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什么，怎样坚持和完善”的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系统回答。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吸收我国对此领域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制度优势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系统的论述。《决定》在升华境界的同时，又可谓是在加深历史挖掘，拓展理论释义、深化实践之维等方面对整个学界都提出了新要求。鉴于此，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有”、何以“优”、何以“悠”三个维度对上述新要求作出简要回答。
何以“有”的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追问，系统回答这一问题，要全面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在夯实历史根基的基础上加强对制度优势的理解。在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后不难发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有以下两条主线可寻，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方能勾勒出制度发展的思想地图。
（一）回望马恩，探寻历史溯源
在人类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最初是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运动，而后演变为一种社会制度。
首先，发端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因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火”与“血”的现实，使得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渴望改变现状，幻想拥抱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代表人物有早期的康帕内拉、莫尔及后期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但空想社会主义其最多不过在思想上给予底层劳苦大众以精神上的宽慰，无法找到现实的改变之路。不过正是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探寻，给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思想材料。其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自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始，历史荧屏终于出现这样一支以无产阶级命名的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其俨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阶级存在，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从“自在”向“自为”的跨越，由此产生了新的阶级诉求即理论的需要。对此，马恩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物质批判，从而也历史性地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再次，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转变之路。列宁审时度势，以过人的政治勇气与理论自觉，提出“一国胜利论”，并以在此基础上取得的十月革命胜利为世界发展带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昭示着社会主义由理论向现实的飞跃。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特殊产物的“苏联模式”，也成为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探索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二）惜忆毛邓，总结成败得失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家的运行都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尚处于襁褓之中的中国的借鉴对象，年轻的中国渴望在此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谈及未来政权性质时认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1949年9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据此规定国体和政体的基本性质。同时，通过“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也逐渐成为我国发展的经济基础。1956年底，我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探索中，虽然先后出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阶段性问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没有变，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钟声响遍整个神州大地，邓小平发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之声，这标志着中国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继续探寻属于中国的模式。在根本道路不变的基础上，开始对具体的体制机制进行革命，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得以坚守，中国社会主义这面大旗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震荡中始终高擎的重要原因。
（三）立足现今，展现中国特色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切都可谓是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也可谓是进入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期。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被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为这一总目标擘画美好蓝图，勾勒宏观轮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内涵、内在逻辑、转换机制进行了系统释意。在此基础上，饱含时代之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大展异彩，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魅力。
何以“优”的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追问。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要深刻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理论特质，从而在夯实理论根基的基础上加强对制度优势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理论指导，受此指引，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优”的系统回答。
（一）最鲜明的底色：人民性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表述深刻凝练着我国制度体系和人民大众的相互关系，即制度为了人民、人民拥护制度。“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终极目标，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性的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人民性这一鲜明的底色。学者黄亮认为，“制度的产生、存在以及发展的本源是人类实践以及服务人类”。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体现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同时，也深深地携眷着人民选择之应然性，是二者相互影响后平衡作用之产物。
坚持人民立场、关注人民所需，得到人民拥护、让人民满意这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进的方向与检验的标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在这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也就有了更坚实的保障。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过科学设计、理论论证、实践检验，从而能不断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而这一切都聚焦于一个中心——“人民”。
（二）最本质的特质：科学性
科学性是判断事物发展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重要指标。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可谓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制度，其基本理念、价值追求、发展模式都有着很大差别，但正是由这两大制度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首要发展模式，那么究竟哪种制度更科学合理呢？《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科学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理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始终正确的前进方向。同时，其又是结合具体实际而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完整制度体系，有决定根本性质的根本制度，有涵盖各方的基本制度，也有落实细节的重要制度。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性为其何以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科学架构，从而成为其科学性之必要前提。进一步深挖即可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也才使得其何以称之为中国特色之根本原因。
（三）最鲜明的导向：实践性
《决定》指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的实践导向。光有好的制度而不去执行落实，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能。社会制度所必要的价值与意义，正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实行从而带给人们以权利和实际效益。这个“执行落实”问题，也就是实践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服务这一目的性，势必决定了其实践性，因为其目的性的体现只有通过切实的实践方可感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拥有着扎实的实践根基，那么何谓此言呢？纵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之不同阶段，大致可分为革命、建设与改革之实践，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就经历了从争取、建立、巩固完善到最终确立的各个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个发展，也深刻地反映着事物发展之两面性，那么其发展的两面性又体现在何处呢？即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之实践的不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转化为具有实际效益的社会功能与体系架构，从而促进实践之发展。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浑然一体相互作用，那么这又为何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实践性呢？有学者言，“社会制度的内在结构即治理体系，社会制度的外在功能即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回答如何把社会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实际可感的治理效能，这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个发展而言，又可谓从顶层设计上规定其实践之导向。
何以“悠”的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追问，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内在要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行的基础上提出更高要求，进而夯实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根基。从实践维度上加强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归根到底就是如何坚定制度自信的问题。对此，我们要做到透析“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坚持“三大制度”有机统一，厘清“四个自信”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制度优势的理解，不断加强制度自信。
（一）透析“两种制度”孰优孰劣
“一定社会的制度优势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在对比中体现出来的。透析“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另一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较。
其一，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而言。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制度曾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注定终将走向毁灭。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包含两种特征——“资本逻辑”和“自发逻辑”，这两种逻辑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两大弊端。遵循资本逻辑，整个社会的发展都牢牢坚持金钱本位、利益本位的基本出发点，这一切都紧紧围绕“资本—利润—剩余价值—资本”这个逻辑无限循环，而无暇顾及“人的发展”这本该有的价值追求。遵循自发逻辑，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一切发展都紧紧围绕“自发进行、社会支配”这一模式，这很难不产生发展失衡的恶性问题。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牢牢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化物本位为人本位、化效益本位为民需本位、化政治本位为人性本位。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始终立足于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为了人的一切的价值追求，无不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这也构成了其制度优势的鲜明特征。
其二，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对比而言，这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一步。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指由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模式”，其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高度集权统一管理。与该制度相比，立足实际、着眼具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色最鲜明的表征。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初，苏联模式成为我们主要模仿的对象。由此，这一时期是深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过程，也是暴露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的过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我们终于踏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逐渐创立和完善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制度在实际发展中也被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反复证明是有用的，是最具旺盛生命力的制度体系。
（二）坚持“三大制度”有机统一
首先，根本制度是指具有“根”和“本”的集基础性、本质性、方向性的制度安排。我国根本制度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与此相对其也决定着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党性、人民性、法制性得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融为一体，并于整个制度体系之中发挥着“压舱石”的基础作用。
其次，我国的基本制度是指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政治上，多党合作和政协制度既集中又民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全国又地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既中央又基层。经济上，区别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创具有首创精神之中国特色。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样发展的制度。社会方面，始终坚持人民导向，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生态方面，转变发展方式，注重人与自然和谐之道。
再次，我国重要制度是指具体落实各方的体制机制。重要制度是个相对概念，因为我国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也都是极其重要的。重要制度是对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落实与具体细化，每一项重要制度也都切实影响着我们的具体生活。对此，我们要始终坚持这“三大制度”的有机统一，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实践关照。
（三）厘清“四个自信”辩证关系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我国制度发展提供实践之根基。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制度是社会活动规则体系的高度凝练，属上层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属于物质生产方式，而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制度等上层建筑。对此，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也就势必成为道路的必然产物，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制度体系存在之源、发展之基。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制度发展提供理论之导向。理论作为实践之先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发展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身而言，其本身是有着丰富内涵的系统整体，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结合中国国情而开出的绚丽之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为我国制度优势的彰显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滋养，从而也就确保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我国制度发展提供精神之动力。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刻地反映着我国经济和政治的总体发展状况，归因于“作用与反作用”的两面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势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施加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总之，“四个自信”内涵丰富、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发展要求我们厘清“四个自信”之辩证关系，从而方能为理解我国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提供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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