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剑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2.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作为日本战后派的文坛代表作家以及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个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其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文学作品很好地展现了人们最关心的核问题、残障儿(人)问题等诸多焦点。大江健三郎从1963年夏天开始，多次去广岛采访，调查原子弹爆炸(以下简称“原爆”)引发的种种惨状，并亲眼看到经历了原爆的受害者，他们数年来仍然遭受着病痛的折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过着提心吊胆、不为人知的悲惨生活。大江健三郎将看到的、采访到的种种现状真实地记录下来，形成了《广岛札记》这部关于原爆的代表性作品，在这部作品里面，大江真诚地表达了对和平的美好希冀，讴歌了为在原爆废墟上重建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的广岛人，阐述了广岛人内心的和平意识。
《广岛札记》一书的写作最早是从1963年大江健三郎参加在广岛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时候开始的。最初在《世界》杂志连载，整书于1965年出版单行本。在广岛采访期间，大江健三郎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原爆受害者，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和交往，大江健三郎的灵魂也获得了救赎。对于屡次出现的这些“真正的广岛人”，大江曾这样评价说：“这些在广岛最恐怖的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这些抱有最诚实的生活态度的真正的广岛的人们，像孪生子一样，在心灵最深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的确，多次的广岛之行，让大江健三郎真正认识了这些在世界上第一次遭受原爆的“广岛人”，他们直接给了大江健三郎勇气，也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广岛札记》一书围绕广岛日赤医院的院长重藤文夫以及其他原爆受害者的证言、手记展开。重藤文夫院长和这些受害者一直在勇敢地同病魔作斗争，他们坚强、乐观、自信、英勇，没有表现出一丝丝的害怕。可以说，《广岛札记》这部作品是一部广岛人与不断出现的原爆后遗症——白血病等恶性疾病进行抗争的战斗史，是一首对与原爆不断斗争的广岛人的生命赞歌。从绝望到复活，从死亡到新生，这些广岛人走过的是一条难以想象的困难之路，然而他们却时刻散发着“广岛之光”，他们是最值得鼓励和肯定的正统的日本人。
毋庸赘言，原爆作为“粗暴罪恶的瘟神”和“最现代的鼠疫”[2]，对整个广岛而言是毁灭性的，对广岛人而言是无法言语的痛苦。在华丽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舞台背后，那些像重藤文夫院长一样忍耐和沉默的人们，默默地长时间付出努力。与其说这是大江健三郎通过作品带给读者的感动，倒不如说是让读者体会到了广岛人对生命的敬畏和生命力的顽强。广岛以及真正的“广岛人”在大江健三郎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他在《广岛札记》最后所写的那样：
我想同以日赤医院重藤文夫院长为首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人真正表达广岛的思想，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有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1]
诚然，大江健三郎作为作家的出色才能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让人敬佩。可以说，《广岛札记》汇集了大江健三郎访问广岛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思，包含着大江健三郎对美国投掷原子弹行为的谴责、对生命的呐喊、对和平的呼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索，该书将大江健三郎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会情不自禁地被作品中奇特的感受力、丰富的表现力以及真实的感染力所感动。
1963年夏天，大江健三郎初访广岛，此后，他也多次前往广岛访问。在那里，他遇到了“真正的广岛人”。大江在广岛和原爆受害者相遇时，对于他们的惨状感到震惊。他们带给了大江最为震撼的感动，给大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大江有勇气直面人生。在此，笔者先简单介绍下《广岛札记》中出现的“真正的广岛人”的代表，并且通过这些人的言行举止，去发掘他们内心的和平意识。
(一)重藤文夫院长
重藤文夫是广岛日赤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广岛原子病医院的院长。重藤院长身材魁梧，嗓门粗大，说话爽快。在原爆前一周，重藤院长来到广岛的医院工作。当原子弹发生爆炸的时候，重藤院长正在等车，由于等车的人群很多，重藤院长排在最后，因此伤势不太重。为了治疗那些濒临死亡的人们，他忍受着自己的伤痛，表现出惊人的工作能力，指挥着同样负伤的医生和护士们拼命工作。当然，他自己也在积极地参与救治。而且，重藤院长还凭借自己多年行医的直觉，认定这并非普通的炸弹，其带来的伤害远比现在看到的要严重得多，所以一心想要搞清它的原委。他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在工作的间隙去爆炸中心地点做调查，搜集、分析与原爆相关的材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重藤院长成为最早认清炸弹实质的日本人。虽然他本人也是原爆受害者，但是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病情，仍然致力于研究原爆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症状。通过无数次的观察体验、数据分析、资料整理，他最终弄清楚了爆炸后可能引发的种种恶疾，并不断地与这些疾病斗争。
自此之后，重藤院长开始密切关注原爆支援与救护工作，而且他坚信，现在给原子病医院的这些投资，最终还是会返还给全世界的人们，他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格和善良品德的人。所以，在谈到关于原爆的看法的时候，他说：“世界强国即便以拥有核武器而沾沾自喜，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必将成为一个污点。我希望日本能有一些政治家，绝对不容许日本蒙上上述污点，永远是一个不拥有核武器，并反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3]
重藤院长始终保持必胜的乐观心态，一直同原爆所带来的疾病作斗争。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广岛人”。
(二)森泷代表理事
森泷代表理事是一位老哲学家，为了广岛的和平和统一，一直在拼命地工作着。他既不是一个有谋略的人，也不是一个贪图利益的人。他一心致力于和平运动，自始至终都在为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和受害者团体协会努力工作。
他一心想着广岛，不愿离开广岛，认为只要离开广岛就没有了和平运动，认为和平运动的开展与保护原爆受害者应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森泷代表理事最终身心俱累，积劳成疾，在弥留之际，他心中依然想着和平运动，想着这些广岛的受害者。他说：“反对核战争固然重要，但允许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个关键问题。核军备竞赛如此令人担忧，难道不该把和平运动的突破口放在反对拥有核武器上吗？”[3]对森泷代表理事来说，对广岛原爆受害者的关注和开展新的和平运动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任务。
森泷代表理事兢兢业业地投身工作，一直在为广岛和广岛的原爆受害者奔波，为广岛的和平而努力，他和重藤文夫院长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广岛人”，是一个务实之人。
(三)宫本定男
大江健三郎初次见到宫本定男的时候，他正作为原子病医院全体患者的代表，站在盛夏灼热的水泥台上，高昂着他那像极了阿波木偶的脑袋，正在用蚊子般微弱的声音拼命地致辞。他抬着头，脸色看上去异常苍白。宫本也是一位原爆受害者，有严重的原爆后遗症。他身材矮小，看上去甚至比小孩子都要瘦弱得多。从宫本致辞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非常紧张，虽然声音微弱，但话语中却充满了力量，他说道：“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3]宫本定男为了说出这句话，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冒着炎炎烈日来到队伍中，非常满足地向大家表达了自己对大会举办成功的祝福，以及对大会定会成功举办的信心。他为了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为了更好地为和平呐喊，为了让更多的人珍爱生命，为了反对对广岛人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的核武器，他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勇敢地走向人群。这次演讲对于他来说注定是意义非凡的。
在冬天来临之际，宫本因全身衰弱突然离世。在他的遗物中，有一篇很短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在广岛控诉，在遭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至今仍有无数日夜苦于白血病、贫血、肝脏疾病的人们，正在同悲惨的死亡进行着斗争。”[3]可以看出，宫本对于原子弹在人类社会爆炸一事是多么的痛恨，又是多么的无奈！而正在经历病痛折磨的广岛人所做出的斗争又是何等的悲惨。在这篇短文的篇末，宫本讲了如下的一段结束语：“最后，我恳请诸位齐心协力，好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光明的世界。”[3]
这应该是宫本临死前希望看到的崭新世界，一个没有战争，充满光明、和平与美好的新世界。宫本定男到死都在为废除核武器的运动而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竭尽所能。他向人们表达自己最本真、最诚实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是最坚韧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岛人”。
(四)广岛的医务工作者
要说到具有代表性的“广岛人”，就不能不提到广岛的医务工作者。众所周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正值20世纪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爆发的时候。为了使遭受原爆和洪水灾害双重打击的广岛人能够获得重生，尽管遇到巨大的困难阻挠，广岛的医务工作者在洪水消退之后，很快就开展工作，他们努力工作的身影让人为之动容。遭受原爆的广岛一片狼藉，广岛的医务工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废墟上为了救护原爆受害者竭尽全力地工作着。他们根本不知道原爆带来的病患本质为何，他们同遭受原爆的患者一样，内心深深地不安。即便如此，他们顾不得自己的伤痛，立即参加救护活动。“虽说是救护，但是对此一点经验都没有，而且平时保管的器材全部被烧毁，有的仅仅是警察署存的油和红药水而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烧伤用油，创伤用红药水，为聚来的众多伤员涂上。”[3]这些广岛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凭着内心的坚守和职业操守，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靠着油和红药水去救护整个广岛的受害者们。正是因为他们义无反顾的努力，才让经历原爆和洪水灾害的广岛和广岛人，在最为绝望的时刻来临之际，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得以拥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这些为广岛的原爆受害者提供救助的努力工作的广岛医务工作者，这些舍己救人、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广岛医务工作者，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默默无闻的广岛医务工作者，为了广岛的和平和社会的和谐，为了遭受原爆的广岛人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一直在勇敢地、不断地努力着，这种努力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他们有高尚的人格，从不屈服，勇敢坚韧，始终怀揣对美好生命的向往，努力前行。
总而言之，重藤文夫院长、森泷代表理事、宫本定男以及广岛的医务工作者代表了“真正的广岛人”。可以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具有威严的正统的广岛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广岛人”的精神内涵——他们勇敢努力、脚踏实地、从不妥协、决不气馁、充满自信。他们遵从着自己的内心，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时时刻刻都在为美好的明天和幸福的生活而不断努力。虽然现实给了他们重重的打击，但他们仍然怀抱希冀，勇敢前行，这就是真正的广岛人！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无理拒绝。因此，为了尽快使日本投降，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总统杜鲁门的授意下，将刚刚研发的最具杀伤力的原子弹投向了广岛。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热浪和引起的大火，吞噬了近10万广岛人的生命，还让约10万广岛人身负重伤、无家可归。原子弹的投掷和爆炸，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让数十万广岛人成为这场核战争的牺牲品。据日本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原子弹爆炸被列为伤亡最大的灾害”[2]。
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力让广岛瞬间成为寸草不生的孤城，可以说当时近30万人口的广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爆炸发生后，由于它极具威力的放射能，使幸存下来的广岛人患上了诸如白血病、肝脏疾病等恶疾，甚至有很多广岛人因为这些无法医治的病症而丧失了性命。然而，广岛人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幸福，一直在默默地付出努力。他们积极地与原爆后遗症做斗争，在进行自救的同时，也拯救了伤害他们的人的灵魂，他们以德报怨，使这些战争加害者的灵魂得到救赎。
勇敢的广岛人承受着迄今为止没有人经历过的巨大灾难，将所有的痛苦和悲伤深埋心底，重新振作起来，勇敢地生活着。对于战争，他们反复地诉说着来自心底的声音：“讨厌战争！讨厌战争！”他们说：
“我们不怨恨原子弹，正是因为发生了原子弹爆炸，广岛才站起来了。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牺牲吧。这些人的牺牲是宝贵的，在这些宝贵的牺牲者的佑护下，我们应该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勇敢前进！”[1]
这是广岛原爆受害者发自内心的悲痛的呼喊，是无法用文字去形容的对和平追求的真正的呐喊！他们希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都不要再经历这种残酷、痛苦的体验。
可以说，面对原爆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广岛人从不屈服，或者说不允许他们屈服。原爆压倒一切的强大威力越来越明显，但是广岛人没有屈服，他们也拒绝屈服。企盼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和谐与世界和平的人们，必须关注广岛人所进行的与核战争的斗争和对和平祈愿所开展的运动。广岛之行不仅使大江健三郎对核武器的危害感到震惊，同时也使大江被广岛人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他说：“真正的广岛人，就像广岛日赤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那样，虽然自己也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但是却从不失人类的尊严，一直在同原子弹爆炸做斗争。”[1]他被这些不失人类尊严并且努力抗争的真正的广岛人所感动，为他们所骄傲，他希望同他们并肩作战，为消除核武器而斗争。
的确，这些广岛人在经历了地狱般的惨状之后，一直在兢兢业业地舍身工作，至死都在开展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他们坚信：“在这宿命之地——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会像不死鸟一样获得新生，而且，她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运动！”[3]他们一直在为反对原子弹和氢弹而努力，为世界和平和社会和谐而战斗，他们敢于面对悲惨的死，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是经受了广岛这把“锉刀”重重考验的“真正的广岛人”。
大江健三郎正是通过这些广岛人才发现了真正的广岛。而与他们的相遇，真正让大江健三郎切实走向了一条和平之路，也让大江的和平意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众所周知，大江健三郎是在其残障的长子大江光降生两个月之后，受《世界》杂志编辑部安江良介先生委托前往广岛采访的。关于这一点，大江在《广岛札记》中写道：“当时，对我来说，我的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1]同时，大江把广岛之行看作“深深触动我们(大江和安江良介——笔者注)各自内心灵魂的东西”[4]，由此可见，大江通过广岛之行真正确立了“与残障儿(人)共生”的主题。大江健三郎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们都通过和残障儿(人)的共生获得了个人精神的再生。而通过对残障儿(人)主题的延伸，大江把他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关怀和人文情怀从个人的再生拓展到与全人类的共生这样一个文化命题中去。再生虽然是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但是它只是个人的精神追求，而共生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共生与人类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共生，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根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1988年9月5日至9日，大江健三郎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第16届康复国际世界大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从文学思考康复问题》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有如下的讲话：
“25年前，我的长子出生，他患有严重的脑部功能障碍。这是一次事故。然而，现在，对于作为作家的我来说，最本质的主题就是在我的生涯中该如何和我的残障儿子、和全家人共同生活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必须承认。而且，我对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所抱有的想法，都通过和残障儿子的共同生活表现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确切的事实。”[5]
诚如大江所讲述的那样，残障儿(人)主题已经在大江文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江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得益于广岛之行，得益于这一残障儿(人)主题的存在。大江在进行残障儿(人)主题的作品创作时，非常关注与其共生问题以及由共生所引发的个人的再生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与全人类的共生和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通过残障儿(人)主题的创作，大江文学中和平意识的文化内涵获得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与残障儿的共生转向个人自我的再生，由个人自我的再生延伸至与全人类的共生。
人类未来命运如何，人性如何，作家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又该充当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关于这些问题，大江健三郎曾和中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有过一场21世纪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大江这样说道：
“我成为作家已经将近40年，如果大家问我，作家生活在他自己的国家该去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对此，我从来都没法给出一个真正的回答。因为我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是作为一个作家该如何创造出一种方法进行创作，我认为作为作家必须要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或相似点，这是作家不得不做的自觉性工作。今年我已经67岁了。莫言先生比我年轻20多岁，未来的道路还有很长。对我而言，作家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倘若真有什么责任的话又会是怎样呢？从现在起，我终于开始去认真思考。现在，我能把它做个简单的归纳，那就是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曾经说过的话。他说，所谓作家，就是想象、构筑未来的人性——我们假设现在是21世纪初的话，那么就是想象、构筑21世纪中叶抑或21世纪末的人性会是怎样的。我出生并工作在托马斯·曼所思考的未来世界里，21世纪日本人会有何种人性？又会遇到何种困难呢？这是我正在考虑的问题。”[6]
此外，在《我在暧昧的日本》这一作品中，大江也谈到了对人类未来的关心，他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死掉，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下未来的21世纪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在21世纪的世界文明中生存下去吗？我们迎着21世纪，应该爱惜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应该好好地保护它，让它很好地发展，当然我们应该期望它有所改良，至少，我们不应该去破坏它，我们希望就这样原原本本地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而活着。难道我们不该这样希望吗？”[7]
大江所讲述的以上这两段文字真实地表达了其对与全人类共生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心。广岛之行让大江亲眼看到了在遭受原爆后依然乐观努力的广岛人，通过与这些广岛人的相处，大江将自己从残障儿降生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思考与全人类共生的问题，并且致力于创建一个全人类共生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互相尊重、互帮互助、相互关爱。诚然，大江能够将作品关注的焦点从与残障儿的共生拓展到与全人类的共生，这本身就表明大江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和使命感，以及大江本人博大的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笔者认为下面的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大江的和平意识，同时也是广岛人心中和平意识的真实体现：
还我父亲，
还我母亲，
还我老人，
还我孩子，
还我生命，
还我亲人，
还我和平！
还我人类的，
只要有人类生存的世界，
就不应该失去的和平！[3]
这首诗所表达的，正是大江健三郎通过广岛之行发出的对与人类共生的呐喊，正是大江健三郎在广岛所遇见的勇敢前行的广岛人内心所发的对和平欲求的呼声，是他们内心深处和平意识的真正体现！这种呐喊和呼声既是为了遭受原爆伤害的广岛人(残障人)，也是为了健全的我们，因为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世界，居住在同一个地球，同样都渴望世界和平，期盼社会和谐。
大江健三郎一直在从事文学作品的创作，直到今天仍然笔耕不辍。他时刻不忘自己作为作家、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社会责任，总是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广岛札记》可以看作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原点，正是因为有了广岛之行，有了和以重藤文夫院长等为代表的“真正的广岛人”的接触，才触发了大江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和平意识，才有了向人类和平的祈愿和呐喊。通过《广岛札记》，大江健三郎把有血有肉、忍耐坚持、勇敢斗争的广岛人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让广大读者真正明白了这些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广岛人内心的和平意识，让人敬佩！毋庸置疑，大江健三郎通过自己的一生向全世界的人们演绎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关爱的作家形象，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和平的向往、对战争的憎恶、对全人类尤其是残障儿(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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