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倩，黄克顺
(1.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2.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铜陵244061；
3.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方以智，字密之，明末清初安徽桐城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桐城诗派代表人物。其著述众多，涉及极广，包括文史哲、医药、地理、物理等，在诗歌理论及诗歌创作方面颇有建树。早期诗歌作品主要有《博依集》《方子流寓草》等，其中《方子流寓草》为方以智早年流寓于南京时所作，陈子龙在序中称，“盗起西鄙，转战五六年，浸淫江淮之间，皖居三吴上游，内蔽江险，邑岩而逼，屡伺于盗。朝廷为开幕府，置重兵。然先是士民扶携渡江者甚众，吾友方子亦移居金陵，云有诗百余篇，名曰《流寓草》。”[1](P668)
“诗史”一词最早出现于《本事诗·高逸第三》中，孟棨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P17)正因为杜甫的诗歌体现了社会历史和时代色彩，具有史的价值功能，所以被称之为“诗史”。方以智生活在明末清初，他关注社会现实和百姓生活。明末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诗人的经略天下之志，使得其早期的诗歌多反映社会历史现实，同样呈现出“诗史”的特点。下文将从方以智早期诗歌在纪实咏史、离乱之叹及诗学思想等方面表现出的“诗史”特征进行阐释，探究其早期诗歌中的经略天下之志。
方以智在《诗堂》中用三个阶段来自述诗学经历，“愚少取何(何景明)、李(李梦阳)，遇陈卧子(陈子龙)而声合；
触事感激，遇姜如须(姜垓)而尽变，后此卮寓，比于骚之乱曲，候虫寒蝉，不自觉其悉索矣；
老而放笔自作，节宣更何避焉。”[3](P700)方以智早年的诗歌创作倾向于何景明、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认为诗歌应当反映现实。同时，与陈子龙交游唱和颇多，方以智在《陈卧子诗序》中称，“余束发时为诗，即与天下言诗者不合。年二十，乃交云间陈子卧子，志相得也。”[4](P54)由此可见，方以智与陈子龙在诗歌上同样追求复古，期望发挥诗歌的政治功能。陈子龙在诗歌创作与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同样，方以智在其早期诗歌中也多表达经略天下之志，反映社会现实及政治抱负。
徐世溥在《方子流寓草序》中称道：“密之独能于转徙流离中自为诗歌，文辞隐系当世，岂所谓怀文讥刺者耶！抑发愤著以自见耶！集成，题曰《流寓草》。予读之大率悲歌慷慨，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1](P659)。可见，方以智早期作品《流寓草》中就展现出隐系当世的文辞，诗歌具有强烈的纪实性。
首先，方以智早期的诗歌在内容上多直接反映社会现实。明末的社会动乱，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方以智隐系当世、抑发愤著，其早期诗集《方子流寓草》的创作背景正是桐城遭遇贼匪动乱，桐城百姓大量逃亡之时。他在诗歌中直接将社会的混乱动荡描写出来，《乙亥春，流贼告警，送农父、克咸归》一诗就反映出社会动乱，百姓的流离失所：
昨夜羽书自江北，中原鼙鼓烽烟黑。郡县一呼皆赤刀，南都公卿坐失色。
将军欲请良家兵，兵不满万多叹声。老者弱者无腐粟，即有壮者安能行。
传道故乡城欲破，故人渡江恐难过。过江遍野皆难民，不如逃作江南人。[1](P682)
这首诗写于“崇祯乙亥年，即1635年，就是方以智流寓南京的第二年……方以智送周岐和孙临归乡”[5](P26)，诗歌前四句中直接用“鼙鼓烽烟黑”点明了社会的动乱，中间四句中“兵不满万多叹声”“老者弱者无腐粟”就将兵乱的残酷现状描绘出来，最后四句中“故乡城欲破”“过江遍野皆难民”把明末社会动荡给百姓造成的颠沛流离，以及所带来的痛苦直接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丙子元旦贼已破和阳迫江浦矣金陵震动出兵江岸焉》一诗中“赖有长江限贼兵，隔江焚火照连营。”[1](P706)“故国烽高应战过，新年日仄听笳鸣。”[1](P706)就直接写出兵乱，“焚火”“照连营”“烽高”“听笳鸣”把当时动乱的场景真实地再现出来。
其次，方以智早期的诗歌在序中直接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情形。如《登陴守》序中所写：“贼欲攻桐久矣。城中严守不懈，故贼不敢近，而往来过城下焉。上有贤侯，下有绅衿佐之。往往能创贼，桐之不破，非独幸也。”[1](P684)详细记录了当时桐城遭遇兵乱，城中上下团结一致抗敌防守的情形。再如《监军苦》序曰：“贼今年盘踞于皖。凡两月，独史监军提兵不满千人，与之抵敌身衷戎服。不避风雨，自军士□小民闻之，无不愿为之死。故能以步兵近千，抗数万冲突之骑焉，然其如众寡步骑之势何哉。”[1](P684)记载了在皖一带遭遇贼乱的两个月，独史、监军提兵的人数只有千人左右，但是所有人都全力奋勇杀敌。以千人左右来抵抗数万的骑兵，这就把战争的艰难程度和监军的身先士卒、将士的勇猛无畏直接写出。还有《桐变》序：“甲戌八月，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1](P700)清晰地记录了桐城前所未有的民变事件，民变发生的时间为“甲戌八月”，以黄尔成、汪国华为首的农民焚火掠夺、揭寨扬旗，发生了焚烧房屋情形，大姓民众都外逃出桐。除此以外，《驰还》序曰：“余单骑归省，欲迎大人南下也。时大人又在郡中矣，入城怆然，瓦砾遍地。”[1](P701)描写了桐城在遭遇农民军民变事件后，变得满目疮痍。《乙亥闻贼》序：“今年春，流贼围桐三日。”[1](P702)直接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同时，方以智早期的咏史诗也具有隐系当世，抑发愤著的特点。以咏史来寄寓当世之现状，发经略天下之志，抒家国之情怀。其《金陵怀古》组诗十首中第一首《冶城》序：“来此数年矣，每遇古迹，未尝不俯仰兴怀焉，然非必其怀古也。”[1](P731)可见诗人在古迹中兴怀，引发出对历史及当世的慨叹。《冶城》：“近望玄都紫气新，风传钟鼓地无尘。吴王铸得干将在，不识当时杀几人。”冶城地处南京朝天宫一带，也是当年吴王铸造兵器之地。诗人由吴王铸造留下的“干将”剑，进而联想起战鼓和杀戮，慨叹历史的涤荡感。《其二·邀笛步》：“歌罢登舟且莫行，更听吹笛暮千声。请看日下相逢者，惟恐无人问姓名。”[1](P732)《其三·周颙草堂》：“自著移文亦不姑，隐居喜近帝城傍。园林尽是公侯宅，皆署堂中曰草堂。”[1](P732)《其四·谢公墩》：“何绿烧却紫罗囊，江左风流莫是狂。近日诸公多宴会，亦能遣使召红妆。”[1](P732)《其五·乌衣巷》：“巷近河千杨柳稀，隔河行路美轻肥。少年白面怜红袖，脱去乌衣着紫衣。”[1](P732)这四首诗歌将历史与现实进行对比，以古讽今，极具隐系当世、抑发愤著之感。其二、其三两首将古人的高洁与当下文人注重名利相比较，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极具讽刺意味。其四、其五两首诗歌将谢安与王羲之的交游来对比今日的王公宴会，诗人所经历的社会动荡没有并没有引起士大夫的重视，讽喻当时的王公贵族没有丝毫的危机感。
方以智诗集《流寓草》为其早年流寓南京所作，正是明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时。陈子龙在《流寓草》序中写道：“盗起西鄙，转战五六年。浸淫江淮之间，皖居三吴上游，内蔽江险，邑岩而逼，屡伺于盗。朝廷为闻幕府置重兵，然先是士民扶携渡江者甚众。吾友方子，亦移居金陵。云有诗数百篇，名曰《流寓草》，志遇也。予受而读之，大约皆忧愁感慨之作也。然其情怨而不怒，其辞整浑而达，其气激壮而沉实。”[1](P663)明王朝此时正处于农民起义军和满族入侵掠夺双重战乱的压迫中，社会动荡不安，方以智也因遭遇“桐变”流寓至南京，他的满腔经世济国大志无以实现，在《流寓草》的创作中就表达出来情怨不怒，激壮沉实的风格特征，而这种诗歌风格正是方以智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情感体验的流露，可以再现历史的情感。
方以智的早期诗集《流寓草》较《博依集》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充满了忧愁感慨，而这种忧愁感慨多是来源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忧虑。在他的《流寓草》中除了直接描写社会动乱的诗作外，交游诗成为诗集较多的一部分，大约有161首。这部分诗歌在内容上除了酬唱赠答、思友歌咏外，往往不自觉地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当中描写出来，自然而然的将对社会的忧愁感慨呈现，而这种情感又是一种情怨不怒，激壮沉实。如《路遇子明又汉诸子作》：
乱后少安行，下马学徒步。忽逢数故人，颜色已非故。
经年不得见，书之以尺素。各言室家空，再生此相遇。
出入兵火中，妻子不暇顾。白骨满溪壑，言之我犹惧。
烹葵酌君酒，幸得早流寓。此地非乐土，知者忧旦暮。
占之当更徒，故旧益难聚。百里愁田庐，千里悲坟墓。
业为世俗人，躬耕无其具。独处未必喜，见人何必怒？
辛苦自高歌，高歌亦已误。乱离至于此，尚难免嫉妬。
何为复劳劳？出此华阳路。[1](P676)
这首诗是诗人遇到友人张正蒙，而对当时社会的水深火热发出的感慨。遭遇兵乱，偶遇友人，大家都是面容憔悴。“出入兵火中，妻子不暇顾。白骨满溪壑，言之我犹惧。”这几句描写了兵乱所带来的惨烈情形。战乱四起无法照顾妻子孩子，“白骨满溪壑”一句更是直接描写了兵乱导致的白骨满地悲惨恐怖场景，言辞中充满了激壮沉实的特点。“此地非乐土，知者忧旦暮”两句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动荡局面的担忧，而这种悲愁幽怨又是一种怨而不怒，所以诗人又写“独处未必喜，见人何必怒？辛苦自高歌，高歌亦已误”。
再看《滕伯伦饮我以虏首为之作歌》：
近来匈奴之头不可得，年年都城之下，战皆北。九边养兵数百万，谁斩一首报中国？何来购得名王头？不肯献阙封诸侯。以为饮器盛斗酒，出门作客持在手。逢君长干酒舍眠，长干男子学便娟。各娇白面求红粉，不乐我等捻须嗔目歌长篇。见此骷髅已变色，读尽长篇又噻噻。主人张口吞之，累十觞不问，人间面目曾相识。我适病暑伤心脾，饮才半升愁双眉。旁有朱颜怜且笑，笑我怯饮怜我诗。诗成觌面面色变，自摇头颅能击剑。对此不饮饮不下，县之腰间讲征战。谁能渡江斫贼首？带血饮之骑马走。人肉可食争杀人，持杯切齿休开口。呜呼！请看饮酒食肉皆士夫，刎头议斩者何辜？伏几痛哭不在胡，但饮虏首何为乎？安得斩佞臣？断其舌、食其皮、饮其血，何愁贼不平虏不灭？彼时百壶耳不热，与君言及肠惊绝。斯何时兮敢痛说？劝君藏此虏首勿复歌。使人作歌伤心多，何不举兕觥，持玉荦，顾谓美人歌一夜。[1](P685)
这首诗是方以智与滕伯伦饮酒时以“虏首”为题所作，诗歌开头就用激越的情绪写出了匈奴侵犯，战事不断的情形，“九边养兵数百万，谁斩一首报中国？”两句就感叹朝廷面对匈奴的进犯却无力抵抗，充满了哀怨无奈和激壮的感情。“人肉可食争杀人，持杯切齿休开口”“断其舌、食其皮、饮其血，何愁贼不平虏不灭？”这几句，诗人用极其激越的语言表达希望自己能够杀虏灭贼，之后又慨叹自己无法上陈杀敌，表达出怨而不怒、激壮的特点。
在诗歌的语言上，方以智往往采用白描的手法，自然流畅、浅白易懂。其《阮仙过访作》：
卜居在城西，中庭生禾黍。薄暮叩我门，不问知为汝。
我已辞故乡，君又将归楚。江北日烽烟，江南难久处。
明月照君心，相视不得语。他日遇中原，当以心相许。[1](P676)
此诗为刘肇国经过南京拜访后，方以智所作。整首诗歌语言自然凝练，没有过多的雕琢。描写了当时社会状况下的生活现状，以及我与故人之间的友谊。其中“江北日烽烟，江南难久处”两句仅十字就将江北的兵乱情景以及对明王朝面临危难的担忧直白的描写出来，呈现出一种沉实激壮畅达的特点。在纪实类诗歌中语言也多是自然直白，呈现出激壮沉实之风，如《监军苦》：
贼在皖中六十日，监军日日提兵出。
可怜提兵不满千，死守死战驰向前。
军中将士皆感泣，重围出入斩首级。
大兵且至贼且归，监军未尝除铁衣。
铁衣中夜当风雨，傍入谁念监军苦。
苦哉行歌一声，赤心在白日。
明予之金印十万兵，君王何愁贼不平。[1](P684)
这首是关于农民军起义所导致战乱的纪实类诗歌，诗人用浅白直叙的语言来直抒情怀。诗歌的前两句就直接写明了战乱的地点、原因，以及监军提兵的困苦。之后又将监军提兵不畏敌军，身先士卒以少战多的英勇事迹描写得淋漓尽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战争，整首诗歌呈现出激壮沉实的特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类似。
明代诗坛复古理论兴盛，从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学复古理论的提出，到后七子、云间派的继承，诗坛的复古思想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明末的诗人。方以智与其挚友陈子龙在诗歌志向上极为契合，在宋辕文所作《方子流寓草》序中就提道：“陈李之于密之所以又同声之契乎”[1](P661)，他们主张雅正，期望通过复古，倡导大雅的诗风来充分发挥诗歌的政治功能。方以智《诗说》中提道：“人不能反复于三百、楚词、汉魏乐府，乌能有蕴藉温雅者乎？”[6](P66)方以智的早期诗歌创作及主张即为如此，而在其遭遇桐城之变流寓南京后，其诗风发生了变化，转向了悲凉。其在《方子流寓草》骚体古歌辞前有序称：“风雅变而离骚自成楚辞矣。汉大风秋风犹其遗声，而短章不可入赋，故例为骚体。唐人皆为政治，好古之士又且上稽唐虞，以上概命之曰古歌辞，故合于此辨体焉。”[1](P667)明确提出诗学辨体思想，在方以智看来复古拟古并非是创作形式的模仿，而是重在神韵，创作形式要随创作心境的变化而变化。他在《诗说》中以中边言诗，称“娴于节奏，所谓边也；
中间发抒蕴藉，造意无穷，所谓中也”“中边皆甜之蜜”，认为诗歌的格律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又称“词为边，意为中乎？词与意皆边也。素心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载如见者中也。”[6](P63)同时又认为诗歌的词意与诗人的内在心境同样重要。在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徐世溥称其“古风渊雅，无复浮声。又能备拟历代，兼擅众长，高凉苍郁”[1](P658)，“兼擅众长”正是其融通诗学思想在早期诗歌创作中的表现。
方以智的早期诗歌中追求复古，将社会现实融入了诗歌创作中，在他的拟古诗歌中多有体现。如《渡江歌》：
渡江兮北风寒，风波起兮欲渡难。哀江南兮木叶飞，望江北兮浮云西归。江水深兮风不止，中流乘舟兮指此江水。[1](P667)
方以智用这首骚体古歌辞将桐变后，逃往江南的悲凉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充满了对社会动乱的哀叹和无奈。而这首诗歌也正是方以智中边诗说的创作实践，诗歌的形式与诗人所表达的内在情感相统一融合，抒发蕴藉。
在方以智的七言古诗中，他将诗歌的叙事性与纪实性融合，诗歌的情感与诗歌的表达形式恰如其分地融为一体，展现出复古融通的特点。如《登陴守》：
贼拥万骑城下过，城中有人城不破。
县官爱民民上城，各门擐甲分诸生。
诸生守城合兵法，小民守城无叹声。
晓来射杀贼下马，贼遂移营向东下。[1](P684)
诗歌将桐变后民众抗敌的情景真实的描写了出来，通过叙述面对敌贼侵犯，官民团结一致抗敌的过程，将诗人的激壮情感通过纪实性的叙述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
再看这首七律《克咸来言楚中近状》：
为弱难追豺虎群，山陵廻顾势全分。
戎衣假寐连传皷，干糗同飡便出军。
不虑练兵能对敌，只愁催饷日移文。
帐中壮士今多少？羡尔开弓数百斤。[1](P719)
方以智通过妹夫克咸之口叙述了楚中的战事遭遇，诗歌用浅白的语言直接叙事，引发了诗人对社会时事的感慨，充满对家国命运的强烈担忧，整首诗歌具有渊雅融通的特点。
同时，方以智在诗学思想中十分赞同杜甫的诗歌创作，“认为李白诗歌‘清新俊逸’的艺术特色，仿效和临摹此类诗歌风格的明代诗歌，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久之便会索然无味。而对杜甫众体皆备的‘平实叙悲苦’诗歌风格，他认为‘备众体’是实现诗歌“自在”的有效途径”[7]。这样的诗学思想也促使方以智在诗歌创作中有意无意地进行了“诗史”书写。
方以智早期诗歌隐系当世、抑发愤著，反映了明末的社会动荡，人民的流离失所。诗歌以情怨不怒、激壮沉实的风格特征，表达了他的经略天下之志。在追求复古变雅的同时，其早期诗歌创作中展现出融通、中边皆甜的诗学思想，将当时的社会现状真实地表现出来，激越沉实，极具诗史价值，对历史的再现起到补充的作用。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文人常常通过诗文来还原历史场景，严迪昌先生称“遗民诗群的哀苦之篇，……记录有大量为史籍所漏缺的湮没了的历史事件，具备一种特为珍贵的‘补’史功能。”[8](P60)方以智作为遗民诗人，身处于明清易代之际，他在诗歌中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尤其在其早期诗歌中真实的描写了明末的农民起义以及战争的惨景。其诗歌与时代紧密相关，早期诗歌的“诗史”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历史，也成为当时遗民文人矛盾心理及复古诗学思想的代表。
方以智现存诗篇1700余首，大部分为其早期创作的诗歌。尤以其早期诗歌“诗史”特征，展现出复古的诗学思想。他推崇汉魏诗风，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关注社会现实的早期复古诗学思想，也影响了其后期的诗学思想发展和创作，并逐步由“言志”转向“缘情”与“言志”并存。总的来说，对方以智早期诗歌“诗史”特征的研究，有利于复原晚明历史，以遗民文人的心态变化、诗学思想展现出晚明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复古诗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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