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云
曾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同志，生前留下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他用一生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忠诚、为民、求真、奉献、谦逊的崇高精神风范。
忠 诚
李一氓的忠诚精神，突出体现在忠诚于党的事业上。在他65年的革命生涯中，做过军队工作、保卫工作、宣教工作、经济工作、外事工作、文化工作。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奋发有为。
李一氓在上海读大学期间，于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参谋团秘书长。同年10月，他受党组织派遣秘密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及文化工作，为转移和保卫党的革命力量、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贡献智慧。1932年，他奉命由上海到江西瑞金任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参加反“围剿”斗争，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尽心尽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先后任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的宣传部长，为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鼓与呼。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李一氓又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参与组建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
1942年转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淮海区与苏北区的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等职，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消灭日伪军作出巨大的努力与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两年，为“创造一个华中的民主政治模范区”呕心沥血。1948年，他调任旅大区委副书记兼财委副书记，为巩固和发展旅大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一氓主要从事外事工作，为促进我国同世界人民的交往与友谊殚精竭虑。在“文革”中被关押6年后，李一氓于1973年底恢复工作，先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1981年底，他主动退居二线，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我党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作出榜样，为国际交流活动的拓展发挥余热，为保护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作出最后的贡献。
为 民
李一氓的为民精神，突出体现在几十年始终如一地为农民谋利益。
首先是乐于与农民共命运。1978年，李一氓在为淮阴编辑的《长风扫敌顽》 一书撰写的序中写道：“我曾经在这个地区生活和活动了六年，喝过这个地方的水，吃过这个地方的粮食，我也和这个地方的广大农民群众共命运。”1942年3月，他由新四军军部转到苏北地方工作，其间正是我党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作为行署主任的他率先垂范，与淮海区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为适应反“扫荡”斗争的需要，行署驻地时有变动，每到新的驻地，他宁可住在无人居住的棚舍，甚至露宿在野外，也不打擾农民群众。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他除了带领行署干部节衣缩食、用山芋干和野菜充饥外，还从有限的公粮中挤出一些救济挨饿的农民。
其次是善于为农民谋发展。李一氓主持行署及边区政府工作期间，除想方设法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还非常注重农民的文化生活。他明确提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对象是农民，在着力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同时，特别重视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他号召创办农民夜校识字班，要求每个小学要附设一个农民识字班，每个农民识字班要教农民认识500个字。在教农民识字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民学习组织，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再次是诚于为农民谋幸福。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虽然从事外事工作，但对老区的农业、农村、农民念念不忘。他在为 《长风扫敌顽》 这部革命斗争回忆录所写的序中讲，回忆过去是为了未来，为了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他思考的是怎么提高单位亩产量，怎么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他在为 《淮海报》 创刊45周年撰写的 《回忆与希望》 一文中，仍然谈这个地区怎么发展农业生产。他在与老区朋友见面时，首先关心老区农业农村发展变化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他语重心长地说：“单靠农业是靠不住的，还要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他反复叮嘱：“农民要富起来，人人经商也不行，要大力发展经济植物。”当谈到苏皖边区政府等革命遗址保护时，他强调千万不要翻盖，要是真的有钱的话，应该去办学校、办图书馆，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这才是正道。
求 真
李一氓的求真精神，显示的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在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本着坚持真理的精神，积极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推动外事工作的拨乱反正与开拓创新。
首先是积极推动中南关系的恢复。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高调批判南共联盟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致使两党关系破裂。李一氓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后，力主改变过去党际关系中“以苏划线”的做法，率先建言尽快恢复与南共联盟的关系。1978年3月，经中央批准，他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考察后，代表团向中央提交报告，基本上否定了过去对南共联盟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断，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时间等提出具体的建议。同年6月，中共与南共联盟恢复关系，并由此推动党对外联络及外事工作的开拓创新。
其次是积极推动对王稼祥“三和一少”冤案的平反。1962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依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就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建议对外要采取缓和的方针，不要四面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后来他的这个建议被歪曲成“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康生等人在“文革”中又将“三和一少”升级为“三降一灭”，对王稼祥等人进行打击迫害。1979年2月16日，在李一氓主持下，中联部向中央提出为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随后中央肯定了这个请示报告，并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 的形式向全党发布。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应予以平反。”这一问题的平反，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联络工作及外事工作的拨乱反正。
再次是积极推动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李一氓即提出要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及国际共运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国际形势的客观性问题、“一条线”战略的依据问题、战争与和平的研判问题等。其中针对党的九大后的“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及立足大打早打的战略，他旗帜鲜明地认为应予以改变。他认为，战后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形势，如果仍然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只能推延的观念，势必影响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确立。之后不久，邓小平明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由此可见李一氓相关国际理论问题研究的求真价值。
奉 献
李一氓的奉献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党的事业上，也体现在他对个人收藏品的处置上。
李一氓被视为收藏大家，其藏品类别极其广泛，除了图书，还有字画、陶瓷、古墨等。据不完全统计，他收藏的图书多达2000多种近7000册，绘画、书法、拓本等300余件，陶瓷类100多种，古墨200多锭等。
李一氓收藏这些东西的初衷，主要是出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保护。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尽其所能地减少所到之处战争对文物造成的损失，并开始个人的收藏。他的收藏品除了戰时军队缴获或友人赠送、交换获得外，更多的是个人出资购买。从当年淮海区的两淮到后来的烟台、大连、哈尔滨，所到之处他都忙里偷闲留意市场上的文物摊点，遇到认定的珍品便买下来。他调到北京后，除了闲暇时逛古董店亲自购买，还每月拿出150元工资预付给店主代为购买。他的夫人王仪曾说，他的工资几乎都在这方面花掉了。
李一氓称，自己致力于收藏除了兴趣与研究，主要是为避免流失，最终是要上交给国家的。比如当年他买到的一幅元朝陆行直的 《碧梧苍石图》，因是该作者流传下来的唯一画作，就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革”中他被查抄的文物归还后，他除留下一部分作为研究之用，其余分送给国家及有关省市图书馆、博物馆。其中，单是捐给北京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就多达1500多册，捐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字画就有300余件。去世之前，他叮嘱家人将留用的这部分文物也捐给了北京与四川省的图书馆、博物馆，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
谦 逊
李一氓的谦逊精神，首先是体现在对待业绩上。李一氓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历任多个重要领导岗位，资历深、功劳大，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颇多。然而，他总是谦虚地说：“我是很平庸的，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贡献。”在相关回忆录中谈到党的辉煌历史、战友及先烈的奋斗精神，他不惜笔墨地热情讴歌。而涉及到他自己，多半是谈教训、过失，对贡献则是缄口不语。
其次是对待学识上。李一氓既是一位老革命家，又是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他翻译出版过 《马克思论文选》 《马克思恩格斯合传》 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有深刻的领悟和独到的见解。他对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都有涉猎。他对文物的收藏与鉴赏、诗词书法的创作与研究、古籍的整理与研究等，均有较高的造诣。诚如陈毅所说，他是“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即便如此，他与同事、专家交流时十分谦恭，认为自己既不专又不博。他对没学好数学始终遗憾，认为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而且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很大作用，不然对马克思的 《资本论》 只能是似懂非懂，对哲学这种思辨性极强的学科也不可能深入、系统地研究。因此，他对青年时没能坚持学好数学“追悔莫及”，其谦逊精神可见一斑。
再次是对待称谓上。李一氓在其65年的革命生涯中，就官衔而言，可载入史册的很多。但是，他对这些一概视为浮云。究其因，就是他追求的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因此，他在遗嘱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这一遗言，把一个共产党人无我、无私的精神发挥到如此彻底，是令人景仰的。其精神风范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增添了新的光彩。
（编辑 余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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