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莉
内容提要：疾病叙事，中国文学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作为文学创作的经典素材，疾病叙事多是借肉身之病去表现人的性格、心理、精神之病；
或通过疾病呼唤健康，给人类以希望和力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沈从文的作品叙述了很多疾病，不但揭示人的疾病，也揭示时代疾病与社会疾病，旨在建立健全的人性，建设健康的国家。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相比，沈从文将疾病叙事引领到一个新境界，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具有重要的史学贡献。
沈从文（1902—1988）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家的童年经验对他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价值观念的形成乃至人格品德的修炼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很多同龄人相比，沈从文是幸运的。他年轻时就凭借才华建构了自己的文坛地位，获得了应有的声名；
度过八十六个春秋后，因其创作成就与贡献，获得了比在世时更高的评价。其成就的获得，与父母教育、家庭培养密不可分。
年少时，沈从文家境并不坏。祖父做过军官和“总督”，死后“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较优越的地位”。1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我的家庭》，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父亲也是军人，母亲跟舅父在军营生活过，见多识广。“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2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我的家庭》，第9页。母亲的智慧、人生观念和处事方式自觉地传授给沈从文，使他从小能接受良好的文化熏陶。
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年（1917），15岁的沈从文结束了小学学习，“接受另外一种人生教育”3沈从文：《沈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第29页。，他离开家乡进入军营，开始阅读社会这本大书。军营生活艰苦异常，却给了勤学好问的他接触各种新信息的机会。
供职于当地土著部队，沈从文看到了许多残忍的杀戮，备觉痛心却无能为力。只好寻找一些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利用闲暇阅读收集来的古书，练习毛笔字，赏玩古画文物，徒步于山水间亲近自然，学习文化的同时练就体力与胆识。尤为重要的是，湘西保靖一个小报馆里的短暂生活，开阔了沈从文的眼界。同事是一位从长沙来的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印刷工人，常买些新书新杂志，传播新思想，他的言行使沈从文震动极大。多年后作者在《从文自传》中深情写道：“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4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一个转机》，第114～115页。受五四新思想新文学的启发，加上患过的一场严重的“热病”，又经历过亲手掩埋意外溺亡的同学5在给军中统领当文书期间，沈从文生了一场严重的“热病”，病情持续了四十天。接着，一老同学意外溺亡，沈从文帮着收尸，受到了强烈刺激。见《沈从文自传·一个转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身边的许多生死让沈从文认识到生命的可贵，人生还有许多新东西需要见识。“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新世界。”6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一个转机》，第117页。这两段引文表明了沈从文思想观念和社会认识发生转变的细节。因此，视《从文自传》为其个人的“一份经过省察的成长记录”7李伟长：《理解沈从文的忍耐——读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不无道理。五四运动影响了工人，工人影响了沈从文，沈从文影响了日后的文学界。
新的进步思想给沈从文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运动余波到达了湘西……于是扇起了我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由一个苗区荒僻小县，跑到百万市民居住的北京城。”1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选集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这段文字写于1957年，35年后还有如此清晰的印象，可见其转变经历之刻骨铭心。
沈从文的转向，不但改变了他自己，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格局和文学审美观念。他的作品流传至今，且还将继续流传，对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着积极影响。
怀抱“读好书救救国家”的理想与热情，1922年沈从文离开湘西来到大城市北京。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2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一个转机》，第122页。。新文学“担当”“重造”的责任在沈从文心中萌发。秉着不放弃“信仰”的决心，沈从文在北京渡过了生活上忍饥挨饿、学习上一切从头开始的艰苦四年。这四年也是中国社会混乱黑暗的时期，各级机构极端腐朽，“至于高级官吏和那个全民代表，则高踞病态社会组织最上层”3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从现实学习》，第124页。，这些病态现象令沈从文极度厌恶。后来的城市小说创作中，只要涉及官僚、权贵、富裕人家生活，他都毫无好感，总是揭露其病态状况。
北京生活为沈从文开启了新的人生旅途。他大量阅读古今中外书籍，“楚辞”“史记”“桂枝儿”都喜欢看，“外国作家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4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选集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是时，沈从文还常去朋友家做“不速而来的食客”，结识了诸多文学界人物。为他日后的创作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学习基础、人际关系和社会平台。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文学思想观念和文化表述的显在或潜在作用从未消失。文学写什么，怎么写，成为当时文学界热议的话题。
文学以人的一切活动为写作对象。人的肉体与精神不仅活跃于现实生活，也活跃于作家头脑，暴露于千姿百态的各类文字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情爱为主题的“鸳鸯蝴蝶”小说依然流行，针砭时弊的“问题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乡土小说”相继涌现。作家们直指各种社会弊端，正视个体的疾病以及由此带来的肉体、心灵、精神等方面的苦痛。疾病带来的种种人生苦痛反映了这个时代文学写作的症候。
疾病与健康是生死冤家。当疾病占上风，健康便退缩；
当健康占上风，疾病便退缩。疾病与人的生命永相伴随，有人活动的地方，便有疾病存在。人类疾病多种多样：有肉体疾病，也有精神疾病；
有可见的疾病，也有无形的疾病；
有可以治愈的疾病，也有无法治愈的疾病；
有医学的疾病，也有非医学的疾病；
有现实的让人痛苦难受的疾病，也有文学的给人以审美愉悦的疾病。
追溯文学史，疾病叙事并非新事物，中国文学早就存在。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从古代神话《刑天舞干戚》到长篇小说《红楼梦》等，疾病叙事从未中断。作为经典素材，传统疾病叙事大多书写人的生理、肉体的疾病，作家的创作旨在借肉身之病去表现人的性格、心理、精神之病，通过疾病反衬健康，呼唤健康，给人类以希望和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前，晚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导致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清末的官场小说、谴责小说以及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病态社会、病态人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鲁迅等先驱以及大批具有新锐思想的文人志士撰写了大批文章，对封建专制下病态的人生、病态的社会作了无情揭露和深入批判。鲁迅的《狂人日记》引领了现代疾病叙事的潮流，随后的《孔乙己》《药》《弟兄》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借疾病反映社会的病态，人世的悲苦甚至人间的惨剧。鲁迅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人们的觉醒，疾病叙事涌入作家视野。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许钦文的《疯妇》、蹇先艾的《水葬》、王统照的《生与死的一行列》等作品都与疾病相关。
“五四”文学的疾病叙事，如鲁迅所言，“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很多作家抱着“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2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324页。之目的从事文学创作，力图通过启蒙唤醒大众的觉悟，把人从麻痹、病态中解救出来，认识“人”的权利——正义、公平、平等，而非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伴生的文学思想与文学观念，对于风华正茂、渴望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的沈从文来讲，其震撼无疑是入骨入髓的。加上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教育、军营教育，使他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学、对美学均形成了独特的理解。离开湘西几年后，沈从文就迎来创作高峰，疾病叙事却从未中断。
人类与生俱来有两种极端体验，疾病带来的痛苦与满足带来的愉悦。除有意施加的病痛外，大多数疾病的产生常常无法预料；
而满足感的产生又需要经过努力方能获得。消除疾病，获得满足，成为人类的奋斗目标。奋斗过程中，满足是终极目标，一旦达到或者实现，新的意欲又会产生。满足感永远难以满足。相对而言，疾病，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关乎人生死的疾病，如果没有被克服，生命就随之而去，给活着的人留下无数痛苦；
疾病一旦被战胜，给病患者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甚至改变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痛苦既然不可避免，人又不能只为痛苦而活，那么，人类期待的愉悦就成为痛苦的向往之所。一定程度上讲，疾病可以激发人的求生欲望和巨大潜能，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所谓“同病相怜”“患难见真情”即如是。疾病的影响力以及带来的深度思考远比满足的愉悦要深刻得多、深远得多。痛苦较之于愉悦，更能让人产生审美共鸣。疾病作为文学叙事，有不可估量的审美魅力。
沈从文创作中的疾病叙事，与他的个人经历、社会环境、审美观念紧密相连。
四岁以前的沈从文非常健康。六岁时出疹子突发病危，家人还预备了“小小棺木”，结果奇迹般地痊愈。“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生病，可以享受家人更多的关爱，他们“在床边服侍我，当我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2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第10～11页。。受过这份特殊礼遇，幼小的心灵懂得生病的害处与好处。
身体的疾病让沈从文明白人间冷暖，明白爱护、关照与体贴的重要，同时让他明白疾病对于人生死的魔性力量。疾病产生的痛苦以及由此获得的照护成为他一生无法抹去的记忆，也成为他创作中难以舍弃的素材。沈从文写过许多人物的疾病。不同的人患有不同的病，相应的生命、情感症状也各不一样，内蕴的文化含义以及审美意义也各有侧重。由此彰显出作家的人生态度、生命观念、价值理想与社会认识。
爱情病是沈从文写得最多的一种。众所周知，爱情致病也能治病。爱情会产生相思病、自私病、自杀病等病症，一经发生就很难整治。《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和五明，青梅竹马，彼此深爱。阿黑被人抢走后，五明急得发了疯。爱情有“毒”，爱情病有轻重。《凤子》中城里来的男子对乡村女歌师产生爱慕之情，说她靓丽的仪表有“毒”，美丽的歌声也有“毒”，这是轻症的表现。《若墨医生》中的主人公若墨曾经是位单身医生，病相与众不同。他对女性无好感，不喜欢教会，怀疑共产党革命。在朋友处偶遇一个“有毒”的女子，两人一见钟情，结婚生子。最后夫妻俩竟因为“同一案件”被杀害。医生的经历告诉人们，最初不喜欢的、讨厌的事情，经过特定的人和事后，会发生彻底变化，病相也会随之消失。
若墨医生是幸运的，幸福生活不长，却享受了爱情带来的美妙人生。《医生》中的单身医生就不同了。他的医术很受尊敬，全部精力献给了病人，自己却遭遇了一场奇怪的旅程。他被陌生人带到一个山洞，与一具死去的女尸相守十多天。正当大家为失踪的医生筹备追悼会时，他毫发无损地回来了。文本引发深思：医生可以治疗别人，当自己患病，特别是心理情感患病时，谁能治疗？
爱情病是通病，城里人易患，乡下人也不例外，若机遇好则能“对症下药”。可是，家庭病、社会病往往带有群体性，且城市比农村更严重，医治更加艰难。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得到大批富有新锐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广，很多新观念率先在城市社会传播，新旧思想碰撞中城市病相暴露无遗。从湘西进入北京的沈从文得以有机会接触大城市里的人和事，也看到了城市丑陋的一面。他的创作不遗余力地刻画城里人的身心疾病、家庭疾病和社会疾病，诊断病情，挖出病根，针砭时弊，流露出批判的锋芒。
谈此，人们首先会想起《绅士的太太》（1929年）。文本叙述了京城几个绅士家庭的混乱生活：吃喝玩乐、出轨偷情。特别是西城一家公馆，绅士患有疯瘫，行动不便，如同废物。家里的太太、小姐和少爷们各取所需：女人们打牌输钱，男人们勾搭乱伦。皮相看，这部作品刻画了女人们的虚荣、虚伪；
内里看，作家在批判上流社会女人荒淫奢靡的同时，也对男人们贪婪的淫欲行为进行了鞭挞。文本第一句话写道：“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用石头打妇人，是某些民族对有奸淫行为的女人的惩罚手段。这里的女人固然有错，但导致这些错误的根因并非女人，而在男人。是男人的贪婪导致了家庭关系的混乱，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堕落和病态。男权允许男人出轨，却要求女人守节。当疯瘫的丈夫无法满足女人时，女人的出轨便是对男权的挑战，挑战以男人为代表的“高等人”。
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女人即使犯错，也能赢得一把同情之泪。但是，若女人由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她承担的谴责往往比男人多得多，带给人的思考也会深刻得多。《都市一妇人》（1932年）反映了病态社会的病态人格。主人公是位年轻妇人，她“尊贵”的“丰仪”是一把带“毒”的利剑，深深地刺中了一位青年军官。三十出头的她为了和这位二十出头的军官保持永久的爱恋关系，不惜用毒药药瞎他的双眼，辗转治疗无效后便打算回乡过小日子，返乡路上所乘船只意外沉没。如果说妇人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是那个病态社会造成的，那么她人生后半段的疯狂行为则是被扭曲的人格造成的。病态社会让一个本性并不恶的女人蜕变为毒害男人的毒女人，作者的批判态度显而易见。
沈从文擅长用旁观者口吻轻松地讲述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另一个短篇《八骏图》（1935年）显露他讽刺幽默的才能。小说叙述了八个大学教授的疾病故事，可谓一部知识分子的“疾病大全”。主人公周达士先生自命是“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他的“七个同事中有六个心灵皆不健全”，唯有教授庚的精神是“极健康”，其他的多少都带有病态。“教授丁，丙，乙，戊”被“我”诊断为“病人”，“还有点儿疯狂”的便是“教授乙同教授丙”，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这些教授对女人持有迥异的态度，有的追求“精神恋爱”，有的喜欢女人却不敢追求女人，各自患着“爱情病”和一些“很蹊跷的病”。
作家暴露教授们的各种病相，旨在引起人们关注。“偶然”写成的《八骏图》给读者留下了“好印象”，甚至引发了一些人的“索引”1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水云（上）》，第222页。和对号入座。可见社会的真实病状无须虚构。沈从文在另一篇作品中谈到类似的事实：“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匠和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成。”1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一个转机》，第225页。这观点源于他对城市社会的洞察。发现城市社会的丑陋与自己对“美”的向往冲突，沈从文将目光转向别处，寻找健康善良的人性。在他看来，唯有偏远的尚未完全开化的湘西乡村还保留有善良和美德，于是着力建造健美的“湘西世界”。
赞赏天地美景，肯定乡村社会淳朴风气的同时，沈从文也难免为农村人的贫病生活及其所受的多重压迫而痛苦。“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2沈从文：《长河·题记》，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2、26页。为了给读者营造相对轻松的“牧歌”阅读感，文本中人物的痛苦和作者自己的痛苦常被轻描淡写，或有意弱化。有时一笔带过，有时简要交代，有时以嘲讽幽默的形式呈现。人们读沈从文的许多湘西小说，似乎只有自由快乐、纯真善良、美丽健康。其实，这些背后隐藏着许多疾病和痛苦、贫穷和哀怨。
《知识》叙述一位哲学硕士回乡，路遇青年男子在田间劳作时被毒蛇咬死，其家人毫无悲伤之意。询问得知，农人们认为人迟早会死，不是被蛇咬死，就可能被饿死，或被匪患磨死。硕士认为农人们“不近人情”，却不知他们内心隐藏的悲伤——生活之苦，生存之痛。这些苦痛，农村人认为多言无益，日子还得继续。《阿黑小史》（1933年）专设一章“病”，写少女阿黑如何忍受病痛折磨，挣扎着做家务以安慰父亲。《萧萧》中的萧萧很早就没有母亲，十二岁做童养媳；
《三三》中三三五岁时父亲就突然死了，守着寡母长大；
《边城》中翠翠一出生母亲就自杀身亡，爷爷因病而死，天保出船溺水而死；
《长河》中的老水手家里遭遇一连串变故失去了妻儿子女。这些病痛与死亡，作家都以云淡风轻的姿态书写。“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3沈从文：《长河·题记》，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2、26页。秉着如此写作理念，沈从文把痛苦深埋，把人类最美好的品性和人间最优美的景物在乡村小说中一一铺陈。
随着经历的丰富，沈从文懂得的“人”多了，懂得自己的也多了。他发现有三种“美丽”：“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的美丽”。认识到“美丽”之所在及得之不易，必须“忘我”学习“人生”。“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1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水云（下）》，第258页。感悟自然的“神圣”，寻找自然的“神迹”，于是神、宗教、信仰大胆进入沈从文小说。《扇陀》《爱欲》《慷慨的王子》《如蕤》等作品就叙述了神人共生之美景。《凤子》的最后一章“神之再现”通过“还傩愿仪式”“谢土仪式”表达人们对神的敬仰。神性的背后，有许多庄严的美丽，也有许多因神而使疾病消除的美丽。禳灾除祸，去病祈福，求真求美，是作家的心愿，也是人类共同的心愿。
沈从文叙述疾病，写了城里人的疾病，也写了农村人的疾病，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国人的疾病。他在《中国人的病》一文中，引用了当时国际上一些人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这种自私在部分中国人身上表现非常突出，自私人不爱国，把“国家弄得那么糟”。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改变“国民毛病”，就要“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须的新观念”。于是，对青年寄予希望，并开出“药方”。首先是明白做人的义务并勇于担当，“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2沈从文：《大山里的人生·中国人的病》，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386、388页。。这篇文章表明了沈从文疾病叙事的真正缘由。换句话说，他作品中的疾病只是表象，借疾病揭示病因，达到疗救目的，才是他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因为文学也是拯救国民毛病的重要药方之一。沈从文的写作宗旨，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
与鲁迅的疾呼呐喊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的疾病叙事有同情，更多的是深刻批判。《狂人日记》《药》《祝福》等小说让读者发出沉重的叹息，继而产生深深的思索，华老栓、祥林嫂们为什么那样麻木？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坎坷？是谁造成了苦难的结局？即便是《弟兄》一类文章，围绕弟弟生病、看病、吃药等情节写兄弟关系，家庭关系，也让人唏嘘不已。兄弟情义到底何在？郁达夫的《沉沦》《薄奠》等作品侧重于心理疾病的叙述，文本也充满了压抑和愁闷。与鲁迅、郁达夫等作家一样，沈从文疾病叙事同样有鲜明的态度。他对城里人是嘲讽，是批判，但语气并不激烈，反倒是很温和、轻松。初看似乎有一种恻隐之心，同情之意。例如，《都市一妇人》中作家以惋惜之口吻叙述美丽妇人的堕落过程，让人心痛。《绅士的太太》则采用客观的平实态度娓娓道来，厌恶之余又心生悲悯。《八骏图》用委婉的手法讽刺教授们的变态人格和变态心理，引发读者反思。这种写法改变了“五四”小说流行的悲凉凄婉风格，哀怨感伤情调，沈从文以温和讽刺的方式揭露病态社会的种种弊端，建构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
叙述城市社会男女人物及其生活环境，作家的表现手法并不辛辣，对所述人物和事件很少有肯定和赞美，处处流露嘲讽和批判之意。对于乡土的叙述，沈从文则用另一种笔法。即采取不同于“五四”时期乡土小说那种诉说悲苦、凄凉和惨况的方式，而是着力挖掘乡下人身上潜藏的坚韧品质，让人们感受到乡下人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沈从文心中，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湘西那个偏远的地区，存在一种一般人习以为常的、不易被察觉的简单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表现出来的淳朴、坚韧正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内核，是乡土社会秩序得以自觉维护与存续的潜在基因，是民间精神的底色所在。与城市中人比较后，其纯净和光焰就被映衬出来，其可贵价值就彰显出来。对此，沈从文从不吝啬地予以同情和赞美。即使有批评和嘲讽，也是借农人之口对地方上那些腐败的官僚及其欺诈盘剥行为予以揭露。
“单就发挥道家这一深厚的人生智慧上，《长河》已经超越了作者最早期的另一本小说《边城》。《边城》自始至终停留在田园风味里。《长河》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它们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视景’”。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夏志清看似肯定《长河》，实则是评价沈从文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从文学表现的技巧而言，沈从文眼光之独到已得到公认。从文学界对他的肯定来看，的确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因而具有超越时代的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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