记小说、诗文等方面史料地运用和分析。相信通过认真耙梳这些史料，有意义的相关史料定能发现，以补缺金代嘉礼研究史料阙略的遗憾。
第三，史学界中对金代嘉礼关注度不高，且目前研究切入角度较为单一。金代嘉礼在建制过程中，虽始终以构建皇帝制度、表明政权合法性为最终目的，但它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自古以来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文化特征和民族融合一脉相承地发展趋势。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中，尚无一部金代嘉礼的专述性研究著作，而现有成果也多从社会生活史、政治史等角度展开论述。所以，在今后的辽金史方面研究中，应充分提高对金代嘉礼的重视程度，尝试从民族史、礼制史和文化史等相关角度入手研讨。
总之，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金代嘉礼在中国礼制史发展中“上承唐宋、下启蒙元”的重要枢纽作用，以及对金朝政治权威性构建和促进多民族交融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当下金代嘉礼研究因史料不足等原因而处于道阻疑无路的局面，但是在克服和解决以上困难和问题后，相信金代嘉礼研究定会日益丰硕而“柳暗花明又一村”。金代礼制研究甚至中国礼制研究的拼图，也将尽可能完善与补全。自树于唐宋之间的金代嘉礼，所体现出的女真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交融互补，也为现今我国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