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是直接联系中国和欧洲的唯一一条走廊。近年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国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政策沟通程度不断提高，中欧班列在中欧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和产业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但走廊建设也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地缘政治挑战更趋严峻，制裁挑战笼罩中国与俄白两国贸易，经济挑战主要体现为滞涨和转型困境，债务挑战在沿线中低收入国家中表现突出。为更好推进走廊建设，我们需要与沿线国家深化政策沟通和人文交流合作，完善欧亚互联互通网络，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和科技领域合作，完善金融合作机制，扩大人民币结算覆盖范围，加强全球治理协调，推动公共卫生、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
关键词：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一带一路中东欧中欧班列
作者简介：宁留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亚欧大陆桥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以铁路为主的陆路通道，目前包括第一亚欧大陆桥（也称西伯利亚大陆桥或西伯利亚大铁路，1904年开通）和第二亚欧大陆桥（即新亚欧大陆桥，1990年贯通，1992年正式运营）。
所谓第三亚欧大陆桥目前还只是设想，并不真正存在，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新亚欧大陆桥的提法相对于更早开通的西伯利亚大陆桥而言，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概念首次在官方出现，是在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该文件提出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2017年5月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正式提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在上述文件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都排在首位。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 “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条直接联通中国和欧洲、连接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走廊，是为数不多的（剩下五条走廊里仅有中蒙俄经济走廊）建立在已有的跨境铁路通道基础上的走廊，为构建高效畅通的欧亚大市场创造了可能。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专门和深入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与“六大经济走廊”中的其他几条走廊如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相比，存在十分明显的热度差别。综合不同角度和层面的研究，目前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第一大类着重研究中国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关系，以量化和实证验证为主。陈继勇、杨格（2018）利用2002—2016年货物贸易数据研究中国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7国的贸易互补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初级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最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次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最高。郝晓莉、邓峰（2019）采用1996—2016年中国与新亚欧大陆桥沿线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中国与新亚欧大陆桥各国出口贸易的相关因素。文章认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能明显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进出口，欧盟成员国身份能对中国与该国的贸易合作产生积极作用。随着时间演变，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重心逐步向东欧和中亚地区移动。文章将沿线国家分为贸易潜力巨大型国家、发掘型国家、发挥型国家和饱和型国家，建议把中亚及独联体国家作为推进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的首要区域，推进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道路联通”，促进贸易增长。李翠萍（2021）利用2004—2018 年中国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19 个主要国家的出口数据，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的效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沿线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非常显著，地理距离也是双边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贸易非效率项因素中，政府廉洁指数、贸易自由度、劳动力规模、最终消费支出等显著促进中国对沿线国的出口效率。
第二大类从“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六大经济走廊”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研究包含其中，但并未进行专门研究。罗雨泽（2019）对六大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挑战、存在的特点以及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分析，指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发展基础较好，进展也较快，合作重点在于国际贸易通道建设和海关运输便利化。他认为，该走廊需要优先考虑新亚欧大陆桥干线的优化及支線的开通，以及交通运输便利化制度的建设。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及物流网络设计在缺乏标准相互认可的情况下，达成共识的难度大，规划效率低，面临“软联通”障碍。他还指出，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需要共同研究制定六大经济走廊发展规划，加强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建设，推进标准兼容对接，加强国内的统筹协调。
第三大类从中国—中东欧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哈合作、中俄合作等地区和国别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或者从中欧班列这样的具体维度进行研究，研究的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一个部分或侧面。魏民（2022）指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从开始时主要受欧盟的牵制，到后来美国成为主要破坏力量，再到美欧联手干扰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从相对宽松期进入异常严峻期。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存在两大短板：从经济上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远难替代欧盟市场；
安全上，中东欧国家由于顾忌欧盟和北约的态度，同中国的安全合作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方应坚定信心，继续加大对中东欧国家的投入，多措并举增强双方合作的活力和吸引力，保持双方合作良好的发展势头。徐刚、杨博文（2022）认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杨进、胡朝阳（2022）则指出，中哈关系堪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典范。但是，两国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贸合作存在不少标准方面的差异，加上大国博弈和长期存在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哈战略对接合作的顺利进行。正视并积极克服这些消极因素，是促进中哈战略对接合作并构建中哈永久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
本文尝试将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近年来取得的整体进展、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进行回顾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方便分析问题，区分了不同的地域和国别板块。在此基础上，以强化中国与走廊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关系为侧重点，提出未来走廊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建议。
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整体进展
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下，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了如下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政策沟通程度不断提高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共建“一带一路”和新亚欧大陆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政治互信持续加强。中俄关系发展成为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互信程度、协作水平、战略价值最高的大国关系，成为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支撑。2015年，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开启了“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之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不断深入。2016年，中国与白俄罗斯建立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2018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2019年，中哈决定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中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中俄战略协作程度进一步加深。2022年5月，俄罗斯首次做出不再反对中吉乌铁路建设的表态，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随即表示该铁路将于2023年正式开工。此前，中吉乌三国1997年就签署了修建中吉乌铁路的备忘录，但项目一直未能实质性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将有助于加快中国南疆地区发展，加深中亚与中国的联系，建立起中国与里海地区、西亚、高加索国家的铁路联系通道，为新亚欧大陆桥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欧班列为中欧贸易提供了安全便捷的全新选择
中欧班列主要通过新亚欧大陆桥运行，比海运时间更短，比空运运费更低，比公路运力更大。在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下，海运价格高企、空运运力不足、公路口岸不畅，中欧班列的优势充分显现，有力保障了沿线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自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中欧班列已连续33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自2011年3月开通至2022年末，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6.5万列、运送货物超603.2万标箱、货值超3000亿美元，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8个城市 。2016年至2021年，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749亿美元，增长了9倍，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5%提高到8%。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从最初的信息技术（IT）产品，扩大到汽车配件及整车、化工、机电、粮食、木材等53个品类的5万余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修订标准，中欧班列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渠道。
（三）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大大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中东欧贸易方面，2014年至2022年，中国和中东欧17国贸易额（以下均为货物贸易）从648亿美元增加到1428亿美元，增幅达120.5%，为同期中国和欧盟贸易增幅（37.7%）的3.2倍，占中国和欧盟贸易的比重从10.5%增长到16.9%。分国别来看，2014年到2022年，中国与塞尔维亚的双边贸易增速达到561%，与希腊和斯洛文尼亚的贸易额涨幅超过200%，与波兰、北马其顿、罗马尼亚、捷克、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贸易额实现或接近实现翻番；
中俄贸易额从953亿美元增至1903亿美元，同比增长99.7%，中国连续13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四）投资和产业合作日益深化
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在2009 年双方签署促进相互投资的协议后进入快速增长期，2013年末中国在俄罗斯投资存量为75.82亿美元。2021年末，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存量为106.4亿美元，在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位列第四。
中东欧在中国对外投资版图中的地位本不突出，2021年末中国在中东欧17国的投资存量为30.15亿美元，占全部在欧投资的2.2%。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位于中东欧的匈牙利正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热点。2020年，中資企业共有10个投资项目选择匈牙利。2021年，中国恩捷集团在匈牙利投资建设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2022年，亿纬锂能、蔚来汽车、宁德时代等企业先后宣布在匈牙利建厂。其中，宁德时代在匈牙利计划建设的电池工厂投资金额73.4 亿欧元，是10年来欧洲五大“绿地投资”之一，也是匈牙利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外国直接投资。
在工程承包领域，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领域受到严重影响。2020年新签合同额按美元计同比下降1.8%，同期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达54.1亿美元，增长34.6%。2022年，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签署工程承包合同达93.6亿美元，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先后通车，匈塞铁路稳步推进。中国在俄罗斯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已连续3年超过50亿美元，2021年完成营业额5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在产能合作领域，中哈、中白产能合作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成功典范。哈萨克斯坦是第一个与中国达成产能合作协议的国家，目前已形成涵盖52个项目、总金额逾212亿美元的项目清单。
中白工业园已建成为中国企业建设的规模最大的海外工业园区。中白工业园入园企业已达107家，涵盖机械制造、生物制药、电子商务、新材料、中医药、人工智能、5G网络开发等多个领域，意向投资额超过13亿美元。
三、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工作面临干扰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政府和民间层面的合作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建立了种类多样的合作机制和平台，但随着形势的迅速转变，已经不能满足走廊建设的需要，无法跟上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步伐。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差异较大。极少数中东欧国家退出了中国—中东欧合作，固然有地缘政治因素和少数政客与政党进行政治投机的因素，但也反映出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民间和社会层面的沟通交流程度有限。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初衷是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然而，欧盟认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目的是要借机分裂欧洲，反对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长期化”与“机制化”合作。在美国加紧对中国全面遏制，欧盟对华遏制成分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了迎合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心理，在对华关系认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波罗的海三国相继退出“17+1”合作机制，立陶宛成为反华急先锋，还试图绑架整个欧盟的对华政策。捷克和罗马尼亚排除在核电领域与中国合作。捷克、波兰、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等国家宣布在各自的5G网络中不会使用“不受信任的”供应商的产品。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东欧多数国家在对华关系认知上继续发生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出现与中国“脱钩”的声音，甚至呼吁制裁中国，中欧关系面临严峻局面。
（二）设施联通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普遍存在建设资金短缺、建设能力不足的困境，很多国家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亟待更新。由于沿线国家铁路轨距不一致，中欧班列在中哈边境和白（俄罗斯）波（兰）边境需要经历两次十分耗时的换装。铁路沿线基础设施老化落后，关键铁路场站货物处理和转运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形成极大制约。
尤为突出的是，中欧班列境外段的径路相对单一且多为单线铁路，个别国家和个别路段出现问题容易造成全线运行中断。从地理上看，从中国前往东南欧国家的铁路运输，过境乌克兰是距离最短的选择。如从国内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班列，在驶出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后，理论上本可以直接从乌克兰到达匈牙利。从经济上看，经过乌克兰也是成本最低的。一个40尺集装箱通过乌克兰领土的运价仅为0.36欧元/公里，而经由白俄罗斯的运价为0.58～0.7欧元/公里，经由俄罗斯为1.12～1.3欧元/公里。
但由于乌克兰局势自2014年以来持续动荡，大部分班列只能绕道经过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到达匈牙利，大大增加了班列运行时间和运输成本。
（三）贸易畅通面临政治因素带来的日益增加的梗阻
贸易畅通主要体现在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中国与走廊沿线国家在贸易方面的整体数据表现可谓突出，但也存在由于政治因素带来的日益明显的挑战。分国家看，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贸易额在2014到2022年间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甚至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随着欧盟对华政策变化，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日益让位于安全考虑及价值观标准，中国与整个中东欧国家和欧盟的贸易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欧盟2017年12月调整贸易救济规则后，中国成为欧盟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最主要对象。同时，在欧中资企业已经越来越难以参与到欧盟公共采购项目当中。2021年，欧盟成员国授予中国企业公共采购合同15份，同比减少73.68%。在供應链方面，欧盟正在朝着“去中国化”的方向前进。随着欧盟《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正式生效，未来非欧盟公司的欧盟子公司和位于欧盟企业供应链上游的中国企业都可能被要求进行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管理和披露。碳关税方面，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将于2023年10月1日起进入过渡阶段，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考虑到中欧碳价存在的巨大差异，如果欧盟CBAM延伸至下游产品，未来将对中国出口造成沉重打击。
在投资方面，2017年开始，欧盟各国和欧盟整体开始建立并收紧投资审查制度，对中国投资不断加大审查力度。欧盟强行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与新疆议题、中国立陶宛关系等无事生非的政治问题挂钩，从而将其束之高阁。近两年的情况显示，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存量不断萎缩。2023年1月12日，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生效，填补了欧盟竞争政策的空白，对获得外国补贴的企业在欧并购、竞标及其他经济活动设置了新的监管机制。自此，中国企业在对欧投资中将面临反外国补贴、反垄断和外商直接投资审查三重审查监管机制。中国对俄罗斯投资本身具有很大潜力，但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及俄罗斯国内因素的影响，投资难以大幅增加。
（四）资金融通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尽管中国与走廊沿线国家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但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仍存在一些问题阻碍其持续发展。一是融资渠道单一，过于依赖中国提供的银行信贷。目前，中国在走廊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主要融资渠道仍是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利用资本市场开展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很少采用。社会资本参与意愿较弱，参与度不高。二是中资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较高，降低了中资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价格虽相对较低，但融资规模有限、融资条件较为苛刻。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普遍比外资银行高1%～2%。高昂的资金成本使得政府和出资方在诸多项目的意向阶段无法达成一致，大大削弱了中资企业获取项目的竞争力。三是支付清算领域的合作有待拓展和深化。截至2023年2月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参与者数量为1366家（包括79家直接参与者和1287家间接参与者），仅相当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的1/10，而且CIPS系统涉及间接参与者的活动仍离不开SWIFT系统。在极端情况下，CIPS系统的抗打击能力十分脆弱。
四、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挑战更趋严峻
新亚欧大陆桥沿线主要分为中东欧、俄罗斯和中亚三大板块，属于英国近代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论”中“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历来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走廊西侧的中东欧国家，长期处于欧盟、美国、俄罗斯（包括苏联）之间大国博弈的夹缝中。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多数抱有反俄或恐俄情绪。冷战结束后，经过北约五次东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地缘争夺的最后堡垒，先后发生了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年）、“广场革命”（2013年）和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2020年）。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与俄罗斯的制裁及反制裁之争，彻底改变和颠覆了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空间秩序、安全观念、力量平衡以及经贸和金融格局，美国对北约和欧洲的控制大大加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彻底闹翻。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发展不仅受到欧盟和美国的杯葛，又被置于乌克兰危机下非黑即白、道德绑架的舆论环境之中，挑战十分突出。
在走廊东段，中亚五国一直处于美俄博弈的漩涡之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在中亚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的尝试，潜移默化推广美式民主和价值观。哈萨克斯坦国内共有近4万个美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其中比较活跃的组织约1.6万个。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骚乱；
吉尔吉斯斯坦同年发生“郁金香革命”后，每逢选举就出现骚乱。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发生未遂政变。这些骚乱的背后无一例外都存在美西方的影子。当前，美国积极推行“印太战略”以围堵中国，希望在中亚重建军事基地或中转基地，对中亚国家极力拉拢。俄罗斯一向将中亚视为自身“后院”和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但中亚国家并不甘于做大国的“提线木偶”。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哈萨克斯坦并未对俄罗斯亦步亦趋，而是试图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长袖善舞”。随着能源危机下美西方加大在能源储量丰富的中亚地区的介入力度，中亚国家面临的美俄大国博弈的挑战可能会愈加突出。
此外，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领土与边界争端。在中东欧，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冲突已有上百年历史。经过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8年的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科索沃问题仍不时搅动巴尔干半岛的安全稳定。在中亚，由于苏联时期的边界划定和人口迁移，各国内部和相互之间在边界、水资源利用、内部权力平衡等方面存在深刻而复杂的矛盾。2022年7月，占乌兹别克斯坦总领土40%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发生骚乱。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之间存在突出的边界与领土争端。塔乌两国有250多公里未勘定边界，占两国边界近1/5；
塔吉两国有460公里的边界归属尚未达成一致，占两国边界的接近50%，争议地区存在60多处；
吉乌两国有217公里的边界线未最终确定，占两国边界近1/6。
三国为此经常爆发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上述因素的存在，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安全稳定和跨国合作构成威胁。
（二）中国与俄白两国贸易的次级制裁挑战
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上，俄罗斯、白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美西方的制裁对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1万项。前所未有的制裁不仅直接影响俄白两国，还以次级制裁的方式影响到第三国。从中国遭受美西方制裁的历史、中俄之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以及俄罗斯遭受制裁后进一步倚重中国的前景来看，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很可能会引发对中国企业、机构和个人的次级制裁和长臂管辖。
具体而言，一是中国对俄白兩国电子信息、通讯、导航等领域产品出口面临制裁威胁。2020年俄罗斯70%的芯片、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供应来自中国。中国（大陆）是俄罗斯最大的半导体进口来源地，2021年占俄半导体进口的32.8%。
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出口管制的背景下，中国对俄白两国防务、航空航天、海事和高科技部门上述产品出口面临次级制裁风险。2022年6月28日，5个电子科技类中国（含香港）实体由于“继续履行与俄受制裁实体的供给合同”而被美国列入制裁实体清单。2023年2月24日，美国以“涉嫌规避制裁和帮助俄罗斯军方或军工企业”为由将5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实体清单。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美国以涉俄因素为由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可能越来越多。二是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油气开采设备和技术存在风险。国内广大油气钻采专业设备企业和油田技术服务企业尚未实现对美国技术的完全替代和剔除，油气田开采设备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也并未根本改变。在对俄出口和项目合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美国次级制裁。三是参与中俄经济往来的中国企业、机构和个人面临金融制裁风险。在美西方的制裁面前，中国与俄白两国受制裁金融机构的相关交易和业务往来面临巨大的制裁风险。未来随着事态演进，不排除美国可能采取以下方面的制裁手段：限制或者禁止与俄罗斯合作的中资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交易；
对与俄罗斯开展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
对参与中俄贸易的特定地区实施金融封锁，禁止美国和第三国的实体对特定地区提供投融资服务。
（三）部分国家的经济滞涨和转型挑战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经济结构畸形单一的问题突出，极易受到外部经济动荡的影响，面临宏观经济发展不稳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失衡、汇率大幅波动等经济风险。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属于原料出口型经济体，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单一，燃料、矿物和金属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比重超过50%，占哈萨克斯坦出口比重超过3/4。因此，宏观经济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敏感，经济增速常常大起大落：在国际局势较为稳定、大宗商品市场处于牛市的环境下，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往往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但在全球发生经济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表现低迷的环境下，经济转圜的空间有限，常常显出颓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等因素的影响，2013年到2022年，俄罗斯经济增速除2020年外均低于全球经济。2015年到2021年，哈萨克斯坦经常账户始终处于赤字状态，货币大幅贬值，通胀率也明显高出全球平均水平。当前，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衰退风险加大，大宗商品价格涨势受限，而且俄罗斯受制裁影响导致油气出口渠道不断收窄。从更长远的角度而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对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资源出口国的经济转型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东欧国家为开放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特征明显，高度依赖外部特别是欧盟的市场、资本和技术。许多国家经常账户常年逆差，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差。2010—2021年，走廊沿线的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波黑、北马其顿、黑山8国经常账户始终处于逆差状态；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9年处于逆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一方面出现能源供应受限，通胀高企。2023年1月，中东欧有14个国家民居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超过15%，同期欧盟为10%。另一方面受到西欧自身能源危机和经济低迷的拖累，对西欧出口表现不佳。从年度数据看，乌克兰、俄罗斯和爱沙尼亚2022年已经陷入滞涨，而月度数据显示，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捷克、拉脱维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北马其顿和斯洛伐克10国已经站在滞涨边缘。
（四）沿线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挑战
从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例四项关键外债安全性指标来看，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中低收入国家在负债率和债务率两项指标的整体表现均超出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债务风险。在世界银行确定的欧洲和中亚的20个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2017年到2021年始终保持在40%以上，在全球所有中低收入国家板块中位于较高水平，2021年为44%，超出国际常用的20%安全线，较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整体水平高出18个百分点；
债务率（外债余额占当年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的比率）2017年到2021年始终保持在110%以上，2021年为112%，超过国际常用的100%安全线；
偿债率（外债本金和利息偿还金额与当年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的比率）2017年到2020年始终保持在国际常用的20%安全线以上，2021年为19%。
2020年开始，受新冠疫情和经济下滑双重影响，走廊沿线中低收入国家外债情况迅速恶化。如黑山2020年受疫情影响，负债率从2019年的150%升至201%，债务率从302%升至621%，偿债率从55%升至103%。哈萨克斯坦债务率从2019年的232%升至2020年的303%。
2021年，随着经济增速的回升，沿线国家的外债指标普遍出现好转。但仍有一些国家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债务挑战，如2021年黑山、哈萨克斯坦分别有3项和4项指标超出安全线，阿尔巴尼亚、波黑、乌克兰、塞尔维亚、北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都有2项指标超出安全线。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依赖资源进口的中低收入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外债偿还的挑战值得高度关注。
五、新形势下推进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建议
（一）深化政策沟通和人文交流合作，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战略互信和民间友好
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和深层次的人文交流，是防范及化解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地缘政治风险的必备前提。中国与沿线国家迫切需要加强领导人、政府、议会、政党、企业、智库和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对话增信释疑，打消顾虑，坚定合作方向和信心，避免走廊建设受到内外部各种阻力的干扰。
由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众多，民族、宗教、语言构成复杂多元，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利益诉求多元，且乌克兰危机导致沿线许多国家关系紧张，短期内仍然只能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进行合作，通过与走廊沿线单个国家或某一区域国家合作来推动走廊建设。一是就中国—中东欧合作事宜加强与欧盟的政策沟通，更加注重合作实效和内容，进一步提高中国—中东欧合作的透明度和规范化，在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过程中坚持遵循国际规则和欧盟法律。吸引“老欧洲”国家在中东欧共同开展三方合作。二是要将中俄在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高水平互信转化为在经济领域的高水平合作，抓住俄罗斯“向东看”的契机，借助上合组织等平台强化与欧亚经济联盟、中亚国家和走廊沿线国家的合作对接。三是加强走廊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夯实人文交流合作的制度基础。坚持不懈开展对外传播和解疑释惑工作，不断消除境外某些势力和媒体歪曲、抹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负面影响。中长期而言，要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起涵盖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所有国家的官方合作机制，整体协调和推进走廊建设。四是以鲁班工坊等海外办学品牌项目为依托，加强中国与走廊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水平和技术人才培养能力，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促进走廊沿线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二）完善欧亚互联互通网络，优化中欧班列运行路网结构
在新亚欧大陆桥立体铁路网建设、铁路场站和口岸扩能改造、铁路复线和电气化改造等方面，迫切需要沿线国家加强合作。一要着力增强中欧班列设施保障能力。在做好中欧班列境内路段设施保障的同时，更加重视提升境外路段的通行能力。与走廊沿线相关国家一道，以瓶颈路段和拥堵口岸为重点，积极推动新亚欧大陆桥“卡脖子”路段升级改造，着力提升关键枢纽集结能力，持续提高通关效率。二要不断完善中欧班列开行方案，动态调整和优化开行线路，持续拓展境外路段的新运行路线，覆盖更加广阔的地理范围。积极推动中吉乌铁路如期开工建设，研究建设中国到伊朗铁路，形成中国与欧洲国家间更多的铁路通道，规避线路单一造成的运输中断风险，释放欧亚地区中转运输潜力。三要着力增强中欧班列持续发展动力。为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快中欧班列信息平台和智慧口岸建设。推进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丝路海运等联动发展。
（三）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和科技领域合作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经济以能源、采矿、军工和农牧业等产业为主，加工工业和轻工业较为落后。中东欧国家制造业基础相对雄厚，部分国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成本较低，旅游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良好，存在很强的工业化或者再工业化需求。这些都为中国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加强贸易和产业合作提供了机遇。一要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规模。积极落实从中东欧国家扩大进口的计划，尤其是扩大中东欧国家优势特色农产品的进口，促进双边贸易均衡发展。扎实做好CAI落实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快对标欧盟高水平经贸规则，突破进入欧盟市场的规则壁垒。顺应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二要进一步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合作。在农业、服务业、电子商务、汽车制造、生物技术、智慧城市、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积极搭建更多有效的科技平台，深入实施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線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项目。三要为提升中俄贸易投资合作创造全方位条件。创造条件尽快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深化贸易救济领域对话，减少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贸易壁垒。大力改善连通中俄两国的铁路、公路、桥梁、管道、口岸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统筹利用国内法律法规和国际规则防范及反制美国对中国实施的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四）完善金融合作机制，扩大人民币结算覆盖范围
一是在向沿线国家提供融资的过程中加强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亚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大力推进第三方合作，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融资广泛吸引私人资本参与，构建长期稳定的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推动跨国贸易往来中的本币结算，有效规避美元汇率波动风险，降低跨境支付清算的成本与风险。在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中提高使用人民币、欧元等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比例，尤其是增加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推动中国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在走廊沿线国家开设更多网点，拓宽沿线国家人民币投融资渠道，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理财和投资产品，增强沿线国家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三是扩大CIPS在走廊沿线国家的应用范围，推动沿线国家尽可能多的银行金融机构加入CIPS系统。在中俄之间建立和完善完全绕开SWIFT系统直接支付的独立通道。四是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数字货币标准和规则方面的合作，稳步有序向沿线国家推广数字人民币。五是建立走廊沿线国家债务风险实时监测和动态预警体系，结合出现风险的国家的不同特点和具体诉求，寻求着眼长远、有针对性的债务问题解决办法。（五）加强全球治理协调，推动公共卫生、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一是加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地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低下，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绿色转型发展需求迫切。走廊沿线国家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污水处理、零碳城市打造、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加强合作。与此同时，欧盟计划自2026年起全面实施碳边境调节税，一旦实施将对各国对欧盟出口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走廊沿线国家要与其他国家加紧展开协调，找到妥善应对之策。二是以新冠疫情防控为契机，加强疫苗、药物研发和生产合作，努力与走廊沿线国家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探讨和推进与走廊沿线国家开展疫苗生产、技术转移和临床试验合作，力争在沿线国家打造更多区域疫苗生产和分配中心。积极推进中医药抗疫方剂以药品身份进入走廊沿线国家市场，借助中医药抗疫在走廊沿线国家设立传统医学中心、中医针灸中心、中药治疗室等，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介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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