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静
(宝鸡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宝鸡721013)
中国推动并引领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不仅是关涉全球治理的战略抉择，而且为人类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绘制了蓝图，凸显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体现了中国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为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覆辙、重构全球秩序的大国担当，并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构成方式注入的新实践观念。从大变局之时代背景看，这一“中国方案”的出现并非“偶然”或“应然”，而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本于“中国道路”的基础上，对全球发展秩序的创想，与中国道路选择、中国制度优势、中华文化底蕴紧密相连，因此，激活并厘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经验思考，将对推进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中国在现代化实践进程中摒弃对立与冲突，走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道路选择。
历史地看，中国的现代化始于被动的卷入西方构建的工业文明的大潮中，但对于一个落后、封闭且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并非易事。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现代化方案还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都不适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需求。历史表明，中国在内外交困中开辟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中国道路”，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方式，彰显了现代化文明的多样性，解构了“欧洲中心论”。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认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1]世界历史的发展路线是从东方世界兴起，然后转移到西方。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分别表征着世界历史的幼年、青年、壮年和成年的不同时代。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表征了以欧洲为主体的历史演进。在“欧洲中心论”理念下，人类现代化发展似乎只有一种西方文明形式，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的“典范”，是人类发展唯一文明形态。
对此，马克思指出，“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个客观实践的过程，并不存在世界历史的先验中心。与西方“欧洲中心论”不同，依马克思之见，西方现代化造成的资本时代是一条使人异化的屈耻之路，落后的东方国家在被动卷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已经不可能脱离资本而独存。但是，假如任由资本对东方国家侵蚀，那么异化屈辱之路必将在东方再现。因此，东方“西方化”的道路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在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中国道路辩证地吸收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但却不是亦步亦趋，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纵观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世界历史首先从欧洲殖民主义的侵略开始，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羊吃人”圈地运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北美土著的杀戮，证实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基础之上。之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资本逻辑的全球化代替了殖民主义，披上“戏装”粉墨登场，但仍然借用“军事拳头”来支持全球市场。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发展带来了更多鸿沟，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了冷战后人类命运仍然冲突的观点，那么，人类文明的发展难道必须在冲突和斗争中实现吗？其实，并不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历史意义，就是“中国道路重塑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3]，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长期对立的，斯大林就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4]。而中国道路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具体分析，既正视两大阵营之间的联系，积极借鉴其文明成果，又看到两大阵营的矛盾，自觉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形成了正确处理两大阵营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共享”“共赢”的新文明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发展目的不是走向霸权主义，而是走向更好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依靠的是自我积累，而不是建立在霸权与侵略基础之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路，是一条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5]这一道路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公平竞争参与到全球化之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把依靠自己作为发展的根基，不断通过自我革命解决难题。在重构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中国将自身发展纳入世界发展之中，探索出了一条将社会主义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相结合的更广阔的发展道路。“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6]
早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就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最终实现人的三重解放，即“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人，自由的人”[7]。
如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资本支配一切”的逻辑伴随着生产发展必然出现贫富分化与阶级固化的矛盾，限制生产力的活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打造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的，把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百年变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命题，并指出“中国梦”体现于各个领域的发展，显现出美丽中国梦与生态发展共生共契的同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逐渐进入完善阶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驱动各领域全面发展转型，阐发了全球语境下中国“生态式发展观”的新转型。“生态式发展观”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建设时不可脱离的“场域”。在经济方面，以协调、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经济发展要生态惠民，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在政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治生态”的要求，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8]。从深层次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保证党内政治生态正气充盈，使党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保障。通过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形成风气正气的政治生态环境，凝聚民心，不断减少人与社会的矛盾，为新时代党的各项事业完成提高保障。在文化方面，坚持辩证地对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将实现中国梦，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正是这种“场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以此为参照，人的生存方式将实现生态转向。尽管距离全面发展的新人还有距离，但是中国正在通过保持物质与精神的合理张力，一步一步努力实践着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
正是透过中国道路，世界文明多样性展示在人们眼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正是中国摒弃对立与冲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全球各领域的共赢和共存、维护世界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呈现，它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中国政府将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维护和谐世界的责任和担当。中国道路的模式为中国政府推动并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表明中国发展是一种开放和兼容的社会形态，是追求全世界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基于自身的制度优势。理解和把握中国制度的优势和生命力，是理解中国政府推动并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前提。
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全球化发展到今日，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仍有影响，但是，在生态危机、疫情蔓延、恐怖主义盛行、种族冲突日益凸显、全球经济增长萎缩等现状面前，人们无法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历史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资本主义制度所支配的时代正发生着动摇，丧失内在有机统一性的世界已经陷入困境之中。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没有依附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也没有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治理能力和高度负责的行为和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并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制度优越性。
“中国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中国制度生成的理论逻辑看，中国共产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优势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制度目标以及其蕴含“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诉求。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指出：代替那种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9]。“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表征。其制度目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人的解放。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未来社会制度形态离不开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无法真正摆脱“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不断实践地完善并创造历史条件，摆脱种种束缚，才能实现自由人与联合体的统一。
以“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崇高的制度理想为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将这一崇高的制度理想与具体实践结合，从推翻“三座大山”，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制度优势性突出表现在其制度内在的科学性及价值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而既确保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又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制度的认同。在中国，“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国家制度的价值追求。“为人民谋幸福”“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立场，正是基于这一价值理念，中国政府不断在实践中推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不断得到满足。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推进民生为重点，聚焦发展面临的各类难题，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利益难题，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治国理政的主线。正是缘于中国共产党确实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并为人民提供了福利，因此，中国制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同。
在全球化浪潮中，对制度问题的考查，离不开全球视野。全球化不仅增强了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往来，也增加了治理、安全方面的冲突。尽管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坚守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但是人作为理性的类存在物，具有“共同的尺度”，不同民族间的价值观具有一定共同性。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吸收、借鉴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总结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符合中国制度崇高目标，也体现着“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诉求与构建“人类共同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
另一方面，从中国制度生成的实践逻辑看，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性，也是中国制度优势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背后，是中国制度的成功。而中国制度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逻辑科学管用”[10]。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个政党治理能力的体现。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起主导作用。在制度的运行中，国家治理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国家制度的引领者，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和作用，将一系列制度规范落地并使其发挥有效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中，党充分认识到民主集中制重要性。辩证地对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一方面，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从而发挥群众智慧，在实践中集思广益，及时把握社会动向，灵活调整，防止错误决策，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保证了国家制度运行的优良秩序。另一方面，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以尊重人民地位为基本要求，党的政治权威的执行过程中既要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又要表达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有利于群众积极参与维护执行，有利于不断创新治理参与规则，通过自下而上监督政府治理行为，提高群众对政策的认可度，提升治理效能。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既激发了政策的创造活力，又有效防止了议而不决的分散主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实践发展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实践是检验制度优劣的试金石，正是基于中国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世界人民的高度认同，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制度立场和优势体现，其价值目标就是要以全人类的发展为中心，通过民主推动国际公平正义，使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真正拥有参与管理权力，而非仅有投票权，从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提供了国际认同。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具有着深厚、独特且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底蕴。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曾说过，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孔孟之道和大乘佛学。这并非轻率之言，经过淬砺后的中华文化，吸纳了中华文化里的精华，自觉借鉴人类不同文明的优势，为我所用。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和价值回应人类文明新挑战，必将为摆脱全球治理困境提供启迪。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文化进步不断在创造许多工具，由于这些工具的发达，使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得以快速发展，呈现出大繁荣局面，如英国、苏联。然而，梁漱溟先生认为：“但这些国家而非民族，是政治上之联合统一，而非文化上融合不分。”“其伟大局面之形成，宁从身来而不从心来，和我们不同。”[11]285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人类社会进步成长，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属身的，一方面是属心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属身一面都是由于科技、理智对物有进步。属心一面的，则是由于文化、理性对人有进步。19世纪，中国人曾在震惊西方物质文明之余，也看到中国工具一面并不发达，与西方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能形成民族联成一体之伟大局面，是因为中国是文化上融合不分之民族，并不像西方只是政治上联合统一的国家，随时还有分裂可能。中国因属心一面文化的进步性，使人与人彼此了解增进而同化，彼此情意融合，实现社会的成长发展。
“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而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11]286由于西洋是从身到心，他们尽管身近而心不近。从近代资本社会工业看，一个大工厂，成千上万人工作生活，虽然相互依存，但是各谋其生，缺乏承认和了解，像一盘机器的零部件，虽然为了一个公共结果在协同工作，但是却对公共目的没有认识和兴趣，因而只是彼此间机械共处而非理性共存，不能按公共目的约束自己，相反会各为自己而破坏公共目的。这些连锁关系与西方现代社会多偏于身一面，而缺乏心一面相匹配。反观中国，是从心到身，尽管社会在身一面尚发育不足，但是另一面其融合统一并出现伟大局面，说明在心一面发育有余了。中华文化独能够以理性互通于人，因此虽然身远而心不远。然而，对于社会的未来发展，常常身心不可分，相互推动而共进。
当代，放眼全球治理困境即需要科技、理智的发展，更需要文化的引导推动人类社会的善，推动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横观当今世界，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及实践，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更多的认同，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科技、工具上不断强盛，更是中华文化属心一面的体现。中华文化富有和平精神，视国家为大家庭，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以天下观念融于国家观念之中。
“化成天下”是中华文化的责任，即让人类社会越来越文明、智慧、通达。中华文化，百家争鸣，不同的思想家对社会开出了不同药方。重建和谐的世间秩序为儒家思考的中心，儒家强调一以贯之，其思想归宿，就是启迪人民内在的良知，唤醒人们的道德觉性，恢复人们的清净自性。《易经》不仅开启了儒家思想，也开启了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人与世界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相融一体的关系。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大都是对运作大道的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的认识，正因为这样，《易传，系辞下》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12]即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对宇宙大道的思考，所以在承认其他民族文化合理性基础上走向“殊途同归”，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自觉的学习精神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易传》所体现的文化理性密不可分。“和而不同”，包括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中华文化思想在全球化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面对零和博弈、霸权主义的冲击，人类文明何去何从？按照孔子的智慧，“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是互相尊重，相互承认，实现和平发展。
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当今世界全球治理困境，只有秉持中华文明所提倡的“和而不同”、“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等价值理念，世界各国才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当代，一些西方国家鼓吹“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遏制，实质上体现了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对抗思维看世界，强调弱肉强食。这种狭隘的对抗思维曾经给人类带来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应予以警惕。
中华文化的世界大同，以先进启发后进，与近代西方社会推行的扩张和掠夺形成鲜明对比。纵观人类历史，中华文化自古不主张炫耀武力，更不主张侵略扩张，中国在历史上曾于相当时期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上，中国并没有对其他民族杀戮和占领的政策，而多采取的是协和万邦和德治天下的政策。罗素曾叹服：“世有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11]265中国人将“心平气和”视为最为可贵的道德品行之一。“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11]265中国的制度规划，总是力求平稳妥贴，不走极端。所谓“一争两丑，一让两有”，为世界共知。中华文化提倡的“明明德于天下”，是通过自身治理国家的典范，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让其他国家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绝不提倡弱肉强食。
人类的文明史，应提醒人性文明的光辉，而不应是血腥的掠夺史。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决不可靠霸权主义仗势欺人，或是一种对立或冲突的关系，而是相互滋育的关系，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先进帮助后进，互助互赢，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由此而言，不同文化培育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对抗思维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能为人类的冲突和矛盾提供出路。中华文化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国界而具有世界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了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和现代性危机一般诉求的回应，又是对中国实践的关照，是基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选择、中国制度优势和中华文化底蕴的新文明形态表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使命与担当。尽管当前消解全球文明隔阂，实现国际合作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坚信，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实践和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必将会逐步得到普遍认同，引领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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