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招弟
摘 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诗经》中的饮食描写，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为我们认识两周时期的农作物、动植物，了解当时的烹调技艺、农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等提供了窗口。透过饮食表象窥探到其中蕴含着的五味调和、和而不同等哲理智慧；
贫富悬殊、尊卑有别等阶层分化；
及万物有灵、草木含情等文化风情之美。
关键词：《诗经》饮食描写；
两周时期；
认知价值；
文化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22；
TS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3）06-00-03
《诗经》中有大量关于描写饮食的诗歌，从食物的种类、饮食器具、调味品、烹饪方式、宴饮场景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真实社会风貌。研读这些诗作，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农业发展、百姓生活水平、多识草木鸟兽之名［1］，还能感受到《诗经》饮食诗作蕴含的涉及经济、政治、伦理、民俗、审美等方面的优秀传统文化。深挖这些文化因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民族发展史，感悟先祖智慧，助力文化寻根，增强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一、《诗经》饮食结构描写
《管子·牧民》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心中有情，首中有思，必先腹中有物”，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把食物列为人的最低需要，可见饮食是一个人维持生命，完成其他工作的基础［3］。《诗经》时代，周人的饮食已经从茹毛饮血走向了文明，食物丰富，制作方式多样，色香味俱佳［4］。
（一）《诗经》中的食物描写
1．采集类食物描写——野果与野菜
原始社会，采集和渔猎是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诗经》中大量的此类诗歌即是明证。采集主要由女子进行，以采集野菜和野果为主。《说文》：“菜，草之可食者。”可见菜的本义就是可以吃的草，野菜多生长在山间和水边，生长在山间的野菜有蕨、薇、杞等。《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描写的是一个戍边的士兵采摘野菜充饥的故事。“薇”即野豌豆苗，可食用，也反映出了戍边战士食不果腹的艰辛。《诗经》还描述了许多生长在水边或水底的野菜，如荇菜、藻、蒲等。《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荇菜是一种水生植物，圆叶、细茎，可食用。《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陆玑曰：“蘋，……季春始生，可糁蒸以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藻……挼去腥气，米面糁蒸为茹，嘉美。”从陆机的解释中可知，西周时期人类食用野菜的方法已经有蒸、腌等了。
2．种植类食物描写
第一，粮食类食物。西周尚农，农耕技术精进，粮食种植获得了长足发展。麥、黍、稷、稻、梁、菽、粟都已经广泛种植。百姓的餐桌日益丰富。《鄘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毛传：“麦芃芃然方盛长。”小麦为精粮，在周代主要供贵族食用［5］。小麦种植成功，极大提升了周人的饮食水平。《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黍”，俗称黄米、粗粮，由于种植易产量高而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底层百姓的主食。“稷”，百谷之长，后又演变为百谷之神，与土地神“社”连用，表示国家政权。
第二，瓜果蔬菜。西周时期瓜果蔬菜也开始广泛地被人们在园圃中种植。《魏风·园有桃》云：“园有桃，其实之殽……园有棘，其实之食”。“殽”指吃。“棘”是酸枣树，结酸枣，可充饥。《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指葫芦，“郁”指李子，“薁”是野葡萄。《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疆埸”指田埂。另有考古发现，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晚期居址中有30余枚桃仁和郁李仁［６］。
3．肉类食物——水产、飞禽、家畜及走兽
鱼是《诗经》时代人们的主要肉食，人类最早沿水而居，水底生长的鱼自然成了他们猎取的对象。不仅贵族，普通百姓也经常吃鱼，并且衍生出了丰富的鱼文化。《诗经》中所涉及的鱼有十余种，如鲂、鳣、鲔、鲤、鲿、鲨、鳢、鰋、鲦等，可谓琳琅满目。《郑风·女曰鸡鸣》：“将翱将翔，弋凫与雁。”诗歌描写的是丈夫打算出门射野鸭与大雁，交给妻子做美味佳肴，夫妻共同享用的家庭生活场景。《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既有肥牡，以速诸舅”。“羜”和“牡”均指小羊，诗意是说要用鲜美的羊肉来宴请诸位伯叔和舅舅。《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分别是说将带毛的兔子用泥包起来在火上煨熟（炮），将兔肉放在火上烤熟（燔）以及把兔肉切成细丝穿起来架在火上熏熟（炙）。从这些描写中可见周人肉食的丰富，制作肉类的方法多样化。
（二）《诗经》中的饮食器具描写
《诗经》中的饮食器包括炊器、食器、饮器等，种类繁多。他们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具有审美性和文化内涵。典型代表是作为礼器使用的青铜器。西周时期，周礼嚴明，青铜礼器往往彰显着主人的尊卑贵贱。比如“鼎”最早作为炊具和食器，用来做饭或盛饭，如贵族“列鼎而食”，后来用于祭祀，再后来演变成了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鼎中原即是明证。《周颂·丝衣》：“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鼐鼎及鼒，兕觥其觩。”诗歌描绘的是祭祀神尸的场景，用大鼎小鼎装满牛肉羊肉，用犀牛角做的酒杯装满美酒，请神尸享用。鼐、鼎、鼒等数量众多、形制不一的鼎，表明了主人的贵族身份。《豳风·七月》：“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描绘的是奴隶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参加奴隶主的宴饮时的场景，他们手持犀牛角杯，开怀畅饮，祝愿主人万寿无疆。反映了一个特色明显的奴隶制生活场景。
二、《诗经》饮食描写的认知价值
《诗经》中琳琅满目的饮食描写反映了两周时期农作物和动植物的基本概况、周人重农的思想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具有较高的认知价值。
（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认为学《诗经》不仅可以懂得事父事君的义理，还可以开阔眼界，多识草木鸟兽。对今人而言，《诗经》饮食描写中出现的大量野菜野果野鸟野兽家禽家畜等，无不具有重要的植物学、动物学意义，对我们研究物种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以农为本，尊重自然
周人以农业立国，周人始祖带领部族在荒芜的周原上辛勤耕作，用勤劳与汗水换来了黍稷稻粱等优质粮食，供养了周人的生命，使部族不断繁荣强大，最终建立了周王朝。故周人重农，且在长期的耕种实践中形成了勤劳踏实务本实干等可贵的精神品质。《大雅·生民》一诗即反映了这种情形，“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先民以热情的笔墨赞扬了他们的始祖后稷带领大家种植大豆、稻谷、小米、麻、麦以及各种瓜果蔬菜，使整个周原物产丰饶，生机勃勃，百姓安居乐业。在长期的农事生产及采集渔猎活动中，周人摸索出了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等经验，并延及至社会生活领域。
（三）贫富悬殊尊卑有别的阶级分化
两周时期，底层劳动人民虽然终日辛劳，但仍然时时忍受饥饿，因为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是需要提供给贵族以供他们奢侈挥霍的，描写食物的诗最能体现这一点。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抒情主人公以激愤的话语怒斥统治者就像贪得无厌的肥老鼠一样，不断压榨百姓的劳作，而毫不顾惜他们的生死。与物质分化相连接的就是政治身份上的等级分化。这一点以饮食器具“鼎”的使用上表现最为非常鲜明，如“一鼎，士一级使用；
三鼎，士一级在特定场合下使用；
五鼎，大夫一级使用；
七鼎，卿大夫一级使用；
九鼎，天子使用。”可以看出即使同为贵族，因地位的高低在吃饭时所使用的鼎的个数也是不同的，更遑论一般老百姓与贵族之间的鸿沟。
三、《诗经》饮食描写的文化审美价值
（一）五味调和，和而不同的智慧之美
“酸甜苦辣咸”五味配置适当，比例融洽，做出鲜美爽口的食物，是中华饮食的一大诀窍。其核心是“和谐以共生，相辅相成。”《诗经》时代，人们就已掌握了这种烹调的技艺。《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和”即指五味和谐，“平”为咸酸适度。诗意是制作五味比恰当，鲜香扑鼻的肉羹来祭祀先祖，以求庇佑。《小雅·宾之初筵》：“酒既和旨，饮酒孔偕。”也表达了酒要让大家都觉得好喝，都觉得不燥不烈，不寡不淡，糅合醇香才可以。同时期的《尚书·说命下》也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表达，即做好羹汤的关键在于盐和梅（调酸）的比例。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周人对五味调和的重视。
周人饮食强调调和，好吃爽口的味道即是调和，味同味偏则难以下咽。“五味调和，和而不同”的饮食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饮食文化兼容并包，吸收外来精华，创新发展等特点。在历史的流变下中华饮食广泛地吸收借鉴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的精粹，源源不断地给自身注入新鲜养分，从而使中华美食稳坐世界顶级美食的宝座，从未陨落！
后来这一极具哲学意味的观念从饮食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际交往，治国理政。前者体现在君臣、夫妻、父子、朋友等的相处之道等中，后者表现为周公制礼作乐。“乐求同，礼别异”，“中庸之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治国之道、君子人格、行为规范无不包含着调和的智慧，这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和”依然是我们文化最为鲜明的标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个大大的“和”字，向全世界昭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宏大气魄与雍容胸襟！而“中华崛起，永不称霸”的郑重承诺使“和”文化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光芒万丈。
（二）万物有灵，草木含情的风情之美
《诗经》的饮食描写不仅色香味俱全，且众多食物超越了其本身的含义，具有了别样的风情，其中尤以饮食中包含的男女爱情最为引人注目。《诗经》中的饮食诗含蓄地展示了原始的重情思维与饮食欲望之间的天然关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这二者都把食物和爱欲并提并重，那么两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诗经》中作为食物的植物动物众多，男女情爱，无论是“桑间濮上”幽期密约，或是采集渔猎之时打情骂俏，抑或情之失意时的踽踽独行，触目所见皆是草木鱼虫，青年男女很自然地就在这些动植物的身上“移情”。
1．鱼——甜蜜爱情及子孙繁盛的化身
鱼是周人主要的肉食之一，《诗经》中描写鱼的诗有24首，占到了总篇目的8%左右。闻一多在其《说鱼》中指出《诗经》中以“鱼”象征“情侣”“配偶”，以“打鱼”“钓鱼”比喻求偶，以“烹鱼”“吃鱼”象征两情欢好。因此，后世多用鱼水深情、比目鱼等来比喻夫妻恩爱，婚姻幸福。此外，鱼由于繁殖能力极强，产籽极多，又极易成活，故又被人们用来寄寓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等祈愿。《周南·汝坟》中的“鲂鱼赪尾”是指鲂鱼的尾巴在春天变成了赤红色，以用来吸引异性的注意，达到求偶与繁殖的目的。诗中女子看到这种鱼尚有情的现象，更加思念自己在外忙于王室公务而未返家的夫婿。由此及彼，触物生情，真实感人。出土于西安半坡，代表6 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有各种双体鱼、人面鱼等图案，极易让人联想到两情相悦，繁衍子孙等情境，更是用实物证实了鱼不仅仅是鲜美的肉食，更是缠绵情爱与子孙繁盛的象征。
2．瓜果苗木——传情达意相思怀远的载体
《诗经》中的瓜果等食物同样具有表达两情依依、别离伤悲的功效。《唐风·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诗意是说一位女子因看到了一棵独自长在路旁的杜梨树，而想起了心中思念的君子，期盼他早点来探望他，自己则会精心准备美酒美食来让他享用。这里杜梨树成了她情感的承载体。
在《大雅·抑》中，互生爱慕之心的少男少女用桃李来作为表情达意的最佳物品，“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在赠送与回报中爱情迅速升温，桃李的甜蜜与爱情的甜蜜相融相合，不分彼此，在某种程度上桃李等同于爱情。如果说投桃报李是等价回馈，那么《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就明显表现出了回赠之物琼琚（美玉）要比受赠之物木瓜有价值得多，姑娘赠给少年木瓜，少年回赠姑娘美玉，并温情缠绵地说“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他不计较物的贵贱，只因是意中人所赠，因而即使只是一个普通的木瓜，少年也觉得无比珍贵，愿用价值不菲的美玉去呵护这份纯真的爱情。
“杜梨寄情”“投桃报李”“木瓜传情”都是以可食用的瓜果作为爱情传输的纽帶，在约定俗成之后，这些食物超出了本身的含义，具有了别样的风情，摇曳多姿，温柔缠绵，含蓄浪漫，延及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诗经》饮食文化不仅映照出了中华美食的丰富美好，也折射出了庄严威仪的制度、调和宽容的智慧、浪漫绰约的风情，凡此种种，都汇聚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M］．丁晏校正．刻本影印．北京：四库全书，1857（咸丰七年）．
［3］徐海荣．中国饮食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吴志健．浅谈烹饪艺术的真善美［J］．中国食品，1990（3）：24—25．
［5］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6］李捷民，华向荣，刘世枢，等．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79（6）：33-43+102．
（责任编辑：张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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