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竹怀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巿，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关头和转折时期多次成为革命的中心。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涌现出一大批为中国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先辈和英烈，董必武就是其中一位。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号壁伍。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用“壁伍”谐音“必武”为名。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昌起义后的第3 天，已经由黄州府中学返回黄安的董必武闻讯，心情无比激动，愤然剪去头上的辫子，表示和清朝廷势不两立。当天，董必武收拾简单的行装，连夜赶赴武昌，投身革命。
10 月16 日至月底，革命军同清军在刘家庙、三道桥一带发生激烈战斗，双方各死伤数千人。此时的董必武在刘家庙的第一粮台工作，专办运输粮秣械弹等接济事宜，还参加了三道桥附近的战斗。12 月，董必武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官，并加入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会委员。
辛亥革命失败后，深感苦闷的董必武决心寻找新的革命道路。1914 年1 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张谐英等人东渡日本求学。1917年夏，他从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回国后，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利用律师职业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用律师事务所的收入补贴革命活动经费。
1919 年1 月28 日，在护法军内讧中，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川军唐克明、方化南杀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受同事委托，与同乡张国恩赴上海向社会各方申诉，替蔡济民讨公道。在老朋友、辛亥革命名士詹大悲的引荐下，董必武拜访了孙中山，希望获得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仓促遇害，至可矜恤”。此时，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张国恩认识了住在附近的同乡李汉俊。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听李汉俊介绍十月革命等情况，热烈讨论救国新路，一起阅读和讨论马克思主义书籍及进步刊物。
2 月21 日，董必武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一文。5 月17 日，董必武等在报纸上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呼吁伸张正义，要求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董必武在《忆友人詹大悲》中回忆：“鄂西靖国军同事诸人推我到沪向各方申诉……各方要人都会过面，但是解决问题要实力，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无结果，我那时只有在上海暂住。”
同年5 月4 日，北平（今北京）爆发反帝爱国运动，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5 月7 日，为声援北平学生，上海各界2 万多人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并示威游行。5月8 日，滞留上海的董必武主持湖北善后公会，全力声援五四运动，并致电湖北省议会、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以图挽救。”其后，他经常与湖北各界来沪的人士会晤，宣扬五四精神，由此结识来上海参观的陈潭秋。五四运动让董必武等人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五六月间，董必武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就采取怎样的革命方法开展活动进行商议，一致认为革命活动应从宣传新思想与培养革命人才入手。当时，33 岁的董必武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结合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和思考，已经明白要实行革命，必先唤醒和组织群众。董必武与李汉俊等人经过精心筹划，决定从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的阶级觉悟入手，立即着手办报办学，拟在湖北筹办一份为人民说话、向人民宣传新思想、不为军阀所掌握的报纸，报纸名称定为《江汉日报》，并拟定办报的募捐章程。董必武拿出40 元来印刷章程、宣言等，让大家分头奔走宣传、筹募基金。
陈潭秋
李汉俊
8 月，董必武、陈谭秋从上海回到武昌，开始全新的革命事业。由于原来积极支持办报的出资人中途变卦，加之资金募集困难，创办《江汉日报》的计划被迫中途搁浅，董必武便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办学上。
董必武等人的办学，可谓历尽艰难。他们先后联系数位同乡和多位同学，逐步解决了校址、校舍等问题，但办学经费却捉襟见肘，大家便商议经费从董必武、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倪季端、江文波、雷大同、刘觉民等创办人中募集；
雷大同捐120 元，董必武等人各捐20 元。经济拮据的董必武拿不出这20 元，便将身上最值钱的御寒大袍典当换成现金。现存于武汉中学校史馆内的董必武手稿《私立武汉中学简记》记载，学校“有教室三间，办公室一大间，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大小几个院子，有可供学生食宿用的两排房间”。校址选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的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他和张国恩等11 位创办人组成校董事会，决定将学校命名为“私立武汉中学”，刘觉民任校长，学校顺利在湖北省教育厅备了案。
1920 年3 月，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筹划与艰辛筹款，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始招生授课，第一期招考2 个班，学生有100 多人。“学校第一批学生于1923 年结业，1924 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的就有4 名，当时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招生很严格，湖北的中学结业生常有一校一年没有录取一名的。”（董必武：《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为将该校建成“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觉悟”、为革命培养人才的阵地，不仅校董事会的创办人自身就是接受新思想的进步人士，学校还聘请黄负生、刘子通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进步刊物，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潮。在办学之初，董必武便积极主张要设法多招收贫寒家庭的子弟入学，特别是吸收一些农村的青少年入校学习。为实现这一目标，董事会办学章程规定：私立武汉中学的报考费比武昌的同类学校低，学费低。此外，为了减少学校开支，教员的薪金比武昌的同类学校低，职员只领取伙食费。董必武、陈潭秋都主动不支薪。在董必武等人的带领下，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革命的大熔炉，开启了培养革命骨干的红色历程。
董必武等人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旧址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手稿
1920 年8 月，董必武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的来信，获悉该组织的创建情况。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要求董必武在武汉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董必武在复信中同意立即着手。此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为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当年秋，董必武与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等在武昌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9 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黄负生、刘子通5人均为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
1920 年8 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的这所房子里成立
11 月7 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私立武汉中学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 人，其中11 人为大学、中学的学生。董必武在会上指出：“新思想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鼓励学生们同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做斗争。不久，董必武、陈潭秋等在私立武汉中学建立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很快又在各大学、中学建立起支部，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掀起反对不合理旧制度的学潮，促进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武汉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1 年6 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要求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 月初，董必武、陈潭秋作为代表赴上海参会，会上，董必武全面汇报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和本地区党、团的活动情况。会后，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昌，传达有关决议精神。
同年秋，中共中央局正式成立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董必武为委员，负责财务工作，并以私立武汉中学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秘密在师生中发展党员、团员，在学校建立党和团的组织。此后一段时间，湖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都直接或间接与私立武汉中学有关。1922 年，根据中央决定，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董必武、黄负生、刘子通等人于1921 年1 月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成为该委员会机关刊物。
其间，董必武参加了孙中山计划在鄂西举兵讨伐盘踞在湖北的军阀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因敌众我寡，后方补给困难，且遭到吴佩孚与四川军阀的两面进攻，行动最终失败，董必武于是由鄂西返回武汉。恰在此时，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学潮，董必武受命领导了这场反对封建礼教的学生运动。
1922 年3 月，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校长王式玉出于保守的思想立场，先开除了进步教师刘子通，后又以参加集中活动违反校规为由，将为挽留刘子通继续在校任教而参加罢课的夏之栩、袁溥之等学生开除学籍，激起轩然大波，由此爆发了轰动武汉的“女师学潮”。董必武受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派，领导了这场运动。董必武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并未在女师内部进行斗争，而是引导女师中的积极分子同外校的学生联合起来举行同盟罢课，并到省教育厅请愿，向校长王式玉施加强大的压力。同时，董必武又请武汉地区的社会名流如李汉俊、李廉方等5 人出面调解。省教育厅最后责令王式玉辞职，夏之栩、袁溥之等学生恢复学籍，照发毕业证，但需另找地方补课。这样，董必武领导的“女师学潮”取得胜利，一时震动整个武汉。
除直接领导学生斗争，董必武还在学生积极分子中组织“武汉妇女读书会”和“人社”等读书团体，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思想觉悟。董必武在工人中举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平民夜校”，参与组织领导群众反帝爱国运动，联络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向政府提出改组湖北教育会等要求，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还以私立武汉中学为中心，将各校的党员、团员派到荆门、钟祥、孝感等地建立党、团组织。1923 年冬，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组织黄安籍学生成立中共黄安工作小组，为黄安播下革命火种。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董必武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5 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成立。1926 年，董必武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驻湖北负责指导党务工作。这段时间，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身份，在发动工农群众、创办革命报刊、争取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北伐的胜利进军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参与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拥有200 多万名农民协会会员，其强大的革命声势和湖南农民运动相呼应，对促进大革命在长江流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6 年10 月，北伐军占领武昌。次年1月10 日，董必武、邓演达、詹大悲等人会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共同组建湖北省政府（以湖北政务委员会为基础）；
1 月25 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董必武等11 人为湖北省政府委员；
4 月11 日，湖北省政府在武昌成立，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大常委之一，兼任农工厅厅长的他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蒋介石企图以1000 银元收买董必武，让董必武参加他组建的湖北政务委员会。董必武不仅对此严词拒绝，还力劝蒋介石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不久，蒋介石派副官携他的一封信、一张签名照片、一身呢料服装和一张支票求见董必武。董必武收下信件和照片，拒收服装和支票，说：“我董用威是拥护革命的，只要总司令革命，我同样拥护，我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名位。”（《董必武传》撰写组编：《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国共合作破裂后，董必武遵照中央指示，拒绝汪精卫的挽留，毅然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革命。
但在紧急关头他却能巧渡生死关，化险为夷。
1927 年12 月17 日，反动军阀将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杀害，并在公布杀害李汉俊的布告旁贴出悬赏告示：谁献来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人头，可领取1.5 万元现洋的奖赏。国民党反动派错误地认为肯定会有人主动给他们送来董必武的人头。没想到在几天后，董必武被人巧妙地送上了一艘英国轮船，顺利脱离虎口。
护送董必武脱险的人，是与他素不相识的两位普通百姓——“安庆”号水手长袁祥福、副水手长袁祥寿。袁祥福、袁祥寿是堂兄弟。他们的另一位堂兄弟袁方宇在日本生活时结识了中共党员潘怡如，二人于1927 年秋结伴同行，从日本回到武汉谋职。12 月20日，袁方宇将董必武领到他的好友万秉臣家中避难。知道董必武身份后，万秉臣害怕自己受牵连，立即跑到汉口法租界里躲了起来。万秉臣两天没有回来，袁方宇怕他捅娄子惹出麻烦，建议董必武马上离开。此时恰逢一艘往返汉口太古码头与上海的英国轮船“安庆”号到达武汉，准备开往上海，袁方宇急忙登上“安庆”号，找到在这艘轮船上做事的堂兄弟袁祥福和袁祥寿，请他们设法将董必武安全送走。
敌人在武汉封锁搜查严密，且暗探特务活动频繁。为了避免暴露，董必武在船上不能和其他陌生人接触。袁祥福虽然是这艘轮船的水手长，却没有资格享受单人房间，只能和普通水手住在一起；
副水手长袁祥寿的住宿条件就更差了。幸好，袁祥寿负责管理位于底舱的一间小房间，小房间主要堆放水手的劳动工具及杂物，只剩容纳一人站立的狭小空间。
12 月22 日黄昏时分，北风骤起，雷电交加，冷雨纷飞。袁祥福冒雨来到万秉臣家中，带来一套半旧半新的船员制服，想趁着下大雨的良机将董必武接走。董必武快速脱下身
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今长春街57号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在董必武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处于惊心动魄关乎生死的危险时刻是常有的事，上的黑皮袍，换上船员制服。入夜，汉口江汉关的大钟重重地敲了11响，袁方宇穿上呢子大衣，出门叫来人力黄包车。两辆人力黄包车载着董必武和袁祥福大摇大摆地从汉口中山大道通过，转进江汉路，到达海关钟楼下的太古码头。“安庆”号正停靠在码头边。二人下车后，袁祥福领着董必武通过泊船栈桥，来到轮船大舱间，两人从中间楼梯一前一后地上了楼。刚到3 楼，他们就碰上一名值班船员，袁祥福与他随便打了个招呼，就领着董必武从船头下到船底舱，直奔那间存放水手劳动工具的小房间，袁祥寿早已在那里等候。等董必武挤了进去，袁祥寿对董必武说，因情况特殊，只能委屈他，让董必武白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条船的船长、大管轮和二管轮都是英国人。
袁祥福和袁祥寿告别董必武，把小房间的门反锁上。次日9 时30 分，“安庆”号安全离开汉口，开往上海。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派董必武重返武汉。9 月，回到武汉的董必武一面秘密筹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
一面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筹办《新华日报》。
10 月，董必武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交涉，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武汉八办”），并于12 月初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 号（今江岸区长春街57 号）正式对外办公。当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机关秘密设在武汉八办。武汉八办自成立起至1938 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均在此工作。
在长江局的领导下，武汉八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努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粮饷、服装以及枪支弹药、机械设备等各种军需物质。
1938 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长江局在武汉八办设立招生委员会。董必武在办事处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革命青年和学生，还有烈士子女，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和社会各界人才。10 月，武汉沦陷前夕，董必武率领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
1946 年3 月24 日，董必武从重庆前往武汉，在武汉解决接济中原军民粮食问题后，当即赶赴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他不顾连日疲劳，对边区军民进行亲切慰问，同时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原解放区犯下的种种罪行，鼓励并号召全体军民克服困难，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4 月7 日，董必武离开宣化店，取道汉口，于18 日回到重庆。
1975 年4 月2 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 岁。他的长子董良羽在回忆父亲的一生时感慨万千地说：“父亲的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服务，是真正一件件小事累积起来的，到了最后，就成了一座高山。”
如今，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 号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里，陈列展示着武汉八办和长江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这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英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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