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分布区相互耦合，自然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等原因相互交织，增加了扶贫难度。例如晴隆县L上寨组和下寨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96.8%和97.2%，两个村小组的共同点都是地处海拔高、生态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出行极为不便，并且两个小组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可见，晴隆县贫困的区域特征是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恶劣相互重叠，内外因相互交织，使得贫困复杂多样，扶贫成本高。易地搬迁不仅可以减少扶贫的成本，而且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困局，改变贫困人口原生的生存空间，打造新的生存环境，让个体获得新的发展。
易地搬迁扶贫的实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下的城市文明相互交织的过程，搬迁意味着民众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或者陌生人的生存环境，原本相对平衡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会融入空间分化。影响搬迁后民众的社会融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民众本身的性格和认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融入。民众性格认知的形成与地域与文化息息相关，当民众从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到政府所打造的居住空间，民众性格的内向性、民族性就凸显出来，表现出与新环境的格格不入。这种情况在搬迁的初期阶段必然存在，人们无法消除这种根植于性格认知的内向性和保守性，而由于这种内向性的民众性格，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和理解过于缓慢。在调研中发现，许多易地搬迁群众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感，他们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即使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也和“城里人”有差别，不是真正的城里人。
二是迁入地对搬迁民众的接纳和支持不足。如果把易地搬迁民众自身的性格认知作为影响社会融入的内因，那么安置地民众对于搬迁民众的接纳与支持就是影响社会融入的外因。对于易地搬迁安置点的原居民与搬迁民众对于身份的转变有着他者与本我的认知区别，对于前者而言他们是搬迁户，是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特殊人群，搬迁户的身份会长期存在，他们属于后来者，在同一区域生活，后者对各种资源共享或者优先使用，搬迁民众的进入使得安置地人口组成比例发生转变，安置区域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二者形成一种隐性的资源竞争关系。比如教育资源，搬迁民众的子女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正是短时间内隐性的竞争关系，可能导致迁入地民众对搬迁民众的社会支持不足，影响了和谐社区建设。
三是搬迁民众社会交往半径的缩短，导致原本的社会交往圈层发生断裂，社会融入难以实现。社会交往是民众社会融入的行为表现，易地搬迁民众的社会融入的理想状态是搬迁民众之间、搬迁民众与当地居民之间相处融洽。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群居模式，贫困人口在农村的居住空间独立感很强，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联系紧密，以血缘为纽带聚居成的村寨共同体，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语言表达、行为习惯、动作符号等都有趋同性。搬迁后，社会交往的时空背景发生转变，居住空间与格局虽然更加集聚，但个体家庭之间的分离感越来越强，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性，邻里之间的交流会减少，社会交往受到限制，人际关系与交流圈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利于同一社区搬迁民众之间人际关系的建立。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现是多重要素和多元帮扶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动员百姓搬进城只是第一步，使搬迁民众在安置地稳定地居住，真正融入新的生存空间才是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的关键环节。因此，在促进搬迁民众生存空间的构建与社会融入中，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社区建设突出地方性知识的应用，增加民众的主体意识。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人口迁移，割裂传统社会中地方性知识的应用主体，原本社会中传承的固有习俗难以维系，加深了搬迁民众的抵触心理。在晴隆县的安置点规划建设中，搬迁民众参与度很低，几乎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许多搬迁安置点，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个体及根植于其内部的文化元素，尤其是少数民族搬迁移民的安置点，搬迁民众在安置区没有安全感与归属感。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与参与的事项，政府作为主要推动者，对于生存空间构建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在社区建设上充分应用地方性知识，重视搬迁民众的固有习俗，嵌入多元文化要素，增强搬迁民众文化认同，积极培养安置社区共同体意识。
二是构建包容性的社区空间，加强民众之间的交流。构建具有包容性的搬迁社区，创造搬迁民众交流的机会，是稳得住、快融入的关键。首先，发挥搬迁民众中权威人物作用。权威人物在搬迁民众中的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有威望的村民和本族村干部，他们往往在搬迁民众中有着话语权，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比普通村民快，民众也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因此，在安置区，组织权威性人物帮助搬迁民众适应城市生活，并把民众的意愿反馈给社区管理部门，以便调整社区治理政策。其次，由社区积极组织各种活动，给不同的民众创造参与的机会，通过集体活动，促进民众之间的交流，也给搬迁民众展示自己文化的机会，有利于增加搬迁民众间的了解程度。再次，引入社会多元组织力量参与到新市民居住区的治理中，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社工组织、志愿者协会等组织，采用结对帮扶的方式，对搬迁民众进行长期的帮助。尤其是选择会少数民族语言的志愿者，对于不会讲汉语，又不认识汉字的搬迁民众，帮助他们认识基本常用的汉字，提升其自信心和归属感。
三是解决搬迁民众焦虑的生计问题。易地扶贫搬迁中，民众最焦虑的是搬迁后的生计问题，而技术、年龄是搬迁民众家庭生计转型的制约要素。因此，只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保障搬迁民众的稳定，一方面提升搬迁民众内源性的动力，要充分开发搬迁民众的劳动力资源，对搬迁民众劳动力进行分类统计，针对县、州所需劳动力量大的实际，安排不能长期离家或者年龄偏大劳动力就近就业，既能照顾家里，又能解决家庭收入来源。另一方面，抓住东西部协作机遇，与东部帮扶县的用人企业签订用工协议，组织壮年劳动力赴东部企业务工，保障搬迁民众劳动力的就业，也就保证了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四是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机制。社会保障服务是搬迁民众融入的基本保障措施，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众的焦虑心理暂时无法消除，而完善搬迁民众基本的社会保障机制就可以给民众带来安全感。晴隆县针对易地搬迁民众后期发展做好统筹，完善了各项保障机制。首先，管理细致化，在各个新市民社区都有服务中心，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民政、教育等各个业务部门服务窗口，贴近群众，方便搬迁民众办理各种手续，让搬迁民众尽快入住新家。其次，在安置点内统筹安排好就业、就学、就医三大问题。再次，为搬迁民众办理社会保障关系衔接的过渡证件，让搬迁民众能够享受各种社会保障。
易地扶贫搬迁引发的社会转型，是政府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把资源匮乏的贫困地区与资源富集的城镇之间的生存性资源、信息技术、发展机会等重要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提升了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同时，为贫困治理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机制规则，把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纳入追求市场经济规则的生存空间，参与到社会整体性发展之中。因此，要使搬迁民众积极主动地融入新的生存空间，推动贫困治理，参与到新环境的建设中，必须构建包容性极强的社区空间，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搬迁后民众的约束问题，使不同层次民众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获得感、归属感，逐渐改变礼俗化的价值观，理性地、渐进地重构新的生存空间与社会交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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