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代舆论空前高涨，并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明初，重典治吏，士习卑下，舆论沉寂，生气索然；
至中后期，政局常变，文化多元，舆论日兴；
逮及明末，时局衰微，纲纪颓弛，舆论的多元诉求几乎一律转为救世讽时的哀惜和呐喊。明代舆论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与道德说教的集中体现，也是官民意志与集体利益的别样表达，还是国家政治与公众话语的互动表征。明代官员、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身份，以独立、理性的精神气质，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献策，不仅平衡了权力格局，维系了政治秩序，引导了国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舆论的普遍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政治情怀，并以舆论话题的独特方式展现了明代历史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
明代；
舆论生态；
舆论话题；
舆论政策；
舆论功能
舆论的生成既是社会现实的话语需要，也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一方面，舆论的形成离不开人、环境及其二者的互动，其中人的思想交流和意见互动是舆论形成的主体要素；
而客观的时空环境则是舆论生成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舆论一旦形成，必然借助某种公共场域和公共话语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尤其是那些能够代表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见的舆论话语，时常对社会政治产生警示、矫正、批判、监督、预测作用。同样，明代舆论（包括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生成、发展始终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明代官员、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另类身份，以独立、理性的精神气质，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献策，不仅平衡了权力格局，维系了政治秩序，引导了国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舆论普遍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政治情怀。于此，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邸报、言官、歌谣、党议、讲学等舆论形态及其传播意义。具体参见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陈宝良：《明代民间舆论探析》，《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
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王鸿泰：《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明代研究》总第12期，2009年；
刘中兴：《晚明舆论传播与东林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
展龙：《明代谣谚的舆论诉求与政府应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等。以此为基础，本文拟将明代舆论置于一代时势的宏大视阈下，借助政治空间、舆论话题、舆论政策、文化场域、思想根源等舆论要素，深刻阐析明代舆论生态的多元生成逻辑和复杂现实依据，总体呈现明代舆论形态的主流思想基调和集体话语倾向，以期凸显舆论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变化趋势、传播形式、政治效应等重要问题，并为新时代深化、升华“舆论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创新路径和理论参考。
一、政治空间：专制统治的嬗变与舆论的“自由度”
舆论学认为，“民意只有在自由、宽松的民主环境中才能真实地表达出来，如果对民意施加压力，用武力去镇压它，用特务监视人民的活动，民意就会隐蔽起来”。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因此，欲使民众充分表达意见，须营造可以接受不同意见的舆论环境。明代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及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构成舆论生成、传播的总体政治空间。明初紧张的政治生态，致使舆论传播形式较为单一，舆论环境较为沉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一律”格局。至明中后期，舆论环境较为宽松，舆论表达趋于“自由”，但这一时期明廷并未充分重视迫于时势而日益高涨的官民舆论，更未能及时疏导民众的愤郁情绪，以致民心尽失，民怨沸腾，民变四起，最终在舆论的愤怨、批评和哀叹中走向覆亡。
洪武年间，明太祖勤于政事，善于纳言，并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他深知民心向背关系王朝盛衰和天下治乱。为此，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特置登闻鼓于午门外，以“伸理冤抑，通达幽滞”。（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一七八《刑部二十·伸冤》，《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64页。同时，他鼓励民众诣阙上诉，申诉冤情，陈诉意愿，“有可言之事，亦许直至御前奏闻”。（明）刘惟谦等撰，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一二《礼律二·仪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这些基于“民本”观念的舆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间词讼自下而上的基本原則，无疑有利于统治者及早洞察民情，及时满足民愿。但是，明太祖是“雄猜之主”，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65页。深知皇权来之不易，故采取一系列遏制“异端”言论、压抑“异己”舆论的极端举措，以致士习卑下，生气索然，“群臣惴惴，无敢颂言”，（明）邓元锡：《皇明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15册，第532页。
“士气消折尽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8页。明成祖夺权后，在清理建文言论、隐讳建文史实时，不惜付诸暴力，肃清建文旧臣。经过太祖和成祖的强权威慑，至仁宗、宣宗时，纵然极力鼓励直谏，但士民鉴于前车，依旧谨言慎行，不敢直言，即使风宪之官，也“缄口不言时政”，《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丁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169页。官方舆论依然沉闷。明初君主专制统治及其催生的严肃舆论氛围，将朝野士人逼入政治的困境和生命的绝境，以致整个明初士风谨固，鲜言时政，即使是在野士人也惶惶难安，“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清）吴乘权等：《纲鉴易知录·明纪》卷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12页。处此境地，朝野士人唯有屈从权势，苟且偷生，既不能发挥主体意识，监督政务，制衡权力，也难能彰显独立人格，申述内心意愿，实现舆论价值。
明中后期以降，专制统治渐趋昏乱，社会控制日益弱化，舆论时常充当了社会的“温度计”和政治的“回声筒”。此时，群臣直言成为风尚，百官抗疏以为美谈，“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习无不指斥极言”。《明史》卷一八○《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3页。如孝宗践祚伊始，即更新庶政，大开言路，鼓励群臣直言献策。弘治九年（1496）闰三月，少詹事王华进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第5159页。时“内侍李广方贵幸，招权纳贿，（王）华讽上”。（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15页。孝宗听闻后，不仅未加罪王华，反而“命中官赐食劳焉”。《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第5159页。此外，明初一度“禁言”的学校生员也踊跃上书。孝宗欲在万岁山建立棕棚，以备登临远眺，监生虎臣听闻，“上疏切谏”。祭酒费訚深恐虎臣此举殃及自己，便“锒铛系（虎）臣堂树下”。结果孝宗非但未责怪虎臣，反而认为他所言有理，将棕棚拆毁，并任命虎臣为云南知县。（清）夏燮：《明通鉴》卷三五，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壬午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05页。此事很快传扬开来，引发了朝野人士的直言之风，甚至奏事失实也会免于处罚。弘治十一年（1498），通政使司右参议李浩“奏事差错”，遭到御史弹劾，孝宗不但未罚李浩，反而要求通政司奏事“错一二字者免劾”。《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四，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丙寅条，第2508页。
至明后期，皇帝惰政，近与外廷隔绝，以致朝政紊乱，世道乖漓，士论喧腾，“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明）沈一贯：《敬事草》卷三《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揭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第63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4页。世宗御极，虽力革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却因“继统”之故与护礼派针锋相对，争论不休，以致“舆论沸腾”。《明史》卷一八《世宗本纪二》，第250页。经此论战，世宗对百官信任不足，猜忌有余，甚至议礼时为其辩护的官员，也或遭贬杀。不仅如此，议礼之后，世宗万机不理，沉溺仙道，“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清）夏燮：《明通鉴》卷五○，嘉靖二年四月癸未条，第1924页。于此，群臣激昂陈词，冒死直谏，工部员外郎刘魁更是“鬻棺以待”，上书谏止；
《明史》卷二○九《刘魁传》，第5530页。海瑞控诉世宗不视朝政，事多废缓，以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第5928页。但世宗逸豫荒政，不顾谏言，致使舆情传布郁塞不畅，舆论生态日趋恶化。穆宗继位不久，即怠于临政，诏停日讲，引起百官冒谏，不遗余力。给事中魏时亮直言“新政不宜遽怠”，而须“慎起居，罢游宴”。《明史》卷二二一《魏时亮传》，第5819页。给事中王治也请求“勤朝讲，亲辅弼”。《明史》卷二一五《王治传》，第5674页。至万历时，言路曾有“两变”：一是张居正执政时，压抑言论，排斥异己，“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05页。并借机禁建书院，严控讲学，反对“别标门户，聚党空谭”。（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大开，党争日炽。“倒张”狂潮激发了久被压抑的舆论活力，虽然明廷一度禁止“出位言事”，（清）夏燮：《明通鉴》卷六八，万历十四年三月癸卯条，第2734页。但言谏之风日盛，“士大夫笔争舌战者数十年”，（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六《答李梦白》，《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73册，第565页。最终演化为错综复杂的朋党纷争，“此言路之又一变也”。（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第805页。二是官员对内阁的失信，也加剧了官员“同官互讦”，（清）谈迁：《国榷》卷七五，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申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18页。“台谏群攻”（清）谈迁：《国榷》卷七五，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申条，第4618页。之风。为此，神宗曾诏令官员“共持公论，毋再渎扰”，（清）谈迁：《国榷》卷七二，万历十二年四月辛亥条，第4473页。“不许借言奸党攻讦争辨”。（清）谈迁：《国榷》卷七三，万历十三年四月戊辰条，第4504页。自此，内阁首辅明哲保身，一应事体，务承帝旨，如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方从哲等，莫不“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明史》卷二一八《赞》，第5768页。言路至此又变，政局也由此大变。其间，神宗怠政，舆论哗然，如冯经伦批评神宗拒绝纳谏，不喜言官，“陛下何为一旦自涂其耳目邪”；
《明史》卷二三四《马经纶传》，第6104页。张养蒙讽喻时政，“迩来殿廷希御，上下不交”；
《明史》卷二三五《张养蒙传》，第6122页。王元瀚斥责君德缺失，怠于政事，“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
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
《明史》卷二三六《王元瀚传》，第6150-6151页。叶向高感叹神宗深居日久，“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卯条，第9657页。朝臣上书言事，声色俱厉，甚而挂印离去，但纵然如此，很多奏疏仍被留中不理，“君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线”。（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三《建言上》，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版，第6698页。此线不通，舆论的预警、监督、矫正作用便丧失殆尽，这对国家治理极其危险，“萬几不理，宠信内侍，浊乱朝纲，致民困盗起，财尽兵疲。祸机潜蓄，恐大命难保”。《明史》卷一八八《张士隆传》，第4992页。
逮及明末，皇权日衰，党争日烈，舆论高涨，朝野志士怀抱经世之志，力抵怠政之风，力挽朽败之势。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横行朝野，谚谣“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明史》卷三○《五行志三》，第486页。以拆字方式指斥魏党之恶。首辅温体仁嫉妒骄横，陷害忠良，时谣“崇祯皇帝遭温了”，（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童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讽刺朝廷用人之失。名将曹文诏出兵后金，又在山西、陕西等地讨伐民乱，时谣“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明史》卷二六八《曹文诏传》，第6895页。盛赞曹氏军威。此外，晚明民众还通过小报、小说等通俗读物，关心时政，知晓时事，并借此发表政论。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如《征播奏捷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剿闯通俗演义》等讲述辽东战事、阉党始末、农民起义、清兵南下的时事小说异彩纷呈，不仅反映了时人关注现实的舆论心怀，而且以别样的视角真实记录了晚明巨变。在江南地区，广大民众还借揭帖、传札、流言等制造舆论，传播舆情，晚明江南等地发生的民变，即与民众的舆论动员有极大关系。王鸿泰：《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明代研究》总第12期，2009年，第87页。当时，民众通过反阉党、抗税监等政治行为来表达心绪，抒发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舆论诉求的最终践履。然衰亡之际，舆论呼声虽然高涨，但却难以唤醒国君，警示世人，最终随着明之覆亡而陷入苍白的怨愤和悲鸣！
二、舆论话题：复杂多变的政治事件与社会问题
舆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时常与政治变动、社会关系、心理因素等交织在一起，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时时反映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各种意愿和态度。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复杂性、突发性、敏感性社会现象、政治事件或公共事务，往往是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舆论客体。在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客体是由君主专制统治衍生、催发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不仅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现实性特征，而且具有更加突出、复杂的矛盾性、斗争性特征。明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空前专制的统治格局，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和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始终是激发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危机的历史缘由，也是引起舆论关注，激起舆论风潮的公共话题。
明初，党狱迭起，株连万千。当时，丞相胡惟庸宠遇骄恣，生杀黜陟，无不专行。朱元璋决定铲除胡氏及其“奸党”，与朝野舆论的推助有着直接关系。如大将军徐达“深疾其（胡惟庸）奸，从容言于帝”；
刘基“亦尝言其短”。《明史》卷三○八《胡惟庸传》，第7906页。翰林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专恣不法”。《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乙未条，第2508页。监察御史韩宜可亦弹劾胡惟庸等“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并乞请斩杀，以谢天下。过庭训：《明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九《韩宜可传》，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1037页。
群臣皆言胡罪，太祖深信不疑，最终诛之。此后，受胡党牵连，韩国公李善长也受到舆论质疑和弹劾。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监察御史劾奏李善长，认为其出身小吏，建国无功，却位极人臣。然而李善长却不念皇恩，阴谋叛乱，实乃“大逆不道”。《明太祖实录》卷二○二，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戊戌条，第3023页。太祖不信，未予理睬。不久，监察御史又请按问李善长及其从子佑伸之罪，太祖“不得已”，下佑伸狱。此后，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亦上告李善长与胡惟庸结党，太祖始疑，命廷臣问讯，具得其实，群臣趁机奏李善长等“反状甚明”，罪不可赦。最终，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李善长以死奉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庚子条，第3024页。成祖靖难夺位，名分不正，他即位之初，便附会祖制，平复舆论，表明正统，“朕初即位，与天下更新，不宜复念旧恶，其悉除之”，《明太宗实录》卷一○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戊戌条，第165页。极力为靖难正名，以堵众人之口，并责难建文旧臣不能食君禄，担君忧，训谕大臣“食其禄则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明太宗实录》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条，第186-187页。成祖恩威并施，诱导舆论，且国运昌隆，政治升平，史书多溢美之词。
明中期，国势渐衰，朝政昏乱，上至皇帝，下至权臣，多为舆论诟病，而其间发生的英宗亲征、南宫之变、武宗南巡等重大历史事件，更引起朝野的热烈争议和深切关注。英宗在位时，王振弄权，辅政大臣年老力孤，朝廷大政尽归权宦。侍讲刘球应诏陈言，指斥麓川之失，结果触犯王振，被逮入狱，肢解而死；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46页。内使张环、顾忠以匿名信笺，揭露王振罪行，结果被杀；
《明史》卷三○四《王振传》，第7772页。监察御史李俨、霸州知州张需也因辱骂王振，被逮治戍边。（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48-449页。王振凶暴，朝野皆知，然英宗视若无睹，任其祸乱。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入犯，王振欲挟帝亲征，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等劝谏不绝，阐明利害，“臣等至愚以为不可……愿留意三思，俯察舆情”。《明英宗实录》卷一八○，正统十四年七月壬辰条，第3486页。然而英宗错信宦官，漠视舆论，一意孤行，执意出征，以致兵败土木，朝野哗然，“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条，第3509页。翰林侍讲徐珵（徐有贞）惑乱人心，力主南迁，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言南迁者可斩也”。《明史》卷一七○《于谦传》，第4545页。英宗北狩，景泰帝临危即位，朝野弹劾王振党羽：“（王）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第477页。武宗在位时，行事荒诞，嗜玩成性。正德十二年（1517）春，武宗欲在郊祀时另行游猎，阁臣梁储进言阻止：“今祀礼未举，而先有意于游猎，则精诚已分矣……况自祖宗列圣以来，百五十余年皆未尝有此举动，臣等乃不能极力谏阻，以致皇上轻改祖宗之旧章，怠忽郊祀之大礼，纵耳目之细娱，忘宗社之至计，则臣等之罪大矣。”《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五，正德十二年正月戊寅条，第2831-2832页。梁储认为郊祀关乎社稷，皇帝当树立标范。成国公朱辅以“灾异连年，愁叹盈路，夷狄盗贼，无日宁息”《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五，正德十二年正月戊寅条，第2832页。为由，也阻止武宗游猎。同年，武宗多次私访边关，梁储、蒋冕、毛澄、吴俨等以土木之鉴极力劝阻，“伏望亟还京师，亲君子远小人，则天位可永保矣”，《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三，正德十二年九月甲戌条，第2954页。最终武宗顾忌言官，慑于群臣，终止游幸。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武宗下诏南巡，祀神祈福，阁臣杨廷和等力谏不听。三月，给事中邢寰、御史王度等上疏阻止，佥事张英更是“自刃以谏”。《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第210页。迫于直谏，武宗最终放弃南巡，“上亦为之感动，竟罢南巡”。（清）夏燮：《明通鉴》卷四八，正德十四年四月戊寅条，第1837页。可见，当时官员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匡正君失、制约君权的作用。
明中期，宦官专权，宪纪不振，“一闻国政，便作奸欺”，（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57页。“变易选法，任情黜陟”，（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第1811页。引发了舆论风波。一方面，作为舆论操控者，权宦肆意干政，打击官员，制造舆论。如成化十五年（1479），汪直诬陷马文升“抚安无方，用致边患”，宪宗信以为真，斥责言官“互相容隐，缄默不言”，并对给事中李俊等27人、御史王浚等29人施以廷杖。《明宪宗实录》卷一九○，成化十五年五月癸酉条，第3384页。正德时，武宗怠政，刘瑾窃权，“摧折台谏”，《明史》卷三○六《刘宇传》，第7837-7838页。虽然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及御史赵佑等为论劾权宦，驰疏极谏，但在刘瑾淫威之下，直臣备受迫害，致使正德前期言路闭塞，“科道寂然”。《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闰九月丙子条，第1240页。另一方面，作为舆论的客体，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激起怨愤，成为舆论抨击的对象。如宪宗即位初，给事中王徽等纵论阉患：“夫宦者无事之时似乎恭慎，一闻国政，即肆奸欺……内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识廉耻，多与交结……有方正不阿者，即以为不肖，而朝夕谗谤之……恩出于内侍，怨归于朝廷，此所以不可许其交结也。”《明史》卷一八○《王徽傳》，第4768页。成化二十一年（1485），吏科给事中上疏：“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
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七《职官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7页。当时，汪直大权独揽，以万安等为首的内阁却一味“蒙耻固位”，被民谣讽刺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第4528页。反映了民众对宦官专权和廷臣无能的愤懑。
至明后期，在皇权日衰、政局日乱之际，舆论的“话语力量”日益凸显，这在大礼议、争国本等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嘉靖年间，世宗不顾礼制，大兴议礼，问罪臣僚，其中在“左顺门”事件中，“下诏狱拷讯”一百多人，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明世宗实录》卷四一，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条，第1050页。议礼以来，舆论纷攘，士人秉持君道，维护正统，虽然世宗以大狱血案暂时压制了反对言论，但议礼之事纷争不息，世宗被迫命“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明）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二八《世宗肃皇帝》，《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313页。万历十四年（1586），首辅申时行请立太子，国本事件拉开帷幕。（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第1061页。之后，给事中姜应麟、御史孙维城、礼部侍郎沈鲤等进言建储，皆被神宗以“揣测圣意”为由驳回。万历二十年（1592），给事李献可、叶初春及御史钱一本、邹德泳等因建储之事受到处分。次年，辅臣王家屏等联名上书，以为不建储，难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第1063页。万历十五年（1587）至万历十六年（1588），御史何倬、王慎德、陈登云等又奏建储，均未得到神宗回应。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迫于舆论压力，神宗不得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明史》卷二一《神宗本纪二》，第282页。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常洵离京就任藩王，国本事件才告终。
总之，明代官民舆论关注的话题大多在于皇帝作为、宦官擅权、大臣弄权等朝政要事，而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嘉靖议礼、朋党之争、矿监税使等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则直接激发了舆论热潮。在某些时候，朝廷忽视舆论甚至会产生极端的结果。如正统间，英宗拒听劝谏，执意亲征，结果导致土木之难。成化间，宪宗忽视民情，漠视民怨，结果导致流民之乱。万历间，神宗不顾谏言，滥派矿监，放纵税使，结果引发市民之变。凡此表明：舆论是统治者施政的指向标，反映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群众的利益需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舆论不可以被忽视，更不可以被压制。
三、舆论政策：既利用又控制的“双重”选择
舆论一旦生成，便会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并因官方参与而形成国家施政的舆论资源。理想的舆论状态是官民意见一致，舆论生态和谐，但很多时候，官民之间缘于某些利益分歧，其意见或态度时常处于一种对立、对撞乃至对抗状态。正因如此，明廷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缓和官民舆论危机，推行了既利用舆论，又控制舆论的双重舆论政策。
（一）利用舆论
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也是官方决策的重要依据。明代统治者重视利用舆论，并通过诏民献言、鼓励舆论、收集舆情等方式，确保言路畅通和风宪活跃，如此朝政弊病才能够及时被纠正，民情吏治才能够及时被反映，“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第20页。洪武时，明太祖规定：“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洪武十八年二月甲辰条，第2594页。
“言有善者则奖而行之，风闻不实亦不加罪”。（明）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7册，第144页。成祖改元，即遣御史分巡天下，洞察舆情，了解民意。永乐十年（1412）春，成祖命“入觐官千五百余人各陈民瘼，不言者罪之”，《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第90页。以强制手段保证地方舆情、民众意愿能闻达朝堂，传布诸司。仁宗认为御史乃朝廷耳目，关系“政事得失，军民利病”，（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34-535页。须辨明是非，区分利弊，呈请民意，以备圣断。为此，仁宗曾因群臣寡谏、言路沉闷而敕曰：“卿等皆受国家股肱心膂之寄，无以直言而虑后谴，君臣同体，相与至诚，必有嘉谋嘉猷，辅朕不逮。”（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第142页。宣德三年（1428），宣宗敕曰：“凡官民建言章疏，尚书、都御史、给事中会议以闻，勿讳。”《明史》卷九《宣宗本纪》，第119页。即使在成化时，虽然言官“多以直言得罪”，但宪宗也能接受给事中童轩的建议，“凡有上书敷陈治道者，果于圣意有合，乞厚加赏赍；
其或乖谬有渎上听，亦必曲加宽贷”。《明宪宗实录》卷二，天顺八年二月丙申条，第43页。明初以来，天灾频仍，皇帝常下诏求言，以示警醒。如建文元年（1399），京师地震，明廷“求直言”。（明）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7册，第192-193页。景泰四年（1453）春，各地灾伤迭见，景帝接受王竑上言，“近亲儒臣，讲道论德，进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明史》卷一七七《王竑传》，第4707页。弘治十年（1497）五月，京师风霾，各省地震。孝宗召求直言，刑部主事郑岳以言下狱，户部侍郎许进疏救得赦。（明）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二五《孝宗敬皇帝》，《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34册，第282页。
明代统治者重视借助舆论宣扬执政理念，丰富决策依据，洞察社会舆情，凝聚臣民意愿。《大诰》规定：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均可对地方官员测评，“列姓名具状”递送朝廷，也可诣阙面奏，并根据民众评议黜陟官员，尤其对那些坐赃害民的地方官员，准许民众“连名赴京状奏”，（明）朱元璋：《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62册，第254页。
“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三《重惩贪吏》，第764页。且各级官员不得阻拦。同时，明廷还建立了舆论反馈和收集通道，以便随时洞察民意民怨，了解社会动态。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出巡查政，搜集舆情，调整国策。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成祖“欲知民隐”，遂命吏部尚书蹇义等：“凡郡县考满至京……令各言所治郡县事。”（明）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一三《成祖文皇帝》，《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34册，第162页。
耆耄之士，“所履必精，所见必明，所言必公”，（明）郑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四《送臧居简归鄞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26册，第42页。故出巡官员时常借助召问里老保甲等方式知悉民情，上报朝廷。正统五年（1440）三月，大学士杨士奇等因四方雨泽不足，乞令三法司“亲诣州县，召里老亲邻审问实情，具奏处置，不令有冤”。（明）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3册，第730页。天顺二年（1458），副都御史崔恭和巡抚苏松，“进郡县耆老，令尽言民利病，以通下情”。（明）邓元锡：《皇明书》卷二一《名臣上》，《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16册，第127页。成化间，奸佞李孜省、梁芳等表里为奸，干乱政事。天顺二十一年（1485），星变求言，言官极论传奉之弊，批评李、梁奸事。宪宗大悟，贬李孜省及传奉官五百余人。《明史》卷三○七《李孜省传》，第7882页。弘治六年（1493）四月，孝宗晓谕群臣：“自去冬无雪，至于是月不雨……田苗枯槁，民庶惊惶，朕甚忧惧”，要求群臣“凡军民利病，时政得失，有可以兴革者……仍条奏来。”《明孝宗实录》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辛酉条，第1401页。为响应孝宗诏令，群臣纷纷疏言，纵论人臣贤否、政事得失和民情休戚。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舆论诉求，解决民众夙愿。如通过设登闻鼓等方式收集民情，“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官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明）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一七八《刑部二十·伸冤》，《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92册，第164页。又如，按照民众集体乞请，留任清官廉吏；
而那些受到舆论质疑和民情嫌弃的官员，则会被迁调、替换或罢免。如正统间，藁城知县难堪任用，办事不力，民众呼吁前任知县徐荣将其代替，“耆民百余人奏保榮廉勤有为，民吏悦服，新任知县昏耄不任事，乞令荣还任以惠一邑”。《明英宗实录》卷一四四，正统十一年八月辛酉条，第2846页。乞留制度的实施，对于抚慰民意、纾缓民困、澄清吏治颇具意义。展龙：《乞留：明代舆论的清官期盼与官员调留》，《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27页。凡此，明代官方利用舆论，就是借助舆论的集体立场和共同意见维护专制统治，构建舆论权威，这为臣民直接对话朝廷提供了机会，促进了舆论生态的向前发展，可谓适舆论以顺民心，造舆论以顺时事。
（二）控制舆论
明廷控制舆论，主要是控制舆论信息的发布源头和扩散途径，以控制臣民的思想、言论及行为，尽可能地消弭舆论的负面效应，所谓“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一七《说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0页。
明代言官体制造就了官员直言敢谏、俯不折首、横不畏死的凛然风骨和处世情怀。但与此同时，高压式统治策略又极大遏制了舆论的“自由”空间。明初，皇帝常下诏求言，但因言获罪者亦多。洪武九年（1376）九月，太祖下诏求言，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应诏陈言“裁抑诸王”，（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四九《宗藩七议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597册第921页。太祖以离析骨肉的罪名处死叶氏，违背了“诏天下人陈天下事”的承诺。这表明明廷所谓“言而无罪”是有条件的，即不能违背统治者的意愿。吏科给事中王朴因谏忤旨，遭到罢免。后启为御史，太祖问他“汝其改乎”，王朴却说：“臣今日愿速死耳。”太祖怒，命行刑。《明史》卷一三九《王朴传》，第3999页。洪熙元年（1425）五月，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书言事，激怒仁宗，被武士以金瓜击之，“肋骨已断其三，曳出不能言”，下锦衣卫狱。（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九，第535页。嘉靖初，大兴议礼，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疏言：“皇上孝事两宫当如一日……礼数顿殊，关系不小。”世宗怒其岀位妄言，“各逮讯”。（明）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二八《世宗肃皇帝》，《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34册，第316页。此后，世宗漠视朝务，山西监察御史杨爵痛心上疏，指陈“方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之极”，世宗震怒，竟施酷刑。（明）张卤：《皇明嘉隆疏钞》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66册，第298-299页。神宗亲政，独断专行，贪恋财气，怠于朝政，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直言“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条，第4086页。神宗不悦，因申时行进言，雒氏才免于受罚。其间，廷杖等严酷手段是处置言官、打压舆论的重要方式，这无疑摧残了官员的肉体，伤害了官员的心理，更极大挫伤了其直言弊政、指陈时势的勇气和信心。
妖言是民间舆论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神秘性、诱惑性、欺诈性等特点。对于妖言等怪诞邪说，明廷明文禁止：“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明）刘惟谦等撰，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一八《刑律一·造妖书妖言》，第135页。成祖时，“申诽谤之禁”，《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第83页。又规定“军中有妄谈灾异及妖言者斩，知情不首者罪同，知情首告得实者，给与重赏”。《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永乐十二年四月己酉条，第1751页。仁宗时，规定“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九，第530页。而且，明代将妖言排除在大赦之外，同极刑而治，“凡谋逆、强盗、人命、妖言、伪造印信……悉依律”。《明宣宗实录》卷四二，宣德三年闰四月壬寅条，第1037页。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法司上奏：“有军卒造妖言诽谤语，欲诬害所管指挥者，验问是实，于律当斩。”《明宣宗实录》卷六，洪熙元年闰七月甲寅条，第150页。成化八年（1472）二月，宪宗下旨：“今后官吏军民僧道人等，但遇一应妖书，即时烧毁，不许收藏传用惑众”，否则“处以重罪”。（明）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二《刑部类·造妖书妖言》，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237页。明廷虽为禁绝妖言煞费苦心，但妖言依然泛滥不绝，或假以鬼神天命，企图谋逆；
或妄议朝政，誹谤君主，或捏造事实，蛊惑人心。如晚明妖书一案，“妖书”——《续忧危竑议》大肆渲染郑贵妃欲废太子而以福王代之的意图，且涉及当朝大臣，以至掀起舆论风波。彼时，人人自危，朝政大坏，神宗大怒，“急购所为妖书者并其党，立赏格逾军功，于是侦校四出，多所捕逮”，（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一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沈肩吾一贯》，《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42册，第440页。暂时平息了妖书案，但牵连而起的梃击案、红丸案继续危害朝政，余震不断。妖言带有一定的迷惑性，民众缺乏辨识能力，极易受惑，明廷严禁妖言，无疑是整治虚假舆情和净化舆论环境的重要举措。
邸报是明代公报，内容广涉政令计划、边防军情、社会民生、百事杂谈等时事讯息。邸报一经刊出，便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故明廷限制邸报传抄，“故事，章奏非发钞，外人无由闻；
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明史》卷二五三《王应熊传》，第6530-6531页。如万历间，矿监税使横行地方，官员奏劾，百姓号哭，而神宗一概不理，反而对税使不惜加赏，时人“接邸报，见钦赏矿税内使王虎、高淮、杨荣等或蟒衣玉带，或内府骑马，或岁加禄米若干，大骇见闻”。（明）温纯：《温恭毅集》卷六《天变非常不畏可骇圣恩倒施众望益孤恳乞皇上亟推喜庆之恩力修挽回之政以收人心以保泰运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8册第520页。消息通过邸报迅速蔓延，万民切恨，掀起了反抗税使的游行，迫于此，神宗只好撤回部分税使。此外，对邸报所载军事信息，明廷也禁止传抄，“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明）文秉等：《烈皇小识》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如此，一则防止泄露军情，二则以防影响士气，如时人所言：“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大事矣。”（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一《筹边》，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7页。至崇祯时，明朝和后金交战，军事部署因势而定，发刊邸报必会泄露军机，“如事关兵机……各要害知之……何必密也……疑揣转甚，张皇孔多”。（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六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因此，出于稳定时局、管控军情的需要，明廷禁抄邸报。然而，民众已习惯邸报的官报效应，邸报的常规舆论主导作用一旦失效，往往引起猜疑，促生谣言，“久不得京师消息，甚切忧念，闻禁抄邸报，海滨一无所闻，天下气脉通塞”。（明）储巏：《柴墟文集》卷一四《书简·寄乔白岩希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42册，第556页。禁抄邸报虽一时限制了不利舆论的散播，但也造成信息不畅、流言四起的负面效应。
若惩处直言、禁止妖言等压制舆论的举措，是明廷控制舆论的有为之为；
那么漠视舆论，留中奏疏便是明显的无为之为。“留中”是指皇帝将奏疏留在内廷，不作批示，这无疑是对群臣言论的一种漠视。明中期，留中奏疏已经出现，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工科都给事中卢瑀，湖广长沙府通判、刑科给事中秦昇等俱以灾异言事，“吏部承密谕拟奏”，因张吉“尤剀直，留中不出”。《明宪宗实录》卷二六六，成化二十一年五月戊午条，第4502页。弘治十年（1497）十二月，礼部郎中王云凤上疏言事，“词甚激切”，留中不发。《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二，弘治十年十二月己丑条，第2338页。正德九年（1514）九月，武宗“狎虎被伤”，多日未朝，编修王思认为“臣事君犹子事父，父有疾，子不可不问安，有过不可不谏”，于是上书待命，武宗留中不下，降远方杂职。《明武宗实录》卷一一六，正德九年九月庚午条，第2348页。武宗留中引起朝臣不满，御史王度等进言：“伏望时出御门，以受朝参，仍将去冬及今春留中未出章奏，一一批答，以示维新之政。”《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丁酉条，第3314页。此后，世宗、神宗等长期怠政，漠视舆情，致使关涉王朝兴衰的重大国事被延误搁置，未能得到及时解决。仅以《明实录》所载，世宗留中四十余次，神宗留中更是多达三百余次。留中奏疏多是朝野官员的舆情汇报，也是朝廷洞察民情、处理朝政的重要参考，但最高统治者不以为然，漠然视之，以致危机频仍，民事凋敝，国祚衰微，王朝覆没，诚所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卷二一《神宗本纪·赞》，第295页。
舆论是人们对自身利益需求的一种诉求和表达，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态、社会现象、人物行为的看法、意见和态度。因此，正确掌握舆论的生成和发展规律，并予以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和深切关注，不仅契合于民心民意，更有利于舆论融合。反之，若漠视舆情，对舆论诉求三缄其口，不以为然，久而久之，难免滋生问题、激化矛盾、引发混乱。明代的舆论政策虽历经变动，但总体不出利用、控制两策，凡舆论引导社会的能量越大，官方管控也就愈加严密；
同时，官民不但对社会事件发表言论，甚至对君臣之失、朝政之弊也谏言辩驳，其舆论活动尚有一定的权利保障和政策支持，不能说是完全的“舆论专制”。
四、文化场域：“一宗”程朱向多元文化的转变
明代舆论生态的生成发展，既与专制背景下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关系密切，更与极具时代特点的文化政策休戚相关。一方面，官方通过一统思想、大兴文狱、禁止讲学、禁止谚谣等文化专制政策，尽可能地将舆论空间限制在国家权力的框架内，以免“言多有失”，造成不可管控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晚明国家权力不断“异化”商传：《晚明国家权力异化的历史思考》，《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第94-100页。的境域下，明初那种“一律性”的文化导向、文化政策渐趋多元，官民舆论空前活跃，其应有的正负能量也随之凸显，充分印证了舆论是“社会皮肤”＼[德＼]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著，董路译：《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的重要论断。
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治国圣典，成为官方哲学。肇建之初，即 “一宗朱氏之学”，“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清）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5册，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136页。
“不遵者以违制论”。《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第1686页。与此同时，凡未能通达理学、切合程朱、违背正统而别有端绪的，即为“异端”。对此类有悖于官方正统思想的“异端”言论及其舆论行为，明廷皆予以禁止，甚至赋予监察官员纠劾“学术不正”《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第1768页。的权力。明太祖倡导研习儒家经典，但其中若有輕君之语，则大加删减，如《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太祖便命人删节，是为《孟子节文》。不仅如此，太祖还御制《大诰》，颁行天下，令学校严加遵循，并列为必读书目，科考题目也须从中选取。洪武时还推出一系列颇具“格式化”的政治举措和文化政策，如规定表笺须统一行文格式，“凡表笺，洪武间令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读”。（明）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七五《表笺仪式》，《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90册，第380页。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始以八股取士，行文须以理学为据，代圣立言；
并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儒学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明）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儒学》，《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90册，第412页。
永乐时，承太祖遗风，进一步统一思想。一方面，奉程朱为圭臬，汇辑经传，编纂“大全”，诏颁天下，以“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第1874页。永乐二年（1404）七月，饶州鄱阳县儒士朱季友，诣阙献书，内容“专毁濂洛关闽之说”。（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四，第409页。成祖看后，斥其为“儒之贼也”，（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四，第410页。并命销毁其书，遣还饶州，处以杖责，并将其家藏书统统烧毁。“读书种子”方孝孺，靖难之后惨遭灭族，其所著诗文也遭到禁毁，“敢有收藏者，照依奸恶罪之”。（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四，第419页。当时，庶吉士章朴私藏方氏诗文，序班杨善密奏成祖，章朴被戮于市。另一方面，举全国之力编修《永乐大典》，旨在粉饰太平，寓禁于修，消弭异论，也使众多士人用心史事，无暇顾及世道时弊。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不仅统一了思想取向，整合了文化导向，“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明）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28册，第627页。而且将理学与科举完全重合起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议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2册第44页。凡此，明廷通过一系列修辑文史、会合道统的文化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思想、笼络士人、控制舆论的目的，可谓“四海内外，翕然同风”。（明）胡广等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卷首《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处此情势，士大夫逐渐丧失了文化创新的勇气和激情，集体陷入思维僵化、观念保守、言论矜持的境地。
至明中期，理学仍为官学，“正学莫如朱熹”，明廷一再重申：“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条，第569页。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格局的变动，社会矛盾的激化，时人难以从体制上寻到改变现状、维护统治的良策，只能从理学中寻找出路，于是心学蔚然而兴。尽管当时官方将其视为“异学”，《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条，第569页。定为“伪学”，甚至不惜“毁天下书院”，“不许聚集游食”，《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条，第1752页。以抑制心学的传衍，维护理学的正宗。但是，以王艮、何心隐、颜山农、李贽等为代表的王学后进，毅然不顾利害，结社讲学，“荡轶名教”“非圣无法”，掀起了人文主义狂潮。一方面，他们追求人性解放，鼓吹人心私欲，认为：“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明）王艮：《王心斋全集》卷二《诗文杂著·乐学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另一方面，他们追求人格独立，宣扬离经叛道，认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清）唐甄撰，注释组注：《潜书注》下篇下《室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页。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李贽等“异端”学者更是在强调私欲之时，毅然拉开“堂堂之阵”，高举“正正之旗”，以无畏之精神、非凡之勇气与专制抗争，同理学论战，大胆提出一系列“启蒙”观点，将心学所提倡的人文观念、主体精神和独立人格推入新境，推向极致，构成了晚明舆论热情空前高涨，舆论生态更趋活跃的思想基础。
晚明是一个新旧杂陈，多元并举的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这一时期，人文主义与专制政治的松动是一种互动关系，而且更多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动向。商传：《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18页。在此过程中，阳明心学表现出一种反专制、反传统的激昂姿态，恰恰契合于士人群体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心态，它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对于开启民智、转变士风、推扬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此，士林学界充斥着一种僭越之风、批判之气和变革之势，士人议论朝政，贬斥时弊，张扬个性，表现出浓郁的革新意识和批判精神。凡此，皆成为晚明舆论空前活跃的文化背景、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其中，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在反思晚明时弊之时，进一步提出诸多超越传统观念、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论说。一方面，强调“君民共治”的超越性观点，要求对君权加强舆论监督和权力制约；
另一方面，提出“工商皆本”的革命性论断，为当时“文士无不重财”，（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士润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页。
“士大夫工商不可谓不众”（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史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8页。的发展局面提供了现实依据，营造了富有新意、极具活力的舆论环境。与此同时，明初泛滥的文祸余孽再次萌生，当政者经常利用文字忌讳大兴冤狱，打压士人，封堵言路。如熹宗时，魏忠贤把持朝政，“给事中陈良训疏讥权奄，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语，命下诏狱，穷治主使。叶向高以去就争，乃夺俸而止”。《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第6237页。明廷通过“文祸”摧折异己、消弭异端，造成了士民噤声的极端局面，降低了公众舆论的活跃程度。文字之祸是一种荒诞、极端的文化政策，延明而续清，持续数百年，造成的舆论高压、文明滞缓甚至波及近代社会。
明前期，讲学已兴，“讲学之风，亦始宣德时”。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0页。讲学活动吸引了文人意趣，促进了文化昌荣，许多社会问题和舆论热点经过讲学评议，常会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为此，明廷长期控制民间讲学，甚至大肆禁毁书院，致使舆论环境屡遭破坏。中期以降，书院林立，讲学日兴，宣扬良知之学，以期修正程朱，反动空疏，“隆万此时，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清）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一《高顾两公语录大旨》，《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98册，第446页。当时，政治问题迭生，社会问题频出，结社议政之风愈烈，给明廷造成很大压力。在此情况下，万历七年（1579），明廷毁天下书院，“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六《学校下·书院》，第417页。霎时，讲学活动即被遏制，评议朝政之风大为改观。然张居正去世后，接踵而至的“倒张运动”，扰乱了朝纲政局，书院讲学再度兴起，禁讲举措愈加严厉。如首善书院，虽然宣示“不议朝政，唯明学问”，但风气如此，党争如故，故书院开讲年余，即遭禁毁，被迫停讲，“弃先师木主于路左，壁有记为叶公向高文，董公其昌书，并碎焉”。（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书院》，第32页。之后，魏忠贤掌政，面对言官和士人的围攻奏疏，魏党党同伐异，欲灭东林，掀起又一次“禁讲”运动。天启五年（1625），御史张讷奏毁天下讲坛，得旨：“都城书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著折毁，暨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明熹宗实录》卷六二，天启五年八月壬午条，第2911页。随之，以巡按御史曹谷之奏，毁江西南昌等府书院；
《明熹宗实录》卷七七，天启六年十月己未条，第3728页。不仅如此，“凡有倡建书院，不论省直州县，立时改毁”。《明熹宗实录》卷五八，天启五年四月己亥条，第2705页。此后，虽偶有结社讲学活动，但再无以前盛况。
五、思想根源：忠君观念、公义道德和独立精神
儒家以礼仪规范维系王权运作，以圣贤教化规范伦理秩序，事君以忠是儒士文人孜孜践行的基本准则，“君为臣纲”“君明臣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三○《襄公九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73页。是最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儒家认为，“忠”不仅是忠于君，也要忠于道，忠于君即是忠于道。然而当君主昏聩，奸臣擅权时，臣子便以“道”规劝君上，甚至以死为谏，“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9页。直言即是明道，直言即是忠君。
明太祖曾言：“古昔圣贤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明）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7册，第141页。并命吴沉选取经典中忠君、孝亲、敬天之语，编为《精诚录》。明初鸿儒方孝孺坚持一臣不事二主，慨然就死，并作绝命之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第4019页。在他看来，朱棣夺位是违逆之事，是不忠之举，宁愿以身殉国，也不同流合污，忠君既是忠于建文，也是忠于道义。孔子曾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7页。明中后期，直谏成为官场风尚，廷杖成为直臣荣光，“奉公则忘其家，直谏则忘其身”。（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一九《救徐验封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68册，第584页。这种违反常理的现象，赋予忠君思想更为广泛的内涵，更多表现为“从道不从君”，“人臣之道，必秉公为国，不顾其私，乃谓之忠”；
《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癸酉条，第45页。君主难免过失，劝谏是忠臣职守，“臣言已行，臣死何憾”。《明史》卷二○九《曾翀传》，第5523页。明中后期，政治秩序紊乱，皇帝德行缺失，这成为官员直言极谏的理由和契机。天启时，阉党祸乱，臣民激愤，熹宗退处深宫，沉迷木工。天启三年（1623）六月，杨涟弹劾魏忠贤，直言群小“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
《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第6328页。皇帝亲佞臣，远贤人，“必欲清君侧而后皇上安，则后天下安耳”。（明）黄尊素：《黄忠端公文集》卷一《劾奏逆阉魏忠贤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185册，第35页。
“忠臣诚不爱其身，以报国”，（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五《六科》，第396页。时人认为天下是否太平，政治是否清明，都系于正人君子之言，“若凡事料其不可与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虽否塞，全赖正人君子之言”。（清）高嵀等：《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21册，第60页。儒学浸染的士人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忧患意识，故每逢主昏臣谬时，就会出现群臣抗愤、士人纵议的舆论境况。
在古代社会，士人是社会的精英，也是舆论的主体。解放士人的思想，不仅能够改变万马齐喑的文化局面，还能彰显士人的主体价值。阳明心学的兴起，便是对儒学的继承和突破，其既注重人的个体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
（明）冯从吾：《少墟集》卷二《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3册第38页。又关心百姓日常生活，“理”即民生日用，而非苦思冥想的空泛理论。王阳明主张追求本心，并非单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是学出于己，独立思考，以期打破程朱一统天下的局面。至明末，“启蒙”士人进一步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提倡适当的人欲，“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
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明）陈确：《陈确集·别集》卷五《无欲作圣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1页。他们出自程朱，又超越程朱，反对存天理灭人欲，批判理學对人欲的压抑，认为“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明）王廷相著，王孝鱼校：《王廷相集》卷二八《与彭宪长论学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10页。希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广大士人才对社会现实有了异样态度。一方面，独立的人格精神让朝野百官敢于匡正君过，矫正君失；
另一方面， 忠君观念又将士人的舆论批评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二者的结合规定了士人只能采取劝谏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发起舆论见解，影响君主决策。“为臣者不忧其国之危，虽有皎白之操，不得为忠”，（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一九《请朝讲疏》，《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68册，第570页。忠于君，君臣有道，忠于道，济世救民，这种忧患意识、经世情怀成为明代舆论发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较之明初，晚明的舆论场域复杂且开放。在官场，正人君子秉承道义，“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清）吴伟业：《梅村集》卷二六《冒辟疆五十寿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2册第271页。如王家屏，“性忠谠，好直谏”，屡怒神宗而不止。《明史》卷二一七《王家屏传》，第5729页。沈鲤，遇事秉正不挠，神宗嫌其“方鲠”。《明史》卷二一七《沈鲤传》，第5737页。在民间，有识之士心系天下，奔走呼唤，如复社张溥主张“以国事付公论”，认为要想使“公论明”，须有人“谏政”，否则“直道难闻于世”。（明）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馆课》卷一《拟简铨衡择中枢惜人才求直言疏》，《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87册，第535页。这种观点充分显示了“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感和清议的社会力量。同时，舆论传播使得民众对朝廷的认知更加清晰，反对矿税监使、反对逮捕周顺昌而引发的民变以及“民抄董宦”之变，都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明史》卷三○五《陈矩传》，第7814页。同样，东林党倡导的“公论”“共治”思想，成为晚明启蒙思潮的先导，也引起了明廷的关注，首辅赵志皋言：“今天下之治与乱，不在于他，而在于人心之险躁浮薄，敢于议论而无忌惮。又有一等倾危之士，弄雌黄之口，乱是非之真，鼓唇摇舌而莫测其端，捕影捉风而莫知其自。以致一人倡之，众人从而和之，无者捏而为有，假者模而为真，沿习成风，恬不为怪，而是非淆矣。”《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700页。在他看来，当时明廷面临的政治挑战就是“人心叵测，议论横生，摇惑其言，倒持国是”。《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条，第700页。
在古代社会，舆论领袖在舆论生成、流播过程中具有“榜样的力量”。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每逢社会出现重大问题，发生重要事件，舆论领袖便秉持道德大义，趁势而起，大批士民顺势呼应，最终引发舆论风波，掀起舆论高潮。明中后期，文人结社如春潮怒上，勃然四起。如万历间，江西永丰人梁汝元（即何心隐），“以讲学自名，纠聚徒众，讥切时政”。（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八《大侠遁免》，第480页。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心系天下，讽议时政，裁量人物，谏诤于朝，掀起了晚明舆论的高峰。在其感召下，东林成员汪应蛟、张问达、王元翰、萧近高、朱吾弼、温纯、金士衡、张养蒙等奔走相劝，抨击时政，力挽时局，“中外争矿税者无虑百十疏”；
《明史》卷二三七《包见捷传》，第6170页。李三才更是不惜性命，多次上书，劝谏神宗罢停矿税，诏罢各役，并审视时局，改辕易辙，“倘皇上犹谓廷言不实，乞先斩目而后亲临朝宁，果否万民有水火之害，是否宗社有危亡之忧，各处地方曾否有杀人掘坟之事，卖儿鬻女之择”；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万历二十八年七月癸丑条，第6536-6537页。周顺昌批评税监是“狼心虎口，肆毒无已”，以致小民沦为“网中之鱼”。（明）周顺昌：《忠介烬余集》卷一《申详税监变异缘由附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5册第415-416页。东林书奏纷呈不绝，神宗束之高阁，留中不发，引发舆论的关注和批评。在此过程中，东林党人凭借良好的社会声望和救世情怀，充当了朝野舆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深山穷谷，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清）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第152页。
“其名行声气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三案》，第801页。东林之后，复社又起，兴复古学，以文会友，务为有用，并于崇祯十一年（1638）借“公揭”逐斥阉党余孽阮大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是揭之功，不为不巨”。（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内编》卷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当然，舆论领袖的“名行声气”欲要产生一定效应，就须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并以此赢得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互动，唯其如此，舆论领袖的主体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当然，舆论合力的形成既需要舆论领袖的引导和传布，也仰赖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推助。凡逢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民情汹汹，民变纷纷，“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清）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第699页。在万历以降发生的一系列民变中，以手工业者、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及底层民众扮演了舆论动员的主体角色，他们的舆论活动除了基于时势的自觉参与外，更多是迫于官府豪强的盘剥、欺诈而被迫发起的舆论抗争。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临清民变首领王朝佐就是一个小商贩；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民变首领葛贤是织工；
天启六年（1626）苏州民变的参加者也多是工商业者。天启间，阉党逮捕“六君子”“七君子”时，民愤沸腾，发起攻击，领导者也是颜佩韦、马杰、沈扬、周文元等市民阶层，其英烈气概备受时人赞誉，张溥《五人墓记》云：“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明）张溥：《五人墓记》，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5页。晚明市民阶层的舆论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追求自我价值，彰显自我意识的精神诉求，是晚明社会转型的重要标识。不仅如此，晚明参与民变的还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群体——生员，他们是最富激情、最具力量的舆论动员者和参与者。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武昌反对税使陈奉时，当地生员齐赴抚按衙门控诉税使，群情激愤，蜂拥而至，后经抚按“曲为解谕，众势稍缓”。（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第696页。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民抄董宦”之事，也是生员舆论鼓动的结果，他们“传札而起，三月十四日鸣于府，十五日鸣于庠”，佚名：《民抄董宦事实》，上海书店1982 年版，第228页。要求惩治奸恶，并暗中传播檄札，鼓动民众，很多士民纷纷加入，追从生员反对苛政暴敛，控诉税使恶行。
晚明舆论深刻影响着政治秩序和社会思潮，并反作用于时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其波及范围之广，社会影响之大，成为观照晚明时势的一面镜子。一方面，舆论激发了世人的政治情懷和独立意识，引发了空前活跃的革新、致用和批判思潮；
另一方面，伴随党争而来的舆论风波也在离隙君臣，扰乱朝政，异化人心，对晚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声气既广，标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徒争相趋附，均自目为清流。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小心斋札记》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6页。
结 语
舆论源自现实，也作用于现实，正是舆论的道德规范功能、思想整合功能、社会批判功能和政治监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舆论的“镜子”价值和“皮肤”效应。梁启超所谓“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卷二《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林语堂所谓“中国新闻史就是公众舆论和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2页。皆肯定了舆论的话语力量。纵观无数历史事实，舆论的自觉性、集体性、公共性话题及其产生的时代效应，始终是当权者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某些历史时期，舆论甚至影响时代的主流意识和集体话语，不仅提供了决策参考，矫正了政治纰漏，整合了国家意识，而且催生了历史变革，预测了社会动向，引领了时代潮流，甚而引发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运动。明代舆论通过官民的公共诉求和集体意愿，或径陈民意，形成君民舆情互动的生动态势；
或纠正君失，传达捍卫道统的士人精神；
或监督吏治，构建纲纪整肃、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
或察知危机，预测社会时势的可能走向。舆论不会决定政治，但定会影响政治。明代舆论或以温和的方式，或以激昂的方式，或以个人的力量，或以集体名义，感知、考量着社会现实，探寻、抨击着社会问题，化解、矫正着社会矛盾。可以说，明代舆论已成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有效机制，也成为明廷解决时代问题的主要依据，“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付外廷之公论”。《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九，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条，第4100页。当然，各种负面性、无序性舆论也会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社会问题的恶化，如东林清议，旨在推扬公论，扶危理乱，但也有人依附东林，混迹清流，扰乱言论，“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清）黄宗羲：《汰存录一》，《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29页。故后人批评东林党：“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小心斋札记》提要，第816页。总之，舆论生态是国运盛衰的真实具象，如同一面清晰的多棱镜，检视着明代社会政治的不同侧面，并对政治、社会、文化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明代舆论之所以呈现出逐渐高涨的演进态势，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实社会的驱动和政治环境的催发，而舆论浪潮的循环往复，既反映了明代民众话语力量的日趋强化和“民主”意识的日渐勃兴，也折射出明代舆论生态的总体趋向和政风世俗的演进轨辙。
责任编辑：孙久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的灾害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20&ZD2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社会舆论与政治秩序研究”（11CZS017）；
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文语义学交叉学科培育计划”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概念史研究的知识论阈与理论建构”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展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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