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倩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科举是隋唐以来国家最重要的选才制度，至清代发展至极盛，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书院是清代培育人才的重要场所，会定期举行考课活动，对生徒学习情况进行考察检验。世人通常认为，清代书院的官办性质使得考课活动沦为科举的附庸，其实并不尽然。由于书院的教育理想与清代科举长期存在的弊病格格不入，书院考课活动往往成为纠正科举积弊、完善生徒知识体系的重要手段，而史学考课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书院的历史教育体现着独立品格，对于今天高校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可起到借鉴作用。
书院诞生于唐代中叶，起初的职能是典藏图书，随后其教育功能逐渐凸显。到了宋代，书院正式成为讲学课业之所，此后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教机构。清代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期。从分布区域上看，清代书院不仅遍及内地各省，还出现在吉林、黑龙江、蒙古、青海等边地。从数量上看，清代新建书院至少在三千所以上，加上修复和重建，总数远远超过唐、宋、元、明四代的总和。从作用上看，书院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文教机构之一，“其内部规制之严密、讲学名师之众多以及学术成就之突出，更是历朝所不可匹及”[1]，对于弘扬文教、培育英才、保存文化典籍、促进学术发展至关重要。
在清代“敦崇实学”的学术风气影响下，书院教育事业以“崇实效、黜浮华”为本，鼓励引导生徒励志立本，勤学业、慎交游，将经、史、诗、赋、古今文之学讲明切究，旨在培育进则兼济天下、退则有益乡曲的英才。这种理想在不少书院志和山长的生徒寄语之中都有反映。如成都锦江书院山长刘德芳说：“书院之设与学校相表里，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朴之盛所自出。”(刘德芳：《锦江书院记》，《四川通志》卷八十《学校志五》，嘉庆二十一年刊本)[2]910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卢文弨也有类似的表述：“学校之设所以教育人才，使德行可以式乡闾，功业可以经邦国。”(卢文弨：《湖南科试诸生策问九首丁亥》，《抱经堂文集》卷第二三《策问》)[3]742开封彝山书院山长栗毓美则指出，国家通过书院培养生徒，“将使读圣贤书，志古人之志，事古人之事，经明行修，蔚为茂材魅艾，备异日干城腹心之任。”(栗毓美：《建修彝山书院记》，《彝山书院志》，道光二十三年刊本)[4]第6册，259广州粤秀书院嘉庆十四年(1809)刊定的条规亦开宗明义：“凡在院诸生，总期屏黜浮华，敦崇实学，以培国家有用之真才，实有厚望。”(《书院条规十八则》，《粤秀书院志》卷二《条规》，道光年间藩使刊行本)[4]第3册，20
然而清代科举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积弊却严重破坏了书院“为国育才”的教育理想，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剽窃陈言以求功名膏火。商衍鎏曾这样描述清代科举：“顺、康、雍、乾百余年间，重朴学，戒空疏，上求下应，是可以称之为盛时。自乾隆中叶以后，八股渐趋巧薄而就衰，士子剽窃陈言，但求幸获科名。”[5]269顾炎武则曾说：“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
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6]当时的书籍刊印也受到这种不良学风的影响，张涤华指出：“科举学盛，人皆欲速其读书，故多自作类书，以为作文预备。而书贾牟利，亦多所刊布。”[7]
不良的风气也影响到书院。不少肄业生徒不尽心学习，考课时抄袭成文以求膏火的现象很普遍。清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说道：“吾邑应桐封书院课者，生有三十余人，童二十余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幸得膏火。”[8]《清朝续文献通考》中也载有类似的感叹：“未几山长以疲癃充数，士子以儇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乌呼！朱子有言：科举不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夫书院非犹是也哉！”[9]
第二，百家之书束而不观。清代科举偏重对头场四书文(文体为八股)的校阅，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二、三场。此举导致士子于百家之书束而不观，尤其是经史实用之学被弃之不顾，顾炎武所描述的“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6]的现象十分普遍。
清初名臣、学者王士祯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莱阳宋茘裳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一二行辄抵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方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10]清末科探花商衍鎏也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顺天乡试，中式第十九名徐景春，以策内不识《公羊》为何书，致将公羊二字拆开，为磨勘官梁僧宝签出。……被革举人。”[5]338
以上两事不禁令人感叹：身具功名之人居然连《史记》《公羊》都不知道，可见其学识匮乏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清人徐灵胎《刺时文道情》说：“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醉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指讲解经书与指导写八股文的书)，店里买新科利器(指仿刻编印的八股文选)。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5]361对当时沉溺科举、追名逐利却全无学问的读书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
百家之书束而不观的不良风气也存在于书院之中。秦瀛在《重修敷文书院记》一文中说：“余闻古者书院之设自南宋始，领之以山长，有诵讲之益，有肄习之美，实与学校相表里。及其既衰，白鹿洞、岳麓仅存序文，而先儒之遗迹泯焉。且自举业兴，而所谓讲诵肄习者，去取括帖之末。近来学者日趋苟简，百家诸子之书，且束而不观，而圣贤修齐治平之学，其讨论及之者鲜矣。”(《敷文书院志略·碑文》，民国二十四年刊本)[2]886乾隆时期著名学者卢文弨在主讲钟山书院时也曾说：“吾来钟山，悼世人字体之不正，欲以《说文》救其失，而俗学迷昧，安于所习，其能从吾言者盖寡”；
“在钟山几五载，幸有一二同志信而从焉。至于渐染俗学已深者，殆终不能变也。”(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序二》)[3]575在腐朽的学术风气之下，不少书院不得不通过重建讲舍的形式摆脱旧习。如江阴南菁讲舍，“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积重难返”(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序》)[4]第11册，293。于是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才稍稍扭转了不良的风气。
针对科举积弊对书院教育理想的破坏，不少书院采取行动，对专事举业、束书不观的风气展开严肃批判，试图引导生徒正确看待科举考试，鼓励生徒开拓眼界，博览有用之书，回归学术正途。
早在康熙年间，成都锦江书院掌教者刘德芳就批评了部分书院“视学为声利之场”的现象：“(书院)今学之名犹昔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与其文具一无所与，而士之无所传习，不务其实而驰于名也久矣。掌教者又每视学为声利之场，第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以相尚。孰知科名固足以荣当时，而所谓久大之业，绍往哲以开来学，宁尽乎是？”(刘德芳：《锦江书院记》)[2]910曾任钟山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胡培翚在《钟山书院课艺序》中指出：“科举之学如是，其无凭欤！(胡)曰：是，又不然。……本之经传注疏、宋儒理学之书，参之子、史、百家之说，以究其理，以赡其辞；
熟读汉、唐、宋古文，以充其气；
……夫如是，称心而出，无剿袭之弊，无寒俭之容，无依仿束缚之态，其文自必见赏于有司，由是而登仕版，以其学之所得为世用，亦必有裨于国家”；
“即或毕生不遇，而以其学之所得涵养身心，亦必不至穷而失其守，以律己以教人，博闻多识，廉正自持，循循里闬中而一时式为仪型，后进仰其德望，视懵然无得、侥幸科名、朝荣夕悴者，奚啻霄壤哉？”(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六，光绪年间刊本)[2]1925-1926嘉道名臣、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也曾为《钟山书院课艺》作序，其中说道：“夫自大比取士之法行……至其文之高下，则随时地为转移，要惟以实而不以华为能，垂世而可久焉。……夫学何以实，盖必从衣锦尚纟冋之始，以驯致于不见是而无闷之域，而后读古圣贤之书，恍若謦欬接而声与通，故发之为文，悉如古圣贤之所欲言，而犁然有当于人人之心，亦如亲见古圣贤而聆其意中之所欲言，以是出而应有司之知，其亦可矣。遇与否，则命也。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以中无所有之人，即幸邀有司一日之知，责其实用难矣哉！”(陶澍：《钟山书院课艺序》，《陶文毅公全集》卷三七，道光二十年刊本)[2]1927曾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的黄彭年也说：“诸生之来居于此，为其可以习举业而博科第、登显要乎？则揣摩以求合，摭拾以为美，而未可必得；
幸而得之，而举空疏无用之身，又进以揣摩摭拾之术，以坏天下国家之事而有余，夫岂置书增舍之本意哉！”(黄彭年：《莲池书院记》，《陶楼文钞》卷三，光绪十六年刊本)[2]869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书院掌教者对学生应举的基本态度：潜心向学、以期实用是士子入院学习的根本所在，也是能否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
生徒是否能够见遇于有司，是个人命数，无需强求，更不必为取得功名费尽心思；
若生徒有真才实学，即使毕生不遇，亦可著书立言、示范乡曲。
此外，书院掌教者为了改变生徒仅攻时文、束书不观的现状，开始努力营造重视史学的氛围，引导生徒树立重视实学的意识。如南京钟山书院建成后，时任两江总督查弼那在为《钟山书院志》作序时说：“必念念笃于彝伦，而不忍乖也；
必时时察于过失，而不惮改也；
必字字揆于经史，而不徒以占毕度日也。”[11]1从而奠定了钟山书院重视经史之学的基调。具体的书院教条之中也有加强历史教育的相关规定：“敦躬行，以忠孝为本始；
慎交游，以礼义为信从；
明经学，以传注为楷模；
课文艺，以经史为根源。……作史评，总前后定论，非有意辩驳。”(宋衡：《掌教宋学士教条四则》)[11]52这就不仅明确了史学作为考课两大科目之一的地位，还对史评的写法作出了指导。
乾隆年间著名史地学家李兆洛执掌江阴暨阳书院时，“重葺辈学斋，与诸生讲诵其中”，使当时日益衰落的暨阳书院重新焕发了生机。他针对当时暨阳生徒沉溺八股的陋习，“痛绳以先正理法，重刊明人《举业筌蹄》，颁给之以楷法”，同时 “教读《通鉴》、《通考》，以充其学；
选定《史记》、《汉书》……以博其识”[12]，通过教人读史，有效地改善了书院的不良学风。
前文提及，广州粤秀书院条规中说，“凡在院诸生，总期屏黜浮华，敦崇实学，以培国家有用之真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粤秀书院注重讲求实学，并具体规定：“每月逢二八日上堂讲书，不拘‘四书’、‘五经’、诸史，听院长抽阅发问，诸生务宜各抒心得，贯串义蕴，明白宣讲。书院中经史子集，听诸生随时向监院、教官取阅，登簿注明，阅后缴还销号。”(《书院条规十八则》，《粤秀书院志》卷二《条规》，道光年间藩使刊行本)[4]第3册，20可见史学是当时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
总之，各地书院倡导鼓励生徒重视史学，并开展各种形式的历史教育活动引导生徒积极学史，营造重视史学的优良风气，为改变唯重举业的不良风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表1 清代部分书院课艺志所收录的史考试题
科举考试对士子所习史学的考察形式主要是策问和史论，但是仅通过这两种形式并不能全面检验对历史的掌握情况。因此书院在进行史学考课时，还会采取一些别的考察形式，如要求撰写史考、史书读后感、咏史诗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考试的遗漏和不足。
第一，史考。考证功夫一直被视为学者史学能力和水平的体现，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大兴，其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然而由于这种方法所涉问题相对较小，故一般不会作为科举考试考察史学的项目，然而这一不足却可以通过书院的史学考课得到很好的弥补。以下列举一些书院课艺志中所载的史考试题来说明问题(见上页表1)。
由表1可见，清代书院史考试题所涉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事件、人物、典故、制度、舆地等多个方面，生徒如果没有潜心读史、用心钻研，显然难以写作好这些文章。可以说，史考是全方位考察书院生徒史学功底和水平的有效形式之一。
第二，史书读后感。生徒平日读史，一传一志或有感受，下笔成文便是史书读后感。清代书院史学考课重视史书读后感的写作，这在不少书院课艺志中亦有体现(见表2)。
表2 清代部分书院课艺志所收录的史书读后感题目
由表2可见，清代书院生徒读史广泛涉及历代正史以及各类其他史籍，书院将撰写史书读后感作为考课内容，对于督促生徒读书思考，提高其写作水平大有裨益。
第三，咏史怀古诗赋。咏史怀古诗赋看似属于辞章之学的范畴，但其反映的却是士子的历史情怀，能够体现出士子的史学素养。科举考试虽对诗文有所考察，但由于字数和韵脚的限制，士子显然不能尽情发挥。而书院史学考课中对撰写咏史怀古诗赋的要求，对于提高士子相关素养大有裨益。这些诗赋题目，也见于清代书院课艺志中(见表3)。
表3 清代部分书院课艺志所收录的咏史怀古诗赋题目
由表3所录内容可见，清代书院考课中的咏史怀古诗赋写作，或观古迹而起，或由今景而发，或感古事而作，不仅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且体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此举对于检验生徒对相关历史的了解程度，激发并培育其历史情怀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史学记千载治乱之变，是一门具有强烈经世色彩的学问。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意识到了历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尚书》以“疏通知远”为精神内核，《礼记》有“彰往而察来”之语，都指出了“往事”对于“来者”的重要指导作用。书院开展历史教育，既有实现个人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目的，更是为了继承和发扬致用的精神，培养经世济国的实用人才，使之“贯串古今、通达治体……得以敷陈政事得失利弊，以及筹饷用兵之道”[14]。鹅湖书院山长郑之侨在《壬戌示诸生十要》一文中指出：“学以读史为要……夫历代帝王将相，各有经济之猷。详内而略外，非圣贤明体达用之学也。……经世之术，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钟山书院院长杨绳武也说：“士君子束发受书，当以此等古人为师法，考中外之形势扼塞、古今政治之盛衰得失，使志识坚定，气量宏远，立朝必能建树，居乡亦足模楷。”[15]清代书院的史学考课，注重引导学生考察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制度等，评论其善恶得失、分析其借鉴作用，体现了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一大批在清代政坛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名臣都曾肄业于书院，书院的历史教育无疑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书院的教学经验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历史教育；
用好历史课堂，做好历史教育，也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古代，以读书自修作为学习的基本形式，将潜心读书、用心领悟视为治学的基础，重视读书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而晚明时期，空谈性命、束书不观的不良风气盛行于世，清人反思明末积弊，指出：“夫所谓培其本而澄其原者，何也？多读书之谓也。”[15]而且在清代书院中，读史作为历史教育的基本形式受到较高重视。其一，书院制订了详细的读史计划。书院普遍要求生徒以《资治通鉴》、前四史为读史的基本书目，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则可进一步扩展到廿二史以及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各种史籍，并对读史的重点、次序、进程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其二，具体介绍了读史的方法。书院掌教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想，向生徒介绍读史的方法，如读史须“整”、须“专”、须“身临其境”等。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还专门总结出“读史六法”，即“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王文清：《读史六法》，《续修岳麓书院志》卷一《规条》)[4]第4册，437，用高度凝炼的语言加以概括，为生徒指出了一条明路。其三，广泛推行读史日志制度。书院要求生徒将每日读史进度、读书感想和疑惑等进行记录，并定期提交书院检查。这一制度能使生徒及时回顾学习进程中的得失，并督促生徒养成勤读不缀的好习惯。其四，积极开展史籍藏贮和刊刻活动。清代书院在史籍藏贮和刊刻上取得的成就是超越前人的，为生徒读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以上经验值得今人汲取，可以为现代历史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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