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烜伯，喻兴洁，张家其
（1.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430070；
2.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421002）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自然环境良好、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村落是传承与保护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这些村落保护，既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保持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也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旅游大热背景下，这些具备高度要素完整性、显著民族特性及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借助异域民族文化及特色建筑，旅游开发已成为其推动产业振兴，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村落虽数量众多，但由于受到地形地势、水系和路网等级等因素限制，一般分散分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导致出现旅游资源同质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本高、村民难以沟通协调等问题，使得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严重受阻。因此，开展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研究势在必行。目前针对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以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程乾和付俊，2010）、旅游发展模式（李东和和孟影，2012；
周立军等，2016）、旅游影响下传统村落变迁（席建超等，2014）、旅游社区参与（陈振华和闫琳，2014）以及旅游参与者关系（王克军，2014）等方面研究为主，[1-6]且主要聚焦国家（魏成等，2017）、省域（李伯华等，2015；
佟玉权和龙花楼，2015）和市域（王东和刘恒，2020）等宏观尺度，[7-10]并以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陶伟等，2013；
杨丽婷和曾祯，2013），[11-12]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传统村落研究较少。诚然，经济发达地区确实拥有理想的旅游市场，其发展旅游的基础也较好。但事实却是，更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传统村落因地处偏僻，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可进入性差、非农产业发展艰难等问题，且迫于生计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大量传统村落“空心化”。民族庆典活动、习俗和传统民居因缺乏参与者、传承者与保护者而逐渐消亡。有鉴于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还是维系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都很有必要。而旅游区划和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则是该类地区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的基础。因为不管是旅游产业、资金、游客的“引进来”，还是旅游产品、资源、文化的“输出去”，这类传统村落都需解决困扰多年、因交通不便而导致的旅游开发受阻难题。研究欠发达地域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结构对掌握当地旅游产业现状，解决旅游要素外入、内出困境，促进其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可达性研究目前主要是基于时间、成本和空间距离，采用GWR模型（马勇和黄智洵，2017）、重力度量法（蒋海兵等，2014）和距离度量法（潘竟虎和李俊峰，2013）等方法对研究对象交通可达性进行测度。[13-15]然而，该类研究缺乏对道路轴线的拓扑连接分析，忽略了由于个体因素导致不同村民或游客对道路轴线网络感知的影响。将空间句法（Hillier和Hanson，1984）运用到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结构区划中，[16]可使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可进入性以及旅游资源组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统筹协调。并且基于传统村落位置及其可达性进行旅游开发空间区划，有利于排除在旅游管理中由于区域和部门分割导致的行政壁垒问题（潘竟虎和从忆波，2014），[17]从而整合旅游资源，促进传统村落旅游经济发展。综上所述，当前关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研究尺度集中在国家、省域和市域层面，对微观尺度的乡村单元研究较少，且未能将道路轴线的拓扑连接分析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本文以欠发达地域的典型代表湘西州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句法模型，从拓扑学连接的角度，分析各传统村落交通可达性，并尝试对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进行空间区划。
（一）研究区概括及数据来源
研究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黔、渝四省市交界处。现辖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8县市。2018年末全州常住人口264.95万人，聚居着土家族、苗族、瑶族、回族等43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0.08%。全州位于山地丘陵区，公路通车耗资成本高且难度大，其公路通车里程仅占全省总里程的5.45%，交通较为不便。全州人均生产总值22885元，是典型少数民族贫困山区。湘西州近年来被纳入西部大开发地区，成为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地区和湖南省扶贫攻坚主战场，同时也是国家级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区域兼顾着传统村落脱贫致富、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三重任务。截至2019年7月，国家公布了五批共计6819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村落，其中湖南省共计658个，约占全国总数的9.64%，而湘西州却占全省总量的26.14%。2019年全国共有600个传统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湖南占比超过六分之一，湘西州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村落接近湖南一半。在诸多政策及资金支持下，湘西州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迎来历史上的黄金期。通过利用该地传统村落的交通可达性分析对多因素作用下旅游空间结构进行探讨，有助于为欠发达地区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提供先期基础依据，以此助推乡村振兴。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Google Earth获取湘西州172个传统村落和各等级公路的空间位置信息，在ArcGIS中建立传统村落空间数据库。各类统计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2018）》、《湘西统计年鉴（2018）》，数字高程（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官网。
（三）研究方法
空间句法模型是基于拓扑距离，根据空间尺度划分和空间分割原则，按照一定规则把观察者难以从空间中某一点完全感知到的大尺度空间划分为能够从某一点完全感知到的小尺度空间，并将其作为基本单元，利用轴线分析法研究轴线或节点之间的拓扑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小尺度与大尺度空间之间关系，最终获得对大尺度空间的认识（Hillier和Hanson，1984；
潘竟虎和从忆波，2014；
吴志军和田逢军，2012；
张忠训等，2018）。[16-19]主要变量及其内涵具体如下：
式中，k表示与第i个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个数；
Ci为i的连接值，其值越高说明该空间与其他空间的关系越密切；
j（j=1，2，…，k)是与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
Ctrli为控制值，是指某一空间对与之相交空间的控制程度，反映某一空间对其周围空间的影响程度（吴志军和田逢军，2012）。[18]
（一）湘西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点
通过ArcGIS10.2核密度分析工具，生成湘西州传统村落核密度分析状况（图1）。湘西州传统村落分布不均衡，整体西南多，东北少，且存在西南部、中部和西北部三个高密度集聚区。通过最邻近分析发现，湘西州传统村落平均观测距离为4424m，预期平均距离为5018m，最邻近比率R为0.88，Z得分为-2.9711，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该地区传统村落在空间布局上属于凝聚型分布。
图1 湘西州传统村落分布核密度
（二）湘西州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分析
通过ArcGIS10.2中的缓冲区分析发现172个传统村落中有40个缓冲区内无轴线，表明其交通可达性极差。因此将其剔除，对剩余132个传统村落进行空间句法变量分析。
1.传统村落全局可达性分析。传统村落全局可达性是指村民或游客从区域内任何一个地方到达某个传统村落的难易程度，是对传统村落在大尺度空间范围内的可达性测度（张琪等，2015）。[20]通过分析得到传统村落全局集成度平均值为0.4（见图2a），低于主要道路轴线的全局集成度均值0.42，表明研究区内传统村落全局可达性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进入性较差。区内全局集成度值较高的传统村落主要分布于包茂高速公路和杭瑞高速公路等高等级公路附近的永顺、古丈、保靖、吉首四县市。而全局集成度值较低的传统村落大多分布于县道和乡道附近，且集中于研究区北部。其中永顺县内传统村落的全局可达性最好，仅三个传统村落全局集成度值略低于研究区主要道路轴线全局集成度的均值，其次古丈县全局集成度值前20名当中占据一半。
2.传统村落局部可达性分析。局部可达性是指村民或游客从距离某个传统村落较近的地方到达该传统村落的难易程度，是对各传统村落在小尺度空间范围内的可达性测度（张琪等，2015）。[20]通过分析可知研究区内传统村落局部集成度的平均值为1.87（见图2b），低于主要道路轴线局部集成度2.03的均值。局部集成度值较高的传统村落主要位于古丈、凤凰、永顺、吉首四县市，这表明传统村落局部可达性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村民或游客进入传统村落难在了“最后一公里”。多数传统村落的局部集成度与全局集成度差异较大，例如位于省道沿线的古丈县默戎镇新窝村的局部集成度仅为1.62，与其排在首位的全局集成度0.62形成明显对比。相反，位于研究区边缘的龙山县桂塘镇前丰村具有较高的局部集成度，但全局集成度较低。这表明局部可达性较全局可达性不仅受到高等级路网的影响，还受到乡道等低等级路网的影响。
图2 传统村落及主要道路轴线集成度分布关系
3.传统村落感知可达性分析。传统村落感知可达性是指村民或游客对传统村落周围道路的感知程度，是对村民或游客在村落附近是否容易迷路的一个测度（张琪等，2015）。[20]研究区内传统村落的智能度平均值为0.45，高于主要道路轴线的智能度均值0.34，表明湘西州传统村落的感知可达性总体处于较好水平（见图3）。但仍有少数传统村落的智能度低于传统村落智能度均值，甚至低于主要道路轴线的智能度均值，其感知可达性处于较差水平。村民或游客通过小尺度空间路网结构来感知大尺度空间的难度较大，即使人们在传统村落附近也极易发生迷路情况，使得人们难以快速、清晰地找到该村落。
图3 传统村落智能度空间分布
（三）传统村落可达性影响因素
在参考相关文献（吴志军和田逢军，2012；
张忠训等，2018；
张琪等，2015）基础上，[18-20]考虑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可知，地形地势、水系和路网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统村落可达性。
1.传统村落所处地势坡度大小、邻近水系距离与数量对于其可达性呈负相关关系（如图4）。湘西州地处云贵高原东侧，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地多，平地少，其居民多利用山区陡坡等特定地貌，在山坡凹入的谷地或向阳的山脊地段建设村落（祁剑青等，2018）。[21]对照各传统村落全局集成度值可发现，所处地势坡度较大、临近水系且周边的水系数量较多的传统村落往往其全局集成度值低、可达性差。
图4 传统村落与山体高程、山体坡度
2.传统村落所处道路轴线等级对于其可达性呈正相关关系。湘西州路网拓扑连接的等级差异明显，路网整体的通达性较差且结构极其脆弱，其道路轴线连接水平整体表现出等级阶段式间断（见表1）。对照各传统村落全局集成度值可发现，全州全局集成度值较高的传统村落主要位于包茂高速公路和杭瑞高速公路等具有较好通达性的高等级公路附近。
表1 湘西州路网等级体系（单位:%）
（一）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湘西州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受到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其服务配套、产品业态、空间统筹和产业融合等方面发展与旅游经济的飞速增长不相协调。由此导致未能根据旅游相关要素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旅游规划。当前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面临以下问题：
1.市场服务意识淡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全州由于旅游服务意识不足、市场行为不规范以及标准化体系不完善等多方位管理服务问题，使得旅游安全、消防安全和旅游产品价格与质量混乱等现象频现，游客投诉增加，严重影响湘西州旅游产业形象，不利于湘西州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近年来游客数量增长过快，导致公共卫生间、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供需不平衡，尤其是受到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限制，各景区间的直达交通线路并未开通，使得游客时间成本增加，旅游品质和吸引力下降。
2.旅游产品过于集中，空间统筹不平衡。湘西州旅游产品过于单一，尤其是民俗类旅游产品在各县市中相似度较高，缺乏主题特色。另外各景点以“门票经济”为主，对景区文化内涵深层次的挖掘较少，使得其文化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严重的商业化导致游客重游率和旅游产品吸引力降低。同时，全州部分核心景点出现“旅游过热”现象，导致原住居民的生活受到干扰，传统村落生态遭到破坏，而其他景区由于同质化严重，得不到充足的客源，出现大量亏本运营现象。
3.旅游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联动较弱。湘西州旅游产品创新性较弱，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度较低，且产业链较短，使得产品附加值和综合效益较少。在旅游管理中存在区域和部门分割导致的行政壁垒问题，使得各县市或县域内旅游产品融合度较低，难以形成“旅游+研学”“旅游+农业”“旅游+疗养”等现代化高端旅游发展模式。
（二）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科学规划思路
为解决上述问题，湘西州需以整体路网拓扑结构现状为基础，充分挖掘特色旅游资源，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各县市间资金、人才、产品、文化、信息的交流，将各县市旅游产品进行整合，制定符合其旅游产业现状的旅游空间规划和区域旅游合作模式。
1.湘西州传统村落发展类型区划。通过可达性影响因素分析，将其与旅游景点密度和传统村落密度作为传统村落发展类型重新分类的依据，划分为低、中、高三类。并进行多因子叠加分析得到优先发展村落区、潜在发展村落区和保留发展村落区三个发展类型村落区的空间范围（如图5）。同时，运用值提取至点方法，将三大发展类型村落区的值赋值给各传统村落，划分为优先发展村落、潜在发展村落和保留发展村落三大发展类型。其中，优先发展村落是指交通条件便利、生态敏感度较低以及周边旅游景观资源丰富，可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的村落；
潜在发展村落是指交通条件较好、地势和缓且自身具有特色旅游产业的村落；
保留发展村落是指交通可达性较差且生态敏感度较高，难以进行旅游开发的村落。
图5 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区划步骤与成果图
2.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结构系统。结合湘西州旅游产业和整体路网拓扑结构现状，并运用旅游区位商模型（张孟楠，2019；
刘红梅等，2018）和“点—轴系统”理论（陆大道，2002），[22-24]以线带点，以点成面，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三核、双轴、三圈”旅游空间结构系统（见表2和图6）。
图6 湘西州旅游空间结构
表2 湘西州旅游空间结构
（1）重点旅游发展节点。县级行政区是市域层级内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节点。根据湘西州各县市旅游产业发展程度和交通可达性状况，将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4A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吉首、凤凰和永顺作为湘西州一级旅游发展节点。其具有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旅游特色资源等多重优势，是湘西州的旅游发展核，能起到带动全州旅游发展的作用。古丈、龙山、花垣这三县具有丰富的人文、自然旅游景点，旅游发展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竞争优势，是湘西州二级旅游发展节点。泸溪、保靖由于旅游景点较少、交通条件较差，旅游产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是湘西州三级旅游发展节点。
（2）重点旅游发展轴线。道路交通和河流是连接旅游发展节点的轴线，根据湘西州整体路网拓扑结构构建“两横两纵”的一级旅游发展轴线，即张花高速、杭瑞高速两条横向发展轴线和安来—永吉高速、包茂高速两条纵向发展轴线。横向发展轴线杭瑞高速位于湘西州南部，是沟通凤凰、吉首两大旅游发展节点的重要通道，同时张花高速位于湘西州中部，沿线兼具土家族与苗族民俗资源和乡土文化资源，历史文化深厚。纵向发展轴线纵跨全州南北，有效连接全州八县市。此外，基于湘西州水系格局构建“两横两纵”的二级旅游发展轴线。即酉水、武水两条横向发展轴线和洗车河、猛洞河两条纵向发展轴线。依托各水系沿线特色的历史文化、村落布局、村寨风情等旅游产业，发挥集聚效应，形成当地特色的旅游廊道。
（3）旅游发展圈。近年来，旅游已成为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但由于全州路网全局可达性较差，在大尺度空间中各县市的空间联系较弱，且湘西州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同质性，导致难以进行旅游资源集中整合与协作。还由于传统村落旅游“遍地开花”，结果导致原住居民的生活受到干扰，传统村落生态遭到破坏，出现同质化和商业化严重等问题。为解决这一困境，建议通过重点旅游发展轴线将具有不同层次和旅游需求且局部可达性较好的相邻各级旅游发展节点组合成旅游发展圈。各旅游发展圈内的传统村落根据不同发展类型进行层次化发展，以提升传统村落整体发展速度。具体而言，首先，让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条件均较好的优先发展村落利用周围知名度高的景区、景区村落和示范镇等旅游黄金板块实现快速发展；
其次，利用现有交通道路轴线的扩散效应和自身历史文化、村落布局、村寨风情等特色产业对潜在发展村落进行开发建设；
再次，由于保留发展村落大多地处生态敏感地区，交通较为不便且周边缺乏可联合发展旅游产业的景观资源，应以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为前提，对具有文化涵养的旅游产业进行深度开发，实现保留发展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形成以下三个旅游发展图：
一是东部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和文化体验旅游发展圈。以杭瑞高速、永吉高速两条一级发展轴线和酉水、武水两条二级发展轴线为主要通道，将其沿线有主要影响力的吉首市一级旅游发展节点、古丈县二级旅游发展节点和泸溪县三级旅游发展节点融合一体发展，从而构成东部旅游发展圈。圈内包括2个优先发展村落、37个潜在发展村落以及13个保留发展村落。其中，优先发展村落可依托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泸溪沅水风景区和乾州古城等优质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以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和特色村镇为主的旅游活动。潜在发展村落大多分布于优先发展村落周边，可依靠优先发展村落的扩散效应，并结合当地特色的盘瓠文化、巫傩文化等民俗文化和古丈毛尖、泸溪椪柑等农业资源，打造乡村文化、农事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保留发展村落主要分布于湘西州东部边缘，可凭借辰河高腔、苗族挑花等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土家族梯玛歌、哭嫁歌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与邻近的怀化市合作开发区域旅游，打造以兼具苗族和土家族文化为主的旅游活动，共同推进湘西州东部旅游圈的建设，形成对湘西州东部怀化、张家界等客源地的吸引。
二是北部户外探险、文化体验旅游发展圈。以安来高速、张花高速两条一级发展轴线和猛洞河、洗车河、酉水三条二级发展轴线为主要通道，将其沿线主要有影响力的永顺县一级旅游发展节点、龙山县二级旅游发展节点和保靖县三级旅游发展节点融合一体化发展，从而构成北部旅游发展圈。圈内包括1个优先发展村落、39个潜在发展村落以及18个保留发展村落。其中，优先发展村落可依托猛洞河风景名胜区、洗车河、八面山、吕洞山风景名胜区等具有地势起伏的自然景观资源和老司城、芙蓉镇、里耶古城遗址、惹巴拉等具有优秀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文景观资源，开展以户外探险、文化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潜在发展村落主要分布于洗车河、酉水和猛洞河沿线，可依靠优先发展村落的扩散效应，并凭借自身独特的酉水船工号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老司城土司宫廷文化、老司岩土家王族文化和芙蓉镇土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民俗文化，打造以文化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保留发展村落主要位于地形相对封闭且交通较为不便的山脉周边，可凭借当地特色的土家族毛古斯舞、摆手舞和织锦技艺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以土家族文化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
三是西南部休闲度假、军事体验和文化体验旅游发展圈。以包茂高速、杭瑞高速、张花高速三条一级发展轴线和武水一条二级发展轴线为主要通道，将其沿线主要有影响力的凤凰县一级旅游发展节点和花垣县二级旅游发展节点融合一体化发展，从而构成西南部旅游发展圈。圈内包括3个优先发展村落、42个潜在发展村落以及17个保留发展村落。其中，优先发展村落以凤凰古城作为旅游发展驱动源，并借助边城茶峒、古苗河风景名胜区等自然风光资源，打造以民俗文化、休闲度假为主的旅游活动。潜在发展村落可依靠优先发展村落的扩散效应，并结合当地独特的古城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和苗疆边城的军事文化，打造以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和军事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保留发展村落主要分布于湘西州西南部边缘和生态环境敏感的山脉周边，利用独具特色的苗画、凤凰纸扎和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等苗族非物质文化，打造以文化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并对接贵州省铜仁市和重庆市，推动凤凰县—铜仁市、花垣县—重庆市等旅游经济协作区建设，形成对湘西州西南部贵州、重庆客源地的吸引。
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湘西州传统村落尽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使得现有交通道路网络和旅游相关规划不能满足其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文以旅游资源和传统村落衔接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政策意见：
1.加强道路轴线建设，提高可达性。在现有旅游发展轴线的基础上，对全局可达性较差的道路轴线进行建设，重点对湘西州西北、东北和东南部低等级道路轴线进行优化升级，并与周围可达性较高的高等级道路轴线相连接。尤其是旅游资源较为分散的西北和东南地区，更要注重与湘西其他县市的联系，从而减少由于旅游资源分散和不足而导致传统村落缺乏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影响。同时，在强化纵向道路轴线联系的同时，要提升横向道路轴线运输能力，加强对杭瑞高速、包茂高速、张花高速和安来—永吉高速一级旅游发展轴线的优化升级，构建北部和西南部旅游发展圈内龙山县—永顺县、凤凰县—吉首市的横向交通轴线，从而提高各传统村落的全局可达性。
在对各旅游发展圈内已有道路轴线进行优化升级和缩短游客时间成本的基础上，加强圈内优质旅游资源与传统村落之间道路轴线的建设，形成回头路和断头路少的环状旅游交通线路，从而提高各传统村落的局部可达性。
各旅游发展圈内的政府与企业要加强交流合作，发展观光大巴、步行走廊等旅游交通体系，增强传统村落与县城公交站以及优质旅游景点等大容量交通的无缝衔接，从而提高各传统村落的感知可达性，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交通环境。
2.加强多样合作，提高综合效益。随着旅游产业需求多样化的发展，乡村旅游不再以单一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观光为主要内容，而是与农业、工业和文化等产业进行合作，通过产业发展为传统村落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资金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推进传统村落旅游产品创新、旅游设施建设和传统文化宣传，进而提高其综合效益。尤其是对周边旅游资源相对较少且分散的潜在发展村落，要加强与相关产业合作，以东部旅游发展圈内的洗溪镇张家坪村为例，可利用当地丰富的柑农业资源，开发椪柑采摘等农家乐项目，形成“旅游+农业”为主的旅游活动。同时，对于周边旅游资源丰富且集中的优先发展村落，加强产业合作，能丰富其旅游产品类型和特色。因此，加强产业合作有利于缩小各发展类型传统村落经济发展差距，推进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由于各县市旅游资源和传统村落类型、等级和规模等存在差异，应加强各县市传统村落间旅游产品的合作交流，商定旅游合作协议，制定详细的旅游合作计划和分工任务，从而解决在旅游管理中由于区域和部门分割导致的行政壁垒问题，促进旅游产品互补，推进全州传统村落旅游产业规划、区域与职能一体化。此外，还需加强东部和西南部旅游发展圈内的保留发展村落与周边省市的互动合作，把握旅游经济协作等政策，制定相统一的旅游发展对策，并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对周边重庆、贵州、怀化等省市客源地的吸引。
3.突出重点，提高资源利用率。由于部分传统村落盲目照搬成功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大量引入旅游业态，不仅未促进村落经济发展，反而导致原住居民的生活受到干扰，传统村落生态遭到破坏。旅游产业商业化、同质化严重，使其形象具有相似性，替代和屏蔽效应加强，难以形成稳定的客流量，造成当地旅游资源浪费、旅游产业专业化程度不足和乡村振兴进程缓慢等问题。因此，各发展类型村落旅游开发不能搞一刀切，应根据各村落区位优势、旅游资源和发展政策等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旅游开发模式，突出旅游发展重点，循序渐进的发展旅游产业，避免旅游资源浪费和破坏。尤其是对于地处生态敏感地区、交通较为不便且周边缺乏旅游资源的保留发展村落，可采取易地搬迁的方式，将当地历史文化深厚的原生态建筑、街道等空间载体集中建立“露天博物馆”进行保护与展示，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依托特殊的地理环境发展特色规模农业、民俗展示等产业，提高旅游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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