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世贤，温啸宇，彭超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分类数量结构和基本特征分析——基于第三次农业普查55125个行政村抽样数据
翟世贤，温啸宇，彭超*
（农业农村部 管理干部学院，北京 102208）
采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行政村普查10%抽样55125个村庄的样本数据，依据全国及地方层面的村庄规划要求，使用因子分析和多维指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我国村庄划分为四大类，分别考察了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征。研究发现：集聚提升类村庄数量最多，占比在35%～45%，城郊融合类村庄和特色保护类村庄占比在20%～30%，搬迁撤并类村庄占比在15%左右；
分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增加村庄类别数量后发现，村庄类别数量越大，越有利于突出村庄特色。
乡村振兴；
村庄分类；
数量结构；
基本特征；
聚类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等。这是党中央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体现了党中央一以贯之抓乡村振兴的决心，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实干促振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①关键是要做到规划先行，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经过科学论证，不要头脑发热，不顾农民意愿，强行撤并村庄，赶农民上楼。②为强化规划引领，科学有序推动乡村振兴，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作为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之一，《规划》明确提出“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这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有序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方向引领和行动指南。2022年是《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实施总结评估。”作为《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亟须廓清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征。并且，当前第二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制定已提上议程，探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如何进行村庄分类恰逢其时。
在《规划》的顶层设计之下，各地区因地制宜，对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法和步骤进行了分层对接，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探索。总体上，根据村庄发展基础、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有三种较为成型的村庄分类思路：一是在大城市周边，依据村庄与城市经济圈的距离进行分类。例如，广州市将村庄划分为城中村、城边村、远郊村、搬迁村四类。二是在特色农业产业集中优势地区，强调本地示范与发展。例如，成都市从产业和村庄建设的角度，将其划分为示范引领型、特色发展型、改造提升型、搬迁撤并型。三是在纯农业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重点推进村庄的保留与撤并。例如，河南省《村庄规划导则（修订版）》所划定的村庄分类中，除《规划》中的四类外，还增加了整治改善类。
当前，科学确定村庄分类已经成为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的前提条件。但由于《规划》仅从概念层面对村庄类型进行了界定，而实践层面各类村庄的具体数量结构与基本特征等基础数据不清，给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据此，本文聚焦于以下研究问题：依据《规划》，我国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征是什么？增加村庄分类类别的可能结果如何？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在回顾梳理现有村庄分类指标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科学方法对我国村庄进行科学分类，摸清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以及可统计可量化的基本特征，为地方具体实践操作提供科学指导，也为未来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进一步细化完善的方向指导。
回顾已有相关文献，理论研究方面，适应性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应结合社会资源禀赋对目标对象进行分类治理[1]。具体到乡村发展领域，多数发达国家立足本国国情，制定了精准的差异化振兴策略。如美国乡村政策的重点是建设活力社区以吸引农村青年群体，突出人才导向[2]；
德国基于城乡等值化建设理念，侧重于土地整治与村庄设施空间更新[3]；
日本在严重空心化与老龄化问题威胁下，根据“定人、兴产”的目标，提出乡村地域活性化策略[4]。而因地制宜和地方试点示范是我国保持长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所在[5]。
目前，国内关于村庄分类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不同视角进行定性分析。多数文献主要基于村庄异质性资源禀赋[6]、地区经济发展水平[7]、村庄土地与人口的耦合关系[8]、村庄“空心化”程度[9]等进行分类。如徐勇基于政治视角，依据农民“分”与“合”的质性程度，将村庄分为“有分化更有整合”的华南宗族村庄、“有分化缺整合”的长江家户村庄、“小分化大整合”的西北部落村庄等七类[10]。夏国锋、文军等从村庄文化（亲族、宗族、宗教）和社群关系（分化程度与村民组织联结）视角进行分类[11,12]。二是对于特定地区进行案例研究。如李裕瑞等采用VCM人机交互模型对宁夏盐池县102个村庄进行了分类判定[13]。冯丹玥等采用Pajek复杂网络分析法对江苏省睢宁县387个行政村进行了村庄类型识别[14]。张磊等通过分析村庄二元结构转型的难易程度对广州市农村地区的村庄进行了分类[15]。三是村庄分类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可的村庄分类指标包括资源禀赋、城市辐射、生态环境等基础指标。如郑兴明结合AHP和Delphi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划分区位条件、资源禀赋、村庄治理、发展基础、生态环境等五项指标层级[16]。张广辉等将社会关注引入指标体系，认为社会关注的强弱会影响社会资源的调动，干扰地方特色提升[17]。史秋洁等从总体和结构两方面建立包括自然禀赋、区位条件、村庄规模、形态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用地结构的村庄类型基础指标体系[18]。
总的来说，已有关于村庄分类的研究多集中于定性分类、案例研究和指标体系构建，对村庄分类的微观分析不足，更缺乏基于全国大样本的定量分析。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使用因子分析和多维指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采用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行政村普查10%抽样55125个村庄的样本数据，对我国村庄进行科学分类，探究村庄分类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征，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村庄规划发展建议。本文的优势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规划》对村庄类型的界定，明确了村庄分类的指标和标准，并廓清了各类村庄的底数和基本特征。二是使用因子分析和多维指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进行村庄分类，考察我国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及基本特征，分类结果和标准是基于数据特征和样本在特征变量上的相似性来确定，能够保证类别内样本的最大同质性和类别间样本的最大异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为主观选择分类标准的困难以及对分类结果客观性可能产生的干扰。三是基于全国村级层面的大样本微观数据开展研究，得到的定量分析结果更加稳健，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性意义更大，也为我国村庄科学分类提供了实证性的证据支撑。
（一）理论基础
村庄分类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做依据，只能基于实践进行梳理、探索，以现有顶层设计和地方政策实践为基础，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谋划，吸收借鉴其他领域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类框架设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分为四大类，分别是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除国家层面的村庄规划外，河北省、河南省等地出台的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将村庄分为五大类，在上述四大类村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类——整治（保留）改善类③。国家及地方规划中关于村庄分类的具体定义如下：1）集聚提升类村庄指的是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④，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的重点。2）城郊融合类村庄指的是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具备成为城市后花园的优势，也具有向城镇转型的条件。3）特色保护类村庄指的是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4）搬迁撤并类村庄指的是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5）整治（保留）改善类村庄指的是有一定产业基础、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虽有人口外流和空心化现象但尚不严重、生产生活条件有待改善、未来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需要依托附近集聚提升类村庄共同发展的村庄，这类村庄改造时间跨度大，是乡村振兴的难点。
目前关于村庄分类没有专门的理论，本文借用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作为村庄分类的依据和基础。已有部分学者采用这两种理论对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如裴长洪和刘洪愧依据各国比较优势条件，将贸易强国类型划分为八大类[19]。杨立卓和刘雪娇基于各国要素禀赋，将对外投资中东道国的类型划分为四大类[20]。具体到农业农村领域，邓悦和肖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精准识别乡村振兴质量动态评价体系，并以县级数据进行测算，提出了不同类型县域乡村振兴考核评价体系的权重建议[21]。借鉴已有相关文献，村庄分类应综合考虑村庄发展的各方面，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根据村庄的禀赋结构对村庄类别进行预先分类，然后根据分类结果，探讨不同分类方案，促进村庄分类结果的科学优化。
（二）分类原则与类型界定
首先，为确保村庄分类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参考朱守银等的研究[21,22]，本文村庄分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尊重客观规律、科学有序推进。应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始终遵循市场规律、自然规律、乡村建设规律、城乡发展规律等客观规律[22]，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科学分类。本文基于村级数据，根据各村庄的要素禀赋情况进行科学分类，充分把握村庄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村庄分类指标体系。二是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差异。村庄分类应反映村庄特点、凸显村庄优势、尊重村庄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搞齐步走、一刀切。本文根据各村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区位资源禀赋、基础资源禀赋、发展要素禀赋和特色资源禀赋等特征，进行符合实际与突出特色的村庄分类。三是坚持抓主抓重、兼顾系统全面。一方面，应抓住影响村庄类别的关键指标，进行村庄类型界定；
另一方面，指标选取覆盖面要广，要能全面反映村庄发展的客观现实，系统准确描述村庄发展现状。
本文结合国家和地方规划对各类村庄的定义与各类村庄的各项指标值进行综合考量，对聚类分析结果进行村庄类型界定。具体操作如下：观察各类村庄各项指标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在进行村庄类型界定时，主要依据的是各指标在各类村庄间的相对值而非绝对值。
集聚提升类村庄：村庄产业基础较好、发展潜力或规模较大。具体到指标层面，人口规模、自然村个数、基础设施条件、土地经营与农田水利等指标要高于其他各类村庄。
城郊融合类村庄：村庄处于城镇开发边界内或紧邻城镇开发边界。具体到指标层面，采用村庄与城镇开发边界的距离衡量⑤。
特色保护类村庄：村庄是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国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具体到指标层面，有营业执照、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本村居民户数、全村年接待旅游人数等指标要显著高于其他各类村庄。“是否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指标可直接用于辅助判断村庄是否属于特色保护类。
搬迁撤并类村庄：村庄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等地区，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人口流失特别严重。具体到指标层面，基础设施条件、农田水利等指标明显落后于其他各类村庄。
整治（保留）改善类村庄：村庄尚有一定产业基础、人口有一定的外流、虽有空心化现象但尚不严重、生产生活条件有待改善。具体到指标层面，此类村庄的各项指标基本处于各类村庄的中间水平。
（三）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要求，参照国家及部分地方规划关于村庄分类的定义及指标评价体系，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遵循科学性、典型性、可获得性等原则，参考邓悦、肖杨等相关文献[21]，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区位等因素对村庄发展的影响，本文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资源禀赋、发展要素禀赋和特色资源禀赋4个维度，构建具有特色的村庄分类指标体系。其中，基础资源禀赋包括自然环境、村庄建设（如居民点情况）、基础设施建设（如水电路网）、人口情况、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土地经营及流转等指标；
区位资源禀赋包括区位条件、交通可达性等指标；
发展要素禀赋包括产业发展（如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种植结构）、农田水利、生态环境保护（如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指标；
特色资源禀赋包括特色种养业、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指标。
根据上述指标选取要求，本文采用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以下简称“三农普”）的行政村普查抽样数据进行分析。选择“三农普”数据的理由是，行政村普查表包含的村级指标能够较大程度地覆盖上述4个维度的村庄分类指标需求，较好满足本文分类研究需要。
2．因子分析方法
本文选取“三农普”行政村普查表中81个村级指标对村庄进行综合评价。由于指标数量较多不利于聚类分析，本文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降维。因子分析的目标是，利用降维的思想，通过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并使因子变量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
为消除行政村各指标不同量纲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使不同地区的指标具有可比性，本文对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将各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标准化后的变量均值为0，标准差为1。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需要进行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其中，KMO检验值在0～1，检验值越接近1，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
Bartlett球形检验假设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矩阵，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适合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抽样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838，接近于1，表明本文的抽样数据适合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观测值为1940000.00，对应的概率值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1%，应该拒绝Bartlett球形检验的原假设，即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证明了因子分析的适用性。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中常用的主成分分析方法，首先结合碎石图（图1）与特征根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出25个因子；
然后进行主成分载荷分析，形成因子载荷矩阵；
最后计算主成分得分，从而将村庄层面的81个指标降维到25个主成分。这25个主成分互不相关，且都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包含了原始指标59%的信息，能够对原始数据进行较好的解释和概括，将被用于后续聚类分析中。
图1 碎石图
3．聚类分析方法
聚类分析是研究样本（或指标）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样本的一个或多个观测指标（或某个特定标准），找出一些能够度量样本之间相似程度（一般用相似系数或距离来衡量）的统计量，将样本按相似性分割成不同的类或簇（cluster），使得同一类或簇内的样本间相似性（差异性）尽可能大（小），不同类或簇内的样本间相似性（差异性）尽可能小（大）。聚类方法大致能够分为四类：分割聚类、层次（系统）聚类、自组织映射和平衡迭代消减聚类。
聚类分析的优势在于分类结果和标准是基于数据特征和样本在特征变量上的相似性确定的，分类结果能够保证类内样本的最大同质性和类间样本的最大异质性，能客观地反映各个类别的本质特征，以及样本不同类别之间的本质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为主观选择分类标准的困难。目前采用这种方法对行政村进行科学分类的研究尚不多见。李玉红和王皓曾依据行政村层面人口流动数据对空心村和实心村进行分类，但其分类依据基于经验观察，存在人为主观因素可能干扰分类结果客观性的不足之处[23]。
为了进行科学的村庄分类，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中应用较广泛的基于分层思想的多维指标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K-means Clustering），使用明氏距离（Minkowski Distance）度量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24]。综合考虑村庄规模、区位条件、发展现状、建设形态、资源禀赋、服务功能、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使用省份虚拟变量及村庄层面81个指标降维后的25个主成分，对2016年“三农普”行政村普查10%抽样数据的55125个行政村进行分类，不仅保留了大部分指标信息，也降低了计算工作量。
对于大型数据集而言，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通常是最快的分类方法，但需要事先根据数据表现的经验判断预先指定分类类别的数量。因此在每次正式分类前，需要通过比较不同类群个数下的分类结果的经济意义来确定类群个数。本文依据全国及各地区村庄规划的具体要求来确定村庄分类的类别数量，将全国行政村划分为四大类，因此多维指标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适合本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行政村普查抽样数据。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三农发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由普查员对所有普查对象进行逐个查点和填报。普查对象包括农业经营户、居住在农村有确权（承包）土地或拥有农业生产资料的户、农业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三农普”共调查了31925个乡镇，其中11081个乡，20844个镇；
596450个村⑥，317万个自然村⑦，15万个2006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定居点。
行政村普查表是“三农普”的登记表之一，用于登记所有村民委员会，以及有农业经营活动的居民委员会和具有村级行政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⑧。行政村普查表主要包括行政村的基本情况、人口情况、社会保障情况、基本社会服务情况、土地经营及流转情况、农田水利情况、特色种养业情况、畜禽集中养殖小区情况、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情况、村干部情况等十个信息模块。本文使用的行政村普查抽样数据是从“三农普”行政村普查表数据记录中随机抽取的10%抽样样本，共有55125个行政村。
描述性统计结果（略）显示，本文使用的行政村普查抽样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从各项指标来看，绝大部分指标的抽样样本占比与全国总体平均值基本一致。总的来说，10%抽样样本对全国总体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村庄分类结果分析
1．基准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四分类计算，基准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聚类分析得到的主成分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难以解释且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为了对各类村庄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总结，表1展示的仍为原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而言，由聚类分析得出的分类结果与直观上的判断基本一致，集聚提升类村庄最多（45%），其次是城郊融合类村庄（29%），再次是特色保护类村庄（25%），搬迁撤并类村庄最少（1%）。根据多指标K-means聚类分析的结果，本文首先对四大类村庄的特征进行描述：
（1）集聚提升类。集聚提升类村庄有6个特点：1）村庄规模较大：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均在1900人以上，远超其他三类村庄；
自然村个数和2006年以来新建农村居民定居点的个数均高于其他三类村庄。2）基础设施条件较好：通电、通电话、安装了有线电视、完成改厕、通公路、通天然气、通宽带互联网的自然村和居民定居点的个数均居于四类村庄的首位。3）社会保障水平较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农村五保供养户数、农村五保供养人数、集中养老人数均高于其他三类村庄。4）基本社会服务状况较好：小学教学点专任教师数、小学教学点学生数、小学校个数、幼儿园、托儿所个数、图书室（馆）、文化站个数、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个数、卫生室个数、执业（助理）医师人数、兽医（防疫）技术人员数、村集体创办的变电站个数、有营业执照的餐馆个数、营业面积50 m2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个数均居于四类村庄的首位。5）产业基础较好：通过验收的高标准农田面积、按测土配方施肥的耕地面积、牛、羊、家禽养殖小区占地面积均高于其他三类村庄。6）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全年村集体收入远高于其他三类村庄的平均水平。
（2）城郊融合类。从表1可以看出，城郊融合类村庄的村委会到最远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的距离为0.90公里，远低于其他三类村庄的平均水平，可见城郊融合类村庄的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村内路面是水泥、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生活垃圾是否集中处理、生活污水是否经过集中处理、是否通公共交通、体育健身场所个数、村集体创办的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个数等村庄发展指标均高于其他三类村庄的平均水平，说明距离城市或县城较近的地理优势对于村庄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建设大有裨益。从地理分布来看，城郊融合类村庄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区（61%），丘陵地区次之（25%），山区分布较少（15%），这与直观认知也是一致的。
（3）特色保护类。特色保护类村庄有4个特点：1）旅游资源丰富：有营业执照、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本村居民户数和2016年全村接待旅游人数均居于四类村庄的首位。从地理分布来看，大部分位于山区（76%），平原和丘陵地区次之（12%），这与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分布大体是一致的。2）人口处于中等规模：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均在1000人以上，处于中等水平。3）人口流失严重：全家外出户数、人口和占比均处于四类村庄的最高水平。4）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平均水平，表现在全年村集体收入远低于集聚提升类和城郊融合类村庄，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和人数却最多。这一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量农村旅游资源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增收动力。
表1 四大类村庄的描述性统计
（4）搬迁撤并类。搬迁撤并类村庄有6个特点：1）村庄规模较小：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均处于四类村庄的较低水平；
自然村个数较少，仅高于城郊融合类村庄。2）人口流失严重：外出人口占比较高，仅低于特色保护类村庄。3）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安装了有线电视、完成改厕、通宽带互联网的自然村、居民定居点的个数均居于四类村庄的末位。4）产业基础较差：本村能够使用的灌溉用水塘和水库、水塘和水库能够灌溉的耕地面积、特色畜牧业养殖年末存栏、特色水产养殖面积等全面落后于其他三类村庄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农田水利情况有明显差距。5）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全年村集体收入明显落后于平均水平，仅高于特色保护类村庄。6）地理分布：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区（64%），山区次之（27%），丘陵地区分布最少（9%）。上述分析说明，搬迁撤并类村庄在生存条件、产业基础等方面较为落后。
2．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上述分类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上文聚类分析中采用的明氏距离替换为另两种常用距离——最大值距离和欧氏距离，验证上述主要结论是否依然成立。选用这两种距离的原因是，通过比较几种常用距离，综合pseudo-F指标以及分类结果的经济和现实适用性，择优选取。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2⑨。结果显示，替换最大值距离后，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占比降低12%，达到33%；
搬迁撤并类村庄的占比上升6%，达到7%。替换欧氏距离后，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占比降低9%，达到36%；
搬迁撤并类村庄的占比上升7%，达到8%。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四分类结果的稳健性较低。因此，本文将在下文探索增加村庄类别数量后结果的稳健性。
表2 四大类村庄的稳健性检验
3. 分地区异质性分析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多样、气候迥异、文化多元，资源分布不均衡，村庄发展阶段各不同，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多层次、多元化特征，这是我国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为廓清我国不同地区各类村庄数量结构的差异性，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本文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分地区结果显示，四大地区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集聚提升类村庄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占比最高（53%和55%），东部地区城郊融合类村庄占比最高（50%），西部地区特色保护类村庄占比最高（46%）。
表3 四大类村庄的分地区异质性分析
注：采用明氏距离的结果。
4．增加村庄类别数量
现有文献中村庄分类的类别数量集中在3～10类不等[6-18]。为弥补四分类方式可能掩盖村庄部分特质的不足，本文首先参考河北、河南等地的村庄规划，进行五分类聚类分析，即在四大类村庄的基础上，增加整治（保留）改善类。本文分别采用明氏距离、最大值距离和欧氏距离3种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分类结果见表4。
表4 五大类村庄的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3种距离的村庄分类数量结构比较一致，可见五分类结果比较稳健。本文对明氏距离的五分类结果进行详细阐述。与四大类村庄的分类结果相比，集聚提升类村庄和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占比下降最多（均下降9%），但集聚提升类村庄仍然占村庄的大多数（占比36%）；
特色保护类村庄占比也有所下降（下降4%）；
值得注意的是，搬迁撤并类村庄占比大幅度上升，由1%提高到15%，这与已有文献中的14%基本一致[21]，进一步证实五分类结果的可信度；
而新增的整治（保留）改善类村庄占比最少（7%）。
整治（保留）改善类共包含3917个村庄，占总样本的7%。此类村庄有6个特点：1）村庄规模相对适中：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均处于五类村庄的中位水平；
行政区域面积和自然村个数均处于五类村庄的中位或中位偏低水平。2）基础设施条件偏差：通电、通电话、安装了有线电视、完成改厕、通公路、通宽带互联网的自然村和居民定居点的个数均处于五类村庄的中位偏低水平。3）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一般：小学教学点专任教师数、小学教学点学生数、小学校个数、图书室（馆）、文化站个数、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个数、兽医（防疫）技术人员数、有营业执照的餐馆个数、有营业执照、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本村居民户数、2016年全村接待旅游人数均居于中位或偏低水平。4）虽有一定产业基础但是发展水平一般：年末排灌站、本村能够使用的灌溉用水塘和水库、水塘和水库能够灌溉的耕地面积、特色种植面积、特色水产养殖面积、畜禽集中养殖小区占地面积均居于中位或偏低水平。5）经济发展程度适中：全年村集体收入处于五类村庄的中位偏高水平。6）从地理分布来看，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区（77%），丘陵地区和山区分布较少（10%和13%），这与直观判断也是基本一致的。
为探索更多分类方式的可能结果，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八分类和十分类的探索，并结合相关文献与各项指标值对各类村庄进行了村庄类型界定，主要依据的仍然是各指标在各类村庄间的相对值而非绝对值。参考相关文献，在国家和地方规划相关要求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各类村庄各项资源禀赋的不同情况，进一步分出生态约束类、农业发展类、旅游发展类、中心聚集类、特色提升类等特色村庄类型（表5）。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村庄类别数量越大，越有利于彰显村庄特色。
表5 八分类与十分类的统计结果
注：生态约束类指生态环境条件较差的村庄；
农业发展类指具有发展农业的资源禀赋潜力、农业基础资源禀赋较好的村庄；
旅游发展类指具有特色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资源禀赋较好、适合文旅开发的村庄；
中心聚集类指人口密度较大、发展要素禀赋较好的村庄；
特色提升类指特色资源禀赋丰富的村庄。
本文使用2016年“三农普”行政村普查10%抽样样本数据，依据全国及地方层面村庄规划要求，运用因子分析和多维指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我国55125个行政村划分为四大类，分别考察了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及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地区的异质性分析以及五分类、八分类和十分类等更多分类方式的探索。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集聚提升类村庄是乡村类型的大多数，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占比在35%～45%。基本特点是规模较大、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基本社会服务状况较好、产业基础较好、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等。第二，城郊融合类村庄和特色保护类村庄均占总样本的20%～30%。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基本特点是旅游资源丰富、人口中等规模、人口流失严重、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等。第三，搬迁撤并类村庄占比在15%左右，基本特点是规模较小、人口流失严重、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产业基础较差、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资源要素不可逆的长期净流出等。第四，整治（保留）改善类村庄占比在7%左右，具有规模相对适中、基础设施条件偏差、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一般、有一定产业基础、经济发展程度适中等特点。第五，分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各类村庄的数量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东部地区城郊融合类村庄占比最高，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集聚提升类
村庄占比最高，西部地区特色保护类村庄占比最高。第六，增加村庄类别数量的分析发现，村庄类别数量越大，越有利于突出村庄特色。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村庄分类涉及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各方面，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诸领域，既包括“物”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因素。要聚焦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总体目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战略部署，科学把握村庄分类依据，合理制定村庄分类标准，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第二，应根据村庄要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措施，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如集聚提升类村庄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应充分发挥中心村优势，在原有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特色保护类村庄应重视生态涵养功能与绿色GDP提升，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第三，村庄分类标准应更加开放和多元化。村庄分类没有普适性的“最优”模式，要允许各地探索适宜当地特色的村庄分类标准，在村庄分类种类、结构、方式等方面以多样形式梯次推进。应适当增加村庄类别数量，提高村庄分类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各地可以不必拘泥于四分类或五分类，以多样化为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设置村庄类别数量。第四，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应保持历史耐心，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准确把握村庄特征和发展需要，看得准的先干起来，看不准的可以等一等，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不能违背农民意愿，做到先规划后建设[25]。
注释：
①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129798.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
③ 2019年11月15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河北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明确了各类村庄的主要特征及编制指引，提出河北省范围内行政村划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保留改善类等五种类型。2018年10月19日，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差异化推进乡村建设，将河南省范围内行政村划分为城郊融合类、拓展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整治改善类等五种类型。
④此类村庄与《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拓展提升类村庄相似。
⑤ 但由于“三农普”行政村普查表中缺乏衡量村庄与城市或县城距离的变量，本研究主要采用“村委会到最远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的距离”作为识别此类村庄的重要指标，并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研判。
⑥ 村：指村民委员会和涉农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
⑦ 自然村：指在农村地域内由居民自然聚居而形成的村落。
⑧ 具有村级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指未设立村委会或居委会建制，但具有村一级行政管理职能的农林牧渔场。
⑨ 篇幅所限，未在此汇报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作者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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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classification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data of 55125 villages sampled from the third agricultural census
ZHAI Shixian, WEN Xiaoyu, PENG Chao*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2208,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village planning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55125 villages sampled from the thir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accounting for 10% of all village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nd their quantitative structure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explored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dex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luster and boosting villages are the most numerous, accounting for 35%～45%; urban-and-suburban-integrated villages and villages with special natur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ccount for 20%～30%; relocated and merged villages account for about 15%.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various villag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The explorat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village categories shows that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village categories, the more conducive to highlight the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 classification; quantitative structure; basic characteristics; cluster analysis
F320
A
1009–2013(2023)01–0024–11
10.13331/j.cnki.jhau(ss).2023.01.004
2022－05－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3006）；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院级课题（R202205）
翟世贤（1993—），女，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为通信作者。
责任编辑：李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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