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家京
提 要：
晚清时期的王文韶与胡雪岩同为杭州名人， 二人所居的清吟巷与元宝街相距不过二三里。
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集， 存世的《王文韶日记》 为我们留下了1867 年至1885 年往来的零散记录。
两人均以寒素发家， 而一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 究其盛衰缘由， 值得后人深思或借鉴。
晚清时期的杭州， 曾出现两位显赫的名人：
一位是以寒素起家， 考中进士后历仕咸、 同、 光三朝且两次出任军机大臣， 破浪扬帆于宦海风涛， 晚年荣膺武英殿大学士而善终的王文韶（1830 ～1908）；
另一位则是卑微的钱庄伙计出身， 却依托权贵政要之势， 周旋于官商之间， 以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从叱咤中国商界的“红顶商人” 沦落为朝廷钦定罪犯， 最后郁郁而死的传奇人物胡雪岩（1823 ～1885）。
两者的名声皆盛称于时， 结局却迥然有别， 令人嘘唏感叹。
杭州图书馆所藏的《王文韶日记》 手稿本， 记录了王文韶初见胡雪岩谈洋务见解时的惊叹， 直至目睹胡因经营受挫而失势， 继而潦倒病死， 王亲赴吊唁的诸般情状， 或为杭州增添一地方掌故。
胡雪岩， 名光墉， 年长王文韶八岁， 虽为同乡或互闻其名， 但从存世的《王文韶日记》 （以下简称《日记》） 来看， 在同治六年（1867） 前并无交集， 若论其中因缘际会则不能不说到左宗棠。
同治四年（1865）， 左奉命率军入江西、 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部， 他在延平大营给其子孝威的信中称“胡雪岩人虽出于商贾， 却有豪侠之概。
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
上年入浙， 渠办赈抚， 亦实有功桑梓”［1］。即是指同治元年（1862） 以来， 左（时任浙江巡抚） 进军浙江与太平军激战期间，胡鼎力相助之事。
胡雪岩获得左宗棠的信赖并被委任总管， 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以及浙江全省的钱粮、 军饷， 亦使得胡氏经营的阜康钱庄获利甚丰， 由此走上官商结合之路。
另据《何太恭人墓志铭》， 杭州被太平军第二次攻陷后， 胡雪岩之嫂何氏携子乃麟随夫弟千里转徙至汉口， “光墉商殖日盛”［2］， 可证胡氏发迹始于此时。
左宗棠转任闽浙总督后， 责成胡一手经理福建船政局兼浙省转运局， 由于其精心综理， 规划闳远， 继而又被保为福建补用道并赏加布政使衔， 为左西征平叛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
同治六年二三月间， 王文韶时任汉黄德道盐运司，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后， 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以平定捻军时行抵汉口， 两人数度晤面。
谈论中，王倾听左“剿捻” 方略以及历年官军剿办情形， 所谓言之者历历如绘， 闻之者足以增长阅历， 并在日记中记道“议论雄伟， 其一种公忠浩落之气尤足令人钦服， 洵一代伟人也”；
“左宫保为当代巨公， 经济固卓绝一时， 而其公忠清节尤非时贤所可企及”［3］（此后凡出自《王文韶日记》 的引文， 不再出注）， 流露出由衷钦佩之情。此时， 为筹措军费而负责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胡雪岩亦随之而来。
是年（1867） 三月十二日， 王文韶与胡雪岩首次会晤， 听胡“谈洋务颇有见解”， 或因胡与洋人多有接触以及商贸往来亲历亲见所形成的一些独到看法， 似引起了他的兴趣。
次日晚， 王约同僚与胡“便饭”， “席间雪岩自述精于生意， 言之历历， 确有非寻常所可及者， 亦我乡一奇人也”。
所称“奇人”， 盖指行事处世方式不同于常人且能力超群或引人注目者， 这在《日记》 中也是绝无仅有之事。
左宗棠对胡的评价亦有“商贾中奇男子”［4］之说， 两者均非等闲之辈， 而称谓如出一辙， 恐非虚誉。
这次左宗棠出征西北， 虽身承其敝， 敢于担当， 但用兵、 筹饷、 筹粮、 运输和给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接踵而来。
当时朝廷财政拮据， 所谓“用东南之财赋， 赡西北之甲兵” 亦因中央调度失灵， 协饷制度难以正常施行。
而胡雪岩凭借经商天赋与庞大的官场与商界人脉， 经营所涉钱庄、 典当、 船厂、 药店甚或军火等， 还做洋商的丝茶生意， 无疑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左便委托其为西征筹借洋款。
史载：
“每关军事紧急时， 不待函商， 必将设法筹解， 以维大局。
光墉工心计， 所购西洋军械，能精察良楛利钝， 伺镑价平时广为收购， 皆新式利器， 价廉利用。
左军西征， 赖其供应， 所向无敌。
关内外民乱平， 宗棠疏称其功‘与亲临前敌无异’。”［5］由此可见左对胡的倚重于一斑。
而老成持重的王文韶， 被左宗棠盛赞为“才长心细， 器识闳伟， 素为中外所信服”， 并奏派其出任襄办陕甘后路粮台事务， 嘱托办理运饷及军需， 亦为其日后的宦途升迁打下了基础。
同治六年六月间， 胡在汉口与左的通信要件由王文韶派专差递送， 因所借洋款需要通过以海关税收为抵押的方式， 王又将关票送税务司加印签押后， 备文加函转交胡雪岩， 一一办妥。
深谙人情世故的胡雪岩随后以龙井茶、 虾子鲚、 醉鲞、 痧药等乡物见贻， 聊表谢意。
胡雪岩在襄助左宗棠西征时， 除了捐赠赈款、 米粮和棉衣以外， 因其经营药店，为解兵士染病之困厄， 屡次配寄 “飞龙夺命丹” 等膏丹丸散助力。
光绪四年（1878）， 胡雪岩更是在上海远道以礼物相赠， 左仅领受了一些食品并回赠了部分甘肃土产， 而将所赠“金座珊瑚顶并大参二件”， 以“品重价高， 断不敢领。
平生享用， 未敢过厚”［6］为辞归还， 从这里可看出左宗棠去贪尚廉、 崇实黜华的品格于一斑。
光绪六年（1880）， 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 经手全国各省饷银收放以及参与外交等政务。
而正在为收复新疆备战的左宗棠“舆榇出关”， 誓与沙俄决一死战。
同年七月， 清廷突然召左进京， 说是“现在时事孔艰， 正须老于兵事者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7］。
清廷一意主和， 调左入京， 意在减少新疆和俄人启畔的机会。
左将关防安排移交后， 次年正月行抵北京。
继而， 诏谕左宗棠管理兵部事务， 在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同年四月六日， 胡雪岩来京谒见左， 王文韶为之记道“胡雪岩到京， 左恪靖招之来也， 闻其不惯坐车， 自五营旱道来， 颠簸甚若， 腰肋受损，先往候之久谈”。
四月二十四日， 王再次与胡晤面后， 数日后因其离京又为之送行。六月间， 王文韶收到胡雪岩寄来的江浙“新鲜莼菜”， 于是将这“家乡的味道” 分送总理衙门的奕訢、 景廉等枢臣， “均以为得未曾有”。
这次王文韶与胡雪岩的交往， 亦缘起于左宗棠， 《日记》 所记不过寥寥数十字， 难详原委， 而两年后给他们带来重大的人生变局则是始料未及的。
光绪九年（1883） 二月， 两江总督任上的左宗棠在给其子孝威、 孝同的信中称， 因出省验收水利工程到达上海时， 中外官绅商民陈设香案， 在防各营徐行迎接，男女老少观者如堵， 洋人军舰则升中国龙旗并鸣炮致敬， “胡雪岩及印委各员与随行员弁皆窃谓从来未有也”［8］。
五六月间， 山东罹患水灾， 朝廷旨令两江助赈， 于是前后拨款40 余万救济后“库储将竭”， 仍然是“难民蚁聚， 待米为炊”。
情急之下， 左宗棠写信向胡雪岩求援称“闻今岁蚕事虽歉， 而华商生计翻以丝价得宜， 稍沾利益。
阁下长袖善舞， 尤有赢余。
可否以二十万假我， 俾能早日解往， 活此灾黎”［9］。
直至九月下旬， 左宗棠第二次到上海检阅海防， 又两度与胡雪岩见面。
可见， 当时胡雪岩的钱庄及其商业帝国尚处于正常的运作之中。
光绪九年七月， 王文韶因“云南军费报销案” 被指具有受贿嫌疑， 被清流党邓承修、 张佩纶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轮番上奏弹劾， 王几次以“回籍养亲” 为辞奏乞开缺， 终获朝廷允准回到杭州。
到了十二月一日， 王突然获悉阜康钱庄倒闭，于是在日记中记道：
“闻胡雪岩倒账之说， 早知有此， 不料其即在今日也。”
再来看当时李慈铭任京官时对该事件的叙述（《越缦堂日记》 癸未十一月初七）：
“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
……前日之晡， 忽天津电报言南中有亏折， 都人闻之， 竞往取所寄者， 一时无以应， 夜半遂溃， 劫攘一空。
闻恭邸、 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 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 同归于尽。”［10］另有学者根据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 兼管顺天府事务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等联名上奏的《阜康商号关闭现将号伙讯究各折片》， 所称“这是目前在清宫档案中查到的关于胡雪岩破产的最早记录”［11］。
而《王文韶日记》 不仅时间上早于上述两则记事， 而且其中隐含着较为丰富的内容。
王文韶为人处世颇为谨饬， 光绪四年（1878） 进入清廷中枢后， 并无可靠的奥援。
正是基于临深履薄、 忧谗畏讥的思虑， 在面对晚清政坛“左李之争” 之时， 无论是出于政见抑或意气， 均能左右逢源， 以维持大局为重， 这也是王文韶能获得这两位朝廷重臣好感的原因。
胡雪岩是左宗棠办洋务、 西征筹款采办军火以及主持慈善救济的得力臂膀， 而王文韶又作为胡的同乡， 对左、 胡相互倚重的关系当有所闻，前几次与左会面均以左为中介， 或出于乡谊， 迎来送往亦多出于礼节。
王初次入值军机后， 与满汉中枢大臣议事之余， 在光绪四年至七年（1881） 曾三次赴驻京的阜康钱庄“小坐”， 与吴选青、 范毓峰晤谈。
范毓峰即为胡雪岩外甥， 系光绪二十五年（1899） 胡庆余药号与元宝街故居以十万两易主于文煜所签契约的“见议” 人以及列名者， 自有得信息之先的便利， 对胡的经营风险“早知有此” 的预见性或出于此。
他在被劾回杭闲居的半年间， 与胡雪岩并无任何来往， 全部《日记》 中亦未见在胡氏钱庄存钱汇兑的记录， 直至阜康钱庄倒闭后才见诸文字， 可见他对这位“同乡奇人” 多少带有敬而远之的意味。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五， 王文韶因胡雪岩嫁女之邀， 往而贺之， 并为之记曰：“花园甚精致， 山石尤胜， 惜限于地， 欠舒展耳。” 从他的描述来看， 应是首次进入芝园的观感。
继而情势急转直下， 出现了阜康钱庄破产后接二连三的代为索债记录，兹摘录《日记》 数例以见之：
接忠甫电报， 属向雪岩索广谊园存款京足一千九百七十四两， 察其形势，亦恐无如何矣。
许仲韬世丈（钤身） 自上海来， 谈及沪市情形， 萧条可慨。
孙子晋来， 子授嘱阜康存款事。
作子绶书， 两次函来言阜康存款事， 据实复之。
胡仲基来商子授阜康存款事。
沈吉田来谈， 述近况甚窘， 亦为阜康亏累也。以上记述， 值得注意的是， 王文韶与出身官宦的钱塘世家许钤身晤面时所谈到的上海经济萧条景况。
据当时上海著名的富商兼大买办徐润在投资房地产和股票而破产时称：
“恐慌不堪言状， 巨家如胡雪岩、 刘云记、 金蕴青皆相继坏事， 其余商店接踵倒闭， 不知凡几， 诚属非常之祸。”［12］论者多将胡雪岩阜康钱庄破产归结于投资生丝的失败， 此固然是诱因， 而就此年中法战争的阴云笼罩、 上海的金融风潮引起严重的资金断流， 外商银行又出于自保， 拒绝向华资拆借等具体的历史情境而言， 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商号倒闭， 票号或钱庄因疯狂挤兑而纷纷破产，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并不是个案。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正值两江总督任上的左宗棠奉朝廷谕旨全权处理胡雪岩案之时， 王文韶在日记中记道：
“王若农观察（加敏） 自金陵来， 盛旭翁、 吴殿臣观察（崇阶） 先后来晤。
若农为雪岩账务奉左相命来此， 意欲设法保全也。” 透露了曾任驻汉陕甘后路粮台的王加敏奉左宗棠之命专程来杭， 拟出手相救的意图。学者或称：
“根据《王文韶日记》 的记载，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王若农曾奉左宗棠之命进京， 找到王文韶， 或许是希望署户部尚书的王文韶， 帮忙使胡雪岩的银号免于破产命运。”［13］此说系误读所致。
首先， 日记原文并无“进京” 字样。
再则，王文韶自光绪九年七月被劾回杭， 直至十四年四月再次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期间，除了短期赴嘉定等地探亲访友外， 一直在杭州闲居， 又何来“署户部尚书” 一职？况且是年十一月初九王文韶探望胡雪岩后， 日记中尚有“看胡岩， 阛阓之雄， 一蹶不能复振， 对之颇难为怀” 的记录可证。
光绪十年（1884） 五月初三， 胡雪岩次子胡缄三登门转交其父给王文韶信件，内容未详。
数日后， 王文韶或因公私债主相继嘱托代为询问或索取阜康钱庄存款之事， 再次登门探望胡雪岩， 流露出的则是“官款尚不得了， 私款更不可问矣” 的无奈；
次月初十， 王偕友人赴东山弄（今位于杭州西湖区灵隐街道） “董贾处看磁铜各器， 皆胡雪岩家物也”。
阜康钱庄破产后的诸位索债者， 较为幸运的是时任户部侍郎的同乡孙诒经（字子授）。
《日记》 自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三日起， 记录了孙诒经嘱托王文韶代为索要存银于阜康钱庄的万余两的经过。
前后信件或来人为此事磋商多达十余次， 其中涉及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璋、 署天津海关道盛宣怀、 蒋国桢观察、 杭州协济典当行管总潘子韶等人的斡旋和帮助， 直至八月二十四日， “蒋干臣观察来， 面交子授划款， 计司平纹万两”。
亦可证得刘体仁（刘秉璋之子） 的《异辞录》 “追债之书以丈尺计”条所记， 孙诒经当时嘱托张佩纶给刘秉璋写信所称“子授得失尚觉坦然， 而家人皇遽， 虑无以为生计， 乞为援手”［14］确有其事， 而王文韶在日记中则披露了索款得以成功的信息。
光绪十一年（1885） 十一月初七， 即在朝廷钦准户部尚书阎敬铭奏请“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严追定拟治罪” 并查封原籍以及各省寄顿财产以变价备抵的前五天， 王文韶获悉胡雪岩病殁后， 亲临吊唁并留下了“门庭萧瑟， 可慨也” 的叹息。
在这简短记录中难有具体的感知， 而在“江督咨复” 的另一公文中则描述了仁和、 钱塘两县地方官接到胡雪岩十一月初一病故呈报后赶赴现场时所见的景象：“见其停柩在堂， 所住之屋， 租自朱姓。
逐细查点， 仅有桌椅箱厨各项木器， 并无银钱细软贵重之物。
讯据该家属胡乃钧等供称， 所有家产， 前已变抵公私各款， 现今人亡财尽， 无产可封。”［15］或称“宾客尽散， 姬妾潜逃， 只堂上一衰母也”［16］。
而后， 王文韶又在十一月十五日胡雪岩出殡时以及次年元月初九两次前往祭奠。
光绪十四年（1888） 二月， 王文韶在杭州闲居五年后再次奉命出任湖南巡抚之前， 偕时任浙江巡抚许应鑅（号星台）、 原兵部侍郎朱智（字茗笙） 等人， 冒雨同游胡雪岩宅园。
乡谊难忘， 抚今思昔， 或因世事多变以及人生无常的怅然， 最后生发出“此宅不及二十年， 具有沧桑之感， 周历一过， 为之怃然” 的感慨。
孔尚任《桃花扇》 中有“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17］一首曲词， 唱出了世事无常的悲欢， 若放在光绪九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因钱庄倒闭而破产， 所居芝园用于抵债而易主于武英殿大学士文煜， 继而被拆毁这件事上倒也切合。
这座堪称“构造闳丽， 雕镂致巧， 甲于近代”［18］的豪宅始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 尚有李世基所题“芝园” 的匾额遗存。
至光绪九年胡被革职查办乃至两年后亡故， 亦不过十余年的光景，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从此世人无缘得见芝园完整的原始风貌， 而从一些相关资料中的时人描述， 仍可以依稀看出当年富丽堂皇的建筑布局：
进门一道抄手游廊， 迎面有一座短短的花墙挡着。
向花墙角上转出， 接一座短短的石桥， 装着碧瓦栏干， 两边扑着两株梅树。
过桥便是一座白石露台，上面是一所三开间的四面楼阁， 两边缝墙都是太湖石砌成冰纹的。
再回头一看，突见一座高楼飞出云际。
原来对面是一座怪石的大假山子， 可有五丈多高， 再盖上一座三层的高楼， 所以突目。
……向那露台东面绕去， 见是接着两带游廊相夹， 中间露一线天井， 种一株大洋枫树。
正是新秋天气， 那叶红得十分可爱，遮映着一口六角雕栏的石井。
一面一带曲曲的花墙， 那墙洞内及墙上滴水檐，都嵌着彩磁极工细的人物花卉， 开着一座长八角式的洞门。
入门， 只见修竹数竿， 绿荫满院。
一所朝南的三楹精舍， 窗户都是黄杨紫檀坯子的， 雕琢极工极细， 嵌着五色玻璃， 而多蓝色。
觉得仿佛置身在潇湘馆中了［19］。
此书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 东京爱美社出版， 虽属小说家言， 但距胡雪岩去世之日未远， 所涉人物如范毓峰亦确有其人， 叙述当有可采之处。
另据陈栩《芝园怀旧记》 载：
予等尝自后门入。
其南向厅事九楹， 榜为碧城仙馆， 回廊亘其西， 循廊入垂花门， 乃见嘉树葱茏， 面东开一小园， 窗槛雕饰之细， 几如文玩。
玻璃悉为五色， 间以磨砂， 返景眩眼， 不能内瞰。
其楼栏尤精致， 柱刻狮子百头， 狮目以赤金为之， 朝阳映射， 灿若繁星， 而窗隔屏门之属， 悉以紫檀雕琢， 嵌以黄杨花纹， 益见窈窕， 隋园迷楼， 殆不是过［20］。
有“补白大王” 之称的郑逸梅认为陈栩不仅是《胡雪岩外传》 的作者， 《芝园怀旧记》 亦是他早年亲历所记。
尽管此说存在争议， 但其中的描述后被证实“确与芝园西部园林式厅廊布局相符”［21］。
民国初年， 许国英偕友人赴元宝街游观， 正值蒋家收购后并将其材移建兴业银行之时， 他对这座胡雪岩宅第进行过近距离的观察， 目睹拆除楼阁庭院建筑的木材纵横交错卧于地， 十余工匠挥斧操锯， “大斫而小， 长截而短。
捡视其木， 率红楠紫檀樟梓美材， 或嗅之有香”。
尽管已被“肢解十之三”， 所见仍是“高墙周环， 直逾百雉， 虽层楼不露顶也……由耳门入， 书厅七楹， 文窗晶格， 依然完好……更入，为斋厅七楹， 正厅五楹， 木皆樟楠磨漆， 榱题楹桷， 皆雕刻花草人物， 极工细。
铁马屈戌、 丁鸟金铺等， 皆精铜镂花， 厚几逾指” 的印象。
进入芝园后， 只见长廊已拆去， 玉石雕栏犹存， 下有曲池， 原有鎔（熔） 铜为底以蓄水， 已被兵匪者掘去盗卖， 园内景观更是“奇石镂骨， 老树拏交， 登玉台， 石级白如玉， 真天台也”［22］！
历经百余年沧桑后的2001 年， 凭借杭州档案馆留存的由杭州建筑师沈理源于1920 年测绘的胡雪岩故居平面图以及相关图照作为恢复重建的依据， 芝园才得以“修复如旧”。
光绪末年， 大桥式羽（陈栩） 在《胡雪岩外传》 中描述芝园落成后，胡曾邀请一些名士骚客依照楼观园景逐次题额， 诸如“绿暗瑶厢” “绿梦亭” “冷香院” “影怜院” 等， 十三楼阁的匾额则有“软尘楼” “梦香楼” “百狮楼” “花影楼” “醉春楼” “宝香楼” 之类， 并广纳婢妾以贮之。
遗憾的是， 至民国初年许国英游观时， 除了仅见的假山“洞旁多甃石刻” 以及少许“题联金碧” 以外， 这些充斥着脂粉气息的匾额已杳无踪影。
无独有偶， 胡雪岩宅第落成于光绪元年（1875） 九月， 这一年适值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长子庆均赴杭应省试， 无意中以9000 元价格购定清吟巷瞿宅房屋， 乃是其族祖王乃斌红蝠山房的旧居；
光绪六年五月， 其子再度从清吟巷宅旁包姓手中购得四亩多地， 同样是王文韶的曾祖在嘉庆十七年（1812） 时售与包姓的地基。
王文韶在族祖的房基失而复得后， 更以为传说中的五只红蝙蝠绕梁飞行于清吟巷祖宅为吉祥之兆， 难掩欣喜之色， 于是在日记中载道：
“相隔七十年， 仍归于我， 此亦数有前定也。” 继而又在光绪十年二月在原红蝠山房以外的隔街处购得近三亩的“隙地”， 拟营建“退圃” （ 意为归隐园圃）。
王文韶居杭期间， 在光绪九年八月至十一年十月两年多的时间里， 先后经历了其子庆钧病卒， 以及老母吴氏、 夫人钱氏相继辞世的悲痛。
直至光绪十一年年底， 开始在退圃内规划修建“晚香小筑” “归舟”等花园以及楼阁建筑， 并一一冠以匾额楹联、 诗文或跋语， 使得这些建筑符号所传达的信息颇耐人寻味。
光绪二年（1876） 年四月， 退圃的营建工程渐有眉目， 除了植梅20 余株， 还杂以桃李， 并将友人所赠太仓蟠桃四株移栽于此， 继又补种竹、 树。
王文韶在园内的“晚香小筑” 雅室题楹联称：
清风明月何时无？ 记前尘若梦， 尽偷闲脱巾读画、拄笏看山， 总觉得北去南来， 不如老圃。
布袜青鞋从此始， 趁暮景未阑， 聊就近叠石栽花、 疏泉种竹， 亦颇似地生天作， 合有新堂。
“归舟” 的宅室则嘱其幕友黄宗起（号翰卿） 为之代跋：
“舟可以远行， 破浪扬帆瞬息千里， 然风涛之恶往往有之， 知进而不知退， 信不可欤。” 王文韶在日记中坦言：
“余自乞养归， 就屋后隙地构数椽以容与而偃息焉， 是固余之舟也。” 其中“容与而偃息” 即安闲自得、 敛藏退息之意。
可见主人煞费苦心为“退圃” 等建筑撰写匾额楹联， 无不蕴含着对自己宦海生涯的总结以及明哲保身的思想， 并流露出规避宦海“风涛之恶” 以终老退圃的情绪。
光绪十四年四月， 年届花甲的王文韶再次出任湖南巡抚， 在此后不到20 年的时间里， 曾乞休五次而不得朝廷所允， 受命于时局艰危， 在徐图补救的情势下连连擢升， 先后担任云贵总督、 直隶总督、 北洋大臣， 后充政务处大臣兼外务部会办大臣等职， 死后谥“文勤”。
在政局跌宕的晚清， 王文韶“每思持盈保泰之义， 辄兢惕不能自已”， 正是基于“宦海风波， 真不可测哉” 的忧虑与警觉， 且因“究识大体，然更事久， 明于趋避”［23］而得以善终。
综观《日记》， 在他为人处世的行述中， 不务高蹈， 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 力求在宦途沉浮中以及趋避两难的心理冲突之间寻找平衡， 终于得到了“忠孝神仙， 富贵寿考， 以一身兼之”［24］的结局。
再来看时人对胡雪岩的评述：
查胡雪岩籍隶浙江， 出身市侩， 积惯架空罔利， 最善交结官场， 一身兼官商之名， 遇事售奸贪之术， 网聚公私款项， 盈于累万之多［25］。
胡光墉之挥霍， 好沽名誉， 人所共闻， 此番倒闭， 中外骚然， 岂彼始愿所及料哉！ 亦由贪多务得， 不复细针密缕， 遂至一蹶不振［26］。
杭人胡某， 富埒封君， 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
而荒淫奢侈， 亦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27］。
这些评述道出了胡雪岩攀附官场并凭借官商勾结以聚敛巨额财富的本质， 而沽名钓誉、 挥霍无度的品性也是导致钱庄破产的原因之一。
同时也说明， 官商合流违背了政治道德和商业准则， 倚仗官场之势终究难以长久。
值得一提的是， 左宗棠在镇压陕甘民众反清运动以及收复新疆时， 胡雪岩担任后路粮台公职， 代借外债1500 万两以购买军火、 粮饷， 解决了左用兵的竭蹶之困且有功于国家， 并为此得到了朝廷的奖赏， 而背后胡却利用代理人的身份牟取暴利。因“洋人得息八厘， 而胡报一分五厘”， 以致被曾纪泽斥责为“奸商牟利， 病民蠹国， 虽籍没其资财， 而科以汉奸之罪， 殆不为枉”［28］。
尽管如此， 在光绪《杭州府志》 纂修时， 还是肯定他生前乐善好施等义举， 将其归入“义行” 的人物类别之中。
名人故居的建筑因文化传承而彰显厚重。
王文韶与胡雪岩均出身寒素， 发迹后在清吟巷与元宝街分别建造规模宏大的宅第， 相距也不过四五条街道而已。
前者营建的园林除了常见的叠石栽花、 疏泉种竹以外， 府宅扩建的用料不过是普通的杉木而已， 从建筑符号所传达出思想文化方面的内涵来看， 可知其崇俭尚实于一斑， 而联语中所坦露知所进退的情思， 则是中庸哲学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反观“阛阓之雄” 胡雪岩， 就豪宅中所散发出来的暴富气息而言， 令人咂舌， 同时也意味着两人性格特质的不同以及人生观、 价值观取向路径的不同。
学者张舜徽对胡雪岩最终的命运有过这样的议论：
“旷观古今中外人物， 未有不成功于恭俭惕厉而失败于骄奢淫逸者……盖人富则自满， 以为人莫己若， 因而穷奢极欲， 以追求衣食之美， 宫室之丽， 妻妾之众， 自奉殷厚， 等于王侯……曾不数世， 家道遂倾。”［29］可谓一语破的， 发人深省。
胡雪岩死后， 其不动产皆落入他人之手， 故居修复后样貌则成了他荒淫侈靡的生活习性以及身败名裂的见证。
百余年来， 唯独他所创办的胡庆余堂的金字招牌得以保留至今。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文化中只有坚守“戒欺” 和“采办务真， 修制务精” 的信念， 才具有被世人认可的真正价值。
这对后世而言， 则不无思考与启迪的意义。
注释
［1］ 《左宗棠全集：
诗文·家书》， 岳麓书社， 1987， 第98 页。
［2］ 恽彦琦：
《何太恭人墓志铭》， 载《杭州图书馆善本书目录·附杭州图书馆地方碑帖目录提要》，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 第137 页。
［3］ 《王文韶日记》， 袁英光、 胡逢祥整理， 中华书局， 1989， 第2 ～3 页。
［4］ 《左宗棠全集：
书信二》， 岳麓书社， 2014， 第322 页。
［5］ 陈璚等编《民国杭州府志》 143 卷， 上海书店， 2011， 第438 页。
［6］ 《左宗棠全集：
书信三》， 岳麓书社， 2014， 第296 页。
［7］ 王彦威等：
《清季外交史料2》，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第421 页。
［8］ 《左宗棠全集：
诗文·家书》， 岳麓书社， 1987， 第240 页。
［9］ 《左宗棠全集：
书信三》， 岳麓书社， 2014， 第731 页。
［10］ 《一士类稿》， 载《史料笔记丛书》，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第209 页。
［11］ 刘江华：
《左宗棠传信录：
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 岳麓书社， 2017， 第349 页。
［12］ 徐润：
《徐愚斋自述年谱》，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 第35 页。
［13］ 刘江华：
《左宗棠传信录：
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 岳麓书社， 2017， 第353 页。
［14］ 《一士类稿》， 载《史料笔记丛书》，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第217 页。
［15］ 大桥式羽：
《胡雪岩外传》， 京华出版社， 1997， 第80 页。
［16］ 《一士类稿》， 载《史料笔记丛书》，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第216 页。
［17］ 孔尚任：
《桃花扇》，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第176 页。
［18］ 许国英：
《记胡雪岩故宅》， 上海书店， 1986， 第24 页。
［19］ 大桥式羽：
《胡雪岩外传》， 京华出版社， 1997， 第10 页。
［20］ 郑逸梅：
《天虚我生陈定山父子》， 载 《郑逸梅选集》 第6 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第239 页。
［21］ 高念华：
《胡雪岩故居修复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02， 第64 ～71 页。
［22］ 许国英：
《记胡雪岩故宅》， 上海书店， 1986， 第24 ～25 页。
［23］ 赵尔巽等：
《清史稿》，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第9490 页。
［24］ 龚联寿：
《中华对联大典》，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第935 页。
［25］ 大桥式羽：
《胡雪岩外传》， 京华出版社， 1997， 第75 页。
［26］ 大桥式羽：
《胡雪岩外传》， 京华出版社， 1997， 第78 页。
［27］ 《张舜徽集 爱晚庐随笔》 第二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第361 页。
［28］ 叶君主编《前朝杂话 何满子谈古说片》，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 第29 页。
［29］ 《张舜徽集 爱晚庐随笔》 第二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第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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